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枪”之争，共识之难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经济观察报观察家 （ID：eeoobserver），作者：吴晨（《经济学人·商论》执行总编辑），原文标题：《美国为什么走不出枪支暴力泛滥的死循环——从社交媒体的短板谈起》，题图来自：视觉中国

5月24日，美国德州尤瓦尔迪的罗布小学发生恶性枪击案，18岁枪手拉莫斯在一间四年级教室里开枪扫射，造成21人死亡，包括19名小学生和两名老师。这是德州近十年来最致命的校园枪击案。十年前，美国康州纽顿市的桑迪胡克小学也发生了类似恶性枪击案，20岁枪手枪杀了20名儿童及6名学校员工及教师，随后自杀。

无辜的孩子再次成为受害者。

过去十年，美国在控制枪支问题上到底做了些什么？为什么枪支暴力案件非但没有被遏制，反而愈演愈烈？具体到德州枪击，拉莫斯18岁生日后在一家体育用品商店分两次合法购买了两只自动步枪和大量子弹，为什么购买攻击性武器没有必要的审核？

事实是，桑迪胡克小学枪杀案发生之后，的确在全美引发了一系列关于控枪的讨论，但舆情过了之后就很快被淡忘，也没能形成推动改革的举措。过去十年，美国非但没有能够有效控制枪支，枪支泛滥反而愈演愈烈。就在不久前的5月14日，纽约州巴法罗一位年轻白人种族主义者的枪击案，造成10人死亡，多数是受害者是黑人。

据一项统计，美国现在民间枪支保有量有4亿多只。相比2000年，2020年美国枪支销售量翻了三倍，当年美国有4.5万人死于枪伤。更严重的是，美国死于枪伤的青少年人数已经多于死于交通事故者。枪支暴力频发也导致美国警方暴力问题严重，警民日益对立。2021年，美国死于警察执法的人就超过了1000人。

过去十年也是社交媒体成为很多人获取信息和沟通交流主要平台的十年。作为新闻传播的平台、宣泄情绪的窗口、散布谣言的工具，社交媒体都拥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受益于网络优势——使用的人越多，下一个使用者的效用就越高，边际成本就越低，社交媒体能产生广度无疑伦比的连接性。社交媒体催生了眼球经济的商业模式，依赖的是算法推荐这种秘密武器。为了吸引更多眼球，它更倾向于放大情绪的力量，传播煽动性的资讯，制造尖锐的对立。

惨剧爆发之后，一边是悲伤、怨愤和无助，另一边是阴谋论、偷换概念和执着维权。社交媒体放大两边的分歧，无助于就枪支泛滥背后深层次的问题做深入的剖析和讨论，谋求共识，推动有效的改变，反而增加社会的撕裂。这是最值得警醒的！未来我们都会面临类似的复杂难题，明显看到了问题却就是无法形成解决的合力，这种无助感对社会的毒害深远。

进行深入讨论场域的缺失

要理解美国枪支泛滥问题，需要了解为什么与全球大多数国家不同，美国会允许民众拥有枪支。美国独立战争依赖拥有枪支的民兵在与英军的抗争中获得胜利，保障人民备有及佩带武器的权利被写入了美国宪法第二修正案。人民拥有枪支的权力，不仅是历史的延续，也是美国建国传统中所强调制衡原则的具体体现，为了防止政府权力膨胀进而侵犯公民权力，赋予公民反抗的武器。

200多年后，世易时移，如何理解宪法，不同人会给出不同的解读。就第二修正案而言，什么人，可以拥有什么类型的枪支，在什么情况下可以使用，这些都是人们争论的焦点。

美国的国父没有想到他们赋予人民的权力会被滥用。为什么会被滥用？因为形成了利益群体。代表枪支军火商和拥护持枪权力者利益的美国步枪协会（NRA）是美国最大的游说组织之一。尤其过去三十年，这个组织完全偏向共和党，加剧了美国两党的割裂。2016年，它向特朗普捐献的竞选资金就超过3100万美元。

NRA的一贯立场是对第二修正案做出最利于持枪的解读，即尽量减少对持枪人的审核，减少对枪械的限制。5月24日德州校园枪击案发生之后，NRA并没有推迟三天后在在德州举行的年会。

美国分权制衡的政治制度日益陷入僵化（Gridlock，即太多杯葛，无法改革）也是NRA可以大行其道的原因。

普通民众对于枪支泛滥问题有很多不同的理解，形成一系列光谱。每次惨剧发生之后，会有不少人认为应该完全禁枪，但这也意味着需要修宪，在美国这是难比登天的事。更多人会选择支持控枪，尤其是严格限制什么人可以买枪，怎么对他们进行背景调查。另一些人会强调监管枪支流通的渠道。还有一些人则会支持禁止销售杀伤力强的自动步枪和攻击性武器，但认为杀伤力不那么强的手枪不在禁枪之列。

一个人可能在支持某种程度控枪的同时又拥护第二修正案。如果没有一个很好的讨论平台、有效的规则和善意的引导，即使都支持控枪的方向，这群人很可能在社交媒体上演化成为一系列虽然相互重叠但又想法不同的阵营，还没来得及深入讨论就互掐了起来。

相反，NRA的支持者，强调枪支自卫权的群体，却很抱团。他们中有人会批评枪支滥用的问题，但认为并不足以剥夺自己拥有枪支的权力；另一些人则倾向于以暴易暴，用更强的警察暴力和个人自卫权来防范枪支滥用，从而强化他们对拥枪权力的支持。

一边是观点分散的大多数，另一边是想法集中的少数人，谁能对政治的走向施加更大的影响力？很遗憾，是后者。美国国内政治所面临的僵化也意味着坚定的杯葛者有着比他们人数占比高得多的影响力。

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在5月27日举行的NRA年会上的演讲，又是一个“偷换话题”和“借题发挥”的经典案例。他谴责惨案，但给出的解决方法不是控枪，而是强化法律和秩序，要求加强警察执法，在每一个学校都派驻警察或者保安员（惨案发生的小学本来就有校警）。

尤其当特朗普把加强学校安保与美国向乌克兰提供400亿美元军事援助对立起来，散布出一种“宁舍外邦，不与家奴”的意味深长，很多人的情绪马上就被挑动起来了。这种偷换话题，把惨案的原因从枪支缺乏控制转换到了警察制止暴力能力不足，不仅不会削弱NRA，反而挤占了需要聚焦讨论的公共场域。

这是特朗普“聪明”的地方，却也凸显了社交媒体的短板。

“枕头战”：社交媒体的无效交互

媒介的属性决定了讨论的深度。面对复杂如枪支暴力频发的问题，需要深入的讨论，达成共识并推动有效的改变。怎么组织，如何深入讨论，怎样达成共识，形成什么样的共识，怎么推动共识成为有效改变的力量，回答这些问题都需要我们了解不同媒介的特点。

希斯（Dan Heath）在新书《The Quest Before》（之前的探究）中梳理了人类为了推动改变而依赖的不同媒介，以及媒介的改变如何改变讨论本身。这本书的副题是“关于激进想法的意想不到的起源”。印刷术的发明和书籍的普及，推动了欧洲的文艺复兴；电报的发明推动了消息的实时传递；报纸的发明提供了深入讨论各种社会问题的平台；电视的发明用即时满足取代了理性的辩论；互联网的发明则让信息的获取变得更加容易，也营造出一种人人都懂的幻象。

社交媒体是最近十年影响人类最深远的媒介。作为平台，它促进了人与人的连接。但这样的平台也有它明显的短板。它就像是一个嘈杂的鸡尾酒会，适合一些内容的传播，比如病毒式传播；却不适合另一些内容的传播，比如缜密的思考。

简单梳理一下社交媒体，不难发现它的优势和短板都很明显。

首先，社交媒体特别适合非此即彼、黑白分明的一维讨论。新型协作平台Pol.is的创始人梅吉尔（Colin Megill）用“枕头战”来形容社交媒体上的交互。在社交媒体上，鲜明的态度，斩钉截铁的支持或是反对，最容易获得传播。它鼓励极化，鼓励提出不容置疑的论断。

社交媒体的这种特性，背后是眼球经济的逻辑，极化的观点比深思熟虑的分析更能吸引流量。这也改变了社交媒体上用户的行为模式，博眼球成为人和平台的共同利益。社交媒体的一元属性也凸显了头部的重要性：它鼓励打造爆款，要么无声无息，要么爆火。追求爆火也会鼓励更多人散布更极端的想法。

其次，社交媒体让病毒式传播大行其道。假新闻传播愈演愈烈，算法的推波助澜功不可没。眼球逻辑倾向于算法推送符合用户认知的消息，消息的真伪则在其次。为了让用户在平台上花更多时间，留下更多可以转化成广告收入的注意力，耸动刺激大行其道，在一类信息中浸润久了，圈层化不可避免。

信息爆炸的另一面是信息的碎片化，眼球经济的逻辑和算法的优势也让平台很容易与圈层化成为共谋。愿意跟熟悉的，感兴趣的人在一起，不愿意被挑战，不愿意否定自己的固有思维，是人性使然。投其所好向用户推送足够多的他喜欢的信息，会增强他对平台的粘性，何乐而不为？突破信息茧房，推动理性的思辨，需要摆脱对社交媒体的依赖。

第三，社交媒体还推动了而是两种不良的倾向，一是鼓励反对的声音，二是鼓励情绪的宣泄，而这两者都让社交媒体善于打破却难于构建。

这其实是社交媒体最大的软肋。它给人以一种幻象，人与人之间的广泛连接轻而易举可以产生，振臂一呼就能一呼百应。因为这种幻象，让人觉得好像改变会如此容易，使人忘记了推动改变需要做大量的基础工作，需要创造深入讨论的空间和安全感，以及改变想法所需要的时间和耐心。

整体而言，社交媒体适用于传播情绪化的信息，所以用它来控诉、揭露、批评、乃至鼓噪，短期都非常有效。问题是，它试图搅动的是情绪层面的，而不是理性层面的思考。它激发的是即时反应，却不一定能够长期持续。这也让社交媒体成为“忘性”特别大的媒介，就好像日益碎片化的人的理解力和记忆力。

回到控枪问题，枪支暴力背后凸显了讨论的两重困境。

首先，到底有什么力量才能推动全民持续大讨论，聚焦可行的目标，并且真能带来收效，而不是一次又一次看到悲剧的产生却无法改变，产生全民的无力感。这种讨论需要聚焦在大多数人都能产生共识的点——控枪上，不被任何其他杂音淡化或者带偏；然后详细讨论具体的控枪措施，争取大多数人的支持。这需要时间和组织力，社交媒体两者都不具备。

十年前的桑迪胡克小学枪击案发生后，美国大众震惊、绝望，家属充满了悲愤。但舆情发酵的同时，并不是深入探讨控枪问题的好时机。对于家属，他们需要时间去消化悲痛，去思考怎么为逝去的孩子找回公道。但他们没有时间和空间，媒体狂轰滥炸，许多人希望借这股悲愤的情绪来推动控枪的法案。不是每个人都因为自己亲人的逝去而愿意或有能力成为推动改革的勇士。

更糟糕的是，假新闻的力量会裹挟另一部分强烈拥护枪支自由的极端人士，他们会人肉这些家属，质问他们的孩子是不是真的死去，质问他们是不是配合“阴谋论”的演员。

其次，在这个过程中必须要避免陷入二元论的一维讨论。二元论很容易被他人利用或者偷换概念，误伤哪些潜在支持控枪的人。类似的非黑即白可能是：你到底是支持还是反对宪法第二修正案？或者更简单地说，你到底是支持民众有拥有枪支的自由，还是反对？很多人会既支持既控枪又拥抱第二修正案，如果不了解不同人想法的灰度，逼着这些人表态，反而会激化矛盾，于事无补。

即使讨论聚焦在支持还是反对控枪上，也可能陷入僵局，因为怎么定义控枪这件事如果还没有讨论清楚（比如是控制所有枪支，还是只是控制攻击性武器），就直接贴上一个标签，马上就会情绪化，对立起来。在讨论过程中，最担心的就是被人贴标签，而不给人足够时间来理解、沟通、转换观点等等。

对于枪支暴力案件频发，NRA对此早就有预案，他们知道哪些法案可能会再次被提出来，也因此会有针对性地做好工作。除了游说政客之外，他们会充分利用社交媒体的“优势”，用假新闻和阴谋论充斥社交媒体，扰乱视听。如果讨论控枪的一方不做好深入的讨论，争取基本的共识，很容易就会被组织严密的NRA各个击破，然后在社交媒体的话题转换之后，很快被淡忘。

惨案发生，讨论仍然在原点。

构建在线咖啡馆的“桌子”

咖啡馆之前被称为“便士大学”（付上喝一杯咖啡的钱，就能参与各色知识人的谈天说地）。随着咖啡馆在欧洲的普及，它也成为社区人聚集脑力碰撞的所在，并推动了公民社会的发展，因为它构成了国家（宫廷）、宗教（教堂）之外的另一个重要场域。

说这一段咖啡馆的历史，关键点是媒介。咖啡馆是深入讨论的场域。没有这样的场域，就直奔改变的主题，失败是难免的。

阿林斯基在《Rules for Radicals 》（激进者规则）中提出推动大的改变需要演完三幕剧。第一幕里介绍主角和主要情节；第二幕用来塑造主角的性格，铺陈情节，吸引观众的注意力；到第三幕才会出现善与恶的对决交锋。换句话说，如果没有之前的介绍和铺陈就直奔善恶交锋的主题，会很难。没有酝酿，就想一劳永逸地推动改变，往往昙花一现。

很多人把社交媒体比喻成在线咖啡馆，是错误理解了媒介的特性。社交媒体与咖啡馆的差距是缺了一张桌子。

阿伦特很久以前就思考怎样才能达成共识，她的回答是，达成共识最好的比喻是“回到桌子上来”。俗语曰“回到谈判桌前”，意思是大家真的有想法去讨论和妥协。桌子构建了一个相对私密的空间，让面对面的人有抓手，界定了场域。不然，讨论就不再是对谈，变成了隔空喊话，想象一下一屋子人相互之间呼来喝去喧闹的场景。

为什么社交媒体无法帮助控枪议题构建共识，因为它缺乏一群人在一个有谈判桌，有心理安全感的空间去讨论复杂问题的场域。

Pol.is是西雅图的一群政治经济学专家创建的协作平台，希望制定明确的规则，帮助一群人找到共识。在这一平台上，允许每个人发言，但不能直接对发言人的论点做出直接回应，却可以用同意、反对、或者弃权来点评。

这个平台上开展的一次某城市市民对优步监管的讨论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通常，面对优步对传统出租车行业带来的冲突，很多人会把讨论的框架简化为你是支持还是反对优步带来的颠覆，但现实要复杂得多。网约车给消费者带来便利，却给出租车带来冲击，也可能隐藏安全隐患，还可能带来一系列不同领域的新问题。Pol.is想要做的，首先是搜集大多数人的想法，然后构建一个实时的观点热力图。

恰如任何在线讨论一样，针对如何监管优步的讨论一开始会分为正反两派：支持优步和反对优步的。但是随着讨论的深入，尤其是你无法直接批评或者反驳别人的观点，只能做出支持、反对或者弃权的点评，然后再陈述自己的想法，更加多元的观点很快就涌现出来，观点热力图也从黑白分明的两大阵营演化成为七个灰度不同组别。不同灰度的组别成为讨论如何监管的出发点，它已经涵盖了一系列更深入的想法，而且在组别内的共识要大很多。

为什么不让人们直接回复对方，梅吉尔给出了一个比喻。想象一下在一个球场上，如果人们互相喊话，最后的结果一定是拳脚相加。如果每个人的想法都被集中到球场中，然后每个人都能对此打分，就可能带来必要的秩序，而且打分本身也能带来重要的数据。

梅吉尔探索的恰恰是如何给社交媒体平台上的在线讨论添加规则和辅助，增加其建设性。

首先，他力图把互联网上尤其是社交媒体上的一维的讨论升维。任何复杂问题都不可能简单地黑白分明用两分法来区分，他想要做的是更好去展示观点的灰度分布，让人们能看到各自不同观点的相关性与不同点。只有在这之后，新的策略和妥协的机会才会涌现出来。

其次，社交媒体上的讨论者之间缺乏共同面对挑战的历史。每个人都是分散而独立存在的，获取的知识和资讯都有所不同。过去十年社交媒体给人类带来的巨大变化是每个人的认知和思考的碎片化，主流媒体被解构，再没有许多人在同一时间收看同一电视节目这样的共同经历，或者几份主流的报纸和杂志就能影响到大多数人的观点。

资讯的多元，社交媒体的推荐，信息的茧房，都让面对复杂问题的时候，人们相互之间缺乏基本的了解，很难换位思考。梅吉尔所做的，有点像三幕剧开演之前写剧本的阶段，主角和剧情都还没想好，先让大家把想法写出来，归类整合之后讨论到底什么角色和剧情能集聚注意力。

第三，呈现出观点的灰度图也让讨论更有耐心。改变人想法的沟通需要耐心。对于一个还不存在的未知——对现实的改变恰恰如此——并不是从高声吼叫开始。相反，它首先是一群人的窃窃私语，需要我们更清楚地认识自己，了解别人，找到共通点，逐渐形成共识。然后才会开启更为重要的组织工作，在达成共识的人中培养更稳固的纽带，在更深入参与的讨论中明确一系列目标，形成达成目标的路线图。

社交媒体一步跳跃到行动，结果行动大多会沦为昙花一现的网上表演。如果大家行动的目的只是为了宣泄某种愤懑，无可厚非，互联网的确可以做到解压阀的功效。但如果行动真正想要带来改变，了解想法的灰度，在相对安全的空间中开启讨论，找到共识之后的组织建设，一步也不能少。

瓦格纳在《如何解决复杂问题》中强调重要的思想需要时间来酝酿，即所谓孕育期和孵化期，努力之外的游戏、玩耍、做梦、走神都很重要。个人如此，群体也是如此。如何让你去接受你从未见过的东西？说服自己尚且需要时间，更何况说服别人？

余思

美国校园枪击案频发是耸动的新闻，尤其在万里之外去观察，如果没有历史、社会的语境，理解社交媒体的特性，很容易失焦。美国枪支泛滥是一个复杂问题，牵扯到千丝万缕的利益，涉及许多人的执念；另一方面，它也是美国政治治理僵化失灵，亟需改革的又一个案例。

选举政治让NRA这样强大且有着相当民众基础的游说团体可以影响到议员乃至总统的想法。即使总统想要改变，无论是十年前的奥巴马，还是现在的拜登，都束手无策，因为任何法律一旦进入到立法议程，就变成泥牛入水，寸步难行。

本文主旨不在于剖析美国政治制度的问题。本文是希望强调，类似的复杂问题，既有历史因素，又有利益纠葛，还存在不同灰度的看法和观点，各国都可能面对。这时，怎么去剖析一个复杂问题，如何借助一次悲剧来推动变革，如何让观念灰度分布在比较长尺度的不同人能够聚焦在最重要的议题上，形成突破，这才是思考为什么美国在控枪问题上裹足不前背后原因的深意所在。

我们以为社交媒体拉近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但其实我们真正要担心的是社交媒体正让我们失去协商和达成共识的能力。任何悲剧都暴露出社会中存在的问题，我们怎么思考这一问题，却是基于我们每个人的认知。社交媒体上日益碎片化的讯息，算法推荐出强化固有观念的资讯，都在塑造每个人的认知。可以说除了一小部分不断突破自己舒适圈的人之外，大多数人资讯的局限性决定了他们认知的局限性。

改变之难，因为它会动摇既得利益的奶酪，恰似NRA代表了美国日益膨胀的枪支制造和销售商的利益一样。改变之难，也因为在圈层化的世界，透过别人的视角看世界的换位思考变得更加困难。改变之难，还因为习惯了即时反馈，我们日益忘记了如何延迟满足。改变不可能一蹴而就，改变不可能靠一篇十万加的檄文，说服一个人的想法比赢得点赞要难得多，需要讨论、需要耐心、需要时间。

当社交媒体把一切都加速的时候，我们恰恰既缺乏时间，也缺乏耐心。热点切换之后，没有人再关心，没有人再记得，直到十年之后，重新回到原点。这才是最大的悲哀！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经济观察报观察家 （ID：eeoobserver），作者：吴晨（《经济学人·商论》执行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