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海，重拾生活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重新想象 Lab（ID：rei-lab），作者：Shooca，原文标题：《解封了，但你准备好了吗？》，头图来自：视觉中国

春天稍纵即逝，对于上海朋友们来说，明明是六月天，却处处洋溢着过年气氛，刚刚过去的两个月“一言难尽，各自表述”。

城市里的杂草已被提前作了妥善处理，新的街花摆出，硬隔离的路障渐渐拆下，包裹状态的更新开始如梦初醒一般推送到手机上来……在盛夏的洋洋热力里，要不是朋友圈里残存的激扬文字，你会在恍惚间怀疑这两个月一切是否真实发生过。

但很可惜，它真的发生过，也会继续用它的方式彰示后续的影响力。不过，在担心更长远的风险之前，如何重新捡起正常状态的生活，是更为迫切的课题。

这里有八条私人建议，前四条针对心理调适，后四条针对生存能力，希望能让解封后的你实现“软着陆”。不仅适用于疫情，对于同等级别的黑天鹅事件实际上也能作为参考。

一、心理调适篇

恢复对世界的信心

人的日常生活 —— 无论是否被意识到、被审视 —— 实际上都以或近或远的目标作为根基。当然，人是非常有韧性，然而在“心理防线”被（迟早）击穿这个确定性之前，能有多少回旋余地，个体差异很大。

如果折合成防疫时代的某种“封控货币”或“封闭指数”，可能是被迫居家的时长（两天 / 一周 / 14 天 / 一个月……）、物资供给（保供 / 团购 / 烹饪条件和技能……）这些因素影响着“信心”减值的速度，能推导出：

其一，每个人对生活的信心受到的打击程度和后续而来，需要重建的努力程度，是不同的；其二；给予每个人足够时长和力度的打击，则无人能幸免。毕竟，我们都是血肉之躯，在定性的层面上，个体生物基础上的差别却是很小的。因此，首先可以做的，便是去意识到，这种因为和预期值极其背离而产生信任感丧失的情况是普遍存在的、更是十分正常的。

作为正式封控状态下 60+ 天、居家 80+ 天的一员，在这期间，我清楚地看到自己心态与行为上的改变。试分享几例：

当我所在的小区早已成为“防范区”，没有了实质上的出入限制，甚至封锁线撤下时，我（以及大多数的邻居）仍然“不愿越雷池”，甚至迈出几步，到阳光下散步、呼吸，都带着冒险的忐忑。自相矛盾的发布信息和传闻，更加剧了邻居间的疑虑。在小小的电梯轿厢里，如果不是一个人乘坐，所有人都自觉地远离其他人，避免肢体接触，避免目光交流，屏住呼吸，尽快离开。

当我们欢呼社区自治、邻里互助重塑了微妙的“社区抗疫阶级感情”，另一些基于更根本的“人”和“人”的信任、“人”和“自然”、“人”和“社会”的联结，被放弃了，并且可预见地，形成像父母辈、祖父母辈“饥荒——屯货”这样的长期肌肉记忆。此外我也注意到，在居家刚开始时，在微信平台发布的官方账号信息，随着时间的推移，“朋友阅读数”逐渐走低；而一度活跃的社区或邻居群，也逐渐重归沉寂。

这还是在有持续活人交流、物资相对充裕、对形势严峻性有足够心理准备的前提下。其他建筑物里面，更措手不及乃至遭遇次生灾害的人们，更可想而知。

须知，现代社会的全部经济生活可能全部建立于“信”。一座城市，要将数十年积累的出行、工作、生活秩序从表征上恢复到以前，谈何容易？例如武汉在经历过 2020 年封城以后，只看当地零售额这一个指数，就花了超过 8 个月的时间才修复到 2019 年同期水平；将遭遇不同有形损失、机会成本损失、内心安全感损失的重新建立，并不简单。

理解和承认它，并不去操之过急、拔苗助长，就是好的开始；而政策的起效又会有滞后性。对于政策制定者是如此（使用“逐步”而非“猛药”，可能是对的），对自我恢复心理健康的个人，也应如此按部就班：可以从小处着手，试着把生活的半径再稍微拓宽一点点，试着把自己“层层加码”的防护衣着除掉，试着再和电梯里的陌生邻居打个招呼……

也可回忆封控期间遇到的令人动容的闪光点，纵使在最悲观的情境下，好人不会彻底消失，而他们就是真实存在的伟大个体，兜起人性或道德的底线。重拾信任，从信任和爱具体的人开始，而非一个概念或无生命的实体。

保持对世界的警觉

与重拾对世界的信心与热爱并行的，则是继续保持一定的警觉。灾难和意外会翻页，也会再来，乃世间之常态，与兴邦与否无关，也毋需因此备受打击。但假如以为就此重归岁月静好，那么猝不及防的打击才真的会辜负这种天真。

数年前在日本旅行时，一家便利店的店长在热心协助我和家人找回在车上丢失的手机后，告别时语出惊人，至今令我们唏嘘不已。他说：“虽然这次非常顺利解决了，但也不要掉以轻心，我们这里也有坏人。”对着刚刚受到自己帮助的外国人，这可能是一位极其自信的国民，才能说出来的话 —— 并非只有带着自豪接受赞美，而保持着清醒理性的善意与时刻自省，他从内心相信保持对世界适度的警觉是给陌生的外国游客最好的建议，而这种警觉丝毫无损他的国家尊严。

我想，冷静下来细想，这个道理不难接受。质疑和审视其实也是一种热爱，尤其是对于国家这样的复杂庞大的概念。所谓爱之深、痛之切，如果不是血脉相连，如果不是对这片土地爱得深沉，眼里何必饱含泪水？假如一味的捧杀尚且算是一种短视的溺爱，毫不介怀、选择无视，则反倒是冷淡甚至一种侮辱。

在特殊期间，接收到许多刺耳的信息，或者一片赤诚也有被误解为别有用心的时候，那么，在告别它的时候，如何定义、处理这些负面信息，也间接昭示了世界将要发展的轨迹。

《阿房宫赋》的结尾：“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复哀后人也。”保持适度警觉、合理质疑，近可使你多一些独立思考与判断，赢得更多回旋余地（就像对特殊时期物资储备的判断），远则可正视听、去伪存真。正是这愈发迷雾笼罩的世界局势里锐利而闪耀的星火，是避免后人复哀后人、避免悲剧再演的群众基础。

保持信心的同时，也请随时多留一心。

记录、整理和讲述

现代商业社会的分工，让个体的原子化愈加明显，上海作为发达的“陌生人社会”的优缺点，在这种突然隔绝的生活里，凸显出来。其实随着城市化进程、以及虚拟经济的发展，在其他城市也无法置身事外，高度发达的物流链同时让物资和人的流动变得轻易，又让停滞后的效应放大。

在这个时候，如何与自我相处 / 对话，是所有人值得学习的命题：对于封在门窗后面天天计算着菜叶和米粒的大多数普通人来说，一些不曾考虑过的可能突然降临了，另一些说好的希望却迟到了。

短期内两次被迫适应新的生活常态，自然伴随着焦虑；人是社会动物，当个体长时间失去与群体的连结感时，可能在生理上和心理上带来不适；而网络又同时放大了一些坏消息带来的负面情绪。哪怕在解封以后，封控期间的问题就像房间里的大象，并不因人的故意忽视而消失，如何疏导这些积攒的情绪，避免造成对心理结构的长期破坏，迫在眉睫。

记录和分享是低门槛、又有效的方式。这种记录可以是文字的日记，也可以使用手机上的语音备忘录做自我讲述。（见《我记故我在：数据化自我管理》）

写作，作为一种辅助治疗手段，早已广泛应用在临床心理学；有研究表明“未能倾诉创伤经历与心理压力有关，不倾诉（抑制）的压力会因对事件的过度反思而增加”。而对普通人来说更直接的意义在于纾解心事、用外部载体卸下心理负担，且记录和表达的过程本身就带有整理、自我审视以及赋予意义等过程。如果愿意的话，尽可能地去重新会面一些熟人，并互相讲述，也有助于重新稳定生活坐标，并解决一些现实问题。

我便遇到过在小区“放风”的暂时解封状态下，逮着陌生人喋喋不休的独居邻居，也遇到在电话中说话停不下来的朋友；这便是一种潜意识中的心理自救策略。

另外，整理房间或文件这样的活动也是恢复秩序感、把控感，消除无力感和虚无感的有效途径。

请允许我再引用两个月前（恍如隔世，又似在昨日）的《上海断片：至少留下点什么》中的建议，它依然适用于当下：

我们的初衷是，不要让日子平白耗去，隔离与否，尽量过好每一天，也别忘记今天和昨天并不相同，不要在浑噩中丢失了时间感；生活可能会回到正轨 —— 或许比想像得更快，如没有留下任何痕迹，这些记忆、这些当下的所思所感所得，很容易被重新磨灭在柴米油盐的挣扎里（我们熟悉互联网的记忆，对吗？）。另一方面，生活也可能再也回不到从前，那么，经此一役，损失之余，至少让我们留下点什么。

阅读

如果说记录和表达是用外向的“生产”来创造意义，那么阅读就是内向的资讯汲取。每个人选择阅读的理由不尽相同，而很可惜地，（传统意义上的）阅读总时间和阅读场景则大体都在向相同的方向缩减（封控期间，你在图文阅读和视频上投注的个人时间比例几何呢？）。我们这里聊的，是将阅读（书籍）作为一种心理按摩的方式：

阅读是一种汲取新信息的过程。在生活形态发生剧烈变化的时候（以进入防疫封控状态和解封为例），保持新的信息摄取至少有几个好处：

首先，最直接地，可以作为转移注意力的方式。书籍是传统、稳定的存在，许多人即便在拥有电子阅读设备、便利获取电子阅读资讯的条件，仍青睐传统纸质书籍，或保持两者并行不悖作为不同场景下的选择，正是因为它能提供专注的信息获取体验。与投入时间成本更大的播客、富媒体的视频相比，书籍提供了充分自主、信噪比高的渠道，为疫情中的情绪波澜带去难能可贵的掌控感和生活的锚定。英国作家毛姆曾写下“阅读是一场随身携带的避难所”，也是如出一辙。

其次，创造新的意外和刺激，避免大脑被习惯所固化。人脑喜欢接受新的刺激，这一常见的结论在去年美国国家心理卫生研究所的最新实验（刊登于《Scientific American》杂志）中再次得到证实，新鲜刺激可以“重置”海马体至内侧前额叶皮质的“vHPC–mPFC 通路”（一般认为，这一通路的连接强度对人日常的学习与记忆至关重要）。

当疫情时期的生活形态少了许多选择、空间与时间显而易见地受限并囿于某种路径依赖的循环之中，给自己力所能及地创造新鲜体验，是避免大脑过度疲惫的重要组成部分。而阅读创造的虚拟新环境体验，在足不出户、以及尚未重新适应新生活状态时，是不错的替代品。

最后，阅读书籍还暗示着某种生活的“余地感”。在过去的几个月里，“非必要”成为了人们的口头禅，非生存直接必需品的诉求被自我道德感和环境压力压抑，这固然是特殊时期的非常措施，但因此带来的心理损失与情绪问题可以造成很长久的效应。阅读书籍（也如更多“非必要需求”，如咖啡、隐形眼镜、护肤品）这一原本稀松平常的行为，因为高于基本的维生需求，而具有了某种奢侈属性，这本是讽刺的，但我们不如利用这种被标签的状态，通过适当的“非必要”行为暗示自己的生活是“游刃有余”的，转而让自己感觉更良好。

同时，需理解每个人的需求有异，在压力环境下，只维护自己的需求，而将“自己不需要”的划为“非必要”便大加批判，这种双重标准才是真正的非必要。

2022 年 5 月 28 日的上海北外滩，摄 / Shooca

二、生存能力篇

调整对于钱、收入与工作的观点

疫情像是一个放大器，将收入和金钱焦虑加上了杠杆。以封控了完整的四月、五月的上海为例，毫无疑问，对“复工复产”的渴望里，对工作不确定性落地的诉求是最直接也最普遍的。除去一小部分人群之外，对于更多的人，各种形式的收入随着经济大环境的暂时整体静默，普遍大受打击是不言自明的。

那么假如全民的工作形态至少从外观上恢复到了封控前，情况会不会好转呢？传说中的报复性消费会到来吗？对于这些问题，答“会”或“不会”都过于容易，而重要的是，万一“不会”，该怎么调整对于工作和收入的看法，预先减轻对前景预期的冲击呢？

重新审视对于金钱、收入对于自身的意义，这和承认现阶段的急迫问题（或许是降薪、离职、财务失血……）也不冲突。调整对收入、工作的看法，并不是出于无奈而自我欺骗，而是顺应新的外部环境所作的积极回应。疫情并不是这样做的唯一原因，实际上拥有更理性和立体的金钱观与工作观，有助于在任何工作状态（无工作 / 求职 / 兼职 / 全职 / 自雇 / 管理 / 远程工作 / 退休……）下的平衡心态，疫情只不过是最直接的引线，也令更多人觉察到调整的必要（作为不幸的另一面）。

第一，当“许多不幸来自于比较（横向地与他人、纵向地与自己的过去）”，我们是否可将收入的尺度（scale）拉至长期来审视，你会发现，常见的基于月薪、年薪的对比坐标可能会发生动摇。

A 和 B 是朋友；如果 A 四年的收入是 0、0、0、100 万，四年挣了 100 万；如果 B 每年的稳定收入是 22、24、26、28 万（考虑到加薪和通货膨胀），四年也挣了 100 万。哪一种更令人幸福呢？

我们进一步追问：

• 在前三年，B 每年比 A 多出 20+ 万的年收入时，A 还能沉得住气吗？

• 如果第四年 A 赚的不仅是刚好 100 万，而是 120 万，超过了 B 的四年总收入呢？

• 如果 B 的收入目标是 4 年 100 万，而他的年收入曲线调整为，28、26、24、22 万（逐年略下降），从结果看同样不折不扣地实现了目标，他的心里又会不会有波澜呢？

• 如果根本不知道另外一个收入曲线作为对比，A 和 B 又会不会更加安心于自己的收入节奏呢？

• 如果第五年因为投资失败，大家都亏了 100 万，A 亏的是他前一年的收入，B 亏的是前四年的收入，谁又会更受打击呢？

第二，须知收入只是幸福感坐标上的其中一个影响因子。依然沿用前面的例子：

• 假如 A 的年收入永远是 B 的一半，可是 A 需要投入的时间精力只有 B 的 1 / 5 呢，谁的单位时间给它创造的价值更高？你好奇过 A 可能会将 4 / 5 的剩余时间精力投放在哪里吗？

• 假如 A 的年收入永远是 B 的一半，这个趋势从没有出现意外，可是 B 却有先天的残疾或疾病呢？

• 假如 A 的年收入永远是 B 的一半，可是 B 的个人消费水平是 A 的三倍呢？我们应该怎么理解，B 反而因为高消费存不下钱而烦恼，还是因为给自己花了更多的钱而变得更幸福呢？

• 假如 B 花的钱不是消费，而是一笔为自己技能培训投资的学费，结束以后他的收入又将翻三倍呢？

• 又假如这笔投资纯粹是为兴趣、而很可能不会带来任何回报呢？

• ……

  
  

思考这些无法一概而论的可能性或许能令你暂时冷静下来，客观审视短期的收入焦虑是否真的有必要。

每个人愿意为维持一份工作或获得一份收入，所愿意支付的“成本”（愿意做的牺牲）是不一样的（你的钱是用什么东西换取的？时间、健康、良好的社交、其他机会成本，还是……？），也在不同维度上，因此将所有的过程和隐形成本砍除，仅对比体现为最终数字的收入，没有意义。（见《我和你有个共同点就是不想工作》）

一个公司里常有“盈利部门”和“成本部门”，最后衡量公司的业绩是拉平曲线后的净利润，同时也要考虑更多因素；一个健康的投资组合里会有不同的成分，而巨额净亏损的企业也可能获得融资、财报难看的上市公司也会有股价冲天的反直觉情况；作为个人的投资和回报周期不同，风险也不同，用短板和长板对比是很不公平的，但是我们不停这样做。

落实到后疫情时代、或说是一个可持续的的收入和工作观可以是：衡量自身竞争力和对自身特质和处境作评估时，应做长期审视，考虑投资回报比，并将非正常时期的剧烈跌宕曲线抚平；短期的金额差距无论是横纵向对比，在不直接危及生存的前提下，不足以成为过度焦虑的理由；与之相比，没有成长空间、没有好的联结机会（connections）、非真正热爱所在（不愿做长期投入）是更值得警惕的职业大坑。

建立突发情况预案

国家、城市都渐渐在建立和完善自己的突发情况预案，作为个人，在这一点上的必要性也从未像如今这般紧迫。在过去的两个月里，最朴素的认知可能非“囤物”莫属。许多人从“断舍离”一类的极简主义生活追求，走向了囤物癖的另一极端。

当解封后物资短缺终于翻篇，变成记忆里魔幻的黄页，倒是很难说，新闻里曾言之凿凿的“不要去做事后自己都觉得非常可笑的事情”（指囤物资），是否真是那么不严肃。事实上民众尽管立场多元，在抢购时用脚投票却是一致的，而观察得到，上海的教训被他们很快很好地汲取了。

从正面的理解，可以说对于这些突发情况没有准备是某种幸福 —— 正因为有高速运转的物流、运输、高度发达的即时通讯和电子商务、高周转率的现金流……使得日常“冗余量”可以放得很小，也不至于生活受损。然而天灾（自然灾害、疫情……）、人祸（战争、事故……），中断这种高速运转的几率要比我们能意识到的更高。

讽刺的是，是一些突发情况中“常态”的“被扰动”或失去，让我们意识到现代技术的脆弱性，而这种脆弱也延伸到物理世界中的肉体（精神所依附的大脑也属于此范畴）。因此经此一“疫”，我们可以有意识地提高应对紧急情况的容错率，这里面除了经常被点到的“囤生存物资”，更需要包括：维持与物理世界更紧密的联系。（见《欢迎到真实的荒漠中来》）

比如你很快可以想到的，现金很重要。在很多特殊突发情境下，交易可能比我们习惯的那种便捷的现代支付来得更难一些：智能手机的 NFC 非接触支付（在国内的通道即银联闪付）和二维码支付如果不是需要网络支持，至少需要支持的设备型号；而信用卡和银行卡的支付则通常需要更传统的 POS 设备支持；这些数字支付工具都需要在有电的情况下工作，虽然有一些设备型号支持关机后的 NFC 支付，但也不能太久。你是否有一个随时充满电的充电宝？你准备的现金面额是否过大及过于单一？

你有大量的物理储存或数字资产（书籍、U 盘、硬盘、NAS……），其中物理实体的管理如何，它们被数字化（以便移动）的可能如何？数字储存设备的备份状况如何，而硬件本身是否有老化不可读的风险？当紧急情况来临时，你需要第一时间抢救的是哪一只硬盘或哪一摞文件夹？现状下，你有把握利用网络解决生存的九成问题，在断网的情况下，这个比例能降到几成？

钥匙，也是令人从“枷锁”中解脱出来的实体物理存在及隐喻了。有没有使用锁盒等方式设置备用钥匙？谁有备用钥匙的权限，而你在紧急状态下如何与他们取得联系？假如使用电子门锁，你是否了解断电状态下的解决方案？

有一些预案是为亡羊补牢而准备，例如你上一次见到你的保险单据是什么时候，还记得它的内容吗？如果存折、护照和驾驶证丢失时，你能很快地依靠它们的复印件，和号码，来补救吗？你是否设定了手机中个人健康的一些基本信息，如血型、过敏药物和紧急联系人？等等。

最后，你值得为舒适度保留一点最后的空间。比如一盆绿植，并非“必要”的生存条件，却可能带给你在密闭空间里的心理缓冲。

不存在一套普适清单能覆盖每一个人的紧急预案，这还得靠每个人因应各自的环境和个人化的习惯甚至价值取向，来制定。但是假如还没有系统性地去思考这件事，那么或许应该开始。

弱联系网络

“建立突发预案”里面有一项不是那么常被重视的，就是“弱联系”的维系。

一些“强联系”的人，如每天联系、或有信心随时能联系到的人，可能会突然无效（这也正是“意外”的全部内涵）。不一定是指失联，而是“有劲使不上”的状态。曾有“远亲不如近邻”的俗语，便是一种民间智慧在这一点上的体现。现代居住生态里很难重现若干个十年乃至更远时期那种亲密（且不得不亲密）邻里关系，但是至少，如果让日常生活的区域内处于某种关系真空，即使未必带来危险，也可能是本可作为额外安全网的一重损失。

一些“强进程”，可能会突然中断。作为公司的管理者，主营业务可能会面临不可预测的政策风险而全面崩盘；作为工薪阶层，看似井井有条的月度资产流向分配，可能会在家庭维度的黑天鹅事件里彻底打乱；作为受养人，生活所依或许突然有了变故……这些都需要依赖“Plan B”（后备方案），得益于“其他篮子里的鸡蛋”，弱联系可能会成为强有力的支撑，不至于让局面崩盘。

著名的公司在处理供应链关系的时候，也很少孤注一掷把性命交付在一家企业的手上（最鸡贼的可能是习惯了左右逢源的 Apple），而当越来越多的企业家声称“all-in”（孤注一掷）的时候，这更多的是一种公关而非事实。给自己埋下一些“伏笔”，适当考虑其他城市甚至国家、其他职业路线、其他居所，也是分散风险的一部分，只不过它比“紧急状态预案”更积极有主动权，为的是不被“走投无路”的境况所绑架。

就像许多人在做的，将一个业余爱好发展成为“职业备胎”，不仅仅有助于收入组合的多元化，更是对未来增强信心的方式。它不见得是一个辞职的好理由，但却可能增加职场上的底气和议价权。拥有一个技能，却不一定需要动用这个技能，或许是最好的状态；了解自己有一条后备的退路，其实为的更是过好当下。

锻炼身体，健康管理

或许我们都曾在被密封在一个小空间里时，一边抱怨更多的活动空间被剥夺了（显而易见地）—— 健身房、游泳池等有“聚集属性”的公共运动空间、城市绿化带和步道、更别提跨省跨国旅行；一边为近在同城身有顽疾、求药无门等痛苦中的陌生人祈祷；一边心有余悸地向自己承允将来一旦生活“失而复得”，必然健康饮食、自律作息、有氧无氧、强身健体，以期对抗未来的不确定性，做那卑微而骄傲的生存者。

许多健身教练都承认，健身的许多通用原则是“违背人性”的（如远离油脂和糖，如有规律的坚持，如利用肌肉撕裂和超量恢复的原理等），如何把对“刘畊宏”或其他谁的热情，持续地释放在平日的生活里，则是一个永恒的自我抗争 —— 别的不说，就算是生活相对“安稳、规律”的封控 / 居家工作期间，有多少人真的化被动为主动，借机自我改善健康状态呢？（当然，因为涉及更多抗疫相关的不确定因素，无论是从生理上还是心理上都很难说这是一个适合改善健康的环境设定，不能苛求）

尽可能久地牢记这些亲身经历的教训，和耳濡目染的残酷片段，然后将其变为坚持健康管理的鞭策。

除了“未病”人群“无则加勉”，更值得一提的是罹患先天残障、慢性疾病、精神疾病等“带病”人士的自我健康风险管理。结合前面提到的突发状况预案、周围人际安全网的设立，有意识地提前处理健康风险十分有必要。

从封控的经历中，可汲取的包括但不仅限于：了解最近的医疗资源网络、记录多种联系方式、整理完善的病史资料、适当储备针对性药物、和医务人员及病友圈的定期联络、设想非常情况之下的紧急联络人和紧急处理方式等。

这足够直观了。我们衷心希望疫情就此打住，但假如不幸再临，或许这一“期”的“硬通货”是可乐、是烟、是葱姜蒜……下一“期”不管是什么，健康无疾的身体永远是对抗时间、对抗空间、乃至对抗不合理的真正硬通货。

三、脚注

这不是让大家“如何让生活恢复正常”的指南。事实上，经历过这一切的人们，生活再也无法回到封控以前；而当我想在未封控城市的人群前面加上“有幸”的时候，我也十分犹豫（没有剥夺，即是幸运了吗，我的底线是怎么越来越低的？）。而那些为了封控中的亲朋好友担惊受怕、又不断刷着自己城市的小道消息的人们，又受着供应链受损、交通中断、宏观经济影响等各种效应传导的每个人，安全感被一再打破，哪怕最后并没有被限制出行自由在一个小小方格里，他们的生活又何尝不是回不去了呢？发言的 IP 地址不显示在封控城市的他们，又何尝不值得被谅解呢？

从另一方面说，“正常的生活”是个伪概念，我们更多地是为了叙述方便，将人群中大概率的事件集合这样去称呼罢了。从同一个小区形形色色的微信群里五花八门的诉求（如果你没有这样的渠道，可以询问经历过封控生活的亲友），就能想象出一个城市、一个国度、一个世界上的人们，会有怎样不同的人生经历和背景，他们过着如此悲喜迥异的当下，或追逐着南辕北辙的未来；历史的故事循环往复，在此之间，无所谓正常或异常，仅仅是自我否定、自我感动、继而自我修正这样的周期或序列罢了。

只是尽管如此，仍希望你从此文得到些许安慰或力量，在解封之后，找到新的理由说服自己拥抱生活。

世界上只有一种真正的英雄主义，那就是在认清生活的真相后依然热爱生活。

—— 罗曼 · 罗兰 《米开朗琪罗》

Il n'y a qu'un héroïsme au monde: c'est de voir le monde tel qu'il est et de l'aimer.

(There is only one heroism in the world: to see the world as it is and to love it.)

- Romain Rolland "Extrait de Vie de Michel-Ange"

春光已逝，摄 / Shooca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重新想象 Lab（ID：rei-lab），作者：Shooc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