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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新生活方式研究院 (ID:neweeklylifestyle),作者:傅青,原文标题:《作家张大春:中文很好,不要庸人自扰》,头图来自:视觉中国
采访作家张大春之前,记者内心十分忐忑。毕竟他曾一度让作家阿城“惊得魂飞魄散”,在谈话间隙会突然向朋友抛出诸如“王安石北宋某年有某诗,末一句是什么?”之类的问题;他在歌手周华健专辑《江湖》中担任作词人,歌词中穿插的历史典故,难度堪比大学汉语专业考题。
与张大春熟识的女作家朱天文称其小说没有弱点,梁文道说他是小说家中“武器最齐备的侠客”,司马中原评价他是“野鬼托生的文学怪胎”。张大春自己则借班固“小说谓之稗说”的譬喻,写下:“说小说如稗,我却满心景慕。因为它很野、很自由,在湿泥和粗砾上都能生长。人若吃了它不好消化,那是人自己的局限。”
过去几十年里,张大春曾不断质疑“我们是在用汉字写西方小说吗”,呼吁作家使用更多中国土生土长的叙事手法。在他看来,很多作家都是经由模仿走上创作之路的,因此写作模式大都脱胎于西方小说。
张大春偏爱用“说书人”的方式讲故事,将信手拈来的史料与典故穿插其中,如中国画的技法一般,由一处晕染开来,顺着笔触皴擦点染。他同作家金宇澄探讨中国小说的传统时,对《繁花》表达由衷赞赏:“金宇澄很会发挥这种闲聊处宕开一笔、越宕越远的写法。我认为这是充分保留了中国传统文学本质的叙述方法,不断渲染、增补、填充小说的文本内容。”
除了当作家写小说,张大春还在电台主持节目、在大学做老师、在网络上评论时事,跨界合作亦搞得风生水起。他不仅与周华健搭档作词,还给吴兴国的新编京剧写戏词,给侯孝贤的《悲情城市》、王家卫的《一代宗师》做编剧顾问。
一言以蔽之,张大春是一位用深厚才学作底气、生性洒脱、狂放不羁之人。同这样一位老师探讨非主流火星文、颜文字、抽象话、流行词“yyds”“绝绝子”“nbcs”“咱们就是说”,记者不免会担心因为某句粗浅的表达触怒对方,更不用说疑虑知识储备不够,害怕被突然抛来的问题噎得讲不出话。
然而,事实证明,这一切只是庸人自扰。这种杞人之忧,同这次采访当中试图探讨的“对中文未来的忧虑”,甚至在某种程度上遥遥形成巧妙的呼应,十分耐人寻味。
面对记者的种种疑问,张大春表现得耐心十足,并不时豁达地笑上几声,遇到想要延展的话题,还会讲一句“我展开说一下啊,只讲一分钟”,发散思维一分钟后,便再度将话锋收束回来。
张大春今年65岁,他称呼自己为“老人家”,每天睁眼第一件事就是坐到桌前洗净毛笔,除去电台工作的几小时,他大部分时间都坐在画毡前用毛笔工作,譬如给朋友写信、做读书笔记、写札记、给家人留便条,每天最少写2000个毛笔字。这是他的个人爱好,也是一种自我要求,“人无法要求社会或大众按照个人意志行事,这时候就更应该做好自我要求”。
有时上网的时候,张大春也会看不懂那些网络流行词汇,但他不忧虑,更不悲观,他更愿意套用那句中国传统古话“儿孙自有儿孙福”来将一切看淡,他说:“儿孙自有儿孙磨,儿孙自有儿孙福,我们要对汉字多一点信心。”
以下是《新周刊》与张大春的对谈。
人无法要求社会或大众按照个人意志行事,这时候就更应该做好自我要求。| 受访者提供
《新周刊》:不少人感慨当下网络流行词汇越来越看不懂了,豆瓣甚至有一个有15万名成员的“网络黑话指南”小组,学习各种缩写和新梗,你如何看待诸如“yyds”“绝绝子”“nbcs”的网络词汇?
张大春:这些文字都是有生命周期的,存活时间很难超过一个世代。“梗”的出现就是为了方便快捷地表达某种情绪,它们从诞生伊始就不会希冀几百年后还有人看得懂,流行一段时间,疲乏了,腻了,也就乏人问津了,文字有自己的新陈代谢。
在可以预见的将来,“yyds”必然会慢慢淡出历史舞台,与此同时,也会有新词取而代之,这是必然规律。因为这些词语无法承载历史文化的重量,它们是即生即灭的,用不着为此忧心忡忡。
我记得几年前的流行热词“不明觉厉”“喜大普奔”,听起来跟成语似的,套用一个成语的壳,形成一种对原有文化载体的嘲弄,夹杂着一点反讽的意味,但后来用的人也很少了。从某种程度来说,这些词语的出现,颠覆了原本的语境,尝试做一些不同以往的表达,不应该被一味谴责,它其实体现了年轻人对于一成不变表达的不耐烦,对于字字都有标准答案、处处都被规范限制的一种小小叛逆。
《新周刊》:有很多人表示自己患上了“文字失语症”,很多时候明明内心百转千回,有诸多复杂情绪,可一张嘴,却只剩下网络词汇,你怎么看待这种情况?
张大春:为什么一张口就要复制粘贴呢?因为复制粘贴快啊。如果想在几秒内给出有效的回答,迅速作出回应,选择复制粘贴来的“梗”也是人之常情。我不认为有失语症的存在,哪怕一个青少年大部分时间都耗在网络上,习惯用各种网络流行词进行表达,也不一定会失语,因为来自生活中其他面向的文字刺激,并不会因此消失,他也一样会理解常规的文字沟通方式,自己也会用常规的方式来表达。
放到一个大的文化框架下来看,我们的汉字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了,基础很牢固,绝不会因为一些流行词汇的出现就触及根基,我们还是要对汉字多一点信心。文字的发展大概可以分为“约定”与“俗成”两个面向。俗成是民间流行的讲法,约定就是硬性规定的要求。在一个足够长的时间里,约定和俗成不断影响,文化也随之不断扩充,兼容并蓄,这其中有着很强的包容度和延展性,并不会呈现出你死我活的狰狞状态。我曾说一个字长途跋涉来到我们面前,早已不是它出发时的模样,它是变化的,也会找到最适合、最丰富的表现方式。
《新周刊》:这些缩写词本来是小圈层内部的“黑话”,类似于某种“圈内语言”,为什么最终会导致全网流行?
张大春:过去帮会中的“黑话”,是不希望外人听出其中蕴含的秘密,还要用来验证对方是否能答得上来,不懂“黑话”的人,就证明不是自己人。现在的流行词汇是没有以上特性的,它毫无秘密可言,区别可能就在于我比你早知道,用得更早,而且它是没有理解门槛的,不懂也没关系,不会因此而精神紧张,产生负担,所以它们才会迅速流行开来。
如果说读书的乐趣,是遇到懂的人产生自有其相互会心的秘密,那讲这种“圈内语言”也算是一种乐趣。很多时候大家聊到这些“梗”,也是抱着一种游戏心态,恰如一件时髦商品,装饰自己的表达,沟通者之间彼此心领神会。
《新周刊》:你觉得平台在流行词的传播中起了多大作用?
张大春:这里我想展开讲一下“梗”字的来源。其实一开始它的本字是“哏”,意为经过语言的组织铺垫,最终达到喜剧效果。一个哏对应着一个包袱,抖包袱的目的,就是引得大家发笑,这个词在曲艺界用得比较多。将“哏”误写为“梗”,最早可以追溯到演艺圈,艺人们讲“哏”,但是字幕打成“梗”,后来就一直沿用了下来。
所以你说梗的流传,除了网络平台,是不是也有电视台的责任啊?在我看来,即便平台通过算法和运营,特意放大某些内容的声量,加速梗的传播,它就能使一个短命的、没有文化承载重量的语言符号变得更长寿吗?不会的。
《新周刊》:有人总结近两年文字的演变为“火星文—缩写—抽象话—表情包”,是一个逐渐去文字化的过程。在你看来,这背后反映了怎样的文化变化?
张大春:我特别爱用的一个表情是用手遮住半张脸,嘴巴在笑,眼睛却流出泪水,表达一种哭笑不得的感受。有时候一个不够,还要一连打好几个,真是胜过千言万语。“你这样做,我真是哭笑不得,一时间不知如何是好”,是不是听起来特别隆重,感觉怪怪的?但表情包就不会,能很好地化解这种尴尬。
所以,我不觉得去文字化会伤害到文化,它更有效,比文字来得更直观,这就是它的厉害之处。如果说不止一个世代的年轻人都喜欢一轮一轮地去文字化,那么背后的原因应该是文字不够用,无法承载更多的表达。
《新周刊》:不知你是否注意到,社交媒体上表达情绪的符号越来越“通胀”了,之前一个“哈”可以表达的情绪,现在至少要打五个,如果对方打少了,也会瞬间脑补出冷漠的语气。
张大春:我觉得这可能更多体现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见得是文字符号那么简单。这说明大家在线上沟通时,对彼此的真诚度,更敏锐也更怀疑了。如果真能通过“哈”的多少来判断真诚,两个不够就打五个,五个不够就打十二个,哈哈哈。
《新周刊》:“Z世代”又被称为“网络一代”,他们在成长过程中深受互联网的影响,有的小朋友甚至在考卷中都使用网络词汇,对此你会有担忧吗?
张大春:这点我倒不太担忧。4年前,我去济南给一群小学二年级的学生上课,你知道小朋友有多严格吗?我写“歡”字,写完之后,有小朋友举手说老师你写错了,最后一笔应该是一个长点,但你写的是捺。你看吧,他讲究得很。
这个学校对学生的文字教育肯定是十分讲究的,但同时我也会隐隐担心造成某种程度的“反弹”。要知道很多古帖上练习书法时,一捺跟一个长点并没有多大分别,那种个性活泼的小孩,可能就会试图挑战权威,想要跟老师分辩究竟怎么说才是正确的。我担心太教条反而会适得其反。
上学的时候,我们都学过一门课叫“应用文写作”,老师教我们如何写便条、如何发邮件、如何写信,问候语放在什么位置,结尾处应当要空格,有很多固定的格式,有很多细微的讲究,可以说,我们小时候都曾受过严谨的应用文写作训练。可等我们一考完试,这些东西基本全都还给老师了。
不用书中规范化的东西,我们一样沟通得很好,所以没必要杞人忧天,时刻追求文字的意义,要求一种严整的语言规范,文化教育应该是活泼且自主的,不应该被当成一种工具。在轻松的氛围中,人们可以自由做选择,愿意被文化浸润的浸润,不愿意被浸润的也可以选择在旁观看,过分要求一致性,追求所谓的意义,就会失掉趣味。
《新周刊》:维特根斯坦在《逻辑哲学论》中写道:“我的语言的界限意味着我的世界的界限。”语言是人类思考世界的工具,而现在很多人的表达大都通过梗和表情包来实现,这是否意味着思维能力的退化?
张大春:举个例子,我特别喜欢看有些网友写的NBA(美国职业篮球联赛)球评,一看就是深谙门道的人写的,用语非常活泼有趣。我常常会想,如果没有火星文,没有这些网络热词,他们的文章会不会如此有趣。我并不是说他们的文章当中用到这些文字符号,而是说有趣的表达一定脱胎于整个世代的文化氛围,网络作为一种分享、表达态度的管道,如果能更多元、更包容,就能产生更多有趣的表达。
人是会自主思考的,也需要思想,不够用的时候,自然就会去寻找,倘若思想无法满足现状,自然就会去思想的疆域上开疆拓土。我曾在《见字如来》中写过,字,反映了每一历史阶段的现实处境和价值取向。字的意义有时膨胀,有时萎缩,随时人而决。语言无非是一种承载思维能力的工具,存在即合理,如果不好用,就不会流行,不流行便会慢慢消失。所以,我不觉得这些文字符号的变化能取代人们对于思维的探索,我不认为它能有那么大的法术和魔力。
《新周刊》:你曾在《认得几个字》中写到,“你每得到一个‘最’字的答案,好像就对这个世界的边缘多了一点了解,可是偏偏这个世界是不断在改变的,说不定今天你知道的‘最’到了明天就不‘最’了,这一分钟你相信的‘最’,或许早在上一分钟里也已经不‘最’了”,可以结合文字聊一聊吗?
张大春:我们对世界的认识是不断变化的,不会有停下来的时候,同样,网络语言的流行也不会停止,无须做极端设想,亦无须杞人忧天。
不能要求人们对每个汉字都有充分的理解和体会,这不现实。不过如果对汉字感兴趣,就会发现其中蕴含着很多乐趣,比如说这个“最”字,你知道它的本义是什么吗?“最”的本义是冒犯夺取,犯而取之,从曰,从取。是不是觉得跟现在的释义差别挺大的?
你可以尝试用一个名为“汉典”的网络工具,《汉语字典》《康熙字典》《说文解字》的文字释义都能通过这个网址查到,用不了太多时间,三分钟就能搞定,好玩啊,越咂摸就越有意思。
《新周刊》:你每天练习书法有什么心得体会吗?
张大春:汉字的演变过程经历了数千年的历史,甲骨文、金文、大篆、小篆、隶书、草书、楷书、行书,等等。用书法写字,已经形成一种独立的意趣、一种独立的价值。一个汉字可以有多种写法,你可以从字帖里找到很多异体字,也不见得是完全统一的。毛笔在纸张上快速流转,铁画银钩、龙飞凤舞,不断衍生出新的美学,讲究流畅、讲究生动、讲究鲜活,有各自的章法在里头。我不是书法家,只是单纯地喜欢,也不敢讲太多。
《新周刊》:在你看来,雅正的语言是必要的吗?
张大春:对于我从事的工作来说,是绝对必要的,我个人还是有一些比较吹毛求疵的讲究,咬字准确,语气完整,对音韵、声调、字音等都有一套自我要求。这跟我这么多年电台的工作也有关系,但现在电台DJ已经没什么门槛了,变得没那么多讲究,所以这些必要,也就慢慢变成了自我要求。
我的父亲特别喜欢查字典,遇到模棱两可的,他就说“查查字典吧”,我也养成了这样的习惯,但做这些就显得我比较有文化吗?完全不会,纯粹就是我个人的好奇,而且我能从其中挖掘出趣味来。你不能要求所有人都这样,对每个字都有充分的认知,不能要求大家不用“yyds”,这些文字的流行,并不会听从法条的管制对不对?
我今年65岁,是个老人家了。中国有句老话叫“儿孙自有儿孙福”,几千年的文化流传下来,具有很强的包容度和延展性,我更愿意把流传下来的文字,火星文、缩写以及时下各种流行词汇当成子孙来看待,我觉得儿孙自有儿孙福,儿孙自有儿孙磨,无须担心。
《新周刊》:火星文、“hold住”“酱紫”“886”这些流行词几乎已经绝迹了,是否正如你所说的,无须理会,时间会给出答案?
张大春:是啊,文字会自行新陈代谢,甚至说物竞天择,保留下最合适的表达,这些自然消失的,就是儿孙自有儿孙磨的结果,被磨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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