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材事件”之后：专家系统怎样重建民众信任？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探索与争鸣杂志 （ID：tansuoyuzhengming），作者：罗峰，题图来自：视觉中国

一、专家系统失灵偶然与必然

5月底以来，中国教育部下属的人民教育出版社（人教社）出版的小学数学教材插图事件在我国互联网舆论场中持续发酵（以下简称教材事件）。而对于该事件的关注也逐渐脱离了教材插图本身，发展成为全民寻找“有毒教材（读物）”的风潮。相关讨论也从审美的争议逐步上升到西方文化的渗透，甚至更为严重的指控。

仅就教材事件本身来看，其实充满了令各方都为之诧异的偶然性。普通民众（尤其是家长们）诧异于如此不符合大众审美的怪异形象及其背后隐藏的不良内容，能够堂而皇之的成为中国孩子们的必读教材；一线教师们诧异于在2014年就已经有人专门提出异议的同时，这份教材还能挺立至今。而令包括笔者在内的学术圈人员诧异的则是，出版社的制度和流程为何失灵？

人教版数学教材插图

事实上，笔者认为，这种令人诧异的偶然性背后，却反映出专家系统（在本文中表现为专业的教材出版团队）固有缺陷的某种必然性。20世纪末，吉登斯在《现代性的后果》中，专门论述了现代社会中两种脱域机制。由技术成就和专业队伍所组成的体系——专家系统正是其一。

民众依托对于专家系统的信任来面对诸多现代社会中不可避免而又无法理解的专业情景，专家系统从中获得基于信任的符号权力，而民众则获得在对抗现代社会中免于焦虑的安全感。但是，专家系统的固有缺陷也使之面临着无时无刻的脆弱性。

首先，专家系统中某些个体不可避免地存在知识的局限性。民众对于专家系统的信任，并不针对某个个人或组织，但是却必须建立于某些具象化的个人或组织之上的。而现代社会的分工细化，使得任何专家脱离了自己的领域都等同于普通人。

其次，专家系统的建立，即信任建立与维系，无法脱离交汇口这一样一个非专业性个人或团体与抽象体系的代理人之间的连接点，而这恰好是专家系统的薄弱环节。因为，交汇口为民众与专家提供了广泛的接触机会，并让他们能够捕捉到专家在面对具体议题之时的无能为力，从而失去对专家个体，乃至整体专家系统的信任。

恰如吉登斯所言：如果一个人发现所雇来的“专家”根本就不能正确地安装中央空调，他也许就会决定在学习了有关基本技能后自己去安装它。

本次事件中的交汇口就是教材。毕竟，再没有什么能比教材更能定义知识了。

而它所触及的议题——青少年教育，既重要到被国家乃至每一个中国家长所在意，又广泛到民众能够普遍接触并提出自己的见解。从网络上的舆论来看，民众对于事件中专家系统的不信任，已经超出了对其专业知识与技能的不认可，更产生了对特定专业人士品行方面可靠性的指控（例如对涉事专家们的指控：脱离群众、知识结构局限以及缺乏红线意识等等），甚至是对专家系统内部知识生产机制有效性的质疑。

这种局面，并不是相关部门道歉、整改与彻查就足以解决的。更需要籍此对社会科学研究界的专家系统进行一次系统性反思。

二、共享知识的分野

在现代的教育体系中，“第一原则”，即知识在原则上是不容质疑的被普遍遵从。这一点在传统中国文化中“尊师重教”的价值观下得到加持。因此，很多时候，在教育过程中，专业主体（学校、教师，当然也包括教材）与家长这样的非专业主体之间产生分歧之时，非专业主体总是天然地倾向于听从专业主体的意见。

虽然，很多时候，对于自己专业知识不可辩驳的认识，是被专业主体用来建立相对于非专业民众优越感的工具。而且，专业人士从书本中得来的知识，并不一定比一个历经现实的民众更加深刻。可惜的是，并不是所有知识（包括但不限于社会科学）都能够长期保持这样的优势，甚至可以说，只要是和社会、民众产生重度关联的科学，都不具备这种特质。

尤其是在大众审美（例如教辅材料的插画）这样无法脱离社会意识土壤的领域。更遑论专业体系内部也有无数的小群体，以及更加争锋相对的知识分歧（例如在教材事件中的一线教师与教材编纂专家们）。

如果将教材生产所涉及的专家系统予以整合，无疑是布迪厄笔下文化生产场域的经典类型。在这之中，教材审核团队授予并认可了编纂者参与教辅材料插画绘制的合法性地位，而这份赋予合法性地位的权力则来自于教育行政体系的下放。

教育行政体系的权力下放，是基于对专家系统内部自我认可的信任，却有意无意地忽视了专家系统自我认可的背后，复杂的个体关系。当然，事后来看，这种个体关系确实体现出了教辅材料插画绘制专家们所拥有的外人无法比拟的“艺术家的稀缺性”（具体参见吕旻、吕敬人、吴勇、郑文娟之间的关系）。

然而，如果不是民众与专家系统之间，在教材这个知识之上所拥有的分歧过于激烈，进而使得矛盾暴露于众的话，这份稀缺性原本可以被很好地隐藏。

在论及媒体全球化扩张的影响之时，很多人都会天然的认为，这会导致社会大众都去接受无比丰富却又趋同的信息。正如《现代性的后果》一书中说的那样，十九世纪晚期，报纸的阅读者，就好像都在“同时关心着发生在智利的革命、东非的丛林战争、中国北方的屠杀和发生在俄国的饥荒”。事实可能并非完全如此。趋同的信息并不足以使所有人都共享一套趋同的认知。

因为，民众认知的建立，并不局限于接收到来自媒体的信息，更立足于自己所处的社会地位与社会遭遇之上。例如，在同样阅读那份报纸中有关中国北方的报道（从上下文推断，很可能是1891年的金丹道事件）之时，满清统治者看到的是发生在自己统治核心地段（内蒙古）的不稳定；中国革命者看到的是满清政权对于汉族的民族与阶级双重激烈压迫；宗教同情人士则可能会攻击清政府在对于宗教的包容程度。

因此，社会群体之间的割裂，对同样的信息乃至知识，持有截然不同甚至相互对立的认知的情况并不罕见。而在教材事件中，无论插画绘制团队及其支持者们，如何用获得专家系统认可的专业性以及审美多样化等作为理由，都无法颠倒民众心中保护儿童（尤其是自己的孩子）的朴素情感、对于民族国家的基本认同、以及对于类氏三体综合征患儿那诡异面目的天然“厌恶感”。

三、媒体？不，媒介的胜利

回首这次教材事件的发酵可以发现，很多关键节点都是民众之中的专业人士所推动的。这之中，既有最早就向教育部门进行邮件投诉的一线教育工作者，也有发掘插图细节乃至幕后人物关系的不知名网友。这无疑与民众仅能作为专业媒介的传播受众的既有印象大相径庭。

与之相对的，诸多媒体的专业从业者（无论是传统媒体还是互联网新媒体），更多时候都只是在扮演一个信息整合者的角色，而非原本自我期许的事件挖掘者。所以，本次事件更可视作一次现代媒介的胜利，只不过这个胜利的主体并非专业媒体人，而是与民众相结合的媒介本身。

事实上，布迪厄已经非常详细的论述了，在知识的生产与传播场域中，都不可避免的隐藏着权力争夺的主线逻辑。而在知识生产的学术专家系统和知识传播的媒介专家系统看来，这份权力争夺的对象都是国家或者资本，并且以保持相对于他们的独立性为荣。

而民众则天然应该是屈居于他们之下的知识施与者，毕竟，自己才拥有无可辩驳的知识优越性。然而，这种优越性导致了上述专家系统在不懈努力试图从国家或者资本手中夺取有形权力的同时，更加试图将这份独享知识的符号权力更加长久且牢固地攥在自己手中。

可惜的是，现代社会的复杂与多变，使得这种知识垄断的企图被一次次打破。这其中的原因，既有现代社会飞速的知识迭代导致了知识价值的速朽；也有专业知识高度分化导致了全能知识分子的出现成为不可能；更有知识传播的便捷带来了全民知识素养的提升；更重要的是，知识出现了一种新的发展形式：“回滤”过程。

非专业人士能够在自己的日常生活中，不断地以这样和那样的形式，对各种专业知识进行再占有和再使用，进而完成新的专业知识的再生产与再传播。这一切都进一步降低了专家系统中，每一个个体专家存在价值。

从乐观的角度来看，这恰好印证了专家们所一直强调的，民众启蒙（虽然其启蒙是整个社会发展的结果，而非某个专家的实现。因为至此，民众已然具备了在特定议题（尤其是那些与自己的价值体系以及生活阅历深度关联的议题）与专家体系进行讨论的能力。而这份能力在与现代媒介相结合之后，又深刻改变了知识场域中的权力逻辑，因为出现了一个能够爆发出令所有人都为之炫目能量的新玩家。

四、学术共同体的信任重建

至此，专家系统可能开始面临前所未有的独立性与专业性的双重存在性危机，向上有来自国家与资本等维度的有形权力之约束，向下则有无数完成启蒙并在特定议题中专业性不下于己的民众的符号权力之争夺。

这也意味着，包括但不限于社会科学专家们组成的学术共同体们亟待信任的重建。正如《现代性的后果》中一直强调的那样，信任是对抗存在性焦虑的基础。而这份焦虑也并非为非专业人士所独有，甚至对于专家而言更为重要。毕竟信任关系的失去乃至对立，对于民众而言，只是生活中面对某些专业场景之时的偶尔焦虑，而对于以此为生的专家们来说，更可能意味着存在价值的丧失。

因此，学术共同体的信任重建，既需要面向民众，也无法脱离民众的参与。这种参与，一种是教材事件中所体现出的这样，在事后进行监督和纠正。另一种，也更为有效的则是在事前和事中就直接参与到专业知识的生产与传播之中。

正如被国内专家们所推崇的“民主国家”，总是有些使公民卷入政府程序的过程。将这一过程嫁接于某些领域专业知识的生产之中，无疑正是知识民主化的应有的题中之义。而民众的深度参与，不仅有助于生产出更加符合现实需求的知识，更重要的是，可能发展出一种学术共同体建构的新形式。

对此，我们有理由抱以乐观。因为在历史上，中国的民众已经多次证明了自己经过启蒙和组织之后的力量，并将在未来继续证明这一点。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探索与争鸣杂志 （ID：tansuoyuzhengming），作者：罗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