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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04-22 22:01
新《职教法》上线之际,再谈职业教育的未来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在作文里成长(ID:lvshicai8),原标题《<职教法>5月1日施行,职业教育怎么改,民营资本愿意投吗?》,作者:杨昇,头图来自:视觉中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是1996年制定的,时隔26年后,进行了重大修改,于2022年4月20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四次会议修订通过并正式公布,将于2022年5月1日起施行。


《职教法》当然是我国职业教育的最高纲领,但它也仅仅是粗略的纲领性文件,具体如何落实、如何改革等问题,都是细碎的具体的问题,需要我们的教育行政管理部门和作为职教主体的院校共同努力。所以职业教育中一些显而易见的问题,我们不能回避,我们必须公开讨论,并在讨论中寻求解决之道。


关于职业教育和基础教育的问题,我写过一系列文章讨论过,有的三篇文章在全网影响很大,其中2021年8月份发表的《论大破大立之际的教育改革和教育投资》一文,更是如旋风般横扫教育圈,恐怕是论述职业教育影响力最大的文章。


结合我已经发表的几篇文章,本文我再谈谈我对基础教育和职业教育的看法。


教育关系着千家万户的利益和国家的未来,我们必须要多讨论,尤其要让教育一线的老师多发声。请允许我这个教育一线20年的老教师再说说。


本文目录


一、我国基础教育和职业教育顶层设计上几个逻辑矛盾的地方


1、我们对当前“职业教育的本质”认识有偏差


2、“以职业教育为名,行学历教育之实”,矛盾的顶层设计制造了一系列问题


3、当前以“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为方向的职业教育不符合目前的产业现状


4、当前“紧紧围绕职业技能培训”的职业教育不符合职教学生的出身和需求


5、“普职比大体相当”的“初中分流”政策不适合时代发展的要求


二、对基础教育和职业教育改革的政策建议


1、取消初中普职分流,普及普通高中教育


2、高中毕业时普本录取剩下的学生全部接受职业教育


3、实行社会化、开放化的职业教育,用“驾照学考”的模式发展职业教育


4、切实保证《职教法》中对民营等其他资本参与职业教育的权利和利益,实行职业教育市场化


5、职业教育应立足于培养中低端劳动者,应以培养劳动者的“劳动意识和劳动习惯”为主


6、应通过税收来调节制造企业和高收入行业间的收入差距,减小全社会的竞争烈度,鼓励年轻人从事制造业


三、总结


一、我国基础教育和职业教育顶层设计上几个逻辑矛盾的地方


1、我们对当前“职业教育的本质”认识有偏差


当前我们从上到下都认为职业教育是为了培养更多“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能工巧匠和大国工匠”,认为职业教育的学生就是未来产业升级和“智能制造”的中坚力量,是未来我国高端制造业要依靠的主要力量。


对职业教育如此定位我认为不准确,因为我们忽略了一个事实,那就是从过去到现在,甚至未来,我们都是把中考和高考中成绩排名靠后的那部分学生作为职业教育的主体,实际上我国的职业教育长期以来是为初中、高中后的“后进学生”提供的具有“托底”功能的学历教育,本质上是为了“托底”而非为了“职业技能”。


选“职业技能”作为这些后进学生的“教育内容”只是为了照顾他们不爱动脑学不好理论知识的特性。不是职业教育主动选择了这些后进学生,而是国家为了把这些后进学生教育好而选择“职业教育内容”给他们。当然这里面也有国家发展制造业的期待。但无论如何,这么多年了,职业教育并没有为我国制造业做出多大贡献,这是事实。


其实从教育好一代代青年的大局出发,怎么把占青年总数近一半的“后进青年”教育好,是远比提高职业技能更重要的事。也就是说,对青年学生而言,“教育”永远比“培训”重要。教育是对人的春风化雨,教育可以激发活力让后进青年甚至问题少年变成国家的可用之材。但职业技能培训的功能太窄小,尤其对未成年的青少年而言,职业技能培训对他们的性格养成和综合素质提升作用不大。


当前基础教育内卷如此激烈,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没有把这一半“后进青年”的教育搞好,民众无法信任职业教育,只能争抢普通本科教育。所以,我们不能从“职业技能培训”的角度来安排“后进青年”的教育问题,而应该从“后进青年教育”的角度来安排“职业技能培训”。


两者什么区别呢?教育更综合,是对后进青年的成长扶助,是陪伴、帮助、指正他们更有底蕴地成长;而职业技能培训太单一,一切围绕着“职业技能”打转转,在青年的成长扶助方面教学内容很少。


这些年我们把职业教育捧得很高,但是我们忽略了一个基本事实,那就是职教学生因为学历低且综合素质较差,他们在职业选择上没有太多主动权,且大部分人不愿意去工厂从事流水线工作,这就使得职教学生毕业后能从事专业对口工作的比例很低。


如果我们对职教学生的学校教育只是为了培养职业技能,如果职教学生毕业后并不从事与所学专业对口的工作,那么这段职业教育经历对他们的帮助就太小了,换句话说,职业教育落到这些青年身上的实际效果很小。这种教育的无效就是因为对职业教育本质认识不清造成的。


提到职业教育,大部分人首先想到的是美容美发、开挖掘机、烹饪、焊接等真正的硬技能,可是现实中职业院校提供的职业教育大部分都不是这些硬技能,而是市场营销、会计、电子商务、艺术设计、旅游酒店、软件开发、社区服务、外语、物流管理、国际贸易等“软技能”专业。


我们在职业教育的制度设计上一定要把“硬技能专业”和“软技能专业”分开来考虑,硬技能专业的人才培养模式不符合软技能专业的特性,用一个模子来套所有职业教育专业的粗放型管理模式会带来很多问题。


还要强调,人真的是分三六九等的,青春期的青少年之间差别更大,按我国目前的考试选拔制度,文化课成绩不好的学生都来接受职业教育了,可是正如在我文后留言的职教老师说的:没有证据证明文化课学不好的学生就一定能学好职业技能,有些学生就是学啥啥不会,干啥啥不行,而这样的学生在职业教育群体中非常多。


尽管这样说可能政治不正确,但职教学生中的“后进青年”很多,这不可否认。职教学生中的很多人“或不聪明、或不上进、或不自律、或没有执行力”,接受职业教育的学生群体的综合素质普遍不如接受普本教育的学生高,这是不争的事实,关键人才市场是这么认为的,不是谁吹捧吹捧就能改变千千万万用人单位认知的。


有人责怪用人单位学历歧视,认为那些好单位把好工作都给了好大学的毕业生是不对的,可是批评谴责有用吗?你们认为这些单位的老板和HR都是傻子?


所以如何教育好数量以千万计的“后进青年”比如何培养职业技能更重要,因为教给学生的职业技能不一定用得上,但这些后进青年必将长大并生活在这个国家,他们需要一份自食其力的工作,而要有这样一份工作,且还能更换其他工作,仰仗的是他们的基础教育,是综合素质。


我这样说真不是歧视职教学生,其实很多末流的本科院校也很差,学生也不学习,目标迷失,困惑迷茫。其实大学生质量不如以前大家既能理解也有感受,2022年全国大学毕业生已经达到惊人的1076万人了,而2021年全国新生人口数是1062万,按这样的高等教育规模,几年后每个人都上大学也不能把大学填满。


大学教育早就不是什么精英教育了,大学生也早就不是“天之骄子”了,这是一个接近于人人都能上大学的时代。750分的高考总分,2021年已经有省份280分上本科,160分上高职大专了(好像160分上高职的省份不少于3个)。这种现状下,谁敢保证我们的“大学生”中就没有“后进青年”?



要讨论问题,要解决问题,首要就要诚实面对,不能虚伪,不能护短。我始终认为,很多人,就是学习成绩不好,并不见得其他方面不好,所以我们要正视问题,给这些学生更好的更有用的教育。


2、“以职业教育为名,行学历教育之实”,矛盾的顶层设计制造了一系列问题


目前我国职业教育的基本模式是:用3年或者5年的时间,把学生圈在封闭的职业院校里灌输本专业指定的课程。尽管要求“顶岗实习”,可是大部分职业院校,尤其中西部经济不发达省份的职业院校,根本找不到可以顶岗实习的企业,所以职教学生主要接受的是封闭的院校教育,基本模式是:“进入有门槛,学时有期限,教育得脱产,耗满期限攒够学分就能毕业有没有技能没人管。”这不就是妥妥的学历教育吗?


前文说过,其实把职业教育作为“后进青年”的学历教育,对后进青年初中、高中后的教育进行“托底”,让他们有地方读书、成长,而不至于太早地混迹社会,这对他们的成长成才是有好处的。


但是目前的改革加重了职业教育中“职业技能”的成分,同时减少了“学历教育”的成分,可是管理上依然是学历教育那一套,包括老师的评聘和晋升,都是只注重学历几乎不谈技能,每个学校都在吹嘘自己进了多少博士硕士,老师完成了多少论文课题,这就导致职业院校极度缺乏职业技能,学校里没什么职业技能,给学生教什么职业技能呢?一套进行学历教育的班子,按照学历教育的规则,进行着所谓的职业教育,结果就是,逐渐荒废了学历教育,而职业教育却没有成果。


我们企图用学院型的职业教育体系一次性解决后进学生的“学历教育”和“技术技能培养”两个目标,这在逻辑上相矛盾,在实际操作上也不可能。我们必须把“学历教育”和“技术技能培养”两个教育功能分开去实现。


以前把职业教育当学历教育办,即大专就是简配版的本科,文化课的开设参照本科院校,教学工作也参照本科院校,老师们在理论教学方面非常用功,每节课都是讲满的,学生如果不愿意听专业理论课,老师就给学生讲有助于他们认识世界和认识人性的通识内容。


但是现在不一样了,在各种改革之下,极度压缩理论教学,一切以技能实训、实践操作为主,与以前最大的不同就是老师不怎么讲课了,学生不怎么学习了,一个教学软件一个沙盘模型就能倒腾很多节课,老师知道这些东西与实际工作脱节,学生也知道这些东西毕业后根本用不上,但大家都聚焦于此,反复折腾。


三年后学生拿毕业证走人,想干嘛干嘛去了,相当大一部分学生都不会去从事与专业对口的工作,就算专业对口,工作中的具体做法也不是学校教的那个样子。


我们把职业教育办成学历教育还有一个严重的问题,就是国家花巨资投资的职业教育资源没法服务于全社会。一个国家真正的职业教育应该是面向全民的,应该是不限定年龄段的,应该是谁想学手艺谁想充电就能来的,可是现在我们中职高职院校基本上只招收应届毕业生,中年的大叔大妈想学个手艺,根本找不到地方。


而实际上中年人才是最需要技术技能的,因为中年人已经丢掉了幻想,生活所迫也愿意脚踏实地用手艺来吃饭了,可是我们的职业教育却没有解决中年人学技术技能的问题。我们把职业教育办成了学历教育,需要3年脱产学习,没有哪个中年人能丢下一家老小来脱产学习。巨资打造的职业教育资源不能服务于全社会,这对国家对民众都是巨大损失。不管上面的规定如何,反正职教校园里基本上没有中年学生。


3、当前以“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为方向的职业教育不符合目前的产业现状


我国是举世公认的“世界工厂”,我们提供给全球的主要是低附加值的生产生活产品,这些产品的制造工艺并不难。2001年入世之后我们在短期内靠数以亿计文化水平极低的农民工就干出了“世界工厂”的名号,在我们迈向“世界工厂”的过程中,学院型的职业教育的贡献微乎其微。当前我们虽然努力想要产业升级,想做高端智造,但是我国制造业的基本盘还是最基础的生产生活必需品。


目前我国制造业发展最难最痛的点是什么?不是高技能人才的短缺,而是普通劳动者的严重匮乏。普通劳动工人的日益匮乏已经在动摇中国制造业的根基了。这几年大小媒体上关于“招工难”的报道铺天盖地,制造业招工难是不争的事实。如果国家还不能有效解决招工难的问题,再过几年,支撑当前制造业的大龄民工退休后,我国制造业的基本盘有可能崩溃。


所以我国的职业教育应该立足于解决我国制造业的基本难题,立足于解决基础劳动力的短缺问题。也就是说,我国的职业教育不能定位于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能工巧匠和大国工匠”,而应该定位于培养中低端的基础劳动者。


所有青年中,一半上本科院校的,我们说他们是高级人才,要做高精尖工作,要做创意性工作。另一半上职业院校的,我们说他们是“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能工巧匠和大国工匠”。都是牛人,那谁是普通人?作为国家基本盘的普通制造业到底谁来干?


所以,在人才培养的定位上,肯定是有问题了。人才培养是为产业发展服务的,是为国家当前发展现状服务的。当人才的格调高过国家的现状,以致于国家的产业配不上“高端的人才”时,请问这些“高端人才”去哪里就业?所以在人才培养上调子不要唱得太高。调子太高,使职业教育的学生都认为自己是高端人才,不肯去普通制造业,就会造成“普通工作没人干,‘高端人才’没处去”的“双输”局面。


毕竟当前绝大部分新增劳动力都接受了初中高中后教育,像几十年前小学初中没毕业就下工厂打工的青年几乎没有了,这点儿劳动力如何分配,要从大局上考虑清楚。


4、当前“紧紧围绕职业技能培训”的职业教育不符合职教学生的出身和需求


有统计数据证实,职业院校中来自于农村和乡镇的学生比例超过了80%,职业高中和技校、中专学校里农村孩子的比例更高。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姚洋说:我不否认,有些地区的职业教育办得不错,但大多数地方办得都不太好,特别是农村地区。我们往往忘记了一个事实,没上高中的、去读职高的基本都是农村的孩子。我们之前去过一个技校,里面的学生几乎百分之百来自农村,其中三分之一是单亲家庭。


我们讨论中考分流,却忽略了一个事实,中考分流会不会变成阶层固化的工具,而且是从制度上固化了。有人说,职业教育好,但我想说,你先不要提它有多好,这样的教育体制最后如果变成阶层固化的工具,这一点我们就应该警惕和检讨。


我在2015年发表于《光明日报》的文章《农村孩子到底要不要上“烂大学”》一文中说过:农村孩子要想完成“阶层跃升”,最好的跳板是“上大学”。在大学里他们最大的成长不是某项技能的提升或手艺的精进,而是他整个人的眼界、见识和人生观、世界观的提升。有了这份提升,他们的自卑、狭隘就会少一些,自信和雄心壮志就会多一些,想要改变自我,提升自我阶层的冲动就会强一些。毕业后经过五年、十年不懈怠的努力,最终他们中的大多数都会完成自身的“阶层跃升”,也就是在城市有一份相对稳定的工作,可以在城市安居乐业。


所以,对农村孩子而言,教育对他们最重要的功能是提升眼界和思维。这个时代的农村孩子大多是“留守儿童”,学习之所以不好,可能就是父母不在家,无人管束,玩手机打游戏太多了,荒废了自己。但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品质上没有问题,也是诚实正直的少年,主要就是眼界太低,没有想法,对未来没有打算,也就是处于“沉睡”状态。对他们的教育应主要立足于如何“叫醒”他们,激发他们内心向上的生长力。


但当前的职业教育“重技能培训”而“轻人文教育”,越来越没有“叫醒”沉睡中的学生的课程了,不给学生见识、想法和知识,就是用一些将来极有可能用不上的所谓技能训练占满了他们的教学时间,这种教育的结果就是学生没有根本性的成长。


我老家村里上过职高、中专和高职的十多个学生,至今几乎没有一人从事专业对口的工作,而他们在学校的几年“深造”,对他们生存和发展的帮助非常有限,农村孩子“城市化”最应该具备的东西在学校里很少学到。好在,在社会上摸爬滚打了几年后,这些青年各自也还成长得不错。几年职业教育,于他们而言,也就是找了个地方被老师监管着长年龄而已,所谓的专业技能,对他们这一生毫无用处,当然,他们也没有学到什么专业技能。


在这个第三产业占比越来越高的社会,不愿意进工厂的职教学生是服务业的主力军,而服务业本身不需要什么专业技能,只要求员工“城市化”一些,能说会道,机灵会来事,能有些经营的想法。而我们专注于某一狭小职业技能培训的职业教育显然无助于这些农村孩子的“城市化”,所以我说这种职业教育不符合职教学生的出身和需求。


我反复提及农村孩子的“城市化”,那是因为农村孩子必须要进城,他们长大后不会回乡种地去了,这就是现实,没有办法。


5、“普职比大体相当”的“初中分流”政策不适合时代发展的要求


由于全社会对孩子的溺爱,现在的孩子普遍晚熟,不想事。家长也普遍有钱了,不急着让孩子打工赚钱,不管自家孩子学习怎么样,家长都希望孩子能在学校混大点年龄再去打工,这就是为什么我说职业教育就是初中高中后的“托底教育”的原因。其实很多家长就是这么想的,学生也是这么想的。


家长把不爱学习的孩子送到职业学校去,就是为了孩子能安全地长大,而不至于过早地面对社会的鱼龙混杂,学什么手艺技能,家长无所谓,孩子更无所谓,监督成长才是第一位的。


经济不宽裕的农民都是这么想的,城市里的家长怎么会让刚年满18岁甚至未满18岁的孩子去打工?整个社会富裕了,孩子又变少了,每一家都把孩子看得很重,每一家都在用全部的力量给孩子铺路,因此“孩子15岁后学技术、18岁后去工厂打工”已经不适合这个时代了。教育制度必须与时俱进,跟上广大老百姓的期待。


这几年政策大力推进职高、中专学生升高职,高职院校的生源中中职学生越来越多,调查得知,中职生一般要么继续深造,要么做没有专业要求的工作,做专业对口工作的很少。很多中职学生上高职时都换了专业,实际上也应该换专业,因为任何职业技能都没有连续学习6年的必要,中职学过这个专业了,高职再学一回绝对是浪费时间。


虽然原则上说,中职内容简单些,高职内容复杂些,可是大家用常识判断,一项技能,中职能容易多少,高职又能复杂多少?关键是实际工作中这项技能又有多难?大部分工作都不难!更关键的是,很多中职生真的是大脑一片苍白,啥都没学到,甚至文化水平连个好点的小学毕业生都不如。中职的教育质量差到这个地步,我们必须反思,必须改变。


目前实行的 “普职比大体相当”的“初中分流”政策得到了民众的普遍反对,尤其大城市的父母反对意见最强烈。这个分流政策的关键问题在于没有考虑我们国家的发展阶段,我们已经建成了小康社会,无论城乡,大家普遍有钱了,不需要孩子早当家,都想让孩子多接受点教育,而且最好是普通教育。


前文分析了,职业教育是对“后进学生”的“托底教育”,是用考试把所有后进学生聚集在了一起。人以群分啊,差学生在一起,只能相互影响得更差,所以,中职学校的关键问题还不是能不能学到有用的技能,关键是孩子会不会染上恶习走上歧路。这个真不是要污蔑中职,中职学生的确是用考试选拔出来的“后进学生”,网上爆出那么多校园霸凌,大多都是中职学校的。我跟那么多中职老师聊过,一个个叫苦不迭,都声言孩子不发生安全事故才是他们的第一要务。


目前社会上的各企业各组织,招人的门槛基本上是大专毕业,中职中专毕业确实没有任何优势,只能是最最普通的劳动者。没有多少家长愿意让自己的孩子只是个中专毕业。鉴于此,改革中职中专教育已经迫在眉睫。


何况,“普职比大体相当”的“初中分流”政策把青少年的分层年龄提前到了15岁,家长普遍不想让孩子上中职,于是就拼命“鸡娃”,想让孩子考到普通高中,能有考普通大学的机会。既然孩子初三毕业就面临着人生最大的分水岭,那么小学就不能懈怠,初中更不能懈怠。这就是为什么一直以来小学和初中课外文化课辅导班最多最火的原因。


分层提前导致压力提前,压力提前导致家长不堪重负,二胎三胎都不敢生。碰到好几个熟人,没敢生二胎的主要原因是因为教育压力太大,一个都忙不过来,哪敢多生?真是无限遗憾。有个朋友,他岳母带孩子,他家也有钱,我觉得他完全可以生个二胎,但是他说老人只能看孩子不能管学习,就这一个孩子的学习,他们两口子已经焦头烂额。


人口政策是百年甚至千年大计,任何阻碍人口增长的政策都应该迅速调整。初中普职分流的政策应该立即调整,减少中职,普及普高,这既是人口发展的需要,也是当前轰轰烈烈的“双减”政策能长久有效的根本。


二、对基础教育和职业教育改革的政策建议


1、取消初中普职分流,普及普通高中教育


这一政策诉求这两年已经有很多专家学者公开喊话了,今年的“两会”上也有很多代表委员提出了这方面的建议和议案,想必利弊都已经讨论清楚了。我要补充的是,过早地以“分数”为标尺定型孩子的前途,使很多有潜力的孩子错失了接受普通高等教育的机会,这会给国家造成巨大的人才浪费。一个国家,能对科技和社会起到巨大推动作用的真正高精尖人才还是需要传统的大学来培养,而这样的人才好苗子要通过高考来选拔。


可是目前我们在初中就把50%的青少年直接分流到职高院校学技术去了,这对那些成熟较晚懵懵懂懂的男孩子来说非常不利。现如今很多好大学往往“女强男弱”,越是好的大学,以统一分数线录取进来的女生就越多。说句政治不正确的话,纵观我国科技、建设、国防等各方面,国之栋梁还是男性占绝对多数,那么未来是要让女性挑大梁吗?就算女性能挑大梁,女人要活得那么累吗?


众所周知,我国新生人口近几年断崖式下跌,未来恐怕也不可能再增长了,将来我国人口减少已成定局。这么大的经济盘子,人突然减少了,那怎么才能维持经济规模?办法就是提高单位劳动力的使用效率,要做到不浪费劳动力,尤其不能浪费人才。过早地让一半孩子去职校学技术,就是浪费人才。


近日喊话的专家学者几乎都在倡导10年义务教育,小学5年,初中高中合并5年,这样学生16岁高中毕业考大学。要我说这不合理,必须坚持小学6年,初中3年高中3年。因为现在15岁分流,已经很影响人口出生了,轰轰烈烈改革了,就往后推迟一年,16岁分流,难道会比15岁分流好很多吗?


要改就改到18岁,而且18岁上大学是全世界文明国家的惯例。18岁孩子成熟了,儿女要远行,父母也放心。何况现在就是6+3+3的学制,18岁上大学。一下子改革动作太大,制度、教材、考试都得改,困难和阻力太大,没有必要制造改革困难。


还要强调,一定要注重未成年人教育中的“榜样力量”和“保姆功能”,可以说这两样功能比单纯的文化课学习更重要。不要在初中分流,不要太早把孩子们分成“先进”和“后进”两个群体,把好孩子差孩子混在一起,让他们相互影响,这样可以增强差孩子的信心,不至于使他们太早“破罐子破摔”,也能增强好孩子的韧性,有利于他们变得坚强自律。


而基础教育的一项基本功能就是看护孩子,发挥“保姆功能”。离家近的普高学校比离家远的职高学校更能发挥教育的保姆功能,且普高学校一般管理严格,更能保护孩子校正孩子,从如何更好培养下一代来考虑,普高肯定比职高更有利。


课外辅导的压力主要来自于初中分流,K12阶段的“双减”能否取得成功,初中要不要分流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2、高中毕业时普本录取剩下的学生全部接受职业教育


用教育的“保姆功能”把孩子们托管到成年后,用高考分流,分数高的那一部分去上普通大学,其他的接受职业教育。这个时候孩子成年了,哪种职业更感兴趣,他比15岁时更懂。或许很多人还真能选到自己喜欢且能从事一生的技能呢。


3、实行社会化、开放化的职业教育,用“驾照学考”的模式发展职业教育


前文说过,目前把职业教育办成了学历教育,虽然也有学历教育的好处,但接受完普高教育已经拥有了较好文化知识基础且年满18周岁的学生,已经不太需要“教育的保姆功能”来保驾护航了,青少年可以在某种保护下走向社会了,再将他们圈在学校接受三年或四年封闭式职业学历教育,其必要性不大。


建议打开职业院校的校门,甚至推倒围墙,把职业院校办成完全社会化的开放的职业技能教育基地,向全社会所有人群提供真正的职业技能培训,实行“入学没门槛,学时没期限,教育不脱产,只要能学到真技能有没有学历证书我不管”的职业技能培养模式,彻底把当前的职业教育从学历教育的轨道上调整到真正的职业教育的轨道上,完全激活国内的职业教育市场,把数以千万计的职教学生从封闭的校园里释放出来,定向地让他们走向制造企业。


把我国劳动力职业技能培养的希望寄托在当前的职业院校身上是完全不靠谱的,前文说过,当前的职业院校,老师基本上都是从普本的教室走向了职教的讲台,几乎完全没有所教科目的职业经历,教师的晋升也不看技能,只看论文课题。我们已经用非职业的标准打造好了整个职业教育的师资体系,这个体系下教授、副教授、讲师、助教等级森严,没有任何人看重技能。


职教的老师大多是近几年职教扩张时新招聘的,且人数已扩充到了顶点,要想更换新的血液几无可能,而想要通过在职培训的方式让这些教师具备真正的能教授学生的职业技能那是痴人说梦,只是浪费时间浪费金钱而已。


堡垒要从外部打破。实行职业教育的社会化、开放化,拆掉职业教育的围墙,用法律保护广大民营教育资本参与职业教育的权利和利益,让民营资本和国立职校展开竞争,国家划拨的职业教育经费跟着学生走,这种竞争一定会一举激活整个职业教育市场的活力,推动职业院校自身的革新和发展。


在发展职业教育的模式上,我建议借鉴“驾照学考”。“驾照学考”的模式总结起来就是:主管部门不管具体的驾驶技术教学,只负责制定考核标准,并严格把关考核过程。“驾照学考”是国家成本最低且学习效果最突出的职业技能培训模式,短期内让全国4.8亿人获得了驾照并学会了开车技能就是明证。


参考“驾照学考”模式,教育主管部门从技能培训和学习的过程监管中抽身出来,把职业技能培训交给自由市场,主管部门专注于制定职业技能考核标准和主持职业技能考核就行。


以教育部为主导,联合科技部、工信部、商务部等所有有职业技能需求的部门,并联合各行业的标杆型企业,把这些行业分成有限的大类,制定各个大类的职业技能考核标准,规定出获得职业中专、大专、本科文凭的职业标准。并结合以慕课(MOOC)为基础的文化课标准,把职业技能的培养和职业文凭的获得完全自由化,就像驾照一样,完全向社会开放,不再要求准入门槛,不再要求学习年限,不再要求集中在校学习,只以技能和文化课的考核达标为门槛颁发职业文凭,彻底释放自学职业技能和有技能的企业教授学生技能的积极性。


这种开放型教育也会给广大低学历青年尤其农村青年一个向上的阶梯,他们就会知道在工作之余应该向哪个方向奋斗来提升自己,而不至于像现在这么迷茫。多少城市的落户政策都要求大专文凭,把大专文凭的获得搞得那么难,让那些错失高等教育的农村孩子怎么立足城市?


4、切实保证《职教法》中对民营等其他资本参与职业教育的权利和利益,实行职业教育市场化


既然用考试成绩把青少年分成“先进”和“后进”两个群体是广大老百姓接受和认可的,而且这种分层也有助于保持社会活力,那么国家就要明白,根据“木桶定律”,一个木桶能装多少水是由最短的木板决定的,同理一个国家人力资源的高度是由“后进群体”的素质决定的。国家就应该在“后进群体”的教育上投入更大的精力和资源,把后进群体教育好。


但是后进群体的教育又是最难的,因为他们整体上缺乏自主向上的生长力,欠缺积极主动的学习意识。长期以来国家把“后进群体的培养”交给以国有国营为主的职业院校,现在看来效果是非常差的,所以国家应该为后进群体的教育寻找更好的模式。


后进群体的高中后教育要立足于培养劳动者自食其力的能力。社会工作千行百业,所需能力千差万别,国家统管的职业院校难以满足市场对劳动者五花八门的能力需求。这些年在公立院校之外也成长起来一些小规模的职业培训学校,它们有的专注于电脑基本操作,有的专注于软件编程,有的专注于财务管理,有的专注于营销能力的培养等,这些技能培训深受老百姓欢迎。这说明,民营资本投资职业技能教育是可行的。


当前因为“双减”政策的执行,投资K12教育的民营资本大部分没有了业务,它们急需一片新的商业沃土,所以国家关上一扇窗的时候,有必要打开一扇门。把民营资本引向职业教育,让民营资本用他们的灵活机动积极探索教育“后进青年”的办法,为我国劳动力整体素质的提高做出贡献。职业教育的精髓就是要跟市场跟企业紧密关联,只有职业教育市场化,这份联系才能更紧密,培养的人才才能更适合市场的需求。


欣喜的是,马上要施行的《职教法》打开了民营资本投资职业教育的大门。


第九条明确规定:国家鼓励发展多种层次和形式的职业教育,推进多元办学,支持社会力量广泛、平等参与职业教育。国家发挥企业的重要办学主体作用,推动企业深度参与职业教育,鼓励企业举办高质量职业教育。


第二十五条明确规定:企业可以利用资本、技术、知识、设施、设备、场地和管理等要素,举办或者联合举办职业学校、职业培训机构。


第二十六条明确规定:国家鼓励、指导、支持企业和其他社会力量依法举办职业学校、职业培训机构。


第二十七条明确规定:对深度参与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在提升技术技能人才培养质量、促进就业中发挥重要主体作用的企业,按照规定给予奖励;对符合条件认定为产教融合型企业的,按照规定给予金融、财政、土地等支持,落实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减免及其他税费优惠。


第二十八条明确规定:联合举办职业学校、职业培训机构的,举办者应当签订联合办学协议,约定各方权利义务。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及行业主管部门支持社会力量依法参与联合办学,举办多种形式的职业学校、职业培训机构。


第四十条明确规定:职业学校、职业培训机构实施职业教育应当注重产教融合,实行校企合作。职业学校、职业培训机构可以通过与行业组织、企业、事业单位等共同举办职业教育机构、组建职业教育集团、开展订单培养等多种形式进行合作。


第五十四条明确规定:国家优化教育经费支出结构,使职业教育经费投入与职业教育发展需求相适应,鼓励通过多种渠道依法筹集发展职业教育的资金。


第五十九条明确规定:国家鼓励金融机构通过提供金融服务支持发展职业教育。


如此多的条款在为社会力量多元化参与职业教育保驾护航,可见《职教法》对社会各种资本参与职业教育持急切期盼的态度。在当前经济下行的情况下,很多大企业传统业务的增长潜力受限,那么利用自身的优势,参与职业教育,发挥可录用所培养毕业生的便利,是不是会成为职业教育市场上的生力军,值得我们拭目以待。


在我国,不管什么事,只要政府下大力气去推动,只要把资金、土地、税收等资源向这个行业倾斜,一般还是能出成果的。对《职教法》规定的职业教育市场化,不管目前的职教圈职教人喜欢不喜欢,反正大门已经打开,竞争者已经出现在门口了。国立职业院校按照传统的模式恐怕很难再走下去了。


5、职业教育应立足于培养中低端劳动者,应以培养劳动者的“劳动意识和劳动习惯”为主


职业教育要为我国产业的基本盘服务,当前我国作为“世界工厂”的基本盘就是最基础的制造业,而基本制造业最大的困难是招工越来越难。既然大部分新增劳动力都因为成了“大学生”而不愿意从事制造业了,那么我们在大学生的培养上就要想办法与制造业绑定。


首先在理念上就得明确,我国是以制造业立国的,只有制造业才能提供大量的就业岗位,而职业教育主要就是为制造业培养劳动力的。理念明确了,家长和学生也就能多些理解,在此基础上,将职业教育和制造企业深度绑定,也就是说,一个学生要想获得职业教育的文凭,就要用一半的学时(至少一年半)去合作企业正式上班。由合作企业记录上班天数,上班天数够了,企业登录系统申报,教育部门再给学分给文聘。


前文分析过,当前接受高职教育的学生,可能80%以上都来自于农村,这些孩子大部分文化成绩不高,但因出身农村,父母在辛苦打工,爷爷奶奶在辛苦务农,从小到大耳濡目染了劳动的辛苦,所以他们中的大部分也还能吃苦,只是需要把他们放在那个岗位上。


如果不对他们尽早进行劳动教育,等毕业以后,又觉得自己是个大学生,就更不愿意去制造业了。而因为他们中的很多人没想法没见识没技能,他们在商业和服务业也很难混,目前的啃老族躺平族,农村出身的职教生占比很大。若长此以往,社会危害会很大。


所以,进行职业教育的时候就应该安排他们下工厂,让他们适应工厂生活。当前的“顶岗实习”是学生自愿选择,但学生不愿意啊,搞得学校和企业都很被动。所以从政策上应该改为强制,不正式地去工厂上一半学时的班,就拿不到毕业证。工厂的工作不用专业对口。不分专业,就是为了培养劳动意识和劳动习惯,把这一点在培养中说清楚。


但新修订的《职教法》第五十条明确规定:职业学校和职业培训机构应当加强对实习实训学生的指导,加强安全生产教育,协商实习单位安排与学生所学专业相匹配的岗位,明确实习实训内容和标准,不得安排学生从事与所学专业无关的实习实训,不得违反相关规定通过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劳务派遣单位,或者通过非法从事人力资源服务、劳务派遣业务的单位或个人组织、安排、管理学生实习实训。


学生实习实训的岗位必须与所学专业相匹配,还不能通过中介,还要遵守各种劳动权益。这样规定当然对于保护学生权益是必要的,毕竟这些年在学生顶岗实习方面太混乱了,以实习的名义把学生“卖”到流水线从事低端体力劳动的事件层出不穷,因此致实习学生死亡的事件也时有发生。


但《职教法》规定实习实训的岗位必须与所学专业相匹配,也就是要专业对口。这个要求学校是做不到的,学校要想不违法,只能不安排实习实训。比如会计专业是职业院校的大众专业,如果一个学校有6个会计班,每个班50人,共300人。要让这300人找到与专业匹配的实习实训岗位,请问哪个企业会提供这么多会计岗位?假如一个企业提供3个实习岗位,那就需要学校联系100家实习单位,学校哪里有这个能力?


所以,《职教法》当中的一些规定,在未来怎么落实,也是个难题。


本科生毕业很多都不能从事专业对口的工作,为什么认为职教学生从实习到求职就一定能干到专业对口的工作?按理说名校毕业的本科生更有能力掌控未来啊!为什么本科生掌控不了未来,却要求职高中专大专生把未来拿捏得稳稳的,现实吗?


前段时间一则天津大学本科毕业生送外卖的视频刷屏,该大学生高考成绩607分,进入985大学学习物流专业,毕业后去美团送外卖了。他说现在大学生工作太难找了,关键是要挣钱,他们站点有学历的多了去了。 





所以我说,职教学生的实习实训不必强调专业对口,应该向制造业定向输送劳动力,主要立足于培养劳动习惯。只是管理要跟上,福利要有保障。工厂要对入职的学生按正式工人来对待,薪水不能有折扣。


同时国家要对上班的学生进行补助,同时免除或补贴学费,要保证下工厂的学生获得比较高的收入,甚至略高于正式工人。不能像现在的顶岗实习那样把学生当成廉价劳动力来压榨。这种进厂与学历证书的强行绑定至少能短期内给制造企业送去百万千万计的劳动力,能一定程度缓解制造企业的用工荒。


6、应通过税收来调节制造企业和高收入行业间的收入差距,减小全社会的竞争烈度,鼓励年轻人从事制造业


由于互联网、金融等行业从业者的收入远远高于制造业工人的收入,巨大的收入差距增大了全社会的竞争烈度,使得所有人都铆足了劲想争抢高收入岗位,这导致了年轻人对制造业的鄙视,也导致了激烈的教育内卷,激烈的教育内卷又影响了生育率。


从长期看,“双减”政策能否落实下去并有成效,关键还在于收入差距的调整。如果考试分数高的人最终在职场上赢者通吃,能轻松获得别人数倍的工资,那么教育内卷只会加强,不会减弱,无非就是变成另一种方式而已。


所以,国家应该运用税收和其他政策措施,对高收入行业征收超额利润税,并对高收入者征收更高个人所得税,用高收入行业的超额利润来补贴制造业工人的薪水,拉近收入差距,用合理的收入鼓励年轻人从事制造业,否则等制造业垮了,麻烦就大了。


目前来看,我国的互联网企业,大部分并不是高科技企业,它们大多只是在商品流通领域和服务领域兴风作浪,其结果就是互联网大厂垄断了很多民生生意,它们的高利润是通过抢走很多个体的饭碗得来的,对它们课以重税,有助于社会和谐。


三、总结


我的建议简单总结就是:


普及普高,把普通高中文凭作为未来劳动者的基础文化水平,即15—18岁期间都接受学历教育。高中毕业后普高录取分数高的一部分,剩下的学生全部接受职业教育,职业教育3年拿专科文凭,4年拿本科文凭,其中前一半时间是学历教育,教授通识知识,后一半时间直接进厂,进行技术技能和劳动意识及劳动习惯教育。


把当前学院型职业教育中的“学历教育”和“技能教育”两项功能分开,加强学历教育和技能教育的专业性。职业文凭向全社会开放,不设置门槛,可流动获得,宽进严出,实行社会化、开放化、市场化的职业教育。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在作文里成长(ID:lvshicai8),作者:杨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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