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日本著名女影星和左翼戏剧家，一起私奔逃亡至苏联，这在日本全面侵华的背景下，引起了舆论的轩然大波。而战后，日本文学界对战争责任的集体反思中，这对亡命鸳鸯再度被提及，成为文学思想界自我反思的一个基点。但是，时人毫不知情，这两位奔向苏联的艺术家，流亡一开始，就被苏方逮捕、判刑，甚至在大清洗中惨遭枪杀。幸存的著名女演员，也一直背负着心灵的十字架。如何在人生中安顿自己战争与革命时代的爱情观，如何描述两个人的逃亡心境，王升远都做了相当细腻而又理性的描述。

本文原载于《读书》2022年6期新刊，授权虎嗅转载，更多文章，可订阅购买《读书》杂志或关注微信公众号：读书杂志 （ID：dushu_magazine），作者：王升远，原文标题：《《读书》新刊 | 王升远：“非常时期”的一场越境私奔》，题图来自：视觉中国

一九三八年一月五日，《东京朝日新闻》刊出了一则新闻，题为“冈田嘉子谜之去向：与杉本良吉氏一道消失在桦太”。在新年的喜庆祥和气氛中，这则新闻的副标题更是耸动视听——“离奇：遇难、殉情还是有计划的私奔？”

报道详尽披露了三十八岁的著名电影女星冈田嘉子与三十二岁的新锐男演员杉本良吉自年前十二月三十日一道抵达桦太岛（这里指当时被日本殖民占领的今库页岛南部）直至双双失踪的行程，其中不无蹊跷：在入住宾馆时，良吉使用了本名吉田好正，而嘉子却化名为吉田よし子；一九三八年一月二日两人携礼品慰问了日苏边境警备员，并在当晚归途中去向不明。

1938 年 1 月 5 日《东京朝日新闻》， 新闻标题为“冈田嘉子谜之去向：与杉本良吉氏一道消失在桦太”（图片来源：bunshun.jp）

尽管入住旅馆时，嘉子曾向人表示此番桦太之行是为怀旧而来，也是为阿依努·乌尔塔族题材电影积累资料，但警方依然根据良吉的左倾思想排除了殉情和遇难的可能，并认为极有可能是假托国境慰问之名越境苏联。当红女影星、年轻男演员双双抛妻弃夫、私奔失踪的劲爆新闻，旋即让其亲友和同事成为媒体追逐的焦点。

《东京朝日新闻》找到了良吉之弟吉田好尚，据其透露，乃兄临行前“留下了谜一般的话”：“母亲就拜托你了，我与政治运动无涉，放心吧！”（《读卖新闻》一九三八年一月五日）与嘉子同住的竹内京子（前夫竹内良一之妹）也表示她临行前心情愉悦，稍显异样的是，她拜托自己卖掉所有衣物换成钱送给她（《东京朝日新闻》一九三八年一月六日）。

尽管如此，桦太厅特高课和警视厅还是通过两人足迹，以及马橇车夫的证词确证了其越境苏联的事实。车夫称，接近国境线时，良吉假装手枪在握，挟制车夫，乘其不备，二人借夜色遁入苏联境内。桦太厅特高课意识到兹事体大，随即报告给了警视厅。特高课推定:“国人越境到北桦太领土内（苏属——引者），都会被下狱并施以重刑。尽管如此，良吉和嘉子两位还是借慰问国境线警备员之名有计划地逃往苏联境内，可以推测，他们应该曾与苏联方面私下联系过。”（《东京朝日新闻》一九三八年一月六日）

特高课的推测并非毫无根据。一九二五年，良吉曾短期就读于早稻田大学俄文科，具备一定的语言能力；而《东京朝日新闻》（一九三八年一月六日）则在回顾了他加入日本共产党、活跃在无产阶级文化战线的经历后进一步暗示，“杉本是已故小山内薰和在俄的土方与志之弟子”。

一月八日《大阪每日新闻》更因良吉曾频繁出入苏联领事馆，直接以大字标题抛出了其推测——“嘉子、杉本入俄的背后难道是土方与志？”土方与小山内曾共同创建、经营筑地小剧场，后者殁后，小剧场分裂，土方组建“新筑地剧团”，并加入无产者剧团同盟，演出了小林多喜二的《蟹工船》等无产阶级戏剧。一九三三年二月二十日小林遭特高警察虐杀，剧团曾为之举办了盛大的葬礼。

在“治安维持法”不断强化、风雨如晦的三十年代，土方的活跃自然会被认为是一种与官宪对抗的姿态。一九三四年八月，他与日共系戏剧家佐野硕到访苏联，作为日本代表在苏联作家同盟第一次大会上发言介绍了小林多喜二遭虐杀一事，以及日本革命运动的现状。发言内容不久传回日本，土方因此被褫夺了伯爵爵位并亡命苏联。

《大阪朝日新闻》一月九日的报道直接援引了来源不明、据信是良吉的自述称：“到了俄国就能勉强应付得了了。特别是辗转抵达莫斯科之后，以前辈土方与志为代表的很多知己都在那边，我不会受到处罚，还能实现自己长年以来的愿望。”（就常识而言，行动之前为保密起见，越境者不可能说出来；越境之后因拘押、隔绝之故，在此时点上日本媒体对越境者心态亦无从得知）但战时防范日德两国的苏联之对日通报似乎也坐实了这次行动是“自愿的、有计划的”（《大阪朝日新闻》一九三八年一月十五日）。

然而，事实上，一九三七年八月，受苏联肃反运动之波及，曾任职于国际革命戏剧同盟的土方与志和佐野硕早已被迫分别逃亡法国、墨西哥。多年后，曾供职于新筑地剧团的千田是也在接受加藤哲郎的采访时称，该剧团一九三七年九月即已得知了土方与佐野被驱逐海外的消息，“但由于戏剧理论的对立以及《安娜·卡列尼娜》竞演等无聊的原因，与我们对立的新协剧团的杉本对此事却并不知情……”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很难说对肃反实态和在苏师友们的际遇、动向全无所知的良吉之越境事件是“有计划”的行动。

1905 年日俄战争之后，库页岛南部（桦太）成为日本领土， 其后日本在库页岛北纬 50°处设置界碑（图片来源：nippon.nation.jp）

因左倾之故越境苏联的嫌疑使良吉所属的“新协剧团”不得不火速断尾求生。当此之际，较之于事实真相，立场表态似乎更为重要。“新协剧团五日上午求得警视厅的谅解，又从下午五点开始起在筑地小剧场剧团全体会议，其基本方针便是向警视厅当局保证剧团的思想转向，结果全员一致决定（将杉本——引者）除名”，并为此向社会道歉，申明“杉本此次行动与剧团完全无关”（《读卖新闻》一九三八年一月六日）。

六日下午，嘉子所属的“井上一座”也召开了协议会，而与“新协”的决绝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对于这位演技绝佳又有着极强市场号召力的一线女星，众人一致认为其“没有任何思想上的嫌疑”，并向警视厅陈情，“若有可能，我们愿以温情迎接嘉子的归来”（《东京朝日新闻》一九三八年一月七日）。

就这样，在官方和大众传媒混杂着臆测的捕风捉影，以及战时日、苏因彼此防范隔绝而产生的信息不对称中，以政治正确为准绳，事件基本被定性为曾事先与苏联方面联系过的、“有计划的行动”，其主谋无疑是有着左翼思想的良吉，而嘉子则便被普遍目为受良吉的左翼思想牵累、放弃了艺术生命的受害者。她被认为与思想问题毫无牵连，“在事变下的非常时期，突然从桦太国境入俄，是弃作为女演员之生命于不顾”之举。

所谓“事变下的非常时期”是指一九三七年全面侵华后、日本国内“精神总动员”时期，报纸上大同小异的论调也自然都与此密切相关。四个月后，《大阪每日新闻》（一九三八年五月二十五日）以“冈田嘉子等人过着悔恨的生活”为题，臆测了在苏联作为“外宣机器人”被迫从事谍报翻译工作、释放无望的良吉、嘉子之苦涩心境，“非常时期”日媒涉苏报道的内宣功能由此可见一斑。

1937 年 10 月 12 日，“国民精神总动员中央联盟”于东京日比谷公会堂成立（图片来源：ja.wikipedia.org）

前文不惮辞费，对主流媒体上事件相关各方的即时性判断、反应做了考索，旨在强调昭和军国主义下的媒体宣传极有可能形塑了日本国民对事件性质的认知——这几乎是大众了解作为“时事”的越境事件之唯一窗口。时人与后来者的言说中着意凸显了什么、遮蔽了什么，甚至凭主观臆测篡改了什么，在此大都有迹可循。由于资讯不畅、言论空间逼仄，自战时至战后冷战时期的异态时空中，日本国民对该事件的认知也几近止步于此。

故事的后续发展极尽曲折和悲惨。二人入苏后，经GPU（内务人民委员会国家政治保卫局）的调查被分别关押，自此动若参商。良吉拼命奔赴的国度，最终却埋葬了他。在“大清洗”的恐怖氛围中，不堪拷问的他被迫做出了“我是为见梅耶荷德而来的日本间谍，梅耶荷德的助手佐野亦是间谍”的伪证，这番供述也成了清洗梅氏的决定性材料之一。

而在后来的公审中，以做伪证为耻的良吉推翻了此前的供词，其后遭到枪杀（一九三九年九月二十七日）。曾追踪此事的今野勉认为，“需要杉本只是为了逮捕梅耶荷德，取得口供后，为了防止他翻供，就只能杀掉”。嘉子则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年。而对于这一切，当时日本国内无从知晓。

1938 年 5 月 25 日《大阪每日新闻》， 新闻标题为“苏联强制被羁押的日本人从事谍报翻译工作，冈田嘉子等人过着悔恨的生活”

在战后的一九四六年日本文学界的战争责任论争中，这件陈年旧事中的动机、时机问题再次成为争议话题。一九四六年一月，《近代文学》同人中的左派荒正人、佐佐木基一和小田切秀雄创办了一份小报《文学时标》，他们将火野苇平、佐藤春夫、菊池宽等四十位被认为协力了战争的文学家押上道德法庭，一一论罪，此举亦为文坛所侧目。

然而，真正暴露了其彻底激进姿态的，却是一九四六年二月同人们召开的一次题为“文学家的战争责任”的座谈会，对话概要刊载于川端康成等创办的《人间》杂志。与《文学时标》上的据实控诉有所不同，此番讨伐的重点则是那些无产阶级文学和艺术派阵营中看似无需承担战争责任的文学家们，战时的他们或逃亡异国、或牢底坐穿、或缄默不群，但都因战时“不抵抗”而未能躲过批判者们的良知谴责。

座谈会上，在托马斯·曼、罗曼·罗兰和托尔斯泰几位世界级抵抗者、批判者的光环映照下，战时逃亡中苏的鹿地亘和杉本良吉被三十三岁的荒正人作为“文学家反对战争的唯一的最高案例”而提出。但这一见解当即遭到平野谦的质疑，他要求重新评估鹿地亘逃亡的时机、动机，以及上述两人逃亡时日本言论环境的严酷程度和反抗的可能性，荒随即附和称：“有必要考虑杉本、鹿地是作为文学家逃亡的，还是夹杂着个人私事而越境或潜入重庆的。”（《人間》一九四六年四月号，152—153页）两个月后，平野谦又发表了一篇题为《一个反题》的文艺时评，他声称：

报纸报道说，鹿地亘将于近期自重庆归国，杉本良吉不久之后也会回来吧。新闻界也许会像对待野坂参三那般，将其奉为国民英雄。事实上，他们也确曾饱尝艰辛。

但即将回国的他们今后若将主要活跃在文学和艺术领域（尽管期待如此），那么，与单纯将其奉为国民英雄的做法相反，我们应该追溯他们无奈亡命的复杂状况以及当时之情势。唯有阐明其文学意义，才是待之以文学家的唯一正道。今天之所以要特意谈到这些，是由于文学家的战争责任是一个与无产阶级文学运动之功罪以及转向问题几乎密不可分的议题……（《新生活》一九四六年四、五月合并号，49页）

1946 年 1 月 13 日，从博多登陆回到日本的野坂参三乘坐火车抵达东京站（图片来源：47news.jp）

在翌月发表的《基准的确立》中，平野更是直言不讳地宣称：“我的真意在于，警惕左翼英雄主义的简单复活，警惕借着外化感伤的左翼英雄主义提出战争责任的不在场证明之举。”战后初期，发生在平野谦、荒正人和中野重治之间的这场著名的“文学与政治”论争，虽以战争责任为话题，内里实则潜含着对战后文坛领导权的争夺。但平野显然不知良吉早已殒命异域，反倒对预想中即将返国、享受国民追捧的“杉本良吉”心存警惕，意图抢在这些道德明星归国引领潮流之前先发制人。

在《近代文学》同人们看来，作为战争中的“不在场者”，鹿地与杉本甚至比常年身在囹圄而未转向的宫本显治、藏原惟人责任更小，更具道德优势。因此，战术层面上只要将杉本等定责，其敌手左翼阵营便面临整体垮塌，这是显见的多米诺效应。而良吉与嘉子在苏联的际遇、生死自然不在虑中，他们沦为平野谦们表述其“政治与文学”观念、战争责任认知的工具人；难以实证的动机、目的便必然成为这番诛心之论的核心指向。

在《一个反题》中，平野明言，他便是从报纸新闻中得知二人越境逃亡之消息的。文中，作者做出了一些臆想——“冈田应该是迷上了杉本了吧？越境这般‘思想性’行动也全都是顺着心上人心意的吧？”

接下来，建立在此臆想基础之上的批判却是剑拔弩张：“问题在于，一个左翼戏剧家通过与电影女星同行，巧妙地骗过当局耳目，越境逃亡。……杉本是被何种理想附体抑或直面怎样的困境，以至于决意潜入苏联，我自然不得而知。我不过是清楚地知道一个事实——杉本为了实现自己的目的，利用了一个娇小而年长的女演员。但这一微不足道的事实却是极为重要的。”

他指出，为了目的不择手段乃是政治的基本特征，“无论杉本良吉胸怀何等高远的理想，仅凭将一个活生生的女性作为其实现理想的垫脚石这一点上，我们就必须对其高远理想的整体做出严厉的批判”。这番控诉虽凌厉有余，但在认识层面却并未超出一九三八年官方与舆论界确定的基本论调。

1925 年日本电影演员人气排行榜，冈田嘉子位居榜首（图片来源：youtube.com）

若平野的指控成立，那么，“为了目的不择手段”则将成为左翼阵营的一个难以辩驳的道德污点。而问题的关键便在于，越境事件是良吉对嘉子的“利用”吗，二人究竟为何要逃亡苏联，嘉子对此有过悔恨吗？

事实上，一九三八年一月七日的《东京朝日新闻》即已刊出短消息称，警视厅在搜查过二人住宅、调查过其近期行动后确信：“二人并非与苏联取得联系后越境的。可能是杉本因在艺术领域陷入困境，加之同人生病等原因产生了厌世情绪，基于个人的考量而越境的。冈田对此产生了共鸣，于是才引发了这次的越境事件。”这则消息值得瞩目者有二：一是事件的非计划性，二是嘉子行动前的理性和自主性。而这些信息似乎是平野从报纸上有所了解（从对良吉面临困境之论上推断）却不愿相信的。

子非鱼，鱼之乐或不乐殊难置喙。逝者已矣，唯有倾听生者证言。刑满释放后的嘉子并未回国，而是选择在苏联从事播音和演艺工作，到一九七二年抱着亡夫泷口新太郎遗骨回到日本时，已暌违故土三十五载。一九七三年，广济堂出版了嘉子回忆录《无悔的生命》，当年那件举国轰动的往事自然也是书中绕不过去的话题。

她坦言，当时两个人都处于困境之中。“七七事变”后的日本陷入了全民战争狂热之中，《日德防共协定》的签订更使日共系艺术家的生存雪上加霜，当时因参与左翼运动被判有罪、处于保释出狱期的良吉更感到了严重的生存危机。“他最怕的便是收到红纸（即征兵令——引者），一旦被征兵，作为思想犯的他显然将会被送到最艰苦的地方去。”身为演员的嘉子本人也意识到：“很清楚的是，再这样下去，就不得不去演充当帝国主义走狗的戏码。”

我们俩无时无刻不在凝视着环绕在四周的黑暗，动辄陷入沉默。

“哎，我们索性逃到苏联去吧！”

他猛地盯住了我，告诉我以前他也曾有此计划，但未成功。话虽不多，但我从他的反应中看出他觉得我的方案也似无不可，就急着一口气做出方案。我记得那是在十二月《彦六……》上演第一天的几天后。

收到俗称“红纸”的“召集令”，即将去兵营报道的日本人（图片来源：tuberculin.net）

良吉为嘉子放弃影坛声望感到可惜，反倒是后者更为洒脱：“说实话，我丝毫不觉得留恋。……现在的局势，也不是什么时候都能演正经戏。若是能成功进入苏联，到了莫斯科，土方与志和佐野硕都在那里。他在那边可以与国际左翼戏剧联盟联系去工作，我就去学演戏。他说，情况也不会一直如此，一定会诞生新的社会，到那时我们再带着‘礼物’回来！”一九八〇年，嘉子又以对良吉的回忆为连载的《留在心底的人》系列压轴，文中，她再次将责任揽于一身，表示：“我不记得他说过什么‘要去执行党的指令’云云，但最先提出越境去苏联的是我。”

良吉逝后，实情已难确证。而唯一可以确认的是嘉子维护恋人清誉的拳拳之心。然而，何谓“无悔”？二〇〇八年十月十一日NHK播出了一段嘉子的影像视频，她强调：”“我不喜欢后悔过去。“不喜欢后悔”与“无悔”事实上存在着微妙的语义差异。

时过境迁，嘉子是否因“不喜欢后悔”而“揉搓”了其与杉本相关的感情记忆，今人已不得而知；但在三十年代的“非常时期”，嘉子作为演员遭遇到的艰难艺术环境及其历尽风雨却对良吉初心不改、一往情深的爱恋和维护恐怕是难以“揉搓”的。

然而，虽不喜欢后悔，但她对良吉的歉疚却成了压在心底的重荷。一九九二年六月，日本各大媒体披露了在苏服刑时期的嘉子于一九四〇年一月二十七日写给苏联当局的一份《请愿书》，文章最后出现了这样一段文字：“背负着间谍的污名比死还让人痛苦。为了我，深爱着苏联的杉本也蒙受着间谍的污名。犯下了无法挽回的罪过，让我的内心日夜倍感自责。请再调查一遍，给我们摘下间谍的假面。求求你们了！”正如河崎保所洞察到的那样：“她将这份无法向任何人倾诉的烦恼藏在心底，在其后五十三年的人生里，她一直背负着沉重的十字架。”

冈田嘉子写给苏联当局的《请愿书》（图片来源：ifun01.com）

一九八六年，嘉子重返莫斯科，并于一九九二年谢世于异乡。一九九六年九月二十日，朝日电视台公布了一段有关她的未公开影像。她表示自己生前有件必须亲手完成的工作——完全不知良吉身葬何地的她要为之寻找安魂的归宿。最终，嘉子将良吉翻译的日译本《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带到了索契，将其与恋人遗像一道放到了奥斯特洛夫斯基纪念馆的书桌上。这是她最后的工作。至此，她终于可以卸下了一九三八年一月三日跨越北纬五十度线以来的心灵十字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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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读书杂志 （ID：dushu_magazine），作者：王升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