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下，三个年轻人眼中的上海乡村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城市中国杂志（ID：UC_urbanchina），作者：山冰沁，题图来自：视觉中国

闵行区浦江镇建东村

城市荒野工作室的创始人郭陶然，是2020年10月开始搬进工作室附近的闵行区浦江镇建东村的。由于长期从事生态修复工作，不种点什么就难受，又想吃市场上买不到的本地“老品种”，郭陶然从城里搬到村里租房子，自己种地。以前想的是“至少能维持半年自给自足”，从来没想过有一天这些自己种的菜还能救急。

当疫情给上海按下暂停键，市区陷入一片物资难求的困境。身在村里的郭陶然观察到的是另外一番景象。大部分人的日常生活并没有受到太大影响，村里对外已经封闭，但内部仍是开放的，农民依然可以种地，可以集市，可以理发，可以光顾小卖部……只要不出村。

正如三农问题专家温铁军谈到的“大疫止于村野”的观点，由于建东村村内农民种植了不同种类的农作物可以互相交换，一些如“剃头匠”之类的传统工种尚未消失，地广人稀，面对疫情村内可以自我循环，体现出较高的韧性。

在郭陶然的描述中，目前村内绝大多数居民是当地老年人，平日里就生活简单。他们原有的水稻田现在基本上委托给了农民专业合作社管理，但每家每户都有自留地，虽然很小（大的1亩，小的仅100平方米左右），但终究实现了一年四季的蔬菜自由。个别自己没有种植的品种，农民们会通过购买或交换来解决，“每年种的菜都吃不完”。由于大多数人平时的主要生活就是干农活，所以“疫情似乎对他们没有太大影响”。

建东村村民种植的蔬菜（摄影/郭陶然）

村委会附近的桥边现在还保留着疫情前的集市，一些农民会在那里卖自己剩下的蔬菜，还有农民在旁边的河里抓鱼、螃蟹、螺狮、田螺，也带到集市里，放在小脸盆里叫卖。集市上还有一个剃头匠，搬了一个板凳，有人需要就给他剃头，“好像十块钱剃一次”。

建东村依旧在运行的集市（摄影/郭陶然）

美中不足的就是没有肉。根据2021年《上海市畜禽养殖管理办法》，出于对排污与动物防疫的要求，上海市“对大中型畜禽养殖场、小型畜禽养殖场和散养畜禽的农户实行分类管理”。在这一政策下，畜禽养殖走向了发展大中型畜禽养殖场的“集约化生产、标准化管理、产业化经营”的唯一道路，而小型畜禽养殖场以及普通农户的散养行为，如果不能实现如上整改，就面临被迫关闭。政府将“农户的散养畜禽行为”看作不符合规范的陋习，要求“予以指导”。

在调研中，其他村的村民讲述：“村里鼓励大家不养家禽家畜，不养的人，每年每人补贴50斤大米。如果还是养，就会一直来劝你‘不能养’。河道里不能有鸭子和鹅出现。”

这样一来，过去普遍存在的鸡鸭猪牛等家禽家畜就从农村绝迹了。在疫情封锁期间，建东村也面临需要买肉且买不到肉的问题。靠着村里本有的小卖部以及村委联系的资源，勉强可以供应一些肉类和牛奶，但是卖得比平时贵，而且需要抢。郭陶然说，就在前两天，“肉类刚到货十分钟后就被抢完了”。

根据生态农业食物体系研究者周晚晴的观点，实际上，在传统农业体系中，动物是农业生态系统里面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例如，牛可以犁田，猪可以把果皮菜叶或者一些剩饭剩菜转化成优质的肥料，鸡和鸭可以吃农田里的害虫、杂草，它们的粪便也可以肥田。

人与牲畜之间不是简单的“吃和被吃”的关系，而是紧密的合作伙伴。而如今当牲畜只剩下满足人口腹之欲的价值时，小农户散养动物的行为也就成为了被整改的对象。当动物的粪便在“化学农业”的时代不再作为保养土壤的养料，而被作为污染源看待时，农业的可持续性已经被打破了——目前的大中型畜禽养殖场也无法做到粪便还田，而且由于他们的粪便量更大，对环境危害更加显著，不得不花费更高昂的代价治理排污。

并且，当牲畜不再作为农民的合作伙伴，而只能终身生长于暗无天日的养殖场，依靠大量服食抗生素来抵御高密度养殖带来的传染病风险时，这些副作用最终会回到吃肉的人身上。在中国，仅16%的抗生素被用于人类医疗，剩下的84%都流向了畜禽养殖场的动物。这样的管理方式，无论是对排污还是对动物防疫，似乎都起到了适得其反的作用，也加剧了农民在风险面前的脆弱性。

除了肉，水果也难以获得。当然，客观原因是时下并非本地水果的成熟季节。村里一些农民自己种了梨树、桃树、柿树以及葡萄，但现在均还不能收获。村里的小卖部会从外面进一些水果，但卖得很贵，比之前翻了一倍的价格。“村里人口不多，满足不了团购要求”。

青浦区蒸淀镇长河村三河

戚晨霞是青浦区蒸淀镇长河村三河土生土长的90后村民，在一家生产汽车润滑油的公司工作。出于工作方便，她平时并不住在村里，但又希望孩子可以多接触大自然，在村里有玩耍的地方，因此周末会带着丈夫、女儿一起回村。

疫情封控开始后，戚晨霞和大多数家人都在村里。由于全村没有出现阳性患者，因此村民依旧维持着一贯的生活，除了无法出村。比城市里幸运的是，戚晨霞的狗还可以自由自在地在田间奔跑，跳进河里游泳，不需要禁闭在家中。

封控中的长河村三河，戚晨霞的女儿迎着落日骑童车（摄影/戚晨霞）

物资上，虽然家里的土地已经租出去了，但是家门口和马路边上依然可以种菜。戚晨霞家现在可以收获莴笋、鸡毛菜、菜心、卷心菜、竹笋等当季蔬菜，不需要担心吃饭问题。不过，除了封闭前的囤货，肉类依旧需要村委集体想办法采购。目前，村委的效率比较高，“他们拿着菜单，统一买，再送进来”。也有农民直接向大自然要食物，例如屋后的农户将渔网放在河里几天，收获了一网河虾。

封控期间，戚晨霞在村里用草逗弄兔子（摄影/戚晨霞）

“目前比较难买的是水果，还有女性用品。”戚晨霞的女儿想吃水果，买了两个西瓜，两斤粑粑柑，几个苹果，“花了509元”。其实，不是村里没有果树，戚晨霞家种了蓝莓、枇杷树、柿树、桔树，但都还没有到果实生长成熟季节。随着温室设施的利用与物流的发达，当代人能够反季节吃水果的可能性越来越大，也似乎逐渐形成了习惯。一旦回归自然规律，反而显得不习惯了。

涉及女性用品等依赖工业化生产与物流运输的物资，乡村的自足性便捉襟见肘了。过去一些环保与卫生领域人士对抛弃式卫生巾对环境与人体的影响提出质疑。例如，据BBC报道，卫生巾所含的塑料可高达90%，被丢弃后充斥在环境中造成塑料污染，而其原料与生产过程中使用的化学物质对人体的影响目前仍知之甚少。一些人士因此提倡可重复使用的布制生理用品。当然，这是个人的自由选择。只是在天灾人祸面前，工业化产品更容易受到物资断供的影响，且人们难以具备自我生产它们的能力。

戚晨霞认为乡下更适合居住，但是随着几十年来产业逐渐向城市集中，乡村及周边小镇的工作无法满足不从事农业的年轻人所需。过去，她曾尝试居住在乡下，每天开车去城里上班，很快发现油费太贵，难以为继。后来，她又尝试公共交通，通过公交车与地铁的组合，一天花在路上的时间超过4小时，再也没有时间陪伴女儿。最后她只好搬到城里去住，周末回乡下，“好像没有什么两全的办法”。

事实上，她心目中诗意的田园乡村生活，在很多欧洲国家是现实。例如，在德国，有一半人口生活在与城镇相邻、车程小于半小时的乡村。其中真正意义上的农民并不多。由于德国的大企业并不集中在大城市，反而分布于中小城镇，不同地区多样的本地小规模经济也很发达，提供了大量就业岗位。附近的乡村公共交通、基础设施非常便利，因此，德国人往往倾向于居住在自然风光更美丽的乡村，平时去附近城镇上班。

这样的普遍性的田园生活能否在未来的中国成为现实？

青浦区金泽镇东西村

湖南青年黄龙是2020年4月开始长期定居青浦区金泽镇东西村的。他从小在农村长大，耳濡目染学会了耕种。来上海后，不知不觉又开始重温农夫生活。一开始，黄龙只是于闲暇时间在农村收菜，提供给城里的朋友。一来二去，他发现当地不少农民在耕种过程中大量使用除草剂、化肥和农药，导致收来的蔬菜并不健康。于是，2020年4月，黄龙在东西村成立了一畦农场，亲自尝试生态农业。

在疫情席卷上海之前，黄龙就开始身体力行地在上海推广“家庭菜园”与“阳台种菜”了。

一畦农场最初只向城市居民宅配当地当季蔬菜。夏季蔬菜过剩，造成浪费，他和他的合伙人便开始探索在附近的社区卖菜，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很多城市居民希望能在自己家里种菜，从而吃上自己一手栽培、没有任何农药、除草剂残留的健康蔬菜。在一畦农场最早卖菜的朱家角东方庭院——一个特殊的别墅住宅区，社区大部分客人都有院子，有一半人可以自己种菜。黄龙在这个社区里设计了两个庭院菜园，帮助两户居民实现了蔬菜自由。出于做公益的习惯，黄龙没有收设计费，只收取了材料成本。

然而，带庭院的住宅区在上海市区毕竟有限，大多数居民只有一个阳台，甚至只有一个飘窗可以满足种菜需求。黄龙与合伙人因此设计了另一款适合阳台种菜的产品——由实木拼接而成的种菜盒子，并通过上海市区的农夫市集向城市居民推广。

“我希望通过设计这种木盒子来实现两个目标。第一，让城里人感受到在家种菜是可以实现的。第二，让他们觉得在家里种菜是一件美好、舒服的事情，因为用木头比较自然。”黄龙在疫情席卷上海之前如是说。

这款木盒子只是一个初级的产品。要想满足一个家庭最起码的蔬菜需求，至少需要2平米的种植面积。黄龙意识到后续必须将这些木盒子立体化，搭建合适的架子。“或许我们可以先从‘葱姜蒜系列’做起，进一步满足家庭的烹饪需求。”这是他当时的想法。后来，上海经历了疫情封锁，物价飞涨，小份的姜葱蒜组合竟然涨到了25元一份。

2021年底，一畦农场的原木蔬菜种植盒子在四川北路站旁边的“早春乐事集”（生态农夫市集）出售，售价为199元/个。除了盒子，黄龙还额外赠送种菜小农具、老品种种子、堆肥。即便如此，很多人还是觉得贵。黄龙体会到了这一点，考虑着如何降低价格。

偶尔也会觉得困惑，“为什么他们愿意花那么多钱买包，却不愿意为自己的食物花一点钱？”深感让城里人改变吃外卖的习惯很艰难，大多数年轻人甚至从不做饭，一直到疫情在上海爆发前，黄龙与合伙人还在思索如何通过制作半公益的纪录片，将乡村生活之美传播出去，如“如何给自己做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