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性侵的，被救助的，被捆绑的童年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先生制造 （ID：EsquireStudio），作者：刘敏，插画：橘且

这是一篇历时超过五年的报道。一个女孩11岁被性侵，12岁生下第一个孩子。随后她被一个救助机构接到北京。但在她成年前的这六年，她再次经历了性，怀孕生下了第二个孩子。被性侵的童年是如何影响了这个女孩的人生？

一

这个女孩名叫思思，2000年出生在湖南永州的一个小镇。

思思11岁来了月经初潮，但是没过几个月，月经就停了。家里谁都没注意到这件事。有天作业写到一半，她突然反胃，吐了，吐的全是白水，思思以为自己吃多了。2011年春节，在外面打工的父亲回到湖南乡下老家，邻居问，孩子是不是长了瘤子？父亲带思思去医院检查，医生说思思已经怀孕5个月。父亲直接给了女儿一嘴巴。

去做引产时，卫生站医生直接报了警。思思跟警方提到了几个人，有学校的三名老师，和一个名叫唐冬云的邻居。警方通过羊水鉴定DNA，结果显示，唐冬云是胎儿的生父。 

唐冬云和思思一家都住在小镇的边缘，远离热闹街区，几排摇摇欲坠的泥砖房。人们说只有最穷的人才住这种泥巴房子，低矮歪斜，稻草戳出黄泥外。每年盛夏暴雨，总有几家的山墙会轰然倒塌。屋后是大片的水稻田，一路绵延到远方的山脚，田间偶尔有车声。壮年人都出去打工了，只有寒暑假，这里才多了一些孩子的生气。

唐冬云74岁，是镇上的五保户，多年独居，外号“柏和尚”。他朋友不多，大部分时间他独自去鱼塘打鱼，走在路上弓着背，缩着身子，戴着一顶从来不摘的雷锋帽。唐冬云招认，从前一年的夏天开始，他跟思思发生了十几次性关系，每次给思思5块钱，要求她不要把事情说出去。

但思思的父亲不相信这个结果。他说唐冬云是远房亲戚，DNA鉴定结果不准。他认为三个小学老师才是真正的案犯。

公安局和当地政府都劝思思家把胎儿打掉，政府许诺帮思思换学校，再给这家人上低保。父亲不乐意，他跟教育局讨说法，要三个老师共出100万赔偿金。被拒绝后，父亲非常愤怒，他要思思把孩子生下来。思思妈妈也没有反对，两口子认为，“把胎儿打了就没有证据了，学校老师还要反告你，你就要坐牢”。 

父亲想不通这三个老师为什么不赔偿？他说：“三个人，平摊到每个人头上，也不多，要不然名声丢了，工作也丢了。”

他带着妻女藏到了隔壁县城，一直躲到思思分娩。因为没有准生证，父亲借了7000多块钱，送女儿去了一家私立医院。 

再次回到老家，县城有一个网友专门赶到思思家坐镇，并且在天涯、红网、本地投诉网站上发帖喊冤。事情闹大了。“永州12岁女童称遭3老师强奸生孩子当证据”的新闻爆发，很快，全国多家媒体都涌到了思思家的小镇。

12岁的思思在坐满记者的房子里跑来跑去，剖腹产后，她没有奶水，肚子圆鼓鼓地凸出来。当着记者们的面，思思掀起衣服扇风，露出半张雪白的肚皮，上面有一条长长的棕红色剖腹产伤疤。

一些本地人认为这一家都是骗子。有人告诉媒体，小女孩跟老头是自愿的，一点儿都不可怜。有人半夜打电话恐吓他们，还有人声称要把他们赶走。几年后，父亲回乡搞养殖时，第一批鸡鸭刚养了一个月，就被人下药毒死了。

但在2012年，思思家连奶粉都喂不起，米面油都是记者们掏钱买的。央视节目组请来了心理专家刘凤琴做紧急心理救助。刘凤琴待了一周后，不忍心一走了之，她联系到“儿童希望救助基金会”，这是一家专门做儿童救助的慈善机构。

2013年4月，唐冬云被当地法院判处12年有期徒刑。对三名老师的指控，因为没有物证，最后不了了之。后来有记者到监狱探访唐冬云，说到思思的孩子，他很高兴，说没想到老了，自己还留了个后。 

这年暑假结束时，思思家选择接受“儿童希望”的救助。他们全家带着婴儿“小琪琪”一起前往北京，思思被安置进了一所新学校。

二

在北京，新学校叫“方舟”，校长免费接收了思思，并且安排思思父亲做学校门卫，月薪2000元，方便他照顾女儿。

在学校，思思父女形同陌路。父母每天在家里吵架，母亲一生气就抱怨，要不是因为思思，她早就离婚了。小琪琪留在家里，由母亲照顾。思思从不跟父亲一起上下学。放学后，她总去同学家吃饭，有时在京郊的小村子里独自游荡，到深夜才回家，又会挨一顿骂。父母从不问她为什么这么做，也一直不知道思思的想法。思思说：“我想让他们赶紧走。”

 一天下午，思思突然失踪。同学发现自己手机被用过，翻聊天记录，发现思思与一个男网友相约在地铁口见面。校长赶到时，事先通过电话的男网友已经怕得不敢露面，思思表情木然，什么都没解释。 

来北京两三个月后，思思跟不上学校的进度了。她上课无法集中注意力，总是偷偷拿同学的手机上网，登陆微信，用摇一摇加附近的男网友。有一次信息发错给了校长，问：“大哥，你在吗？”第二次是一个男网友直接开车到了校门口，刚一下车，立刻被埋伏在旁的校长和父亲堵个正着。

“我怎么这么倒霉，碰上这么个人？”听完校长解释，男网友忍不住嘟嘟囔囔，和第一个网友一样，他三四十岁，是外地来京务工者。男人本还为约到个少女而兴奋，结果眼下的情况跟预期相差太大了。

在北京，刘凤琴给思思做过三个月的免费心理援助。刘凤琴有22年从业经验，但没处理过未成年的性侵受害者。她选择箱庭疗法，让思思在沙盘上摆玩具。一开始，思思选的都是老鼠、蝙蝠、蜥蜴、蜘蛛、老虎和各种软体动物。两个月后，思思摆出了船、莲花、蜡烛，围成一个漂亮的小花园。沙盘被解读成“呈现出对美好的向往”，心理咨询就此结束。

一名美国社工提醒过“儿童希望”，像思思这种性侵受害者，很有可能会二次怀孕，建议给孩子做节育手术。但是社工们没有这么做——给十几岁的女童上环？这太挑战公众的认知了。

2014年5月，思思说自己又被性侵了。派出所调出了酒店监控，思思跟一个中年男性开的房，她看起来表情轻松，并无胁迫痕迹。 

得知女儿被性侵的“真相”后，父亲恼羞成怒，回家后一直精神恍惚。几天后，父亲忘了关掉煤气罐，做饭时煤气爆燃，他全身68%严重烧伤，在ICU治了6天才保住性命。

思思一家的生活彻底乱作一团。父亲入院后，母亲的第一个电话打给了夏常河。

三

夏常河。这个名字第一次出现时，思思一家还在湖南乡下。

他那时自称来自深圳，50岁，是一家幼儿园的园长。他提出把思思和婴儿“小琪琪”接到深圳去。他说自己也是一家央媒中学生频道深圳站的副站长，要教思思文化课，把她培养成大学生。

但父亲张口报了个数：80万。这笔钱拿来养活思思一家，甚至包括思思的爷爷奶奶，再建个房子。父亲盘算，如果园长有养活思思这个胆量，就能应下这80万。园长一听说这个数字，当天就走了。他给思思母亲留下了一张名片，正反面一长串头衔里，挤着他的名字：夏常河。

思思一家到了北京之后，母亲偶尔还跟夏常河保持联系。起初，母亲只是在换手机号码时，跟深圳的“夏老师”知会一声，后来演变成每次吵架都找他诉苦。深圳的夏老师脾气好，有文化，总是劝她家和万事兴。

因此，当思思父亲烧伤住院，急需医药费时，母亲得到了深圳夏常河的承诺：手术费没问题，他去募款，明天他就飞到北京来。

第二天，夏常河没有来，他说自家亲戚出车祸死了，刚好当天开庭，就把机票退掉了。最后，方舟学校的家长们凑齐了思思父亲几十万的手术费。夏常河听说后，再没提过钱的事。

与此同时，“儿童希望”的社工突然发现了另一件蹊跷的事：思思在QQ上跟一个名叫“肖长河”的网友来来回回叫老公老婆。比如：“老公你什么时候娶我啊，你是不是不要我了？”或者，“老婆你还担心我不娶你吗？”

再往下翻，“肖长河”发了一张自拍，是一个成年男人身着黄色内裤，生殖器是勃起状态。

“肖长河”在QQ上自称很富有，身家几百万，有车，还有幢别墅。他给思思发了几张黑白照片，让思思叫他“老公”。后来回想，思思也无法确定那是不是“夏常河”，照片上是一个年轻的小伙子，她觉得还挺帅的。

但母亲知道，所谓的“肖长河”就是她经常联系的夏常河。 

在这对母女眼里，夏常河自塑了一个无所不能的形象。他善良、门路多，曾经收养过二十几个中小学学历、家境贫寒的孩子，培养他们去了国税局上班，有的还当上了邮储银行副行长。夏常河许诺，他能把思思培养成一个“超人”——思思以后一定能讲一口流利的英语，拿到成人高考毕业证。 

2014年7月，在又一次和丈夫争吵后，母亲带着思思去了深圳，投奔夏常河。

母女俩失去了消息之后，父亲拖着病体徒步一上午，从医院挪动回家。在楼下，一位志愿者告诉他，楼上的饭菜都没收拾，衣服还泡在盆里，到处乱七八糟，但人已经不见了。 

思思父亲站在大马路上，情绪崩溃，”哇”地一下嚎啕大哭起来。

四

三年后，2017年夏天，我在深圳第一次见到了夏常河。他穿黑色西装，粉红色衬衣，绛红色条纹领带，指甲修得很干净。他大约一米七高，微微驼背，西装垫肩撑大了他的身形，一双眼睛已经有些浑浊了。 

夏常河的幼儿园在深圳的城中村。街道狭窄，门牌号混乱，幼儿园唯一的标识是杂货铺外的墙上，一张破旧的毛笔手写广告：天才幼儿园，正在报名。 

“天才幼儿园”是个四室一厅。6个学生，其中2个是老师自己的孩子，房子是租的，狭小，吵闹，墙面脏成了灰色。54岁的园长夏常河整日坐在房间里上网。起初他以为我是家长来考察，连忙倒水招呼我坐下。听到我是为思思而来，他的笑容马上变凉了。

在天才幼儿园所在的社区，夏常河宣传自己是资深英语老师。走在小街上，总有孩子家长热情地招呼他一句”夏老师！” 夏常河的自我陈述充满矛盾。他自称英语是自学的，可喝完一口水，又告诉我他是北师大的英语硕士。

关于收养小孩，他有一摞皱皱巴巴的旧报纸为证——2006年的《深圳晚报》、2007年的《深圳特区报》，确实有“宝安‘义师’办起免费培训班”的报道。报道中，夏常河说他1999年考取了北京师范大学MPA（公共管理硕士）。而北师大的官网介绍，直到2001年该校才设立了这个学位。

2014年7月思思母女俩到深圳有一个隐秘的目的：给思思打胎。思思当时又有了身孕，但很难搞清楚是谁让她怀孕的。到了深圳之后，夏常河出了两千多块钱，带思思去深圳市人民医院堕了胎。

北京“儿童希望”的社工以报警威胁夏常河，要求他立刻终止与思思家的接触。思思母女只在深圳待了一周多，又被送回了北京。

但就在那一周，思思第一次与夏常河有了性行为。那时“天才幼儿园”还租着两层楼，楼下有一个专门的室内游乐场，每天晚上学生们走了，夏常河就把思思叫到游乐场，二人发生性关系。思思后来说，人流后两三天，夏常河就要“和我做那种事情”。思思不愿意，夏常河拽她，妈妈在旁边“拦不住，女人力气哪有男人大，他发起狠来我们根本挡不住”。

回到北京后，似乎一切恢复了正常秩序。但2014年国庆放假，在社工不知情的情况下，思思又单独跟夏常河出去旅行了一周。四个月后，也就是2015年1月，父母发现思思又怀孕了。她自己推算，孩子应该是夏常河的。

母女俩又去了深圳。这是思思第三次怀孕。医生检查时发现，思思子宫壁薄，已是疤痕性子宫，再打胎的话，未来可能无法生育。

思思说，夏常河得知怀孕后，“每天就跟傻子似的在那笑”，他跟思思保证，把孩子生下来吧，他来养。思思相信夏常河的许诺：等孩子生下来，就给她自己办一个广东户口，把出生年份从2001年改成1995年，两人领证结婚。

但思思不喜欢夏常河，觉得他老，跟他也没有感情。在深圳，思思喜欢的是新网友“小赵”。

小赵35岁，山东烟台人，超市销售员，两人QQ上搜附近的人相识。思思后来对我说，“每次我一去他那儿的时候，他就给我买虾。我说他做饭太淡了，他就告诉我吃太咸对胎儿不好。”小赵表现得像一个真正的男朋友，他给思思炖乌鸡，还劝思思少吃垃圾食品，“吃汉堡，他让我肉吃了，剩下的面包皮给他。我们出去吃烤翅，肉多的都留给我，他吃肉少的。”

思思很快搬到了小赵家里。农民房没有电梯，大着肚子的思思自己爬上了10层楼。

夏常河很快找来了。小赵质问夏常河对思思做过什么，夏常河不说话。小赵威胁他，再不说，就拿刀砍死你。几人最终闹到了派出所。

在派出所，思思举报夏常河性侵，称第一次与他发生性关系时，自己还未满14岁，而且后来两人多次发生性关系。夏常河不承认，反说思思母女骗了他3万块钱。

2017年那次见面，夏常河告诉我，派出所问他跟思思发生了几次关系，他说一次都没有，他碰都没碰过她。派出所又问他，跟思思妈妈发生了几次关系？夏常河向我转述的回答是：“我贱哪？我不是人哪？我有那么犯贱吗？”

在深圳，我找到了这个两年前思思报警的派出所。警察说，当时因为思思怀孕月份已大，警方没再抽羊水。派出所把夏常河拘禁了24小时后释放，取了他的血样，但没做比对。律师先后来了四次询问案情，最后得知，负责此案的警察已经调走。

我咨询，如何才能重启亲子鉴定？

接待室的警察不解：“她也是自愿，你们要怎么帮她？”我提到，思思怀孕时未满十四岁，明知是不满十四周岁的幼女而与其发生性关系，不论幼女是否自愿，按刑法都涉嫌强奸。警察查看记录，发现当时并没有立案，他指着屏幕又说了一遍：“这上面写的是‘自愿’。”

我提醒他，夏常河仍然继续在经营幼儿园。警察说：“他已经开了好几年了，也一直没有这种事情发生啊，女孩来了才发生这种事，是不是？”我告诉他，深圳的经历给思思造成了很大伤害，警察诧异：“对她伤害挺大的？她会有这种想法？”

报警后的2015年夏天，小赵的租约到期，房主不肯与他续租。小赵照顾不了思思。思思挺着大肚子，跟母亲和小琪琪流落街头。她们在桥洞下睡了3天。

思思的父亲去哪里了？

思思和母亲2014年第一次去深圳时，父亲曾追到深圳，质问夏常河：“你是63年的，我是70年的，你比我还大，现在要碰我女儿？”2015年当思思怀着孕再次跑到深圳时，父亲忍了9天，又追了过来。父亲总是威胁夏常河，说要找媒体曝光。

但是，当深圳做未成年保护的律师接受了北京“儿童希望”的委托，到幼儿园去探访时，思思父亲的态度却隐晦不明。他说不太想报警，如果夏常河能买房子，那不如就让思思跟他在一起。

思思给北京的社工打电话，说想回北京。社工问她：你想好了？这次不反悔了？思思直接关掉了手机。

思思和母亲以及小琪琪三人一起去了深圳的收容所。再出来时，一开机，手机已经被律师、儿童希望和各路记者打爆了。

2015年8月，思思回到湖南老家，生下了二女儿，取名“小果子”。

几年来，“儿童希望”一直认为家庭是被性侵儿童最好的支持，但在思思身上，父母却完全不能保护她。社工们决定再次把思思接回北京，但这一次，只接走了思思和小果子，没再让思思父母和小琪琪回到北京。这一年，思思15岁，她又一次回到了原来的救助体系。

五

在北京，负责思思的社工是一个名叫李沐恩的女孩。她1990年出生，学的是心理学专业。2013年以来，“儿童希望”的真爱项目绝大多数时间都只有李沐恩一名社工。

在中国，儿童性侵还是个话题启蒙阶段，中国大陆没有寄养家庭，也没有成熟的心理机构。李沐恩曾在2016年去云南一个乡村小学做讲座，一下课，有十几个小女孩扑上来围住她：老师，你演示的那些动作（触碰隐私部位），有人对我也做过。李沐恩后来确定，起码有两个孩子是确确实实遭到过性侵，而且是插入式的严重侵犯。她非常愤怒，仅仅是一个班，居然有这么多没被发现的案例。

但是她什么都做不了。这些孩子此前都没留下证据。太常见的情况是，警察去了，没有物证，不了了之，然而整个讯问过程会给孩子造成第二次伤害。“我讲完课拍拍屁股走了，但人家在那里要住一辈子。”李沐恩说，“山村的资源跟北京差十万八千里，后续的事情根本没人帮忙解决。”

很多被性侵的孩子，事后都会有性特征行为，比如做模仿性侵的搂抱、亲吻动作，口语中经常冒出遗精、怀孕、大肚子等字眼。发育期的受害者，因为在性侵过程中体会过快感，她们不自觉展示出的动作会让外人非常尴尬。“儿童希望”救助过一名12岁的受害者，女孩转了学，但她很快跟班上性早熟的男生混在一起，帮他们画小黄图。课堂上，女孩总不自觉地把手伸进衣服里自慰，新老师们一开始难以相信，也不好意思跟社工说，后来实在看不下去了，直接让家长办退学。

51岁的王一芳也被性侵过。她是方舟学校的学生家长，也是一直帮助思思一家的捐助者。她说自己在童年时期曾遭到两个男人的侵犯。第一次时她10岁，村里晚上放电影，她看了一半就回家了，村里的赤脚医生悄悄尾随，在路上，那个四十多岁的男人从身后把她抱起来，”像狗一样在我身上拱”。第二个人是她表姐夫。小时候去表姐家里住，每次到深夜，比她大二十多岁的姐夫就凑过来，脱掉她的裤子，摸她。王一芳惊恐地感受一双手在身上游走，她尴尬，害怕，但不敢发出一点声音。

成年后，王一芳一直对男性有种厌恶感，婚后跟丈夫的关系一直都不太自然。2006年，她40岁，突然被积压已久的心理问题压垮。任何一个男性跟她说话，她都会想起黑夜里那双带茧子的大手，觉得对方要跟自己发生性关系。她开始出现幻听幻视，最终确诊为重度抑郁。

王一芳至今没跟丈夫讲过抑郁症的根本原因。她吃百忧解，读圣经，每天做祷告，终于挺过来了。

王一芳第一次接触到思思家，是思思父亲烧伤时，王一芳从老家找来医生，全天候24小时看护了一个月，思思父亲脱离了危险。王一芳听说，爆燃的时候，思思父亲本已经逃出厨房，但怕煤气罐爆炸烧到孩子和邻居，又跳回去拧开关，右手才烧得那么严重。

从ICU推出来时，他全身五花大绑，肿胀得像个气球，只露出一双眼睛，但一见到思思母女，眼泪顺着仅有的好皮肤往下流，第一句就问：“小琪琪怎么样了？”他以为自己要死了，恳求大家一定要照顾好思思。这些故事让王一芳觉得，最生死存亡的时候，这家人还是有正义感的，他们值得被帮助。几年来，她一共资助了大约十几万元。

2014年，就在帮思思父亲治烫伤的时候，王一芳家乡传来消息，表姐夫得了胰腺癌。回乡探望时，趁旁边没人，王一芳直视着姐夫的眼睛，讲了小时候的经历，她说，“你这个是罪，你得悔改。”七十多岁的姐夫一开始矢口否认，他这辈子过得鸡飞狗跳，老婆连生了三个女儿，他气得喊老婆去跳河，又跟村里的很多年轻女性都勾勾搭搭，但是在病床上，姐夫的嘴很硬：你瞎扯，我是个义人，我肯定能上天堂。

但王一芳已经不再怕他了。她告诉他：”你撒谎！我不揭露你，谁也救不了你。”临终前的一周，姐夫已经吃不下饭了。他找来王一芳，说，我对不起。王一芳回应说，我原谅你。王一芳这年48岁。

但这句“对不起”到底有多大帮助？尤其对那些受害的未成年人。思思从未收到过任何道歉，人们都当她是不懂事的小孩子。没有人能真正理解，这些受过侵害的未成年人，正在用什么眼光去认识世界。

六

2015年，15岁的思思和小果子回到北京后，换到了一所职业高中读书。她们住在一个寄养点里。除了对固定的员工，她和小果子没有公开母女身份。

上学的时候，思思每天5点钟起床，给小果子换尿布、洗脸，交给寄养点阿姨，自己再出门上学。一跨出寄养点，短短1公里的路途，思思每一分钟都在经受自控力的考验：

“我有的时候，心里会有个声音，说哎呀你可以去做那个事情。”

“有时候又觉得不行，上学要紧。”

“心里在争战，一会儿想可以去，一会儿又想不可以去。”

到了2016年末，15岁的思思认识了地铁口趴活儿的黑车司机。早上短短一小时内，她关掉定位手表，跟着对方回家。结束后坐车去学校，正好赶上上课。每一次发生性关系后，司机都会给思思一点钱。 

李沐恩发现，思思常晚归至少两个小时，有一天左胳膊还带着密密麻麻的刀伤。思思说是在公交车站遇到了流氓，搏斗时划伤了胳膊。李沐恩不信，但很多反常的行为，社工只能一步一步去寻找谜底。李沐恩那时只有26岁，她找不到人求助——她已经是大陆救助性侵儿童经验最长的社工了。

第二天，李沐恩去接思思放学。在公交车上，李沐恩严厉地教导思思晚归的后果，当时车上只有司机一个人，但思思非常不高兴，打断李沐恩：你能换个地方说我吗？ 

下了车，思思要求跟李沐恩单独聊聊。在小饭馆里，思思点了一盘鱼香肉丝饭，一边吃一遍抱怨：你当着别人的面说我，有没有想过我的感受？如果司机知道小琪琪、小果子的事怎么办？

李沐恩想看看她胳膊上的伤，思思生气地拒绝了。她说，“寄养点阿姨都说是我自己划的，你们都不相信我！”

一个月之后，在一次心理辅导中，思思突然讲出实情：她在地铁口认识了黑车司机，是个河南人，老婆孩子在老家，他独自在北京打工。思思说，“我就想把他当男朋友一样的，我觉得他挺诚实的，对我挺好的。”

 “你觉得他在外边随随便便就跟一个女孩发生关系，他对老婆孩子能算诚实吗？如果这是你的丈夫，你能觉得他人品好吗？”心理辅导老师问。

“我有很多事情你们都不能理解”，思思反驳说，“你想我已经是一个女人了，我都有两个孩子了。”

“儿童希望”随即给思思配了24小时监管。思思每天上学、放学，周末出门，都有不同的志愿者接送。但她已经16岁了，脸熟的公交车司机有一次忍不住问志愿者：孩子这么大了，还要接送啊？

但这似乎是唯一的办法，思思已经是目前中国大陆社工介入最深、救助时间最长的案例，社工们没有任何经验能借鉴。截至2018年1月，思思从深圳回来之后，已经做了43次心理辅导。“儿童希望”给她联系了一个长期的心理辅导老师，每周一个半小时，收费150元，这是北京市面最低价格的1/4。

思思和李沐恩之间的信任建立，花了至少两年。2014年思思父亲烧伤时，上一任社工因为看不到救助的出路，长期焦虑，刚刚辞职。李沐恩接手后，思思以为是李沐恩挤走了熟悉的社工姐姐，心里对她恨得很，长达一年半的时间，思思都不愿意理她。

一开始，李沐恩也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思思对人很热情，她总是主动招呼陌生人，寒暄几句就讲起自己。刚跟李沐恩接触时，思思也会挽着她的手，一起到医院食堂打饭吃，跟她讲学校的八卦。时间长了，李沐恩意识到，思思更深层的想法一个字都不会说。她也不问别人的籍贯、爱好，家庭情况，甚至不问名字，她只管人叫“哎”。 

现在，思思喊的是“梓琨姐姐”——经历了深圳的风波后，思思终于不用“哎”来称呼李沐恩，开始渐渐信任她。思思告诉辅导老师和李沐恩，跟黑车司机发生关系后，她心里非常愧疚，自己买了水果刀划胳膊。每一次发生这种事，思思说，“我会更讨厌自己”。

七

我第一次见到思思是在2017年秋天。从那年10月开始，在三个月的时间里，我常常在周末去看她。思思的宿舍狭小，两张铁架高低床占去了一半空间。思思和女儿睡在其中一块床面上，其余的地方用来堆衣服、尿不湿、书包、课本，床上洒满了小果子掉落的饼干渣，房间总是乱得没地方下脚。

过去四年，思思习惯了志愿者的来来去去，接触了数不清的“哎”——我也是其中一个“哎”。收到受助的礼物，思思总随手放到一边，没有拆开的兴趣。房间里的一切都是外界捐赠的，帽子围巾、儿童绘本、湿巾，桌子上还有瓶香奈儿COCO小姐香水，是一个法国女记者送的，已经放得落灰了。思思习惯了各种物质上的帮助，她在乎的不是这个。

那年12月的一个下午，寄养点的员工们在厨房喝茶聊天，思思一屁股坐下，开始抱怨，说她腰疼。她已经疼了半年了。志愿者曾带她去检查，确诊为腰椎间盘突出。经历了两次生育后，肚子的赘肉跟剖腹产的伤疤一样，持久地留在了思思的身上。她每天都要在后腰贴几个膏药，浓重的药味儿让同桌非常反感。

“你腰疼是肉太多了，压的。”年轻女员工跟她开玩笑。反复几句之后，思思的脸色沉了下来。等到对方走了，她小声地跟我说，医生告诉她，是上一次怀孕把她的腰椎挤坏了。

2018年1月中旬，思思借了一名新志愿者的手机，用她的QQ迅速加了小赵，她想跟小赵要生日礼物。

“你想我啦？”思思问。

“之前没你消息了，一直在等你消息。”小赵问她，你在北京还好吧？真的好想你，天冷了多穿衣服。真怕哪天你登不上QQ，找不到我的Q号了。

志愿者觉察不对，借口打电话要走手机，迅速截了图。思思再次借走继续聊天，归还时，已经把所有聊天记录删的一干二净。

在截图里，思思一直在追问小赵：“你还爱我吗？”“你不会像性（姓）夏的那么的坏吗？”得到小赵肯定的答复后，思思又问，“你不会骗我吗？”

思思至今认为小赵是她的真爱。有一晚，思思主动跟我提起小赵，说他虽然没有甜言蜜语，但把自己的情况一五一十地告诉他，连他母亲的户口本和照片都拿给她看。 

思思躺在床上，刚洗了头发，黄色的灯光笼罩着床铺。认识四个月之后，思思第一次用“姐姐”称呼我，她换了一种更放松的姿态，用一种女性之间的对话方式告诉我：“他喜欢的人也是我，我喜欢的人也是他。反正总而言之我们俩都喜欢对方。”

她看上去还是个青春期女孩，不像白天的木讷，眼里流露出一种温柔神色。小果子正在房间里跑来跑去，叽叽喳喳地为一张纸巾、一个黑色的垃圾袋而雀跃，爬上床，又从思思的身上翻滚到床铺里。思思一把抓住孩子，咯吱她的痒痒肉，两个人在床上滚成一团。

小果子到底是不是夏常河的孩子，至今仍是个谜。从深圳回来的头一年，思思都陷在对夏常河的恐惧里，晚上不敢关灯睡觉，一做梦，就是夏常河跑到寄养点砸门，喊她把小果子交出来。思思从恐惧中惊醒，房间寂静无人，枕边只有一个幼儿紧紧依偎着她。思思不止一次跟社工们说，小果子越长越像夏常河了。

“儿童希望”打算在思思高中毕业之后，再重新去报案，“小果子就是证据，到时候报案也没有问题。”但李沐恩担心的是，思思现在终于回归正常轨道，跑到深圳报案，花几个月时间打官司，思思要付的成本实在太高昂了。

发现思思联系小赵，新志愿者当天就转告了“儿童希望”。李沐恩顺着聊天记录加了小赵微信，追问他和思思真正的关系。小赵说和思思没有在对的时间认识，他真的心疼她，最后一次在深圳机场给思思送行时，他还哭了。

李沐恩反复追问小赵，到底有没有跟思思发生过关系？小赵转移了几次话题，说他爱思思，说直到遇见记者，他才知道思思是未成年人。李沐恩继续逼问，最后小赵终于承认了：“1次”。刚发完，小赵就立刻撤回了消息。后来我曾在电话里问过小赵，如果“儿童希望”想起诉夏常河，他能来北京帮忙作证吗？小赵支支吾吾说，到时候再说吧。

因为联系小赵，2018年的春节，社工不敢再送思思回湖南老家。听到这个消息，思思愣住了，大声抗议：你们不能不让我回家！她哭起来，小果子也跟着哭。当天她写了篇日记：“她们又骗我了，我不敢在相信梓琨姐她们了。”在日记里，她描述了对她父亲的恐惧和恨意，她写道：“你们要是非要我爸来，我就像以前一样跑出去。”她说她无法原谅父亲，父亲逼她生下了小琪琪。每次打电话，她都只跟妈妈聊天，叫父亲是“老头子”、“老傻子”。

父亲的照片一直贴在思思的房间里，她想念父母做的湖南菜，“我妈做鱼是绝手，红烧的， 我爸做的也好吃。”听说父亲最近又开始喝酒了，她对着电话大吼：不让他喝，他还喝！都说了多少遍了！住院也是活该！

几天后的心理辅导中，思思把日记交给了老师。老师问思思，想回家，是不是想要一些自由？联系小赵，是不是还是需要一个归宿？思思点头。

她17岁了，距离成年只有一年时间。“儿童希望”是个针对儿童的救助组织，如果思思成年了，他们无法再募集资金持续救助思思。她能不能正常进入社会，谁也不知道。

八

在湖南永州的乡下，思思父母带着小琪琪生活了两年。我见到小琪琪时，这个被作为证据生下来的孩子，已经5岁。周五下午，她刚从幼儿园回到家，梳着羊角辫，脑门上贴着一张”好孩子”不干贴。她害羞地打量我。很快，她试探着接近我，翻出自己的百宝箱，一样一样地拿给我看。熊大的“贴贴”、牛奶箱子的红色提手、口服液的红色盖子。她最珍贵的财产是一只白兔子和一只绵羊。

我以思思的照片回赠小琪琪。恰好有邻居来串门，母亲立刻收好照片，她说，“不让外人看见，说闲话。”

思思母亲单独把这些照片指给小琪琪看：“这是妈妈，这是小果子。”小女孩兴高采烈地看着这些新照片，再看第二轮时，她总是指错两个人——自从2015年夏天分开后，小琪琪再没见过妈妈和妹妹。这个家里也没有任何思思的痕迹。每个月的通话中，思思很少主动问到小琪琪，双方已经陌生。

2016年，夏常河又来过一次这里。父亲用三轮车载他上山，一路上二人无话。吃饭时，夏常河又一次提出可以把思思一家都接到深圳去。父亲不发一言，吃完饭就出门了。那天天气很冷，夏常河穿走了父亲一件毛衣。两个月后，父亲专门给他打了个电话，只说了一件事：你把毛衣寄回来。

整个小镇都认识思思的父亲。周日下山赶集，我去冲洗给小琪琪拍的照片，洗印店老板不慌不忙地印刷、塑封，送客时突然改用普通话问我，你也是来采访的呀？在一家童装超市，所有女服务员都在打量我。一个大姐先开了口，指着我问思思父亲：你女儿回来了呀？不是在北京上学吗？

只有小琪琪还不知道自己身份的特殊性。这个孩子一度在北京、深圳、湖南之间辗转，现在她又回到了小镇，这是事情开始的地方，也是流言的中心。两年后，她就该到镇上唯一的小学读书了。五年前，正是在这所学校，思思报警称自己被三名老师性侵。

2018年春天，思思说她不想继续在北京上学，希望自己出去打工。“儿童希望”向她反复说明了独自面对社会的现实情况后，给了她两个选择：离开或者留下。那年5月，父亲来到北京，接走了思思和她的两个女儿。她17岁。她走进了社会。

后记

东莞

思思离开北京后，我又见过她两次。第一次是2018年夏天，在东莞大朗镇。

她住在一个月租350元的农民房里，跟一个35岁的男人小陈同居。小陈是两个月前相亲认识的，离过一次婚，生育上可能有问题也可能没有，在一家毛巾厂打工，做熨烫工人。

17岁的思思打算跟这个男人结婚，她发朋友圈，“我老公在干家务活，他刚刚下班，就拖地啦。”拍男人躺在床上，跟她十指相扣“跟个猪一样”。还有一条是去KTV，“好久没来过啦。”“儿童希望”的创始人看了，特别担心：“哎呦，我们能怎么办，只能盼望她别出事儿，没有别的招。”

2018年5月，思思离开北京后，刚回到家，就有人上门提亲。小陈是其中一个，思思跟他微信聊得好，偷偷跟着他跑到东莞，父母很生气，他们要2万块彩礼，一分钱都没收到。

在东莞，思思一直没找到固定工作。她没有任何学历，每份工作都不超过半个月。我们见面时，她正在一家公司“做招聘”，实际上就是给皮包公司发垃圾广告，骗人到所谓的演艺经纪公司签约，她从中提成。思思告诉父亲，这份工作月薪5000块，两人还为5000块怎么分配大吵一架。结果干了两周才知道没有底薪，她一单都没介绍来，全在白干。

思思也努力让自己变得“社会”，她加入微商群，一个振奋的女声在推荐一款牛蒡茶，每天鼓励成员“交690元，开始自己的健康销售事业！”思思还在朋友圈卖在线英语课：“不由得感慨我上学时怎么没有这么好的英语老师，真的讲得太好了”——可是她所有的微信好友都知道，她刚刚辍学，这个抄来的广告词有种巨大的滑稽。

遇到小贷公司打电话，您需要贷款吗？思思义正辞严地说，不好意思，我不需要，然后还举着电话，对方反倒语塞了——此时本是双方挂电话环节，可是思思还在等他们的下一句。

从我们见面开始，思思就一直在跟各种人聊微信。在北京，她被禁止使用手机，现在，手机就像长在她手上，一刻也放不下来。此前听说我要来，她连发了20条语音，还要与我微信视频，连通后，无非是没话找些话：吃了吗，几点睡觉，你家热不热？

那次见面我有一个任务，是作为“儿童希望”的志愿者，带思思去深圳见律师，她要起诉夏常河。

男友小陈送我们去车站，这个男人白白胖胖的，年龄是思思的二倍，说话有些口齿含混。他知道思思的过去，也知道这趟去深圳做什么，抱着一种不干预的态度。思思上车后，开始给律师一条一条发语音：“我们上车了”“现在刚开车”“去深圳北站”。我忍不住提醒她，这么发语音太随便，不尊重人。

思思撤回了语音，写上一行字：已经上车，2小时后到深圳，谢谢赖律师。

赖伟楠是深圳海涵律师事务所的联合创始人，日常多代理民商诉讼，同时每年兼职为未成年儿童案件做一些公益援助。在儿童性侵的领域，赖伟楠成立的深圳恒创未成年人公益服务中心，每年代理的案件不超过5个，即便是全程免费的——这几年，人们才刚刚对儿童性侵有概念，哪怕是深圳这样的一线城市，真正走到诉讼程序的案子还是屈指可数。

赖律师和同事李鼎，几年里一直在关注思思的案件。这不是第一次见面了，会面很顺利，赖伟楠花了两个小时时间，一张一张给思思解释委托书的签法。他叮嘱思思，法律援助是免费的，这次一定要把夏常河是不是孩子父亲的问题解决掉。但要求是，“你不能跟私下里跟他达成协商”。思思突然像个成年人似的，回答很坚决，夏常河还在开幼儿园，不能再让他坑人了。

赖律师突然念叨了一句，他肯定不适合去做记者，以前遇到思思这样的事情，自己总代入情感，很难走得出来，这两年才好些。

可是思思还没到18岁，这个案子必须由父母做委托人。想到思思父母此前的反复态度，办公室陷入一阵沉默。

北京

在东莞那次，我跟思思大吵了一架。我从2017年秋天开始采写这个故事，起初是想写国内儿童性侵受害者救助情况，找了一圈发现，国内针对儿童性侵的社会工作，大多在性教育阶段，起预防作用，只有少量到了帮助报案和司法救助层面。事后对受害者的救助，几乎没有，思思是当时唯一一个长期救助案例。

如今回看，在2017年秋天，《房思琪的初恋乐园》大陆版还没出版，因揭发美国制片人韦恩斯坦而起的metoo运动在10月才刚刚开始。采访时我想找一些研究资料，看到李沐恩办公桌上有小小的一摞心理学、社会学书籍，后来我发现，那四五本几乎是简体中文世界里全部的相关出版物。

这篇稿子的操作时间远远超出我预期。“儿童希望”起初一直不让我直接采访思思，接触一个月后，才让我以志愿者的身份，每周末陪思思带孩子。我跟思思也一直也算不上亲近，在北京，我们相处了4个月，每次见面，她都是不冷不淡的招呼。思思好像从来不为志愿者们的探望感到由衷的愉快，约好了时间，推门进去她十有八九都躺在床上，头发披散着，懒懒散散地坐起来，还不如2岁的小果子更亲近人。

思思跟大众预想中“性侵受害者”的形象完全不同。她形象并不柔弱，也从不表现得楚楚可怜。社工反复培养她的生活习惯，下一次见面，发现房间还是一团乱。她跟李沐恩说过很多次要自杀，起初李沐恩吓坏了，连夜跑过去找她，几次之后大家才明白，这是一种常见的情感要挟。你知道这不是她的错。

“儿童希望”的捐助者大多是北京的中产阶级家庭，他们给小果子买高档尿不湿、奶粉，带思思去家里吃饭，给她的父亲捐款承包鱼塘养鸡场。思思已经对各种外界帮助习以为常，当说普通话的人出现，就带来免费的食物、免费的住处、免费的学校。她偶尔会表达感谢，但语气明显很机械。你知道这不是她的错。

当我最终告诉她我是来采访，思思只愣了一秒钟，就开始讲起她和爸爸、她和夏常河的相处经历。她说如果不是爸爸害她，她现在就能上大学了。说夏常河是骗子，说自己对小赵的依赖。她反而比之前更直白了。李沐恩说，思思其实很聪明，她应该早就猜到我的身份了。

我过了很久才明白，思思是非常孤独的。在北京，她远离父母，也没有知心的朋友，社工也是监管的角色，手机里的男朋友要半年才能说一句话。身边只有2岁的小果子，打女儿，训斥女儿，也是她唯一的情绪出口。她还没学会少女的多愁善感，就已经被连根拔起，变成一个标本，到北京来了。 

只是当具体面对面时，她那些已经无法被纠正的生活习惯，还是会直接激发人的情绪，这对每一个接触她的人都是一种考验。

李沐恩曾告诉我，她每个周末都要坐几个小时的公交车，回到自己京郊的家。我起初不解，多折腾啊，一年后我终于明白了，这是一种必要的隔离，从高浓度的情感劳动中把自己拔出来。

2018年那次在东莞，思思总是不自然地掏出一根烟，“啪”地点燃后，狡黠地看我：“姐姐我又开始抽烟了。”我知道她在试探我的反应。

我起初表现得不以为意，但发现她吸烟的次数几乎要成瘾，我忍住不喊她掐掉，从律所出来，我们讲好了，让她抽完当天的最后一根烟。

然而到了东莞车站，我从洗手间出来，发现思思正慌张地嚼口香糖，再一看，旁边地上半根烟还没熄灭，烟头还亮着。

愤怒瞬间冲上头，我的脸色立刻变了。思思一时语塞，找不出任何借口。我没再说一句话，沉着脸直接自己打车回了酒店。我感觉我也在要挟她。

那几天，我一直在约访一位研究儿童保护的学者，这位学者的博士论文，是调查了河北一群被小学老师性侵的小学生，至今没有比这个更深入的社会调查。她的研究在国内有扫盲意义，她也给李沐恩做督导，直言不讳地批评了他们的很多措施。

恰好那天下午，学者突然打来电话。她说，她拒绝以自己的专家身份出现在媒体上：要是批评，国内做事儿的社工机构本来就没几个，要是表扬，现在的水平太落后，提不出什么表扬来。

我放弃了约访，随口跟她提起刚刚跟思思的争吵。我说，我很担心时间长了，当年大家的努力都白费了。

“你有什么资格训她呢？”学者立刻反问我：“她没有邀请你帮助她，你来采访，你在从她这里得到信息，写你自己的报道。你训她，你越界了。”

“你生气，你是把她当成自己，或者是你的孩子了。”她接着说，“但她不是你的孩子。人家抽烟，那是因为人家没有别的办法，只能用这个办法活下去。”

湖南

2020年夏天，思思和小陈回了湖南老家，因为新冠疫情影响，东莞外贸紧缩，毛巾厂老板自己上手做工，把小陈在内的工人全遣散了。湖南老家镇上开了一个口罩厂，思思和小陈正在那里打工，做切片、给耳罩上耳线，打鼻子处的钢条，一晚上要做3000个，每月保底工资3100块钱。

这份工作思思也没坚持下来。她总是打错耳线，一次性口罩又不能返工，拆了耳线上面会有孔。晚上溜出去抽烟，同事看了很吃惊，你不怕老板开除你吗？到了第8天，思思自己辞职了。她先说是组长对她不好，后来也承认，是自己讲大话，说自己是熟练工，结果又做不出来那么多口罩。

2020年5月，我最后一次和思思见面，她和小陈生了一个儿子，那是思思的第三个孩子。两个人没有什么稳定收入，小陈在借网贷。

夏常河的官司最后不了了之，思思的父亲最终没有去深圳打这个官司，他最新的愤怒还是针对小陈，儿子已经生了，小陈更没有出彩礼的意思了。他们希望思思再找个人家。

我在镇上住了一周，和思思和小陈一起去摘枇杷，找新工作，吃大排档，带思思去城里的妇幼医院检查身体。那是国内新冠威胁刚刚结束的初夏，小镇没有人戴口罩，思思每天在镇上晃悠，她不着急找工作。

最后一晚，我们坐在小镇的码头，身边是缓缓流动的湘江。思思说，她想把两个女儿都接过来，在这个镇上，让小陈父母帮忙接送上学。小琪琪吃饭慢，在家容易吃不好，长大了也会说自己没有父母关爱。她觉得父亲现在要4万块钱彩礼，这不公平，之前跟别人都只要2万而已。

跟小陈在一起，她觉得很自由，因为小陈不管她。她想今年跟小陈结婚，希望小陈能给她买戒指，去拍婚纱照。

当天白天，小陈也说过结婚的事情。他是1983年的，讲起彩礼，是说“我妈说……”，讲可以出小燕子的学费，是说“我爸拿钱……”。他已经37岁了，还打算靠家里60多岁做苦力的父母掏钱。小陈最后说，听说镇上要拆迁了，如果思思带着三个孩子来落户，家里可以多分一些拆迁款。

在和思思认识的这些年里，我们很少聊起唐冬云。唐冬云判处有期徒刑12年，有过两次减刑，将于2023年出狱。

2022年，思思和小陈已经分手，儿子留在了陈家。

思思、小琪琪、小果子、夏常河、王一芳、李沐恩均为化名。感谢深圳市龙岗区恒创未成年人公益服务中心赖伟楠、李鼎、郑雪梅律师，北京和睦家心理健康中心胡伯骏医生，社工Maggie Weik女士对思思以及对本文的帮助。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先生制造 （ID：EsquireStudio），作者：刘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