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超时，是个系统性问题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科技导报 （ID：STReview），作者：李侠（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院教授），原文标题：《工作超时是系统性问题，看似都没有责任，但科研人员已是筋疲力尽》，题图来自：视觉中国

3月中下旬，多位正值事业巅峰的中青年科研人员因过度操劳相继离世，既给相关领域的科研造成无法挽回的损失，也令社会扼腕叹息。

《科技导报》曾发布过《近1/4科技工作者有抑郁表现，超1/2存在焦虑，约八成认为需要心理健康测评 | 万人参与调查》，文章表明，参加调查的科技工作者中6.4%的人属于高度抑郁风险群体；17.6%有抑郁倾向，总体上，近1/4的调查对象有不同程度的抑郁表现。

而对很多中青年研究人员而言，“非升即走”的预聘制管理模式，也是其不得不长时间工作的原因之一。

应对科研界的现状，科研人员应如何正确应对压力？政府和社会各界可以提供哪些帮助？《科技导报》就此专访了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院教授李侠。

《科技导报》：造成科研人员超时工作的原因有哪些呢？

李侠：各种形式主义的开会、集体学习、填报表格占用了科研人员太多的时间。现在的各种会议越来越多，但事后再看，基本可以判断多数都没有什么意义。

至于各级管理部门派下来的填报表格任务基本上属于管理落后的体现，造成工作任务下移，增加底层的时间负担；还有各种项目申报，也占去科研人员太多的时间。

《科技导报》：现阶段，科研人员面临着哪些压力？其中哪个（或者哪些）对科研人员的影响最大？

李侠：这是世界性难题，只是表现强度不同而已。归纳下来，科研人员主要面临两种压力：其一，生存压力；其二，发展压力。

发展压力全世界都一样，所不同的，是压力集中还是分散而已，延长考评时间可以缓解这部分压力。

试想美国的罗尔斯用十余年时间完成《正义论》的写作，期间产出很少，如果大学急功近利压缩考核时间，那么罗尔斯早就被解雇了。

因此，相信把科研人员的压力分摊后，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化解这种具有传染性的焦虑感，而且有可能使研究人员做出更好的工作，即便有个别人钻空子，这也是保持科研生态友好所必须付出的代价。

而生存压力则是最难解决的问题，它与整个社会系统的制度安排有关，个体基本没有多少改变的空间。因此，这是中国科技界科研人员面临的最大压力所在，青年教师尤甚。

从职业生涯来讲，科研经费的完全竞争模式更加剧了科研人员的发展压力。

《科技导报》：在当前“内卷”的大环境下，您认为科研人员应如何平衡好成果产出和日常生活，做出科研成就的同时确保身心健康？

李侠：最好能保持适度。科技界虽然不能搞“大锅饭”制度，但也不可资源过度集中，毕竟人的精力有限，存在资源的边际效用递减的硬性约束。

在有些科研人员发愁经费怎么花的同时，大多数科研人员正处于无米下锅的状态。笔者也想提出疑问，近年来那些投资巨大的所谓重大科研项目都做出了什么让人震惊的贡献？

《科技导报》：《关于改革完善中央财政科研经费管理的若干意见》的颁布，是否有效改善了“科研项目管理繁文缛节仍较多”的情况，对于科研工作者超时工作的情况是否有所改善？

李侠：基本没有起到改善作用，如今报销仍然是耗时耗力的工作。

现在的各类检查不但频繁而且极端。一方面，一些填表所需的数据让人找不全、填不完；另一方面，一些检查动辄要求找出数年前的票据并拍照、复印，这类事让基层科研人员苦不堪言。

工作超时是一种系统性问题的结果，每一个环节都占去一点时间，看似不多，但累加起来耗时严重，再加上每次工作内容转换带来窝工时间，看似谁都没有责任，但科研人员已是筋疲力尽。

《科技导报》：近几年还发布了哪些帮助科研人员“减负”的相关政策？实行效果如何？

李侠：关于给科研人员减负，领导人在各种重大场合进行过发言，但是，由于社会是按照既定规则运行的，如果领导人的讲话不能转化成从上到下执行的有效规则，底层将无法进行操作（没有可执行的具体根据与条款），那么，这些关于减负的言论就仍停留在空中，对于实际问题的解决仅具有安慰作用。

近几年来，最重要的减负政策安排是多部委提出的“去四唯/去五唯”，遗憾的是在实际操作层面还没有被很好地落实，毕竟旧评价系统已经运行了几十年，而且绩效指标很好。

管理部门也无法做到完全舍弃已有的评价系统，此时正处于旧评价体系将被替换，而新评价体系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的真空地带，整个科技界亟需新体系的成功案例。

《科技导报》：欧美发达国家科研人员的现状如何？有哪些帮助科研人员减负的举措值得国内借鉴吗？

李侠：科研生态相对简单，没有繁多的会议、集体学习与评估检查，很多在国家实验室工作的科研人员几乎不需要申报项目，实验室也能得到国家投入的足够的保障性科研经费，科研人员只需工作即可。

另外，评价体系对于论文、项目及荣誉没有变态式的吹捧，这使得科研人员之间形成一种普遍的宽松平和心态，这种氛围反而有利于高水平科研成果的产出。

《科技导报》：您在2021年的文章中提到，要适当“降低外部的激励机制”，目前我国存在哪些“外部激励机制”？应如何降低？

李侠：当下主要的外部激励机制包括：项目、奖项、荣誉称号、论文，这也是2018年多部委提出“去四唯/去五唯”的目标所在，遗憾的是，目前这些政策还没能有效落地。

比如，是否获得的科研项目越大越多（重点、重大）就表明其水平就越高？项目是支撑科研活动的工具而不是目的，全社会应该形成一种共识：拿了大项目而做不出像样的成果是一件很可耻的事情。而现实却是，人们只关注你拿到的是什么项目，而不关注你做出的成果。

总而言之，这些政策工具的存在都会加强外部的激励机制，尤其是当科学共同体的规模较大时，其自身就存在很大的内部竞争压力，如果此时再辅以强大的外部激励刺激，科技共同体内部的生态平衡将被彻底打破，这也是世界性难题。

对此，我们可以采取“固定模式+竞争模式”的混合激励模式，以此在群体偏好上形成分流，从而有效降低共同体内部的竞争强度，让科技界重新回到有价值、有秩序并且规范的氛围当中去，使其适合科技活动的生长与发展。

《科技导报》：我国应如何为科研人员创造潜心研究的良好环境？

李侠：减少不必要的会议、填表、申报与评比，尤其是奖项的评比绝大部分应改为推荐制（国外的很多著名科技奖项都是推荐制）。

另外，增加保障性科研经费的供给，较大幅度地减少竞争性科研项目的申报，让科技界安静下来，最大限度上解放科研人员的时间和精力，让科研人员留有必要的、用于思考的空闲（冗余）时间。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科技导报 （ID：STReview），作者：李侠（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院  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