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耳其模式”为何成功？

本文整理摘编自《从巴格达到伊斯坦布尔》，作者：昝涛，出版：中信出版集团，头图来自：视觉中国

土耳其是世界上综合国力最强的伊斯兰国家，其人均GDP一度超过1.2万美元。与很多国家相比，作为一个中等发达国家，有78万平方千米国土（比我国的青海省稍大）、8300多万人口（其中99%都是穆斯林）的土耳其也算得上是个地区性强国和大国了，（中东地区还有三个在国土面积和人口方面都堪称大国的伊斯兰国家：伊朗、埃及与沙特。）更不用说它人口的平均年龄还不到30岁，是一个充满活力的国家。

经常有人问：哪个国家是最成功的伊斯兰国家？基于某种外部视角，很多人会把答案确定为“土耳其”。但显然，这是一个没有标准答案的问题。有学者还就伊斯兰国家的体制总结出三个模式：沙特、土耳其和伊朗模式，并做过比较研究。但就算这样，我们也很难根据什么标准断言说谁是更为成功的。我们能做的就是尽量平衡面面俱到与简洁概括的关系，尽量客观地讲述土耳其。

自20世纪初以来，土耳其就经常被当作亚洲其他国家发展的效仿对象。列宁把1908年的青年土耳其革命视为“亚洲觉醒”的重要一部分。继日本这个东洋榜样之后，土耳其在20世纪早期的民族独立和凯末尔主义的现代化成就，曾使众多的中国进步人士心向往之。

当时，了解土耳其的国人认为，同为亚洲人的华夏后裔应该学习亚洲西端的土耳其，奋发图强，努力推动中国革命与改革的成功。近年来，土耳其似乎也受到了格外的关注，这种关注不只局限在一般意义上的中东研究领域，一些关注中国现实发展状况的人，也因为对土耳其与中国之间一些特殊且敏感问题的兴趣，从而再次产生了对土耳其的某种特殊的知识性需求。大体来看，将现代土耳其的发展视为某种模式的话，它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独立革命、现代化、中亚的榜样、中东民主化。

独立与革命的模式

自20世纪初以来，土耳其的发展即被亚洲国家视为榜样。1908年，青年土耳其革命的发生，被列宁视为“亚洲觉醒”的重要部分；及至1923年，凯末尔领导反帝民族革命胜利及建立现代土耳其共和国后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又被包括中国人在内的多国精英密切关注。

在中国，一些对土耳其民族独立艳羡不已的知识分子和年轻的政治精英表达了对“新土耳其”的敬意。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品是柳克述撰写的《新土耳其》。关于这本书在中国现代化研究史上的地位，我的老师董正华教授和林被甸教授曾提出：

第一部明确地以现代化进程为对象的史学专著，则是柳克述的《新土耳其》。该书洋洋30万言，完整地记述了亚洲另一个曾经被称为“病夫”的老大帝国——奥斯曼土耳其帝国转变为现代民族国家的历程。

中国和土耳其近代以来有共同的遭遇，两国探索现代化的经验教训足可相互借鉴……柳氏自述其撰写《新土耳其》旨在“警策国人”“唤醒民众”。

通览全书，其希望中国走向独立富强与现代化的立意是十分鲜明的。值得注意的是，该书明确地使用了“现代化”这一几十年后才开始流行于西方的新概念……柳氏则将“现代化”与“西方化”并提，把“现代化”等同于“西方化”。（林被甸、董正华：《现代化研究在中国的兴起与发展》，《历研究》，1998年第5期。）

出于跟柳克述相似的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中国学者对土耳其现代史的研究投入了很大的努力，出版了相当丰富的研究论著。

比如，在1928年，程中行编译了《土耳其革命史》一书。程氏在该书的“译者自序”中说：“数年以来，国人但知土耳其革命之成功，而不明其成功之所自，国人但忧吾国革命之尚未成功，而不能通力协赞成功之原则。是书本旨，虽在铺陈土耳其革命之事迹，而国人读是书者，不可不于其成败之点，反复三致意焉。”（程中行编译：《土耳其革命史》，上海：民智书局，1928年，“译者自序”。）

1948年，边理庭编著了《新土耳其建国史》，在该书第一部分，作者就论证土耳其人是黄色人种，其用意很明显：“……我们说土耳其民族乃是黄色人种的血胤。黄色人种在亚细亚洲的东西两端，建立了两个大国家—中华民国与土耳其，东西辉映，为世界人类生色不少。为黄色人种尤其生色不少。”（边理庭编著：《新土耳其建国史》，独立出版社，1942年1月第1版，第6页。）

现代化成就

西方学术界经常乐观地把土耳其看作西式现代化最成功的模范之一，专门研究这个问题的伯纳德·刘易斯的《现代土耳其的兴起》（The Emergence of Modern Turkey）已成为现代化研究范式之经典。刘易斯的书初版于1961年，他在“前言”中上来就说：“本书的主题是一个新土耳其从陈旧腐朽中的诞生。”

荷兰的小许理和（Erik J.Zürcher）教授在一次讲座中谈道：“尽管刘易斯没有在任何地方定义过什么是‘现代’，但是，显然这一概念对他意味着：民族国家、宪政—代议制和工业化。在他的现代性概念中，最根本的是世俗主义—从政府、法律、教育和文化中去除宗教因素。就如同对土耳其的凯末尔主义者一样，对刘易斯来说，现代化与世俗主义几乎是同义词。”（Eric J.Zürcher,The Young Turk Legacy and Nation Building:From the Ottoman Empire to Atatürk’s Turkey,London:I.B.Tauris,2010,pp.50-51.）

到2002年《现代土耳其的兴起》第三版出版的时候，刘易斯还自信地坚持自己以往的观点。他进而认为，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土耳其在两方面已然成为他人的效仿榜样，“在奥斯曼人时代，是战斗的伊斯兰；在凯末尔·阿塔图尔克那里，则是世俗的爱国主义”。刘易斯深情地展望了土耳其将会创造的第三个成就：“如果他们能够在不失掉自己的个性与身份的情况下，成功地创造自由经济、开放社会和民主政体，那么，他们就会再次成为其他民族的榜样。”（Bernard Lewis,The Emergence of Modern Turkey,3rd edition,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2,p.xx.）

刘易斯所谓的下一个榜样，显然是就土耳其在西式的自由化、民主化等方面的成就而言的。不过，刘易斯随后看到具有伊斯兰主义背景的正发党上台执政，也对土耳其一度感到失望，遂认为民主化不是伊斯兰世界的出路，转而主张：只有自由主义才能拯救“伊斯兰世界”。

中亚的榜样

由于特殊的历史和文化联系，土耳其与中亚之间形成了某种天然的亲和关系，这种关系一度被冷战格局所限制。随着苏联的崩溃，中亚地区出现了几个独立的国家，它们大多数是由讲突厥语族语言的民族构成的，土耳其与这些中亚国家的关系迅速发展。

在谈论这些国家的未来时，同样是讲突厥语族语言的、位于小亚细亚的土耳其共和国就成为一个重要的参照。对中亚国家来说，随着独立的激情逐渐降温，一种无所适从感油然而生，它们急于寻求国家发展的新方向。

在这种情况下，土耳其的市场经济和西方民主制度就被当作了一个可以被效仿的“模式”。同时，土耳其也欲发挥其作为东西方桥梁的地缘作用。不过，即使土耳其也曾努力地输出它的“模式”，至今，中亚诸国也没有实现所谓的“土耳其化”。

中东剧变视角下的土耳其模式

2003年的第二次海湾战争后，美国开始着手于伊拉克重建，并推出了所谓的“大中东民主计划”。在这一背景下，土耳其作为一个模式的代表被美国官方和学术界在不同场合谈论，他们认为土耳其作为一个伊斯兰国家成功地建立了稳定的、世俗的民主制度。

2005年4月，时任美国国务卿赖斯（Condoleezza Rice）在对“美国报纸编辑协会”（American Society of Newspaper Editors）成员发表演讲时，将土耳其作为一个典型，说土耳其模式代表了“伊斯兰教、伊斯兰世界与民主制”并不矛盾。在2006年的一次有关中东民主问题的辩论会中，土耳其模式也被当作一个专门的议题讨论。

2010年底，中东地区发生了被称为“阿拉伯之春”的剧变。“阿拉伯之春”自突尼斯的“茉莉花革命”开始，蔓延到了埃及、利比亚、叙利亚、也门等阿拉伯国家，使这些国家遭遇重大政治动荡，短期内仍难走出困局。

中东这场影响深远的剧变所带来的一个重要变化，就是专制的世俗政权被推翻后，各色伊斯兰主义政治力量开始通过后革命时代的民主程序登上了这些国家的政治舞台，这引起了有关“阿拉伯之春正变成伊斯兰接管”的担忧：突尼斯的伊斯兰复兴党（Ennahda）上台，利比亚“过渡委”欲以伊斯兰教法为法律依据，埃及的穆斯林兄弟会也一度上台掌权。

在剧变之后的阿拉伯国家，为了打消国内外的忧虑，跃跃欲试的各伊斯兰主义政党曾纷纷表示要效法土耳其的正发党，走温和伊斯兰主义的道路，叙利亚的穆斯林兄弟会也曾表示支持“土耳其模式”。对比来看，土耳其在中东地区可谓“风景这边独好”，其在地区事务中也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土耳其也力图在“阿拉伯之春”过程中扩大自己的影响力，埃尔多安在推销“土耳其模式”的时候也不断强调，正发党领导下的土耳其的政治基础是世俗主义。

土耳其似乎是西式变革最成功的现代伊斯兰国家。作为一个地理上连接欧亚大陆、文化上又具有东西方双重色彩的特殊国家，尤其是，作为一个中东大国和伊斯兰国家，土耳其较早地进行了民主化、世俗化和现代化（主要是西化），是非西方国家中较早跻身中等发达国家行列的国家。土耳其还是北约成员，又积极地向欧盟靠拢，以适应全球化的世界潮流。

近20年来，埃尔多安及其领导的正发党在土耳其连续取得政治胜利，成为自1946年土耳其实行多党民主制以来在该国执政时间最长的政党。早在2007年正发党第二次赢得大选的时候，笔者就撰文断言，正发党在土耳其俨然已经“将自身塑造为代表土耳其大多数民意的政党”。在正发党与埃尔多安的领导下，21世纪的土耳其宏观经济在大部分时间里也表现良好，保持着较高速度增长，民生也得到了极大改善。作为世界第16大经济体，土耳其仍然有巨大的发展潜力。

放宽历史的视野来看，近一个世纪过去了，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瞻望西亚的土耳其—这个国人早已不放在眼里的曾经的榜样，它到底走过了一条什么样的可被称为“土耳其模式”的道路？在最近的历史中，它又有什么样的新变化？埃尔多安所说的建立在世俗主义基础上的土耳其模式跟之前的凯末尔主义有何区别？“土耳其模式”是否可以被未来的其他中东国家借鉴？在这一部分中，笔者希望能够从多个角度讨论并阐明从凯末尔主义到埃尔多安时代的所谓“土耳其模式”。

《从巴格达到伊斯坦布尔》

昝涛 著

中信出版集团，2022年5月

本文整理摘编自《从巴格达到伊斯坦布尔》，作者：昝涛，出版：中信出版集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