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圈里只有成功者和失败者，没有挣扎着的普通人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三明治（ID：china30s），作者：子不语，编辑：恕行，原文标题：《科研评价体系中只有成功者和失败者，没有挣扎着的普通人 | 三明治》，题图来自：视觉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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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的私人电话在傍晚七点半响起时，我不禁重重地吐出一口气——在这个与社交基本无缘的国家，下班时间会给我打电话的，只有这位S教授。

S教授是一位亲切优雅的女士，是每次讨论都会贴心带上巧克力、不吝于跟学生同事说谢谢、竭尽全力帮助学生的人，但也是那种自己在每一个周末随叫随到，在假期夺命连环call同事要稿件，期待周围每一个人拥有和她一样完美到无需吃饭日程表的人。用最友好的表达说着最过分的要求，这种巨大反差带来的压力让我在读博这几年没少因为她打下辞职邮件，又在平静下来之后苦笑着把草稿永久删除。

暂时从PTSD中恢复过来的我接通了来电。不出意外，电话那边一如既往地想要我加班加点尽快完成某个“简单的”分析，只是因为她希望能在周末之前提交论文。我试图再一次冷静地解释我手头自己的项目多到爆炸，只能尽力而为，实在做不到随传随到，这些项目也并非如她所想象得那般简单。

电话中传来的回复却出乎意料带着哭腔。要知道，S教授可以算是现代职场标榜的完美女性中的一员：不失女性“体贴感性”特点的同时，似乎也鲜少“失态”，露出“感情化”的一面，这可能是我第一次听到她展示出脆弱的声音。

“我的丈夫上上周五早上去世了，除了工作，我不知道现在还能干些什么。”

那一刻，我整个人都愣住了，毕竟合作多年的我从来未曾听过她谈论过自己丈夫的病情，甚至并不知道她有着怎样的家庭。况且这样看来，就在她丈夫去世的那一天下午，我们还在线上进行了讨论，整个过程中她完全没提到过这件事。

不过仔细想想，这一切并非毫无痕迹——那场讨论前二十分钟，她临时发来邮件，单方面要求推迟一个半小时，讨论时更是把已经确定好的论文思路直接推翻，语气强烈地要求换另一个全新的切入点。虽然隔着屏幕看不到彼此的表情，却不难从语气中感受到平日彬彬有礼的S教授仿佛换了一个人，屡次没有耐心听完其他人的反馈就匆匆打断发言、忙于推进讨论，新提出的种种要求也着实让人感觉摸不清头脑，让我一度怀疑是否进错了Zoom房间。

电话中传来的哭音没有丝毫减弱的趋势。她哭得好伤心，让我也想干脆一起大哭一场。我还在担心不知该如何继续这段意外的对话，她却径自用寥寥数语给我讲完了整件事，“他的癌症本来已经通过化疗得到控制，去世前一天晚上却因为感冒引起了炎症反应，发作太快来不及抢救，第二天清晨就去世了。”

我还没来得及消化这极大的信息量，感慨命运是如何残酷地操纵着一个人的生死，就听到她进一步补充道，“炎症反应对癌细胞一定具有强烈促进作用，查查某某和某某通路是如何在我们实验中表达的。”

听完这段话，我已然不知道是要先依照本能说上一句节哀顺变，还是完美解答她后面的问题更能稍微缓解下她的悲伤。要我说，大概是后者罢，毕竟，大家都身处学术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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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学术圈最不缺乏的那种榜样力量——为了研究事业，要牺牲的不限于自己的睡眠、私人生活、乃至健康，更有庆祝、纪念、与在乎的人一起度过重要日子的种种“特权”。病床上的论文初稿，婚礼前几小时提交的基金，亲人去世依然要镇定自若地去完成的演讲和讨论，都被当作能证明某个人“醉心科研”的铁证。牺牲得越多，这份热爱才显得越纯粹。

可惜的是，尽管有时候，这些交杂着遗憾和痛苦的错失能换来足以让自己津津乐道的丰硕成果，然而更多时候，能换来的却只是在之后某个夜晚，电话中压抑不住的悔意与悲伤，可能还有漫长的审稿流程与毫不留情的拒稿通知。

不过，有权去讲述这种奉献已然算是一种特权。功成名就的人会选择将这类宝贵经验广泛传递给后来人，起到激励对方努力工作的作用。研究新手却大概是不敢多聊这种话题的，因为担心会得到更挑剔的批判，毕竟这些故事中还出现了病假、爱人与婚礼、与亲人良好亲密的关系这些对于年轻学者来讲实在过于奢侈的要素。

当然，传统的慢节奏、高福利导致欧洲研究人员已然算是全球拼命三郎式学术圈中的一股清流，所以我也不乏在身边能见到深谙研究工作与私人生活平衡之道的榜样，前辈V博士就是其中之一。

V博士由S教授介绍而来，初次见面时，身上带着存有三年前就测好的数据的硬盘。还有两年就喜迎退休的V博士，隶属于儿童外科某位名医大佬的研究组，身材孔武粗壮，一双大手温暖有力，满头银发、布满皱纹的脸上总是露着笑容，处处写着热爱与快乐，有一瞬间让我不禁联想起巨大的抱抱熊。在电子邮箱通讯簿和官网主页上，她的名字后面只标着儿童外科医生，而没有那一串串高大上的头衔。如果用谷歌搜索她的名字，显示结果的第一条是院方杂志在2021年感谢她为本院服务了25年。她是第一位告诉我晚一点回复也没事、研究要开心才能有热情的同事，也是第一位主动问我需不需要共同一作的合作老师。

V博士操着一口口音浓重的英语，来讨论时总是会抱着厚重的文件夹，里面装着打印得整整齐齐、画满铅笔笔记批注的往来邮件和数据图表，永远会准时敲响办公室的门，只有偶尔几次在预定讨论的前一天晚上匆忙发送邮件，告知因为紧急手术排期需要遗憾推迟会面。

随着我们交流越来越多，我知道了她有一个活泼好动的6岁小孙儿，每次拜访都会把她累得气喘吁吁；知道了她非常擅长手工制作，一个出自她手的可爱圣诞装饰杯子至今仍然摆在我书架的最上层；知道了她周末和家人朋友的野餐，羡慕她做的三明治真的很美味。同时，我也知道了她的直系主管认为这个研究临床意义不大，不肯花人力物力测量更多的数据；知道了这种纯基础研究的项目在医学领域内有多难获得外部资金的支持；知道了每一个样本背后手术医生付出了怎样的努力，却又如何因为缺少了解这方面研究的成员和科研时间而险些将数据付之一炬。

在一个处处离不开钱的领域，在内上司毫不感兴趣不批经费、在外不是行业热点拿不到基金，这基本上就是给项目判了死缓，难怪数据放了三年都吸引不到野心勃勃的研究人员花些时间去处理。我试图笨拙地去安慰她，结结巴巴地讲我读到的mRNA疫苗背后基础研究曾经也怎样遭遇过类似的艰辛与曲折，也许未来某天这个被蒙尘的研究会与它一样做到一鸣惊人，这种连我自己都不大相信的话。她却笑着说这一切对她都已经无所谓，她只盼着能顺利发表这篇文章，对得起每个人的付出，熬两年顺顺利利退休回家，实现日常陪孙儿一起玩的美好梦想。

“诺贝尔奖就看你们这些年轻人的了，加油啊！当然不过也别太拼命，热爱最重要。”

这类话就是我喜欢与V教授合作的另一个原因，她是少数能光明正大叫我年轻人，却不会让我恐惧到想东想西的人——因为从普遍的定义来讲，我不年轻了。即使抛开结婚生子这些私生活的社会时钟，在人才济济的学术圈，三十岁却博士尚未毕业，很大程度上意味着只能成为死在沙滩上的前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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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我博士研究生涯的第三年零两个月，以常规时间三年来计算，三年之后的每一天都让我在“loser”这种社会评价的基础上又多走了一步。和一些久违的亲朋微信聊天，总是多多少少会绕到你为什么还没毕业：是因为不好好干活、做实验日日偷懒？还是因为没有能力、在那里尸位素餐？这个振聋发聩的问题仿佛在语重心长地问一个小学生你为什么期末没及格留了级——毕竟只要你还执着于一个学历，没能实现普遍意义上的“走向社会”，博士生和小学生也没啥区别。幸运的话，可能还能得到些贴心的进一步指导，教你如何预习复习背单词、期末轻松拿到一百分。

如果对话的另一方也曾经或者正在经历这种苦逼的旅程，为啥不毕业这种问题大概率不会出现。往人类积极乐观的一面看，这体现了广大学子们极高的同理心和共情能力；非要说得阴暗一点，明知故问戳痛点容易没朋友。更何况山水轮流转，就算是侥幸逃过啥时候毕业这个门槛，还有“国自然基金中没中”，“啥时候成青椒（青年教师）”，“非升即走能留下吗”，“千人有戏吗”，“能评上院士吗”等一系列广泛应用于系统内部伤害的问题。

从堆满论文、参考文献和代码的电脑屏幕中抬起头，会蓦然发现，整个评价体系中只有成功者和失败者，没有挣扎着的普通人。

因为看不到挣扎着的普通人，所以那些重复失败过的实验，一遍遍被修改过的论文，改不完bug的代码，夜深人静灌着咖啡写出的基金，统统都被放在“成王败寇”的规则下久久地审视。站在荣誉领奖台上的胜利者在孜孜不倦地讲着人定胜天的故事，平凡的“loser”说的真心话则归于失败者的怨天尤人。

在其中的人往往都想成为胜利者，可大多数人都在竭尽全力、累废了颈椎和腰椎以后意识到自己只是个普通人，这不仅是生活的真相，更是学术圈的真相。如果这一条对某些人不适用，要不是这些人天赋异禀，要不是等待的时间还不够长。

虽然上面开着玩笑，抱怨看似不尽如人意的线上社交生活，实际上这两年我连真正意义上的社交生活都不太有了。在异国他乡待了7年的后果就是，在生活中结识到一个个朋友，再目送他们一个个离开，每一次目送时定下的雄心勃勃的约定，都因为时光和无可奈何的现实而被无限拖延下去。

最近几个月，我除了偶尔和外国朋友一起去看了两场电影、吃了几次饭，剩下的线下社交生活只有和超市、快递员、食堂阿姨的问好再见。八点打开电子邮件，从一堆不知真假的投稿邀请中翻出同事们催要的研究进展和已经因为时间冲突修改过八遍的会议通知；十点敲敲已经僵了的肩膀，对着电脑咒骂修了半天的bug；在键盘上敲敲打打，再抬头可能天色已晚；电脑桌面上永远乱糟糟地放着标着终稿的终稿的终稿、却还没投出去的论文，和只剩下小半个月时间，还有几个问题不知从何下手的审稿人意见；偶尔会突然想起来组会下周就轮到我了，PPT还只搞了一半，看到AI图标想起来某个内部会议需要准备的海报也还没好；更要提防亲切的同事们等不及打“催命”电话来讲述项目的重要性，花上二十分钟花样催数据处理的进度。

三年疫情带来的线上办公和取消差旅，让读博士为数不多的乐趣也化为了虚影——线下开学术会议至少还能有闲暇逛逛不同的城市，线上可能只能参观下不同同事的虚拟背景了。虽然疫情前，大多数时间，我的研究生活也只不过是在这个挂着“展会城市”的美名、却堪比娱乐荒漠的城市中重复着家、办公室和食堂的三点一线。

办公室大大的玻璃落地窗能投进的不仅有海洋性气候国家万分罕见的阳光，还有从街上行人身上常常能感受到的好奇探究的视线，夏天还要盼着天气不要太热，以免被困在电脑前享受没有空调电扇的酸爽自然桑拿。

如今，这种生活已经退化到吃喝拉撒睡都被困在一间小小的单身公寓，办公桌上摞满了打着字的旧纸堆和看到一半的专业书，还有那台退休后返聘焕发第二春的老电脑，一旦消极怠工就不得不让人一边咒骂、一边祈祷着去按下系统复杂的重启组合键，在心里焦急地数秒等着它慢悠悠转醒，中途更是要祷告各路神明，希望做到一半的文件千万不要出现异常。唯一不变的是依然盼着夏天不要太热，因为我家里也没有空调和电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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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段时间，亲戚家十六岁的小妹妹在微信留言，说有感于最近层出不穷的太空探索成果和科普宣传，立志好好学习数理，希望未来沿着前人拼搏的道路成为航空科研人员，为这份伟大的事业添砖加瓦。在她的脑海中，科研的世界是那片璀璨的星空。

看完她的留言，我回想起了我的十六岁。说来惭愧，我十六岁时觉得梦想过于奢侈，还只是沉浸于题海作业不可自拔，致力于为人生的选择多加上几层保险。偶尔在课余间歇抬起头仰望未来，远远看到科学家背后闪耀着的光环，便被这种美好迷花了眼，迫不及待地想用这番事业来证明自己是个聪明人。于是在高考后，我拿着自己都未曾想象过的高分，拒绝了各类亲朋好友的轮番游说，将志愿表满满写上了基础科学相关专业，揣着镜花水月般的憧憬和踌躇满志的雄心推开了这个行业的大门。

也许正是因为入行的原因过于肤浅，我与科研最初的蜜月显得十分短暂。我至今仍记得大学的第一节课，虽然之前已经不止一次听过前辈们捡笔再抬头就听不懂的自嘲，可没想到这节课前十分钟的薛定谔方程让我直接开始怀疑人类的语言是否真的相通，因为没敢眨眼的我其实也听不大懂。年少无知的傲气和过于虚幻的愿景，真的就只撑过了这短暂的十分。

回顾大学阶段，身边的竞赛得主、学术世家子弟掌握基础知识如同砍瓜切菜，而我只能一次次与课本面面相觑。这样看来，即使坐在同一个课堂里，人与人的差距也比人与狗的差距要大上不少。不知该如何评价的是，哪怕是曾经的传奇大佬们，其中越来越多的人也早早离开这个领域去开拓新事业。从这个角度来讲，大家也算是一定程度上殊途同归了。

留下的那些人则逐渐学会了接受自己的普通，习惯于平静又疲倦的日常生活，与这些普遍又独特的职业烦恼共存。毕竟，这个世界固然需要伟大的科学巨匠，更多的却是平凡的科学工作者，与工人、农民、银行职员、设计师、清洁工人、外卖小哥、售货员……这千千万万个岗位一样的那种平凡人。这些人因为可能很宏大、也可能只是微不足道、甚至旁人看来有些幼稚肤浅的原因努力继续着前一天的工作。远远望去光芒一片的事业，走到近处看，身后其实同样始终跟着离不开的影子。我的生活中，科研的世界其实是脚下那片并不平整的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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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片土地见证着亲历者们的泪水与汗水：读博这段日子，我不只一次打过辞职信，在对着屏幕苦涩的夜晚想象着退一步海阔天空的美好解脱；茶水间和办公室里的八卦掺杂着诉苦和倾诉；熟人间的聚餐和聊天真真假假满是说着想要退学、炒掉老板的抱怨。这其中，有些痛苦难熬到最终成为摆在领导办公桌上的辞职信、群发的告别感谢邮件、茶余饭后的新的传说；有些痛苦则伴着某些惊喜或感动被暂时压到心底，虽然有可能在之后某些emo的时刻被反刍、重品苦涩，却至少在当下留有前行的勇气。

但这片土地上偶尔也会盛开美丽的花朵，结出丰硕的果实：这种收获不仅是反复修改的论文最终被接收，赶着死线日夜斟酌的基金通过拿到经费，学术演讲台下送出的掌声和踊跃的提问，横跨十年的项目画上完美的句号这种苦尽甘来和胜利后的那杯啤酒。还有探索未知，满足好奇心的纯粹，一如数据讨论时的集思广益，大脑高速运转找到替代方案的惊险刺激，种种假设在实验出结果后的尘埃落地。以及不知在何时、甚至不知会不会到来的帮助别人、造福世界的潜在惊喜与快乐。无论最终成就如何，这些美好时刻都是曾经的证明，不经意间融成自己血肉的一部分。

我最大的惊喜和鼓舞往往来自于与患者的会面，其中有两次印象最深刻：一次在某个内部研讨会上，由于外科医生想为我们展示他们改进的手术成果，寻求跨学科合作，请来了之前的病人来现身说法。作为只呆过实验室和电脑房的研究人员，那是我第一次见到肺移植病人。

这位刚闯过生死大关的病人扒开自己的上衣，给我们展示他的手术伤疤被缝得有多好看。虽然手术听上去很可怕，伤疤出乎意料并没有我想象得那么狰狞，尽管能明显看出与周围肤色的不同，依然显得很平整。虽然我不懂手术，但是我也觉得那个疤真的很好看，同样美好的还有伤疤背后生命的希望和自由呼吸的快乐。他的女儿坐在听众的第一排，和我的年龄差不多，听着父亲的讲话不住点头，脸上带着如释重负的轻松。

另一次则是见到了终期肺病病人协会的会长，一位年事已高、患有肺病的老人，独自拖着装着滚轮的便携制氧机站在楼梯前，等待参加我们的研讨会，共同见证行业的最新进展。我帮他把制氧机缓慢地搬上了楼梯。机器虽然仍有一定重量，却已经称得上便携，至少比外公临终前床头常备的氧气钢瓶要轻上不少。站在他身旁，能听到他每一次呼吸都伴随着沙沙声，熟悉到让我感到安心。

也许我的研究要等上很久才能稍微帮到他们一些，也许整个结果会被未来更新的成果所替代、成为被科学埋葬的另一个学说，但是试一试总是值得的。这个世界上，哪怕可能并不知道自己在等些什么，也还是有很多人在等待着，甚至某一天，我和我的家人可能也是其中一员。

转眼已经到了晚上，明天又是上班的日子，每天叫醒我的可能不是闹钟、甚至不再是宏大的梦想，而是刚好够糊口的工资和不知道还有多久才能拿到的学位，是遇到的每一份善意，更是那个好看的伤疤、患者女儿脸上的轻松，还有在那位老人身边和在回忆里都能听到的沙沙呼吸声。

至于今晚，我会早早睡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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