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女性：“揣着钱包去约会、带着房子去结婚”

本文来自《单数社会》，作者：波波夫（《中国新闻周刊》原主笔，关注被科技改变的世界，相信人性光辉的绵长，代表作：《倦怠：为何我们不想工作》），头图来自：《美食、祈祷和恋爱》剧照

尽管女权运动起起伏伏，但女权主义的最高行动纲领始终如一：主张女性不受家庭、婚姻和男人束缚，建立一个女人自觉自主的人类社会。

早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欧洲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等思潮的影响下，美国出现了夏绿蒂 ·帕金斯·吉尔曼和埃玛·戈尔德曼等一些“左”派女权主义者，她们攻击婚姻制度、攻击家庭，认为家庭是妇女的监狱，使妇女成为社会“白痴”，从而危及整个文明的进步。

葛罗莉亚·玛丽·斯坦能也曾说过：“女人不需要男人，就像鱼不需要自行车一样。”

在漫长的历史中，处于婚姻中的女性被建构为弱势群体，这一点无论在法律、社会还是习俗传统中都如此，即使在某些特定时刻，特定的女性或女性群体利用自我能动性来争取一定的空间，其结果往往也十分有限，不足以改变她们在自己时代所处的普遍境遇。

甚至，婚姻中的女人成为男人的私有财产得到法律的维护。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婚姻和家庭自然成了女权主义者要击穿的靶子。

随着女性经济越来越独立，女性对婚姻和家庭的需求也在下降。多家调研机构的调查显示，女性正在成为房地产市场的主力消费者，这也佐证了一个女性经济独立时代的到来。

贝壳找房对2018年在其平台上发生的二手房交易数据进行分析，并对在其中12个一、二线城市购房的女性发送调查问卷后，发布了《2019年女性安居报告》。该报告显示， 2018年女性购房者占比高达 46.7%，接近男性购房者占比。

其中，30岁以上50岁以下的单身女性购房者占大头且数量逐年增多，单身女性年纪越大，越有购房意识，不少受访的单身大龄女青年认为：“房子比婚姻更让人有安全感。”

她们认为，与恋爱相比，房子既能改善生活质量，又是一种投资，而且自己有一房傍身，哪怕对象没房也不用担心爱情被现实打败。

从不同城市来看，北京、深圳两座一线城市，购房者性别比例接近1∶1，郑州、长沙、西安的大龄女青年购房比例明显高于男性。调查显示，30岁以上的女性购房者中，29%的女性凭借一己之力独立购房，另有45%的女性接受了父母的资助。 

58同城、安居客发布的《2020年女性置业报告》显示，在不同年龄段中，女性的置业计划也出现了分化。30～44岁女性计划 5年内置业的占比超过86%，成为5年内置业的主力群体，其中，有60%的30岁以上女性购买的是二套改善住房。而20～29岁的女性群体，则有超四成打算购买首套自住房。调研显示，购买二套改善住房的女性占比最大，达53.6%，而想购买首套自住房的女性占比28.9%，商铺公寓占比仅为16.9%。

参与58同城、安居客调研的女性中，有38.8%的女性表示自己能够独立购房， 40.4%的女性表示需要和另一半共同负担购房资金，也有约两成的女性表示需要父母支持。调查显示， 45%的女性选择了90～120平方米的三居室，这和多数购房者的选择相同；从房屋总价来看，选择总价在100万～200万元的女性占比47.9%。

中国女性普遍看重房产，并将房产与内心的安全感挂钩。婚恋交友网站世纪佳缘在2015年针对12万人、以“金钱与爱情的关系”为主题展开调查，并最终形成了《中国男女婚恋观系列调查报告》披露了他们的发现：“有房”成为女性择偶的首要条件。

男女在对待“结婚是否必须有房”这个问题上也有很大的分歧，有超过80%的男性认为，租房也可以结婚，但这纯属一厢情愿，只有20%的女性不在意男性无房，其中超30%的女性认为“必须有房，没房不考虑结婚”，同时有房女性比没房女性在房子上的要求更为严苛。

本次调查的组织方称，“在谈恋爱时，女性可能比男性更为感性，但真正面临结婚时，女性往往在物质上更为理性，因为婚姻更多的是柴米油盐酱醋茶的日子，这就促使女性在面对婚姻时考虑得比男性更为长远，也更有危机意识，体现在物质上就是女性对房子、车子的要求更高，而房子是她们首要的物质需求，也是她们安全感的首要来源。”

这也并非中国女性的独特心理。

英国女作家和女权主义者弗吉尼亚·伍尔芙在出版小说《奥兰多》后，拿着版税建造了一栋小楼，在这栋小楼里，她把此前在剑桥大学的两次演讲整理扩写成《女性与小说》一书，通过对女性创作的历史及现状的分析，指出女人应该有勇气有理智地去争取独立的经济力量和社会地位，只有这样，女人才能平静而客观地思考，才能不心怀胆怯和怨恨地进行创作。

后来，她在《一间自己的房间》中谈到了房屋之于女性的重要性，“智力的自由全靠物质环境，诗又全靠智力的自由。而女人历来是穷的，并不仅是二百年来，而是有史以来就穷。女人比希腊奴隶的子孙的智力的自由还要少，所以女人就绝对没有一点机会写诗。这就是我所以那么注意钱和自己的一间屋子的理由。”

当女性经济日益独立，“揣着钱包去约会、带着房子去结婚”成为一种人生目标后，她们对于婚姻的需求更多地转向精神层面，而非只是一种“搭伙过日子”式生存方式的安排，这在北京、上海等经济发达地区表现得尤为突出，择偶观日益多样化。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青年发展研究中心在2016年 3月至 10月，对在北京居住半年以上、20～36周岁、大专以上学历的近6000名青年展开调查发现，当代北京青年的择偶观较为多样化：他们在择偶过程中最为看重的是配偶的性格人品；对方的外貌和学历排在第二；家庭情况、身体状况、年龄排在第三位。北京青年认可人生观、价值观上的门当户对，这意味着他们更倾向于选择与自己具有某一共同特征的人结婚。

调查数据显示，无论在户籍、受教育程度还是工作性质，抑或家庭经济实力上，青年都更倾向于选择在这几个方面同质的婚姻。传统上人们倾向于认为，在一段婚姻中，女性更可能为了孩子而忍受伴侣的不忠或感情破裂而不离婚，但该项调查却得出相反的结论：59.09%的男性表示如果夫妻感情破裂，会为了孩子而坚持不离婚，但女性同意这一观点的比例只有36.68%，显著低于男性的比例。

女性经济独立也提升了男性择偶的物质和心理双重门槛。在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组织的这次调查中，82.05%的青年认为自己如果拥有房产，会更容易找到对象；有68.48%的青年表示如果自己有北京户口就更容易找到对象；35.66%的单身青年认为自己的理想配偶一定要有房产，有32.66%的单身青年表示自己的理想配偶一定要有北京户口……

从这些结果可见，青年认可房产和户口在婚配过程中的重要性，且房子的重要性要大于户口，房子对于男性的重要性要大于女性。

但北京房产和北京户口并非一个特别容易得到的物质条件，在房价水涨船高和北京户口指标紧缩的背景下，住房和户口势必会对青年婚恋造成更大的压力，没有房产和户口的青年更易遭受婚姻市场的挤压。

经济上的自由让女性减少了对婚姻的经济需求。虽然传统价值观依然根深蒂固，但是越来越多的女性正在挑战社会期望，坚持单身。当下家庭规模缩小，也与女性独立意识的觉醒有直接关系。

在中国社会转型期间，传统社会结构与家庭结构不断发生变化。伴随着女性意识的觉醒和女权主义运动如火如荼地开展，中国女性开始要求并争取在家庭和社会生活的独立、自由及与男性平等的地位，这使传统的男权文化受到了挑战。以夫妻二人为中心的更具私密性的“小家”已取代了传统意义上以父权、夫权为中心的几代同堂的“大家”。现代的家庭观念是夫妻二人地位平等，经济独立，共同承担家庭义务，女人不再是男人的附庸。

未来，随着越来越多的女性接受高等教育，女性地位必将持续提升，并对社会经济结构产生深远影响。

在美国，自 2009年以来，获得博士学位的女性连续9年多于男性，2017年女性获博士学位的比例达53%，创历史新高。在美国研究生院理事会发布的一份2017年美国研究生院注册人数和学位数量的年度报告中，我们有一些比较有趣的发现：在2017年颁发的79738个博士学位中，女性获得了其中的41717个学位，占总数的52.32%，而男性获得了37062个学位，占总数的46.48%。

在中国，也出现了类似趋势，女性获得高学历的比例节节攀升。自1981年中国授予博士学位以来，获得博士学位的女性占比已经从1987年的 8.80%、1997年的18.52%，增长到了2017年的39.27%。

尽管博士生中女性的占比尚未达到40%，但近两年，高校专任教师中女性的占比已基本达到一半。从全国普通高校的总体情况来看，30岁以下的专任教师中，女性占比早在2008年就已达到了57.10%，已超过50%。2017年，30岁以下的女性高校专任教师已经增长至12.2万人，占比接近63%。

本文来自《单数社会》，作者：波波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