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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05-07 11:25
在南非漂了20年后,我要带我爸回家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人间theLivings (ID:thelivings),作者:鹿小妮,编辑 :唐糖,题图来自:《回家的路》剧照


4月初,我正在申请将我爸账户余额转到我卡上。去律师事务所时,印度老大爷说:“你摊上大事了,这文件上的签名笔迹不一样,法庭可能会驳回咱们的申请。”我看了那两页纸,时隔一年,虽然都是我签的字,但确实是不同的笔迹:“我爸去世后,我就开始用他签名的方式签字了。”


从律所回来的路上,经过小城的墓地,不由想起几年前,我爸路过这里时曾开玩笑说:“哪儿的黄土不埋人,到时候就把我埋里面就行了。”我当时还笑着怼他:“这是南非的公墓,你这个肤色政府都不会同意让你躺在里面的。”


如今,他确实走了,但我不愿他住进这个公墓。这个月我订好机票,决定带他回家。



我姥姥和我爷爷都是国营针织厂的工人。在国营大厂还是铁饭碗的年代,我爸17岁就被迫离开学校,接班爷爷的岗位去参加工作,我妈受姥姥影响,也进了工厂。他俩结婚后住进了针织厂的家属院,1991年有了我。小时周围邻居们都是从事纺织行业的,我能记事时,爸妈已经停薪留职在商场承包柜台做生意,卖化妆品、文体用品、厨房用品等。


千禧年来临之际,曾经风光无量的纺织行业迎来重挫,国企大工厂员工们纷纷下岗,上下游的印染厂、织布厂、针织厂相继倒闭。院子里的邻居们都是干了大半辈子纺织工人,谁也没有料到有一天会丢了铁饭碗。一群上有老下有小的中年人,手足无措地拿着“工龄买断补偿金”,为了生活急急忙忙地找下一个出路。在车间里摸爬滚打了几十年,上进的人只会玩命钻研技术,混日子的人更是没有什么其他技能,谁也没什么第二备选职业。


好在天无绝人之路,听说陕西很多大工厂倒闭后,斯里兰卡、毛里求斯、塞班岛等很多国外的中资企业闻讯过来招聘。有人顺利面试到塞班岛继续做衣服,有人去了毛里求斯做生产线管理,剩下不想出国的人只能被迫转行。


转眼间,去国外的那批人很快寄钱回来买了楼房,还有人把孩子送出国留学。我爸那年刚38岁,受邻居“出国热”的影响,也想拼一把,给家人更好的生活,就动了出国的心。


2001年,一家位于南非的华人开的公司前来招聘,我爸和其他12个前同事、老邻居一起顺利通过面试,随后拿到因公外派护照。临行前一晚,家人和朋友们都来送别,我家空前热闹,只有我食不知味,盼着客人快点走,好有时间和我爸多待一会儿。


“爸,你就不能不去?”刚10岁的我还理解不了成年人的选择,只是单纯不想接受这个事实。


“爸去几年,赚了钱就回来!”我爸推杯换盏间,明显有点醉,但意识很清醒。


“要那么多钱干嘛,我不想让你去。”我说着就开始止不住地流眼泪。


当晚,那个快到不惑之年的男人在我面前失声痛哭。生活充满了选择题,成年人最没有资格全选,唯有权衡与取舍。我爸已经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可我抱着他迟迟不肯撒手,他只能说:“我到了南非就给你打电话,你要是想我,就给我写信。”


次日到达机场之后,我蔫蔫地跟着我爸。他为了转移我的注意力,笑着说:“来来来,你拼音好,我名字太长了,我怕我写错了,你帮我填登机卡。”


可广播里响起登机提示音的那一刻,我还是放声大哭,我爸一把抱起我说:“你不是喜欢芭比娃娃么,来,我给你买个娃娃吧。”


“我不要,机场东西那么贵,我有!”望着他远去的背影,那一刻我想不到的是,这送别的场景是接下来十几年的常态。


回家后,我在文件册里找到了我爸写在作文纸上的信,激动地叫我妈一起来看。他在信上说:“我的女儿,为了让我们家的生活更好,我们这两年的分别(起初他的签证只有两年)一定是值得的。你要听大人的话,干点力所能及的家务,爸不在家的日子,你和你妈要相互照顾,等我回来!”


我妈神色复杂——那时为了支持我爸出国,办签证的中介费用都是她东拼西凑来的。她大概也没想过,我爸出国后,她的生活会发生什么变化。


但只要是为了孩子好,什么都可以试一试。



我爸刚出国那会儿,我和我妈一直保持着给他写信的习惯。我的信寥寥几页,而我妈寄过去的是一小沓日记。我不知道当年她都写了什么,我猜大概就是让我爸照顾好自己,不要担心家里,或许也有属于他们之间的思念吧。


在我们那小家属院,谁家什么情况外人基本都知道。但自我爸出国那天起,我妈还是把我们家伪装成男主人还在家的迹象——洗手间里的3支牙刷、进门鞋柜上的男士拖鞋、茶几上客人抽完烟永远不急着收拾的烟灰……与此同时,我和我妈都养成了随手反锁门的习惯,即便大白天在家也一样。那些年,我妈独自换过灯泡、修过马桶、搬过家具,实在搞不定,才会求助亲朋好友。


那时的灯还是拉绳开关的。有次我出门前关客厅的灯,也没用多大劲,但一拽,灯没关上,灯绳却拉断了。我妈还躺在被窝,声音震破天际:“我昨天刚修好的!你也慢点啊!”


我急着去上学,当时想不明白,她怎么会为这么点小事发火。如今回头想想,一个身高不到1米6的女人,站在桌子上还得踩着凳子才勉强能够到电灯的开关盒,我不在家时,她连个扶凳子的人都没有,确实烦躁。也不知道,那时的她是不是已经后悔让我爸去南非了。


我爸的性格偏内向,一辈子也没怎么出过远门,没成想第一次出国就跨越了半个地球。南非和西安的气候完全不同,也和别人嘴里说的非洲不一样。他抵达之后,赶紧就动笔写信,描述这一路上发生的事、遇到的人,结尾总是报喜不报忧地总结一句:一个人吃饱,全家不饿,挺好,别操心!


但实际情况并没这么乐观,面对乌泱泱的当地人,包括我爸在内的同行中年男人们犯了愁:虽然都是行业“技术大牛”,可他们一句英语不会,无法跟当地人沟通,想让工人递把螺丝刀都鸡同鸭讲,还得自己身体力行。


在学英语这件事上,中年男人们开始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有的临行前在书店买了英语书,有的买了当年爆火的产品——文曲星,还有的干脆找老师傅要笔记本。


老赵的英语书(作者供图)


那时,一下班,他们就像是抓住救命稻草一样抱着各自的“神器”开始背单词——能不能和当地人简单交流,成为了能否立足南非的硬指标。所有的单词抄下来之后,用文曲星点读听发音,然后快速地在下面标注一行中文谐音。


老赵的单词本(作者供图)


文曲星贴心到还能帮人起英文名,可我爸觉得重名率太高。最后,当地工人们就叫他ZHAO,发音标准,还独一无二。


老赵的文曲星(作者供图)


除了上述那些通用方法,我爸还“无师自通”地启用了英语学习里的“灌耳音”。比如,在南非买了话费之后,会有电信公司的充值成功提示短信,他就用有朗读功能的诺基亚手机将信息反复读几遍。别人问他:“你又听不懂,让电话念撒尼?”


他说:“听不懂才要听嚒,我多听几次不就会咧?”


他一生爱抬杠,这办法倒确实不错。他的学习笔记到处都是,连一些超市收银小票的背面也有付费成功后的短信内容——他全部抄下来后,再用翻译神器逐字翻译。


收银小票后面的英语笔记(作者供图)


对于做了一辈子衣服、中年才刚开始学语言的人来说,学会英语怎么不容易,但是英语再难,也难不过生活。


起初,我们和老赵的通讯,除了写信就是打长途电话。当年100块人民币只能打不到20分钟电话。第一次接到老赵从南非打来的电话时,我激动得不行,可是除了哭,什么话也说不出。我妈则一边抹眼泪一边说:“别哭了,电话费那么贵!”


一直到我上大学,我每次接到我爸打来的电话还是很激动,不明所以的同学都好奇我怎么接个家里的电话能高兴成这样。他们不知道的是,自我爸出国以来,基本是一到两年才回家一次。第一次知道老赵快要回来时,我和我妈满心欢喜地商量着,到时候全家一起去哪里玩、要一起做什么事情,罗列了一大堆计划。可后来发现,那短暂的20天时间,走完亲戚再买点需要带回南非的东西,就用完了。听闻我爸那时曾叫过我妈跟他一起去南非,他们的原计划是把我放在大姨家,但好在我妈没同意,让我童年没过过一天寄人篱下的日子。


那以后,我妈每一次出去吃到什么好吃的,就会回来和我说:“等你爸回来,咱们请全家人一起去吃。”不完全统计,我妈提到过新疆手抓饭、烤全羊、自助餐等等,至于真实现的,就可以忽略不计了。但起初那些年,在我爸短暂的探亲假中,我们仨都会在她的安排下拍一套艺术写真全家福。


大概是2011年,我爸回家后突然来了一句:“我明年不回来了,没意思,坐20多个小时的飞机,太累了。”我当时很是错愕——我心心念念盼着他回来,他竟然觉得没意思?亲情就这么淡了?那一天,我独自躲在房间里哭了好久。现在想来,连我都这么难过了,何况我妈呢。


也是从那一年开始,我们全家连写真都省了。到后面有一年,我爸回家后,我妈起个大早给他做了一碗手擀面,想着让他吃吃家里的味道。可我爸看了一眼说:“想下楼吃胡辣汤。”据我妈后来描述,当时气得她大腿根抽着疼。


其实我爸并不是故意想和我妈对着干。到了南非后,他一直给南方的老板打工,胃已经不习惯一早上起来就吃面食了。国外根本吃不到家乡的特色早餐,他是真馋外面小摊上那一碗回民胡辣汤。这本也无可厚非,但我爸过了太久一个人吃饱全家不饿的日子,已经习惯性忽略别人的感受了。有时候,他像刺一样的言语,虽是无意,但听者的心却被扎得流血,感情也随之慢慢流走。


时间能改变一切,我爸每次都报喜不报忧,我们之间的书信渐渐少了,后来直接不写了。有一段时间,我们甚至不知道该和对方聊什么。因为我们离得太远,彼此的烦恼不同,连相互倾听的必要似乎都没有了。


后来QQ聊天、微信聊天日渐方便,我们的沟通却并没有增加。渐渐地,我发现自己和同龄女孩不一样,好像丧失了撒娇的能力,习惯了事事自己做主。我想我妈也一样,过了那么多年家里没有男人的日子,过了那么多个无法团圆的春节。她好几次都跟我说:“你有没有发现,咱们家人都越过越独了?根本不习惯家里多一个人的生活。”



地球另一端的老赵,也过着我和我妈当时想象不到的生活。听和老赵一起工作过的叔叔回忆,他们初到的那家大厂有自己的食堂,但每天饭桌上是万年不变的土豆、大头菜和鸡肉。因为在当地这些食材最为便宜,只是为难厨师每天变着形状、口味折腾它们。


和老赵一起去的全是地地道道的陕西人,几十年都以面食为主,刚开始每天吃米饭,把很多人的“陕西胃”折腾得够呛,偶尔吃一次面,感觉像是过年一样。为了稍微能还原一下家乡味,“油泼辣子一道菜”的陕西汉子们很快就离不开老干妈了,拌面、拌米饭、拌菜,无所不能。


其他地方的人也一样,都希望在有限的条件下吃到家乡的味道。一个上海人带了一小瓶醉蟹,每次克制食用量,就着两个大拇指甲盖大小的螃蟹,能吃下一大碗米饭。四川人用珍宝一样的香肠蒸了一锅米饭,打开锅盖的一瞬间,热气腾腾的泰国香米中透着香肠的味道,直逼天灵盖的“家乡味”差点让他们流出眼泪。


然而,十年一晃,他们逐渐开始迈入“老侨”的行列,习惯了南非的饮食、气候、香烟。依稀还记得以前每次准备出国前,我爸他们还万分抗拒尝试南非当地香烟,家人总会帮他们买老家产的烟,后来这些男人们再回国探亲时,就开始从南非往国内带烟,因为国内的烟再抽起来他们会觉得辣嗓子了。虽然谁都不想承认,但又无法反驳——故乡呀,终究是回不去了。


在且认他乡作故乡后,我爸也从小赵也变成老赵了,一头自来卷中的银丝越来越多,笑起来满脸皱纹。我曾三番五次地催他回国,但他却总是保持沉默,问得急了就只说:“还能干动,再干两年呗,到时候你嫁人,给你陪个车。”


工作之余,他就爱看看唱歌的综艺节目,自己唱得不怎样,却什么明星的花边新闻都看,谁出了新歌、谁有了新恋情、谁劈腿,他全知道。他还喜欢在各种平台上刷刷新闻、看看短视频,给自己起了个网名“飞来飞去忙,碌碌无为”。他亲眼见证了这个南非小城市的崛起,十几年前当地人连鞋子都没有,如今在街上也经常看到当地人开着豪车,虽然他已经拿到了永久居住证,再也不用为了签证烦恼,但事业呢?


和老赵一起来的老乡中,有已经回国了的,还有几个人开了自己的工厂,虽然不大,但好歹是对自己漂泊多年的一个交代。老赵心有不甘,奈何自己一不会开车,二不会专业英语,虽然年过半百,但离退休还早,这个年纪回国,能干什么呢?


“老赵,咱回国吧。”喝酒的时候,老乡除了抬杠,偶尔也会和我爸畅想一下晚年生活。


“不回,你回去咧还能抱孙子看娃,额回去弄撒?给人家看大门戚?”


我爸说的是实话,陕西的纺织行业早就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离开家乡快20年了,谁还能回得去?在南非他们这个年龄还能月入上万,回去了,就真只能退休了。


我上高中时,他回国和亲戚喝酒,酒过三巡,亲戚问:“老赵,那你咋不开个厂?”


“想开么,这不是时机莫到。”说这话的时候,我看到我爸神色有点黯淡,他酒醒之后可能自己都不记得说过什么,但我却记下了。我知道了,漂泊多年的人并非不想家,只是他们有自己未完待续的梦与不甘心。



别人家的孩子高考前都会特别紧张,而我妈和我说:“你别紧张,能考啥样是啥样,考上了咱就去,考不上开个店不是也挺好的。”老赵常年在国外,对我的学习也爱莫能助,高考前也没什么特别的嘱咐,更别提建议我学什么专业了。


直到大学毕业,他发信息给我:“你准备毕业了去哪玩呀?人家不是都去毕业旅行吗,我给你寄钱,你出去玩一圈。”


我和他说:“我大学还没毕业就已经找到一家世界500强的公司开始实习了,早就领工资了。”


“你现在不出去玩,到时候上班了哪有空儿出去玩呀?”


老赵不知道从哪儿听说的毕业旅行,但那时候的我一心想着工作,要做到人力资源总监。可没想到,我很快就厌倦了职场——大概是从小在妈妈的柜台里长大,一直就想开店。24岁本命年,我穿着一双布鞋跑了半个西安,开了一家芳疗馆,做自己的生日礼物。我以为自己算个自由职业者了,白天赚钱,晚上就带我妈逛街,直到我爸回家评价我的工作:“你这工作,除了能睡个懒觉,真是能把人忙死,天天忙得那么晚才回来。”


那是我第一次没时间陪回国来的老赵,他一个人在家看电视、上网消磨时光,很快,就又飞回南非了。我和他说我谈恋爱了,他只发信息说:“出门约会的时候,记得把钱包带上!”


恋爱谈得如火如荼,感觉我和当时的男友随时都能订婚,直到闺蜜又一次发照片给我——她们家每次逢年过节都会两大家子一起聚餐,她每次都会发全家福给我看,毫不吝啬地和我分享幸福时光。从她单身时的一家三口,到结婚后的两家人,再到生了两个孩子干脆换了张大餐桌,每一个团聚的佳节,从未间断。


我并没有羡慕过谁家财万贯,可偏偏这一张张照片上的情景,让我可望而不可及。我突然在想,如果我爸能活到80岁,我们俩这辈子还能见几面呢?童年越是缺什么,就越容易产生执念,我决定去南非创造一家团聚的机会,就当是我结婚前陪他也好。


现在回头想想,那时候的我根本没有什么深思熟虑的计划,只是和我爸说:“我去陪你吧。”他就准备了各种文件,然后我就顺利地拿到了陪伴签证。我又问我妈:“要是我去南非了,你去不去?”她说:“你去哪儿,我去哪儿。”


有了她这句话,我打算先去探探路。


2016年底,我带着一把琵琶和一大一小的行李箱从咸阳机场出发,途经香港转机,13个小时后,终于踏上了南非的土地。来接我的老赵穿得格外正式,西服熨烫得整整齐齐,白衬衣略微有点泛黄,后来才知道他那天最终决定不系领带了,不然显得过于正式,反而有点尴尬。


见面后我们没有拥抱,陕西人的骨子里不习惯这种肉麻的行为。我能看出,老赵本想嘘寒问暖一番,可是我们俩太久没有一起生活,一时间却又不知道从何说起。我挽着他的胳膊,感受到他的高兴——奋斗这么多年,能和女儿团聚也算是业绩!


后来听说,老赵觉得我长这么大第一次一个人跑这么远心里没底,怕我买的单程机票出不来海关,怕我不会英语被人为难,怕我找不到出口……他还让老板多买了一张返程机票,明知道退票的可能性不大,却还是爽快地花了钱。


直到一起和老赵上班的印度人问他:“你女儿在哪上学?英语这么好?”


他一听乐了,逢人就说:“姥姥滴,还以为她不会说英语,害滴额多买了一张票,谁知道啥都会!”


这就是标准的“陕西式凡尔赛”,乍一听以为在埋怨,可是那种骄傲自豪真是快溢出来了。


那段时间,我借宿在他工作的工厂,主动担起做饭的事,可不怎么下厨的我,遇到了不习惯的调料和品种略显单一的食材,总是发愁。在那个网络非常不方便的环境下,每天除了练琵琶、背单词、看美剧、等我爸下班,就剩对着做饭APP打发时间了。


每天下班后,老赵就带着我去工业区散步,因为还没买车,走不了太远。那是我俩唯一的消遣,真的太幸福了,我挽着他的胳膊,让满工业区的长辈们羡慕不已。那段时间,我爸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发福了,有人笑他是心宽体胖。


得知中国驾照不能直接换南非驾照后,我开始准备考驾照,可是因为我是陪伴签证,交通局拒绝给我办理交通号,我只好回到驾校找校长,写了一封长长的信交给交通局,让他们拿到总部审批。大约等待了一个月的时间,他们总算同意给我一个交通号。


在南非考驾照可以使用自己的车辆,这对于新手来说非常友好。这里的路考要比国内简单得多,没有红外线,没有那么多要求完成的动作。停车入库、侧位停车结束后,带着考官沿指定路线跑一圈就算完成了。说来也怪,拿着中国驾照和公证书的时候还有警察来查我,拿到南非驾照后,就再也没有在路上遇到警察让我出示驾照了。


有一天,我爸突然说:“是不是从你买了车,咱们都没有出去散步了?”


回头想想,那么奢侈的时光,还真是被一辆车给搅和了。



平时路过那些工厂,老赵总是满眼羡慕。我深知,年过半百的他总觉得自己一事无成。怀着要将一家人聚在一起的热望,我就想着,既然我爸能做衣服,我也开过店,干脆就开服装加工厂吧。有了这个想法后,我就考虑长期留在南非了,和国内的男友最终没有熬过异国的时差考验。


2017年10月,我和老赵就开始找空厂房。在工业区转了一圈,稍微合适的房子竟然要28兰特/平米(市场价位在18兰特/平米)。他看了说:“那有啥办法,要真滴莫有,28一平也得要呀!”


真是应了老赵的嘴,一个月后,我们果然摊上了全工业区最贵的“28一平”房子。但这个这个700多平米的厂房,加上一个院子,算是圆了老赵漂泊多年的梦,他再也不用觉得自己忙碌半生碌碌无为了。


工厂内部(作者供图)


2018年1月,我们的小型服装加工厂正式开业。我为它一个“ZIFFER”的名字,是我名字的谐音,而我名字又是爸妈名字的组合,我期盼着它能实现我们一家相聚的梦想。


一开始,我们人少,就找大工厂拿订单做二手加工。我基本两天需要出去送一趟货,作为一个从来没在工厂工作过一天的小白,我忙得不亦乐乎。


当时我最大的烦恼是没时间做饭,找认识的阿姨们打听怎么才能迅速吃上饭,她们教我炖肉、做茶叶蛋、煲汤,总之,想尽一切办法能“一锅出”,尽量别折腾。我每天都盼着我妈能来南非帮我们,常常和她视频,给她看工厂里的工人和院子里空地,畅想着等她来了,我们开一片地,种菜,再养几只鸡,让她过上梦寐以求的田园生活。


一个月后,我妈顺利拿到签证,也来了南非。我在当地刚交了一位新男友(后来成了我的老公),他在300多公里以外的城市工作。为了庆祝,我特意叫他一起来工厂,我们一家人终于能坐下好好吃一顿饭了。


时隔17年,我们一家人终于团聚了,我当时有着无与伦比的成就感。我妈一来,我和我爸没空儿做饭的问题算是解决了。


不过,另一个大问题出现了:我们只有十几个工人,计件制,工资周结,但工人很难稳定。


我经常想起在国内考人力资源师时学过的内容,但里面“稳定员工”的手段,在这里好像没有一种能有用的——计件制的生产线能不能拿高薪,全靠工人的手速,但在一袋面包就能过活一天的国度,好像少上一天班也不会怎样。工人们常会因为各种原因辞职或取消加班,白天刚进来的女工,晚上就能和男工爱得死去活来,真挚的爱情浓烈到可以直接不来上班,分手也很快,然后就有一方就离职了。


我还曾试图劝一个男工好好干,收收心,做个管理人员。他不解地问我:“我为啥要当组长?那么大压力、那么多事,拿的钱也和我现在差不太多,还不自由,我不去。”每个周五发完工资之后,永远别想看到他加班的身影——他拿着钱马上去酒吧喝酒,和最漂亮的姑娘们谈恋爱,他换女朋友的速度比工厂生产线换款还快。


我爸一生节俭,没有怎么好好玩过,更别提享受生活,而这个男工舍得给自己买两千多一双的球鞋,圣诞节能花六千多块把自己打架掉了的牙全部补上,他买过一部车,后来发现无力养车,又卖掉了。


我曾经学过的管理学在这里完全失效了,挫败感时常涌上心头。我担心每一个节假日,因为工人们从来没有什么契约精神。在中国放3天假,假期结束后从清洁工到总经理一定都会来上班。但在南非,工人们完全随心所欲,他们什么时候收假,绝不是我能决定的。


在这个鼓励生育的国家,18岁以下的孩子每个月都能拿到政府补助,生得越多补得越多。很多妇女把这笔收入当成了自己的主业,每个月初,她们拿到补助金之后就会变得懒惰,等到钱花得差不多了,再回来上班。


每个月的月初没人做工,这成了我开厂第一年最大的烦恼。还好,一位朋友介绍了一个黑人组长给我们。这个组长到来之后,慢慢给他的同胞渗透危机思维,让他们除了想明天,还要想想后天,还成立了所谓“强制储蓄会”,一些工人发了工资会相互督促,储蓄起来。渐渐地,工人稳定问题稍有缓解。



开工厂之后,老赵不到半年就瘦了下来,满脸疲惫。他却说:“多好滴!人家减肥还要钱呢,我这都是免费滴!”


我妈来了南非后,不能适应这边的生活,时常和家里人视频,泪流满面地说“妮妮把我关在厂里”。我明白我妈喜欢出去玩,但我们这里周围都是厂房,她不会开车,我们也都忙厂里的事儿,没时间带她出去。


而更重要的是,她和老赵的关系日渐紧张。分别快20年的夫妻哪里还能剩下感情?我渐渐了解到,打拼多年的人大都在用钱维系着和亲人最后的亲情,那些常年没有给家里寄钱的,早就和家里断了联系,一丈之内的是夫,一万多公里以外的哪里还能是当年的丈夫?


我起初根本不懂这些,只是单纯地想,是不是自己努力一下,家人就能在一起,时间就能把这个感情上早已千疮百孔的家庭治愈一些。可我错了,因为感情已经耗得稀薄,长期一起生活后,我爸妈相互看不惯,两人经常是冷战的状态,要么互相不说话,要么一开口就能骂出世界上最恶毒的词汇。虽然那时我已经27岁了,但听到那些话时,还是会和5岁孩子一样震惊。


我当时在日记里写:“可能我做错了,为什么一家团聚之后每个人都变得不开心了?是不是我根本不配拥有这样简单的快乐?”


无论我怎么安抚,我妈还是想回国,而老赵也根本不说一句软话。一家人的感情在矛盾中更淡了,时间并没有治愈任何的伤口,而是教会我一个道理:有时候一家团聚,不如每个人都过得舒服。


2018年的5月,我妈回国了,留下我和老赵在南非继续战斗。其实,在这里,表面上一家团聚了,但因为工厂工作的原因,我们很少有机会坐下来一起吃饭。


我妈上飞机的那天,我意识到,自己的梦想终究是碎了。两个月后,我怀孕了,没有等来我妈,倒是等来了老公和我们一起开工厂。


2019年1月,一个印度人拿着一条婴儿的小纱裙,问我们家能不能做。我说:“大爷,你开什么玩笑,这么多工序我们怎么做?”


他执意要让老赵看一眼——这是一条别人家已经裁剪结束的裙子,但是那家工厂没办法做出来,他四处找加工厂处理这个烂摊子。老赵进办公室后,我和他说:“看看就好,你可千万别冲动。”


老赵太久没有做这么复杂的衣服,兴奋得犹如恶狼看到活鸡,拿着裙子看了两眼,居然就去算加工费了。5分钟后,他爽快地接下了这个单子。


那以后,我每天都紧张兮兮地看着日历,算着客人的交期。因为人手不足,老赵带着工人在生产线上玩命赶货,工人们第一次接触这么难的衣服,全都不熟练,每天都在闹着加工价,烫衣服也是用的最小型的吊瓶熨斗,和家用的熨斗功率差不多。


35道工序才能出成品的小纱裙,我们居然赶在最后期限交了单。全家人累得筋疲力尽,有些吃不消的工人直接离职走了,但也就凭着老赵过硬的技术,开启了我们家自己接单的道路。我也感受到他发自内心的骄傲。


独立接单后更忙了,但好在利润空间有所提升,我们把工人的工价整体调高了一些,开厂后的第一年,也算是完成了我在事业上的第一个小目标。


2019年4月,在我预产期的最后几天,我妈带着复杂的心情再次来到南非,她不放心我一个人在异国他乡生孩子,但她又恨极了工厂的生活方式,“就像是坐牢”。她一直不想面对老赵,只是因为这个外孙女,我们一家人又再次团聚了。


可我妈抱着软糯的外孙女,之前在南非的生活困局仍然没有解决。孩子不足百天,她又提出回国,而那时带孩子的黑人姑娘恰好也因为家中有事离职了。我不愿勉强我妈,当即给她买了机票。我望着嗷嗷待哺的孩子和刚刚招进来的那批工人,我以为自己坚强点,就可以挺过来的。


为了保障孩子能按时喝奶,我定了很多闹钟。但有时闹钟响的时候,孩子在睡觉,一天少吃了好几顿,我连上厕所都是跑着去的,生怕她突然醒来我不在身边,让她没有安全感。


白天,我带着孩子在能看到监控的那间房子办公,生产线上的质量根本没机会一直盯着,两三个小时看一眼,还得盼着孩子别起来。最终,有5张订单遇到了质量问题,有的必须重新返工,有的还得赔付。与此同时,工资需要每周按时发放。我手里的现金流基本断裂。


我第一次觉得生活那么难,只能让我妈赶紧回来,“要不工厂肯定就得关门”。她只好再次返回,刚进门,拉开冰箱,就发现有蟑螂。那时候宝宝已经开始添加辅食了,这样的冰箱是不能再用的,但看着发完工资之后仅剩不到1000兰特的口袋,只好作罢。


那估计是我一生中最穷困的时刻。坎坎坷坷地熬到2019年的圣诞节假期,工人回家后,我们全家人带着半岁的小女儿一起出去玩了一大圈。一年下来,除去买机票和订单的扣款,基本没怎么赚钱。我刚刚准备捋起袖子继续拼,我妈却在2020年1月说自己身体不舒服,再次回国。


那些时日,我每天都在哭,却又不得不咬着牙继续开工。我也想过直接回国,但我爸怎么办?他早已不适应国内的生活,一如我妈一直没办法留在南非一样。



我妈回国的第二个周,疫情爆发。在南非,无数热心的侨胞给国内捐赠口罩、防护服,但南非很快也因为疫情而封国,本就现金流紧张的我们,必须面对颗粒无收的现实,很多房东给租客免了半个月的房租,我们这片的工厂都在等白人房东大发慈悲,结果解封后没多久,就收到催款的律师信。


2020年7月,南非第二波疫情的高峰期到来时,我女儿刚刚14个月。经过全家人商量,我爸和老公坚守阵地,我带着女儿回300公里以外的小公寓里躲着,每半个月,老公回去大采购一趟。


那是一套一室一厅的小公寓,摆满了老公结婚前收集的古董,日本的柜子、上百年的象牙琴键钢琴、清代的龙盘……装修的时候,他坚持要把地板铺成木地板,我则觉得平时不住没必要花这个钱,他却说:“如果有一天宝宝要回来住,马上就能舒服地住下。”


女儿正在学说话、学走路,她在地上摸爬滚打了不到一周,就能晃晃悠悠地独立走路了。这是我来到南非的第四年,居然机会体验全职妈妈的生活。每天全身心地陪着女儿,用烤箱给她做各种美食,陪她唱歌、弹琴、弹琵琶、画画、讲绘本,她开心得不得了。


小屋窗外(作者供图)


刚来南非时,我注册了一个可以发表自己文章的平台账号,那时闲,隔三差五,文章就能被推荐到首页,只是到后来我根本没空思考,更没空动笔。这次我每天白天趁女儿独立玩玩具的时候找选题,她睡午觉时,我打草稿。编辑通过后,等宝宝晚上睡着,我冲一杯黑咖啡开始写作,第二个月靠着写作,月入过万,带着孩子还能完成自己的梦想,我觉得骄傲无比。虽然每周五还是由我计算工资、开发票、对接客户付款,但对我来说,这份闲暇已经非常奢侈了。


因为小区附近人很少,我会时常带着女儿到不远处的大湖边散步,捡松果、摘野花,回家放在不知是哪个朝代的瓶子里插起来,不到30岁的我,似乎过上了自己梦寐以求的生活,我快乐得再也不想回工厂了。


南非公园景色(作者供图)


2020年10月,老公说他和我爸想要搬到另一个厂房,他跟我说:“你回来,咱们再干最后一年就回约翰内斯堡。”


在我们家,“最后一年”这个梗用了很多年——第一年没赚钱,觉得是买了经验,第二年赚了一点点,觉得努努力还有希望,第三年和自己说“再干最后一年!”,这个梗已经用了第4年了。那一刻我觉得自己都能去演绝望主妇了,好不容易换来的新生活,一夜之间就能把我打回原形,我开始晚上睡不着,倒一小杯红酒在阳台发呆,阵阵风吹过来都是楼下邻居种的花香,这美景居然像是个美梦。


老公说:“你放心,你回来之后不会耽误你写东西,我和你爸管着工厂,你在办公室带孩子、写文章。”孩子一天天长大,卡里的余额如果没有给你十足的底气停下,成年人也只好继续往前走,不管有多么不情愿,这时的我,或许也一如当年的老赵吧。


2020年11月的第一个星期,我和孩子回到了工厂,我爸看着已经可以独立走路、词汇量暴增的外孙女,开心得合不拢嘴,只是我知道选择回工厂就意味着我写作事业的停滞。为了节省一个月的房租费用,我们加快进度赶工装修新工厂,终于在12月前全体员工搬进了进去。



新工厂最大的好处,是能够完全把生活和工作区域分开。依旧是3间卧室,其中有间自带洗手间,厨房、浴室、餐厅、客厅一应俱全,除了灰还是很大,居住环境比从前好太多了。工人的居住环境也好了很多,超大的院子能让他们在工作之余晒个太阳、有个草地坐下聊聊天。


大概是太久没有在工厂了,回来后,我就带着工人拼命赶货。每个人都想在旺季的尾巴上留点过圣诞节的钱,我觉得每个工人都好可爱。搬家的时候老公不小心把车钥匙丢了,车窗还开着、车门也没有锁,晚上只能把车子留在新工厂,那个时候所有人还都住在老工厂,天黑后两个小男孩主动跑过来问我:“咱们的车怎么办?”


“钥匙丢了,启动不了呀,只能停在那边把院子门锁好。”我无奈地回答。


“丢了怎么办?”他俩担心地问我。


“咱不是有保险么,赶紧丢了换成现金不好吗?”我跟他俩开玩笑。


“把我俩送过去吧,我们晚上睡在车上。”小男孩坚持着。


那一刻我的心都融化了,遇到这样的神仙工人,在南非是件多么难得的事情。


2020年12月11日中午11点左右,我们刚刚搬进新工厂不到两周,刚刚移过来的宿舍被烧得连渣都不剩。原来,旁边工厂因为没有地方,在经得房东同意后,就将员工宿舍建在了我们所在的院子,跟我们刚刚移过来的宿舍背对背。


火灾发生后,左邻右舍的华人工厂主都来帮忙灭火,旁边工厂的火势明显比我们大得多,3辆消防车分别在2个院子冲着起火点灭火。没多久,对方就来商量赔偿的事宜。我一头雾水,起火原因未知的情况下,就要求我们赔偿,是不是太不合理?


我的工人找到我,画图给我看,坚定地和我说:“你别怕,不是咱们家起的火,你看咱们的房子只有不到他们房子一半的长度,但是他们后半部分的房子全都烧毁了,这说明起火点在他们宿舍的最后面。”


工人的图给了我巨大的安慰,在对方工人集体要求老板赔偿的时候,我家的工人居然没有一个人开口说自己的财务损失要我们承担,还有一群女工过来找我,说能不能把原定圣诞节放假前给工人聚会补贴的费用都给男工,因为被烧的是3间男工木屋宿舍,他们损失最重的连条内裤都没剩下,我心底又是一番感动。


就在我以为遇到了全世界最好的一群员工的时候,我此生最大的噩梦来了。


2020年12月19日,工厂放假了,大批赶着回家过圣诞的工人们一早就乘车走了。早晨6点半,老赵照常起来帮工人开门,没了睡意之后,他跑去空无一人的工厂裁衣服——这么多年,还是享不了清福。


“爸,咱们带宝宝去山上吃早饭吧。”我追到裁床和他说。


说是早饭,可工厂一年四季哪天也没办法有规律地生活。早上9点多,老赵刚从裁床忙活完,换了身衣服正准备出门,两个男工说宿舍煤气漏了。我老公看了一下回来,还是让修理最在行的老赵去解决。


谁知道这竟是全家最后一次见面——快要10点了,我们仨等了好久,老赵都没有回来。


两个男工前一天晚上临时起意想要抢劫,他们等到工人都走了开始按计划行事,原本计划绑了我老公,再去绑我爸,然后向我索要钱财。可事发突然,他们直接绑了老赵,一失手,竟要了他的命——一个年近六旬的老头哪里是两个强壮小伙的对手。


老赵身负重伤,临死前死死地抓着凶手,怕凶手会去前院害我们,凶手为了逃离现场,硬是把他已经僵硬的手砍得不忍直视。他的一生定格在了58岁的第二天,他等了一辈子,还是没能熬到退休,刚刚当了不到两年姥爷,就草草地去了另一个世界。


意外比明天先来了,我看着忙碌的侨胞们帮我们搭灵堂、组建治丧委员会的时候还是懵的,直到老赵的遗像摆在灵台上的时候,人才彻底崩溃了。因为疫情,我妈来不了南非,在电话那边一直哭着让我带着孩子回去。


是啊,我爸走了,我来南非本就是为了一家团聚,现在还有什么意义呢?


那以后,我每天都在和老公说:“我要带宝宝回国,我们卖了工厂走吧。”


他说:“你想好了,工厂是你爸留给咱们唯一的东西。”


“我爸留给咱们的是命,他受那么重的伤还死死拉着那男工,生怕他来前院伤害咱们,你居然觉得我爸留给咱们的是工厂。”


我俩起了争执,老公执意留下好好做工厂,我一心只想离开这个伤心地。朋友看我们俩谁也不肯退一步,赶紧出来劝:“杀父之仇,抓住凶手绳之以法后,再慢慢处理工厂,好吧?”


时间并没有因为我多么的伤心难过就慢下来,1月开工的日期如约到来,工厂的水龙头开始漏水,一条生产线的电无法正常使用,我崩溃地在老赵的遗像前大哭。他在的时候,这些修修补补的事情都是他在处理,现在我手足无措,只能打电话给老乡叔叔求助。


有一天,在我忙得不可开交的时候,突然一个想法冒出来:老赵留这个工厂给我们,唯一的好处是白天你忙得根本来不及难过,你也不用刻意学着坚强,那么多工人还愿意跟着你干,你就得往前走。


南非的疫情在发现新毒株之后,日感染人数又一次破万。受疫情影响工厂的订单早就不可同日而语,而两个凶手还没抓到,我明白,谁也走不了。


我爸去世后的第二个月,我正在厨房做饭,女儿一个人在客厅玩,她突然说:“爷爷,爷爷。”


我听到后泪流满面,对着墙壁兀自说:“爸,你回来了?我不怕,你别急着走,缺什么就托梦给我,你别担心我们。”


一直等到我女儿跑到厨房找我,我问她:“宝宝,你在和谁说话?”


女儿说:“是爷爷。”


“爷爷过得好吗?”


“好!”女儿斩钉截铁地说。


“那你和爷爷说,妈妈好想他。”


“好。”女儿甜甜地回答。


每个你害怕的鬼,都是别人日思夜想的人。老赵在我的梦里出现了一次,侧脸看胖了些,什么也没说就走了,大概这是最后一次道别,看到彼此在不同的世界安好,就放心了。我也开始去商店买漂亮的餐具,这周添一对咖啡杯,下周买一套盘子——对逝去的亲人最大的安慰,莫过于我们好好地活着。


工人安慰我说:“这里是南非,有时候警察抓人要很久,之前有个案子也是2年后才抓住凶手,但你放心,肯定能抓到!”


我们依然过着开门是工作、关门是生活的日子,仿佛老赵的生活在我身上复活了。经营工厂还是有无数的烦恼,遇到看似过不去的坎,我总会把我爸的单词本拿出看看,那薄薄的本子里字里行间,都是他当年和命运交手的痕迹。


老赵走后,我开始刻意模仿他的字迹,所有的文件上我的名字都变成了“赵”,每一笔都是无处可说的想念。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人间theLivings (ID:thelivings),作者:鹿小妮,编辑 :唐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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