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与不建，关于鄱阳湖水利枢纽工程的争论一直持续着，改坝建闸能否解决鄱阳湖现存的问题，又会带来哪些新的问题？我们访谈了北京林业大学生态与自然保护学院青年研究员贾亦飞，通过他研究过程中与鄱阳湖的朝夕相处，让我们更深一步认识到，鄱阳湖水利枢纽工程不仅关乎人类，更牵动到鄱阳湖滋养的成千上万的生灵。或许这项工程之外，还存在更好的方法。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故乡与世界 （ID：homeandworld），作者：胖虎，编辑：调反唱唱，刘彧彤、Anya对本文亦有贡献，图片除标注外均来自受访者

2022年5月中旬的一天，一名志愿者在鄱阳湖平静的湖面前拉起一道横幅，“坚决反对鄱阳湖建闸”，在网络引起热议，在微博上一篇帖子的转发量通常过千，而他们的诉求只有一个，“救救鄱阳湖”。一些专家、学者也加入声援，纷纷针对鄱阳湖兴建水利枢纽工程提出不同意见；让候鸟飞公益基金、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江豚保护行动网络等公益组织也行动起来，积极组织开展研讨会，发出若干呼吁。

这场从2016年开始的争论仍在持续着，在当下呈愈演愈烈之势，因为这是“关乎存亡的关键十天”。在5月9日，沉寂五年的鄱阳湖水利枢纽工程携《江西省鄱阳湖水利枢纽工程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第二次信息公示》与《江西省鄱阳湖水利枢纽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而来，文书多达1200多页，公示时间仅十天，对于绝大多数公众，乃至专业人士来说，都几乎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鄱阳湖作为长江中下游的主要支流，有季节性过水特征，造就了丰水、枯水两个时空区间内水陆相离的自然景观，和丰富且复杂的自然生态。然而，“洪水一片、枯水一线”的景象变化蕴含鄱阳湖地理区位功能的动力和水域治理隐患。在过去十年间，鄱阳湖水利枢纽工程一波三折，重复着申报-被审视-舆论压力的过程，但当这次公示结束时，或许会意味着搁置多年的鄱阳湖水利枢纽工程建设将在巨大争议中开启新的一页。

从自然生长到人工控湖

鄱阳湖属于长江水系，自然状态下有着疏解长江水路压力的功能，但这也造成了它丰水枯水状态下旱涝不均的问题。鄱阳湖水患可追溯到上古大洪水时期舜禹治水的神话传说。唐宋时，诗人周弼曾在杂言古诗《鄱阳湖》中也描述鄱阳湖洪峰过境时的汹涌水量，“鄱阳湖浸东南境，有人曾量三十六万顷”。明清时期，鄱阳湖丰水期抗洪形势依然严峻，晚清江西县志载有鄱阳湖“霖雨暴涨，湖水倒灌，累月不退”的迅猛洪情。

富水有双刃，兴一方水患亦养一方人。整个江西境内70%以上的水量都源自鄱阳湖，沿湖区域因航运、渔业发达自是经济繁荣。宋时苏轼游历江西都昌县，就描写过此地“鄱阳湖上都昌县，灯火楼台一万家”的人口聚居稠密的兴旺景象。到近代，鄱阳湖水利经济更居于国是地位予以商讨。民国初年，孙中山在《建国方略》中构想，可在长江和鄱阳湖之间建水坝和船港，整合江西和长江流域的航运商贸往来，助力工商经济发展。

但随着人类活动的密集性增长，鄱阳湖生态环境也逐步恶化，原先季节性水文的自然变化朝着更让人担忧的趋势发展。建国以后，鄱阳湖水情呈现丰水更洪、枯水更旱的状况，干旱成为鄱阳湖区域范围内的自然灾害。20世纪50年代末，经过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的严重干旱，鄱阳湖治水策略中首次考虑到利用建堤坝储水抗旱。

改革开放以后，对于鄱阳湖人工控制的策略由江西省委省政府牵头提议。1986年，《人工控制鄱阳湖研究综合报告》提出，这一举措在力求合理有效解决治理鄱阳湖干旱的基础上，还暗含依靠建设水利工程综合治理湖水和发展水利经济的双重诉求。

21世纪以来，环保和恢复生态环境成为水利工程建设中的主旋律，鄱阳湖治理进入工程建设落实和生态调研、科学论证反复辩论的僵持阶段。三峡工程建设以后，鄱阳湖作为长江中下游水系被纳入到长江流域水利整体的系统当中，鄱阳湖的开发与保护从省一级别的政经项目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各项指标和操作流程均更加精细和严谨。2009年到2019年十年间，鄱阳湖水利枢纽工程多次申报，多次接受环保评估和行业审核，工程审批之路一波三折。

鄱阳湖候鸟迁徙。©小红书：赣M9

新时代的最高政策和环保治水的紧迫不谋而合。2020年出台的《长江保护法》和6月1日即将出台的《湿地保护法》都指出应遵循以自然恢复为主，自然恢复和人工恢复相结合的治理理念。鄱阳湖治水的环保因素在政策和法制的加持下尤为凸显，由此产生的争议也是巨大的。

有人认为，干旱对于鄱阳湖的影响不仅仅是自然性的，由干旱导致的水力资源匮乏对社会生活生产的影响同样紧迫。苏轼笔下曾经灯火万家的都昌县，如今再不是鱼米之乡。每逢旱季，赣江河床开裂，徒留滩涂砂石，行船和航运业一同搁浅，反倒加剧采砂贩砂等人工侵蚀河道湖床行为的泛滥。

鄱阳湖春日草海周边。©小红书：小过来的大财主

人工活动对自然环境的危害在管理上尚且屡禁不止，期待生态系统的自我调节和恢复似乎又遥遥无期。鄱阳湖需要一种高效有力的手段，一次性解决干旱带来的生态、社会、经济等诸多层面的问题。

江西省水利厅发布的《江西省鄱阳湖水利枢纽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显示，工程旨在于鄱阳湖的长江入水口处建设闸门，以便在丰水期过后蓄水，待到枯水期来临开闸放水，维持鄱阳湖水位。报告书指出，鄱阳湖水利枢纽工程中的水闸不同于通常意义上水坝，水闸并不承担水利发电功能，不必在上下水位之间形成高度落差，由水位淹没造成的环境破坏是极小的，在可控范围之内。

事实上，无论报告书中描述的“水闸”和“水坝”有多大的差别，储水抗旱这一过程引起湖水最显著的变化就是枯水季水位的上升。若水位足以淹没滩涂，沙洲重回湖底，草原变回水草，数以百万计北归的候鸟将失去水草丰茂的天堂乐园。

同样珍稀的长江江豚，绝大部分栖息于鄱阳湖流域。修建60米以上孔径的闸门以便江豚可以顺利通江，只是论证，而更为直观、不能简化的影响也是众多：建闸后水位变化导致水流速度变化，引起水系更新代谢效率改变，新水质下的生态系统是否适合江豚继续良好地生存繁殖？解决干旱和枯水期航运渔业能否能长治久安？若鄱阳湖生态环境进一步恶化，水利枢纽工程的进一步效用又作何体现？

鄱阳湖周边生物。©小红书：Laissez moi dormir

有关鄱阳湖生态、社会、经济层面的层层科学论证没有尽头，它们在给工程建设制造争议和阻力的同时，也反映出现行针对鄱阳湖的治水体制的谨慎和限制。由于珍稀保护地和动物的存在，鄱阳湖治水已拓展到全球生态保护范畴。

世界自然基金会（WWF）两度发文质疑鄱阳湖水利枢纽工程或将对鄱阳湖地区生态、社会、经济产生深远的负面影响，“鄱阳湖水利枢纽工程建设方案，绝对不是唯一方案。” 当然，相较于改坝建闸，更积极有效的措施能否找到并提出、顺利执行，又似乎是一个新问题，但这是鄱阳湖保护和开发不得不去探索的荆棘之路。

有更好的方法吗？

北京林业大学生态与自然保护学院青年研究员贾亦飞有一张他极为珍视的照片，就保存在他的手机里，随时都能翻找出来。那是2018年秋天，他在鄱阳湖区考察时，在附近一个小湖边拍摄的。小湖的面积不大，掩映在丰茂的湖草和树林中，一眼望去就能看到它的全貌，然而在这平静的湖面上却停留着上万只水鸟——其中有本地留鸟，也有越冬的水鸟刚结束漫长的旅程，抵达温暖、水草丰美的南方。

贾亦飞珍视的湖面水鸟照片。

如此融洽、宁静的画面在鄱阳湖区并不难见到，尤其对于贾亦飞，他从2009年攻读博士起，每年都会在这里度过长达几个月、快乐而艰辛的研究时光。但每当他看见这样的画面，总会被感动，感受到生灵之间一种朴素的平等和联结，这在后来的时间里，也成为他放弃“简单粗暴”的方法，愿意花费更多时间、精力寻求“更好的方法”的动力。

而这张照片也是一个小小的截面，它呈现出的是一个生机盎然、万物繁衍生息的王国。鄱阳湖是中国面积最大的淡水湖泊，也是一个季节性湖泊，广阔的湖面会随着水文节律呈现出复杂而丰富的地貌。

到冬天时，原本状似天鹅的丰盈之湖就会变成一道河流，四周围绕着星星点点的小湖，洲滩露出水面，形成“草滩-泥滩-浅水沼泽-开阔水面”的“同心圆”似的景观。草滩上的苔草为雁类提供了丰富的食物，泥滩为鸻鹬类提供了栖息地，浅水沼泽为珍稀鹤鹳类、天鹅、白琵鹭提供了觅食场所，开阔水面则为爱浮水的鸭类提供了栖息之所。

如此富饶，每年吸引超过60万只水鸟在此度过冬天，拥有世界种群中约98%的白鹤、80%的鸿雁、50%的东方白鹳、10%的白枕鹤和60%的小天鹅。在保护区的滩涂、陆地和水域中，也少不了兽类、两栖类和鱼类的身影，而濒临灭绝的江豚，更是约占了其种群数量的一半。

鄱阳湖1月与7月湖面大小对比。左图为1月，右图为7月。©星球研究所

在去鄱阳湖之前，贾亦飞是一名生物学学生，也是一名观鸟爱好者，对鄱阳湖久闻其名，但真正见之、进入湖区、将这里当做自己的研究对象，才真正感受到它的迷人之处。这些年，他在这里花了几千小时，观察白鹤的行为，同时研究白鹤的种群变化，也早在2009年就以课题介入颇受争议的“鄱阳湖水利枢纽工程”，研究水位对水鸟的影响。

在鄱阳湖，水鸟种类繁多，他发现不同水鸟对不同水位的反应并不相同，他们通过建立数学模型，找到了一个对水鸟影响相对较小的水位区间，但前提是，控制水位的过程能够得到约束，所以仍有风险。但他认为比起水鸟，真正的风险在于不知能否通过闸门的江豚、不知是否会进一步恶化的湖水水质，和“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生态系统，目前水利工程将造成的影响无法验证，但一旦发生，它带来的损失——种群减少、甚至消失，是无法承受的。

鄱阳湖周边的生物。

到今日，贾亦飞对“为何要在此建闸”依然觉得很困惑。在很多时候，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之间确实存在着矛盾，而像他一样的科学家们也一直致力于寻求解决方法，贾亦飞认为问题的关键在于权衡利弊，并在此基础上寻求最优解，将损失降到最小。但对于鄱阳湖水利枢纽工程，他始终没有找到那个能够与高风险相抗衡的“必要性”。

鄱阳湖面上空飞翔的水鸟。

江西省鄱建办给出了很多理由，比如：解决鄱阳湖中下游居民枯水季的生产生活问题；通过人工防控解决生态退化、持续水位走低、水鸟没有食物；同时，它也是一个经济发展的机遇。可是，这些理由站得住脚吗？或者，还有更好的方法吗？

2011年的时候，贾亦飞曾观测到白鹤走上湖岸草州觅食。当年是枯水年，前一年的夏天曾发生过洪水。对于挑剔的、以苦草冬芽为食的白鹤来说，这是一种不寻常的行为，引起了贾亦飞的注意，但到第二年，水位恢复如常时，它们又回到原来的浅水沼泽地中觅食。这印证了水鸟种群能够应对偶发的自然环境变化，调整自己的生存策略。这个发现让贾亦飞感到很惊喜，他感慨道，“人类对自然、对鸟类的了解还是太少了。”

近年，他还有一个更欣喜的发现：白鹤的种群正稳步上升，现在大约有5000~6000只。这让将短期水文变化、自然节律当做“生态退化”的说辞更像是一个蹩脚的借口，一个打着生态修复旗号的幌子。而对于年降水量高达1700mm，作为中国多雨省区之一的江西，“缺水”之说似乎也缺乏说服力。而枯水期的问题原本就与坝有关，人类不能通过再建一个坝来弥补之前的问题。

在贾亦飞看来，生态自然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人类对此所知甚少，当无法控制（也不可能控制）的时候，不如就交还给它自己来调节吧。

鄱阳湖里的白鹤。

贾亦飞近年来更“入世了”，他做了很多科学研究之外的工作：比如，与蚂蚁森林合作开展湿地保护项目，也做了非常有趣的电视节目《寻找勺嘴鹬》，试图在科学与普通公众之间建立一条通道。他发现努力是有成效的，最明显的感受其实还是鄱阳湖附近村落村民观念的变化。

十年前，他们刚走进这里时，天空中还能看见捕鸟的“天网”，而现在，村民们逐渐意识到，鄱阳湖是万物生灵共同的家园；十年前他在村子里几乎找不到一家招待所，到现在俨然一个现代化的商业小镇。这让贾亦飞想到，或许支持鄱阳湖申请世界自然遗产、建立国家公园，发展生态经济，是比兴建水利更好的方法，也是一条共赢的道路。

贾亦飞觉得自然生态不只是科学家和经济学家的事，它与每一个人息息相关。为此，他鼓励公众真正走进自然——无论是国家公园、城郊，还是附近的小公园——真正地看见自然，与自然建立切实、乃至亲密的关系。

能看到，才能感受到；能感受到，才能谈保护与发展。看见，永远是第一步。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故乡与世界 （ID：homeandworld），作者：胖虎，编辑：调反唱唱，刘彧彤、Anya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