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冯仑风马牛 （ID：fengluntalk），作者：彭彭，编辑：王滔 ，原文标题：《性，疫情和避孕套》，题图来自：视觉中国

一、升还是降，这是个问题

先来做一个竞猜题：疫情两年来，避孕套的需求是上升还是下降了？

答案有点复杂。我们要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

2020年疫情之初，全球最大的避孕套生产商、马来西亚康乐公司曾发出“避孕套将出现短缺”的预警。康乐公司的依据是，一方面工厂产能受到影响，另一方面市场需求更加强劲——全球大部分人都被迫禁足在家，有大把的时间做“爱做的事”，但任何人都不会想要在这种时候要孩子，避孕套自然成为刚需。

人们顺理成章地接受了这一看似毫无漏洞的逻辑。全球避孕套告急，民众加紧囤货，工厂开足马力生产，避孕套概念股利好。国内“避孕套第一股”人福医药——杰士邦的母公司，也应声大涨。

时隔两年，今年年初，康乐公司CEO 再次接受采访，说出一个令人遗憾又震惊的事实：过去两年中，公司的避孕套销售额下降了40%。

为什么会这样？

实际上，杜蕾斯是最早察觉到“不对劲”的避孕套品牌。杜蕾斯的母公司、英国利洁时集团在2020年4 月就指出，由于人们的“勾搭”次数减少、焦虑程度增加以及“可供亲密的场合”变少，避孕套的购买量正在下降。

到了2020年夏季，因为当时英国放宽了社交限制措施，人们得以“重新点燃他们的性生活”，避孕套销量随之上涨10%。2021年春天，杜蕾斯又发现，疫情卷土重来导致的二次封城，销量重又大幅下滑。

5月，管制再次放松，英国零售商Superdrug 的数据表明：酒吧和餐馆开业的那一周内，避孕套的销量增加了 65%。这家公司指出，数百万人“在封城期间错过了亲密关系”。 

这确实一件极具讽刺意味的事：避孕套产业繁荣的希望，并不在封闭的卧室之内，而在于人们走出房间之后——这跟疫情初期的预判刚好相反。

《性学》杂志2021年初发表的一篇关于“COVID-19大流行是否影响人们的性生活？” 的论文也证明了这一点：与之前相比，新冠期间人们的性活动频率减少了数倍。

但人们确实没法谴责康乐公司当初的预警完全出于营销目的。无论是基于逻辑的推演——没有人想在这时候要孩子，还是历史的经验，这个说法好像都没错。

从历史来看，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几个月，避孕套销量大涨。外媒形象地比喻为，“人们躲进被窝里，以避免听到有关经济的坏消息。”那时候，美国人最爱抢购的物品是卫生纸、枪支和避孕套。心理学家认为，经济萧条给人带来压力和恐惧感，而追求快乐是克服这些情绪的方法。

更早的一次，是上世纪30年代美国大萧条时期，情况同样如此。1929年，美国股市崩盘，爵士时代的快乐时光终结，安全套行业却愈加兴旺。这一经济现象被后来者称为“避孕套悖论”，跟“口红效应”类似。

这次情况却不同了。

康乐公司列出了几个原因：疫情之下人们被焦虑的情绪所困扰，无暇他顾；发生亲密关系的场所减少了——尤其是酒店和汽车旅馆；各国政府和NGO组织的采购减少了。

上海的情况可以为第一种解释提供例证。

封控期间，上海居民们以楼为单位，自发开展了互助性质的以物换物行动。有网友总结出一张交换价值表：可乐是硬通货，可以交换万物；烟是绝对的稀缺物资，是男人的最后堡垒；避孕套却处于需求链最底端。那张交换清单上这样为避孕套的价值盖章定论：没有市场，换不了任何东西。

斗室之内，人的欲望和身体似乎一起被封印住了。相比爱人之间的亲密行为，人们也许更容易沉迷于游戏、短视频和刘畊宏的运动操。

此外，正如康乐公司所说，酒店是避孕套消费的重要场所。拿最近两个月的上海和最近一个月的北京来说，避孕套商家显然失去了酒店这个重要消费阵地。

尤其逢年214、520和七夕，旅馆和酒店生意红火，餐饮、鲜花巧克力、避孕套等商家喜笑颜开。尽管人们早已识破这些节日“消费主义陷阱”的本质，依然乐此不疲地买单。

但今年的520，北京和上海两大城市酒店都停摆，为数众多的情侣们“荒废”了一个情人节。今年的“520”很特别，陷阱没了，消费也没了。

二、东京奥运与低欲望社会

被疫情禁锢的欲望不止在卧室，还有东京奥运会的赛场。

自 1988 年首尔奥运会以来，为运动员发放避孕套已成为惯例。发放的避孕套数量在2016年里约奥运会达到顶峰，高达45万个。

去年东京奥运会之前，日本著名避孕套厂商相模公司原本打算借此千载难逢的机会，将旗下0.01 毫米产品全面推向市场。但这一梦想被疫情打碎了。

此次东京奥运会只向运动员发放了16万个避孕套，并附带了一个奇葩要求——带回家去，不得在奥运村内使用。鉴于新冠疫情的流行，东京奥组委希望参赛者避免在运动之外进行其他亲密接触。

可运动员们显然不这么看。“运动员在奥运会上处于体能巅峰。比赛结束后，他们想要释放自己的能量。”一位运动员说。还有人把主办方提供的只能承受一人重量的纸板床戏称为“anti-sex bed”。

日本避孕套厂商寄希望于奥运会这场全球盛事，也是有苦衷的。

数据显示，上世纪60-80年代，日本人使用安全套的数量超过任何一个国家，是美国的3倍，而美国的人口是日本的两倍多。那也是日本战后的经济复苏期，人们斗志昂扬，对未来充满希望。

但接下来情况发生了变化。随着经济泡沫破灭，日本逐渐滑入“低欲望社会”，出生率降低，老龄化加重，日本年轻人沉迷于网络世界，更少“实战”，被称为“草食系”，这些都导致安全套销量显著下降。日本安全套厂商无力唤回国内年轻人的“欲望”，只能寄希望于海外市场。

2016年，彭博社的一篇报道指出，是中国人拯救了日本安全套大厂。“过去十年，日本全国各地药店的安全套货架空间以每年5%的速度在减少。但是感谢中国人，这一情况有了极大的改善。”

那段时期，从电饭煲、马桶盖到避孕套等日货抢购潮成为中国社会的一道奇景。随着去日本旅游的中国人激增，日本产的超薄避孕套被抢购一空。相模的股价在2015年前十个月上涨了137%，其竞争对手冈本更是大涨156%。冈本甚至宣布，计划2016年在中国广东开设工厂。

当时的一项调查显示，日本情侣在所有国家中性欲最低，每年性行为次数为45次，而中国人是96次。

也是2016年，中国宣布放开二胎，这年的出生人口达到1883万人，为近十年来第三高。但紧接着便进入了一个逐年下降的通道。

去年6月，中国又宣布放开三胎。中原地产集团主席施永青建议：生育两个孩子后，才有权使用避孕产品，被网友口诛笔伐。

避孕套从来不只是普通的消费品。它是当下人们心理和精神状态的一面镜子，也是切开社会剖面的一把手术刀。避孕套的销量反映了个人多种层面的需求，又关乎国家的人口大计，与一些经济运行指标似乎也存在着隐秘的关联。

日本的情况或许能带来一个启示：比低生育率更可怕的，是生育率和避孕套销量两个指标的双降——后者意味着人们连欲望都失去了，那是生命活力的一种象征。反观历史上数次经济大萧条时期，避孕套市场依旧红火，或许反而说明情况还没坏到无药可救的地步。

三、避孕套败给医用手套

面对前途未卜的避孕套市场前景，康乐公司不打算坐以待毙。这家公司已经宣布投入新的生产线，生产在疫情中需求激增的医用手套——这两种产品的原材料都是橡胶。马来西亚是全球最大的橡胶制品生产国，以及全球最大的橡胶手套出口国。

去年马来西亚橡胶手套制造商协会宣布，本国手套出口收入在2020年增长超过一倍。

疫情之下，避孕套败给了医用手套。人们的欲望之火，就这样被一副手套掐灭了。

不只是康乐公司，国内一家避孕套生产商桂林恒保也做出了同样的选择。桂林恒保旗下同时拥有避孕套品牌倍力乐，以及医用手套品牌麦迪斯。

就在疫情之初康乐公司预警避孕套缺口时，桂林恒保CEO胡智强就表示，对于旗下避孕套产品倍力乐而言，这或许是天降大任，公司愿意以一己之力填补上这个空缺。后来，大概是受到疫情期间广西螺蛳粉走红的启发，桂林恒保还因地制宜，别出心裁地推出过一款酸笋味儿的套套，掌握了移动互联网时代的营销玩法。

这家公司去年宣布，因手套产品供不应求，公司将加码医用手套生产线，也是审时度势之举。

而前述“避孕套第一股”人福医药比桂林恒保更激进，索性卖出了旗下的避孕套品牌杰士邦。这已经是人福医药第三次出售杰士邦了。2020年，杰士邦给人福医药带来营收17.58亿，较之疫情前的19.28亿不增反降。这大概是董事长王学海再次“割爱”的原因。

早在2006年和2009年，王学海就先后两次将杰士邦的股权转让给Ansell集团，不再控股。王学海后来说，卖掉杰士邦股权是自己心中永远的痛。2017年，借着国内避孕套的火热行情，王学海又将“亲儿子”杰士邦买了回来，以疗愈曾经的心痛。

如今业绩不佳，王学海主动揭开伤疤，再卖一次。可见心痛是假的，没赚到钱，肉痛才是真的。

除了桂林恒保，国内两家以医用手套为主营业务的上市公司，都赶上了这轮行业红利。

一家是有“手套茅”之称的英科医疗。2019年，这家公司营收20.83亿，利润1.78亿；到了2020年，营收138.37亿，利润70.07亿。利润涨了近40倍，市值最高时突破千亿。

但因为大幅扩张，该公司今年一季度净利润骤降，不足1亿，但公司表示，对未来内销市场依旧保持乐观。基于近几个月各种医护政策的出台，医用手套的市场前景必然不会差。

另一家是蓝帆医疗。这家公司2019年营收，34.76亿，利润4.9亿——起点比英科医疗高；2020年营收，78.69亿，利润17.58亿。

蓝帆医疗输在了运气上——就在疫情前夕，这家公司将业务重心转向心脏支架业务，英科医疗则在此之前连续两年加仓了医用手套。没有人能预测疫情，都是命。

因为一双利润微薄的手套，蓝帆医疗实控人李振平、英科医疗实控人刘方毅双双登上了2020年的胡润富豪榜。巧合的是，这两家公司都来自山东淄博，距离也很近。

同为橡胶制品，避孕套和医用手套，为什么命运就如此不同呢？

但康乐公司还是表达了乐观的预期：随着全球逐渐解封，人们的欲望会回来。

参考资料：

[1]Malaysia's Karex: COVID lockdowns dented condom demand，Nikkei Asia

[2]Effects of COVID-19 on sexual life – a meta-analysis，Sexologies

[3]Secrets of crazed Olympic village sex，Fox sports

[4]《日本避孕套制造商寄希望于 2020 年奥运会》法新社

[5]《彭博社：中国人“拯救”了日本安全套大厂》 来源：财新

[6]《“1分钱生意”成就两位十亿富豪 一次性手套行业格局正在重塑》 来源：投资者网

[7]《卑微的套套：安全套的进化史》 上海文艺出版社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冯仑风马牛 （ID：fengluntalk），作者：彭彭，编辑：王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