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谈论商学院时，我们在谈论什么？-虎嗅网

万科董事长王石与新欢女友据传相识于长江商学院的传言，瞬时又点燃了众人对商学院、EMBA圈子的讨论与关注。

“很好，很欢乐。”谈起这事时，一位在某商学院工作多年的圈内人对虎嗅这样说。他说，“这事儿不管真假，冒出来一点都不突然，它只是一根导火索。即便这事是假的，跟它类似的事件也绝对有。”

商学院商在大众眼光的探寻中突然成为一个暗喻。在人们眼中，这个所谓的高级社交圈，浓缩了中国社会当下权力与财富围墙、价值观失衡混乱、惟金钱与关系是图的种种不堪现状。观者调侃、批判、娱乐——事实上，这也是网络社会对中国现实的标配姿态。每个人在谈论一件对象时，不过是在借机谈论与抒发自己的什么。

当我们在谈论商学院时，我们在谈论什么？

借着周末的时间，虎嗅与上述那位圈内人就聊了聊关于中国商学院的一些事。我们想，这篇报道如果翻译成英文，或许比它使用当下这个语言会更有价值，因为这些事对国人来说是如此正常，再自然不过，而如果给西方人看，他们或会觉得相当新鲜而有趣，这是一个与他们的商学院市场截然不同的世界。

下面，结合该圈内人主要跟我们谈的几点，我们来从几个侧面解读中国商学院、特别是EMBA市场现状。不必神化，不要妖魔化。

全球最大的EMBA市场，产出大于输入

在《法治日报》今年10月份的一篇报道里，中欧商学院副院长兼中方教务长张维炯教授做了如下回忆：

^{（1995年时，）为了推广EMBA，当时中欧的创始人之一，张国华院长(2006年1月去世)，就像一个推销员，带着一帮同事，一家公司一家公司的去拜访，向他们介绍EMBA，解释为什么要花10多万元去学。}

^{张国华还请上海市外经委的领导吃饭，希望对方给予帮助。但是外经委的通知发下去，却没有人来报名。为了扩大影响，张国华甚至表示可以不要学费，请人家先来听课。}

^{后来，中欧商学院在当地媒体刊登了四分之一版面的招生广告。正是这则广告，一下子拨动了很多人的心弦。中欧商学院的EMBA是中国和欧盟合作的项目，不用出国门就能留学。不必辞职，在职攻读，也吸引了很多人。}

^{中欧商学院第一个EMBA班共招收了42名学员，那时候的学费是10.5万元人民币。}

到了2012年，2012级中欧EMBA学费是53.8万元。长江商学院的EMBA学费则为68.8万元。外界传说有的商学院录取比例达到1：8，事实没那么夸张，但中欧长江的招生录取比例皆在1：2以上。

这是一个在10多年间飞速膨胀起来的市场，目前，中国已有64家教育机构开设了EMBA班，推动中国EMBA市场成为全球最大。

EMBA独大，这是一个独属于中国的现象。在欧美商学院界，主流是MBA而非EMBA（比如哈佛商学院就没有EMBA）。

EMBA最为迎合中国企业管理者的需求，付出时间成本低，结交的圈子质量高，同时它给商学院带来的利益也比MBA大。市场供需两方就这样一拍即合。中欧一年出产700多个EMBA学生，可谓全球最大的EMBA院校，这块收入就有三四亿。再加EDP（企业经理人员短期课程进修项目）的两个亿年收入、以及MBA收入（学费33.6万元，每届招生数约190人），中欧每年轻松进账6个亿以上。长江EMBA数量虽略低，约为500多人，但由于其学费高，总体收入规模与中欧相仿。

“这是一个巨大利益场。对校长来说，保证学校的收入、有钱进账，这是最重要的工作。”

这个利益不单单是商学院一方的。这个利益场将学校、EMBA学员、教授几方绑在一起：商学院用教授与学位忽悠大款、再用一个大款去忽悠更多的大款、大款进来后傍教授，请其做独董、当顾问，给公司锦上添花，教授也乐于在傍着商学院的同时傍学生，从而获取各种收益。“这已形成一个利益闭环”。这个圈内人说，商学院里，教授们都不愿意给MBA上课，原因很直观：得不到跟EMBA结交的好处。

围绕着这个“学校-学生-教授”这几个核心环节，更多商业利益都由此而生。比如，学生之间的合作与交易，比如在商学院周边提供各种服务。前央视主持人曲向东在他创业过程中就成功地将戈壁挑战赛这项“服务”引入各大商学院资源。这项赛事如今已成为国内商学院每年的保留项目，连办七届，既赚足吆喝，又赚足钱。据《中国周刊》2011年11月报道：

^{他的公司三大业务的雏形已经清晰，客户都是成功人士，玄奘之路商学院挑战赛，是组织他们去沙漠徒步；“极地旅游”的目的地是南极北极；新项目“发现中国”走文化考古的方向。}

“全是利益动机，惟一缺席的是学术标准。”这位商学院人士说，“与蓬勃的商业产出相比，几大商学院的师资学术基础是极为浮浅的。”清华商学院的教授，相当一部分即产自清华经管的博士，近亲繁殖，乃学术一忌；中欧长江，其专职教授、师资建设与一年多达500-700多的EMBA毕业生数量亦不成正比。长江虽以相对激进的手段去海外招揽教授（工资直接翻番，一个营销教授的年收入能到25万美元，该工资保证教授一年120堂课、即约30天的授课时间，如老师负担行政职务，还要减去相应课时），但驻校专职教授积累这几年并不见长。

据虎嗅查到的资料，项兵2010年即对媒体称要在三年间让长江30余人的教授队伍扩建到50人，但两年后，如今在长江网站上的专职教授，仍只有32人，而学费，却每年递增。相比来说，中欧情况稍好，有67名全职教授。该圈内人说，如果说中欧的专职师资水平尚可覆盖75%的学位班课程，那么长江可能只能覆盖一半。剩下的课程，就靠访问教授与圈内一拨周游全球的“Academic Tourist”（学界旅行者）来支撑。

“这个现象说明国内商学院的生产能力与资源占有能力不匹配，说明学校只顾赚钱——你完全可以得出这个结论。但支撑一个学校长期发展的，难道一定不是自己拥有的好老师吗？现在商学院市场是无根繁荣，树冠发展远远超出商学院树根所及深度，只能靠一些假树叶、假塑料花来堆砌，而大家乐此不疲。”

加剧师资不足的一个因素是，该人士说，中欧长江都是采取讲课教授与真正做研究、写论文教授分离使用的策略，讲课的人与真正支撑商学院学术水平的人不是一拨人。后者相对年轻、“养在深闺”，前者在台前，他们的特点一是比较资深，二是常以“大众经济学家”的面目姿态受到35-45岁左右这些EMBA学生的欢迎，但已无动机、无心思做研究。那些刚从国外修完博士回来不久的、更年轻的教授与老师之所以上不了讲堂，与国内商学院的学生结构密切相关。“你说，让刚30岁出头的博士毕业生，怎么去面对年纪比他大很多的企业家或官员出身的EMBA？场面Hold不住。”而这种无法上课堂的状况，自然不利于老师的成长。

由“大叔”定义的中国商学院

中国商学院EMBA抢了MBA风头的状况，是这个时代的特殊所在。一大原因是，这10多年来，中国商学院在为此前缺失的商科教育补课，短时间内要培训消化大批正从事商业、但缺乏商业训练的人才。

所以，他们的涌入、他们的需求定义了中国商学院的气质与走向。

而他们主要的需求，显然不是读书，而是社交。只要国内商业一直寄生于各种关系、资源网结而成的环境中，中国商学院就得满足这需求，否则没有生源。有企业家为了结交更多新同学主动持续留级，也有的上完长江上中欧，上完清华上长江，就是希望认识不同背景的商学院同学。社交，而且是中年式社交：打高球、交流人到中年碰到瓶颈的孤独与困惑、合作项目、甚至……（网上传的那些高级娱乐，就算捕风捉影夸大其辞也是有迹可循）

“按常理来说，MBA才是给一所商学院带来正能量的学生群体，因为他们是抱着读书、成长的目的来的，他们走出院校后的社交与资源，也才能真正回馈母校，他们是最重要的校友。EMBA只是锦上添花。EMBA都是一群什么样的人呢？小有所成、家庭稳定，开始寻求刺激。”

这就是长江商学院较其他商学院更受中国民营企业家们欢迎的重要原因。在长江，学习的重要性明显次于社交与娱乐。2009年《数字商业时代》的一篇报道就写道：

^{最早长江每年都会举行招生酒会，每位学员入学之际还会得到一台Thinkpad笔记本电脑；早期长江曾被人戏称为 “玩学院”，学校提倡寓教于乐，一般学校都有的4天移动课程，在长江这里变成了4+1，即增加一天学员们联谊交流的时间，当然其中也不会拒绝HAPPY。}

喝大酒、不醉不归是长江文化中很重要的元素，一直保持，变化的是——现在，据说长江把Think换成iPad了。

自然，“长江商学院”成为虎嗅与该商学院人士交流中不可回避的一个话题。

长江商学院带来了什么？

该人士认为，自1999、2000年后，国内商学院教育进入一个转折点，来自民营企业的学员大幅增多。而长江，既借这股趋势而后来居上，也是这股趋势的推动力量。“总的看来，它对国内商学院教育起到了积极促进作用，带来了不一样的声音。”

在上面提到的《数字商业时代》的报道里，一位一直关注长江中欧两所商学院的观察者说：

^{“长江商学院因为开始就完全市场化，他们需要借助营销传播并塑造品牌，但他们的营销意识非常好，不错过任何一个机会。中欧商学院属于比较含蓄的类型，在营销意识和费用支出上，长江商学院肯定略胜一筹。”}

长江在营销上的进取、与本土市场共融共生的气质，与其创始院长项兵有密切关系。项兵一度在商学院圈子里有“IBM”的绰号，即International Big Mouth，被部分人评价为“忽悠型”。他提出的“从月球看地球”、“以全球应对全球”、“大风流创新”等概念莫不张显其视野开阔、但稍显空洞的特点。他甚至将自己的高尔夫球挥杆法命名为“人杆合一的道教式打法”，颇让人有点无语。

“如果不是项兵开启或纵容长江的娱乐气质，如果长江不免费放入那么些市长官员、娱乐明星以吸引大款，长江本来可没有疑议地成为国内最厉害的商学院。”

就市场竞争力而言，北大、清华、复旦等商学院受高校本身的体制束缚较多，它们跟中欧、长江的市场竞争力本不在一个水平线上。在中欧与长江之间，该人士评价，中欧由于官方合作办校，官僚与国企色彩较重，像“老人执政”，校长都是上了岁数的人，在治理与执行力上是低效的；而长江，有钱，非常明确自己定位，也有自成一套的治理与文化体系，机制灵活（据说长江教授之所以能拿比中欧高的工资，一个因素是可以通过李嘉诚基金会在香港避税）、执行高效、生机勃勃，在文化、治理与执行力上都强于中欧，但偏偏在将学校“娱乐化”方面失了分，美誉度不高。

“今年是长江十年。我敢肯定，如果长江想收获下一个十年，这个校长是必须得换了。”

但或许比长江前景更令他担忧的是，整个EMBA市场繁荣还能持续多久。“如果经济一旦滑坡或停滞，哪里还会有那么多企业送高管来读书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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