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返90年代：赵本山突围，二人转风靡的日子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界面文化 （ID：BooksAndFun），作者：梁瑀可，按语：黄月，编辑：姜妍、黄月，原文标题：《“重返90年代”系列·东北俗文化 | 在巨变的历史洪流中，赵本山与二人转何以成为精神解药》，头图来自：《一代宗师》

站在21世纪第三个十年的开端，我们对于时间的感受似乎正在发生摇摆。一方面，在新冠疫情影响全球、国际局势风云变幻的当下，以分秒计的信息更新速度让我们居于永恒的变动之中，时间日复一日加速，数字被不断更改，新闻被不断翻转。另一方面，在民粹持续崛起、社会持续分裂、气候持续变暖的大势当中，对个体而言，时间仿佛被拉长，我们浮滞于一种新的常态之中，对于来路去路均不甚明朗。我们于是希冀向时间求得关于时间的答案，即向历史回望。

回望20世纪下半叶，80年代夹在革命历史与开放历史之间、政治叙事与市场叙事之间，因其巨大的创造力和生命力而闪耀着令人目眩的独特光芒。当怀念80年代蔚然成风，另一种声音也出现了，不断提醒我们80年代激情的不可能重复与不值得重复，人类学家项飚用鲁迅的“心里不禁起疑”形容他对于80年代的感情。夹在80年代和新世纪之间的，是一个被低估的十年；当“90后”一词从老一辈对年轻人的指代变成更年轻一代对前辈的称呼，我们似乎还没能停下对80年代的追忆和惋惜，给予1990~2000这巨大变动的十年以足够的关注。

如果说80年代一再被重提的原因，在于走出了文革阴影、投入改革开放怀抱的中国和中国人的解放与自由，在于李泽厚对个体存在与价值（而非宏大集体话语）的强调成为某种精神召唤，那么在冷战结束后的90年代，中国的体制变革、经济发展、思潮更迭甚至港澳回归，无疑同样有着特殊而重要的意义。在这十年中，中国人日常生活经验的几乎每一个方面，都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从下岗到下海，从单位到企业，从肯德基到商业保险，从日常消费到农民进城……

在20世纪的最后一个十年中，在全球化席卷的大背景之下，中国的劳动者一方面投入应对体制改革、企业改制、饭碗由铁变回瓷的凶险、痛苦和机遇，一方面自觉或不自觉地滑向充满着困惑、混乱与无限可能的市场之海。东北的阵痛与深圳的崛起遥相呼应，农民工进城与三峡大坝移民交织流动，港澳回归、加入WTO与申奥反映了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期待与诉求，亦有国际政治的草蛇灰线隐埋其中。

文化方面，中国知识界走向了“思想隐退，学术凸显”的专业细分之路，80年代的先锋文学在某种程度上褪去了先锋的亮色，王朔和王蒙奋力撕毁崇高的面具，歌舞厅、游戏厅等“厅”在大街小巷出现，以《我爱我家》《渴望》为代表的平民文化方兴未艾，第五代导演正尝试在夹缝中寻找中国叙事的方式，现代艺术正向当代艺术转型，“艺术品市场”“策展人”“双年展”“美术馆”等名词如雨后春笋般在九十年代出现并流行。

前有査建英主编的《八十年代访谈录》和北岛主编的《七十年代》为人们所熟知——试图通过一系列人物的对话或者自述，还原那两个风云变幻的十年中的社会情境、主要问题及价值观念。距1990年整整30年后，界面文化在2020年推出“90年代”专题，在怀念80年代的浪潮至今仍未式微之时，试图带领读者从社会、经济、文化等方方面面，重新认识那个深具转折意味的、塑造了我们今日生活基本样貌的90年代。

今天推出的是该系列的第九篇：《重返90年代之东北俗文化》。

制图：界面文化

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国人欢聚一堂的除夕夜里除了热气腾腾的年夜饭，恐怕还少不了央视的春节联欢晚会，以及总在春晚黄金时段出现的那个戴着中山帽、微拢着腰、走一步瘸两步的赵本山。

这个来自辽宁的二人转演员，当时可能做梦都想不到有一天自己会火遍全中国，且长达二十余年，他不仅在春晚上让亿万观众收获欢乐，在互联网尚不发达的年代为国人提供流行段子和经典语，还以自己的形象为中心创作了一系列影视作品，如《刘老根》《马大帅》《乡村爱情》等，其中一些屡创收视奇迹。他捧红了一批二人转演员，为他们提供演出机会和剧场舞台。

赵本山所构建的和喜剧文化有关的一系列衍生品成为了一种鲜明的文化现象，余秋雨曾经说，“在这充满欢乐的年代，你可以无视赵本山，却不能无视几亿人民对于欢乐的选择。”

为什么赵本山可以取得如此大的成功？他代表的东北文化，甚至是略带土气、俗气的民间艺术，如何焕发出了旺盛的生命力？除了赵本山，还有哪些东北艺人获得了别样的瞩目？在重工业日已凋零的东北三省，以幽默和自嘲为主的文艺圈却成为“东北复兴”的中坚力量，这是悲歌下的集体狂欢，还是一种自我嘲解？我们试图去理解他们，或许就理解了东北，也能瞥见经历中国剧烈转型期下那些活生生的个人。

“不合时宜的人”

赵本山出生于辽宁铁岭，家境贫寒、母亲早逝，是吃百家饭长大的。他自幼跟着盲人二叔学艺，拉二胡、吹唢呐、抛手绢儿等东北二人转必备的手艺样样精通，长大后随剧团演出。1986年前后，赵本山凭借演出《摔三弦》成了东北文艺圈里的名人。从那时起，他的演出形象就已经基本定下了——戴着八角帽、一身中山装，说话歪着嘴，老和蔫儿是其基调。不论是首登春晚的小品《相亲》，还是后来红极一时的《牛大叔提干》《红高粱模特队》《昨天、今天、明天》，都延续了他一贯的舞台装束风格。

但赵本山的气质不是一开始就被央视接受的，他在上春晚前碰了好几次钉子，电视台领导不是觉得他太“蔫”不符合春晚喜气洋洋的气氛，就是担心他的本子东北腔调太严重，南方观众听不懂。最后是姜昆竭力推荐赵本山，他才又获得了一次试演机会，那是1990年，中国正受到新市场、新文化的不断冲击，人们的精神思想逐渐丰富，接受程度更加多元，央视春晚舞台上出现了很多新的面孔。

这一年，赵本山带来了他在春晚上的第一个作品《相亲》，讲述的是老年人黄昏恋的故事，剧本是晚会小品负责人王景愚与原作者张超共同突击修改的：一是将小品的名称从原来多少有些暧昧色彩的“老有少心”更换为正经得多的“相亲”，二是结尾有一点近乎荤段子的对白被全部删除，替换为一句“结婚前都上东北吃喜糖去啊！”

男唱：没有花香，没有树高，我是一棵被人冷落的小草，又是寂寞，又是烦恼，你说我的心情它呀怎么能够好！

赵本山：小伙儿今年三十整，媳妇问题还是零，没媳妇的日子不好过，洗衣做饭不用说，晚上还没人暖被窝。隔壁媒婆儿来撮合，说邻村姑娘挺不错，说啥也得试一下。这不今儿个约好公园见个面，第一次开始地下工作！接头暗号，看《XX晚报》！

黄晓娟：姑娘今年二十八，一朵鲜花要砻拉。今天来相亲，心里是七上八下。为啥？因为我这长相跟实际年龄有一定偏差，不知道还以为我是三十八。不行还得再收拾一下。当户理红妆，对镜贴花黄，化妆和不化妆的效果就是不一样，我这一收拾还真有点七仙女下凡的模样！接头暗号《XX晚报》！

 ——1990年春晚《相亲》

这种文本的修改是为了迎合主流趣味进行的有意删减，赵本山运用了二人转表演的喜剧技巧，迅速获得了观众的认可。大家看到徐老蔫的“二流子”形象很容易会心一笑，一方面由于赵本山本人精湛的表演技能，另一方面是因为这个形象确实符合当时人们对农村的记忆，让这个人物给人感觉很真实、有趣。

九十年代的中国是一个迅速变革的时代，工业化已经颇具规模，随着改革开放的步伐加快，市场化、城镇化快速崛起，而这种发展只用了短短几十年的时间。

在人们鲜明的青春记忆或是在父辈的生活经验中，中国还是一片广袤的土地，与农村大地息息相关，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转型只发生在短短一两代人身上。因此，代表农村形象的人物对当时的人民群众来说并未久远，整个国家的社会结构都相对单一，文化娱乐资源稀缺，人们很容易拥有相同的集体记忆。这也是赵本山打造的农村二流子形象之所以被人们熟悉、能够在如此广泛的空间得到传播的原因，他引起了全国观众的共鸣。

一顶永远扶不正的“钱广帽”，一身灰不拉几的破衣裳，便是赵本山在舞台上全部家当。他在《鲁豫有约》的一次采访中提及，那顶数十年如一日的破旧八角帽，是对电影《青松岭》里反面人物钱广的模仿——一个阶级斗争时期不可救药的敌人。1990年央视春节晚会的编导们决意招募赵本山时，曾试图改变男主角的“农村”、“二混子”特质，以塑造一个符合经典意识形态规约的“健康”地方农民。但这种改写并不成功，在此后两三年的春晚小品里，赵本山所饰角色的“二混子”习气依然颇为明显。

不光是装扮，赵本山在小品中使用的也都是农业时代的语言，是过去的语境。这种形象和语言上的错位，从喜剧创作手法上来讲，是为了引起对比和反差，方便抖包袱的效果。反讽、怪诞、正话反说是二人转经常用到的创作手法，但在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教授刘岩看来，这种反差还别具一番深意，他认为观众之所以对这种错位买账，实际上是另一种主体性的生成，在笑声中，观众自然而然的把自己与赵本山区别开来了。

1999年的春晚小品《昨天、今天、明天》里这种反差特别明显，主人公总是踩不上现代化的点儿，无力与时代一起进步。崔永元代表的现代知识分子，语重心长的让老百姓“讲自己的故事”，但是宋丹丹和赵本山一开场便是与自身身份不符的、有关天下大势的顺口溜。

九八、九八、不得了！

粮食大丰收，洪水被赶跑。

百姓安居乐业，齐夸党的领导。

尤其人民军队，更是天下难找。

国外比较乱套，成天勾心斗角。

今天内阁下台，明天首相被炒。

闹完金融危机，又要弹劾领导。

纵观世界风云，风景这边更好！

——《昨天、今天、明天》

小品里赵本山的话语系统一旦试图表述今天的事物和观念，或是使用当下的新词，他就会出错，就会闹笑话，产生喜剧效果。

小品《昨天、今天、明天》 图片来源：豆瓣

刘岩在《历史、记忆、生产——东北老工业基地文化研究》一书中写道，这些内容不仅是时代的意识形态流绪，语体风格也是极易辨认的五六十年代“新民歌体”。两个东北农民的个体生命完全被一种经典的宏大叙事所编码——甚至连个人化的爱情故事也要借助政治修辞“薅社会主义羊毛”来讲述。谁能想象把铁岭称作“大城市”，把美容表述为“做个拉皮，拍个黄瓜”，把秋波诠释为“秋天的菠菜”的人可以真正走进“明天”，走进“新世纪”？

不合时宜性贯穿了赵本山小品的始终，除了白云黑土的“新世纪宣言”，还有红高粱模特队里农民子女走猫步的情形，范伟饰演的导演在训练时希望模特队展现的国际T台名模风格，都被赵本山扮演的乡长解读为喷农药等农活儿。

刘岩认为，当电视机前的观众捧腹大笑的时候，他们取笑的是这个世界的“不合时宜者”、“淘汰者”——当掌声响起之际，当电视画面在他者的憨态和“主流社会”的笑脸间切换之际，无疑，一种主体位置出现了：

无数看着笑着的个体（及家庭）不但将自己与那被看被笑的他者——时代的落伍者区别开来，而且通过一致的视点和行动实现了向“主流社会”（更大的“家庭”），向我们这个时代的大写主体之名的认同，并在这幅“其乐融融”的图景中确认了自己独特的、无可取代的主体身份——不论你生活在怎样的境况之中，只要在那一瞬间，在那需要你大笑的节骨眼儿上能笑出声来，那你便尽可放心，你正紧紧跟随着“现代化”的步履和节奏。

小品《卖拐》里，赵本山的“落伍者”形象终于发生了转变，当时正值市场经济发展的轰轰烈烈，相伴出现了一系列社会问题亟待解决，例如经济法制不健全、诚信问题严重等。

《卖拐》里出现的流行语“忽悠，接着忽悠”又一次爆笑全国，只不过这一次观众终于站到了赵本山的身边，嘲笑的对象变成了范伟——一个极易轻信他人的老实人。当老实人太过于单纯，屡次上当受骗，其实也就成为了一个“不合时宜的人”，一个“过去的人”，虽然小品在春晚上更多的是对不诚信现象的一种嘲讽，但不论是从小品批判的维度，还是观众的反应，对诈骗者（赵本山饰）的形象都只有一笑了之，这也显示了当时的社会风气对乱象的一种容忍。

小品《卖拐》 图片来源：豆瓣

赵本山借着春晚成为了中国顶尖的喜剧笑星，全国观众也因为他对一年一度的春晚多了一份期待。但2000年以后，赵本山的作品却多次惨遭滑铁卢。在他经历了《卖拐》的巅峰的以后，本身背负着巨大的创作压力，另一方面，赵本山在小品中建构的这个的农民形象，已经越来越不能引起观众的整体共鸣。他在《鲁豫有约》中透露，自己有了严重的失眠问题，每次春晚都给了他莫大的压力，以至于每年都不想再去。

二人转江湖人

90年代后期，资本迅速在中国产生和聚集，人民物质和精神生活越发富足，对外交流也更加密切，社会各阶层人民的生活不断分化升级，群体之间变得割裂，城市人再难对农村有贴近肌肤的感知，符合多数人的共同的生活背景已经不存在了，很难再有爆红全国、符合大多数人口味的文艺作品出现。

赵本山隐退春晚，开始将在小品中积聚的优势发挥到二人转和影视作品中，不仅席卷收视狂潮，而且带动了当地的文化产业，是东北俗文化成功转型的典型现象。

二人转演员出身的赵本山，对这个群体有着深厚的感情，他希望借自己的名声挖掘出二人转潜在的商业价值，再度振兴东北文艺。2002年开播的电视剧《刘老根》，一炮而红，这部由由赵本山、范伟、高秀敏等人主演的农村题材电视剧包装了不少原本名不见经传的二人转演员，并整合出了一条产业链：把剧场与剧团结合起来，打造一个统一的品牌——刘老根大舞台。

二人转就这样逐渐走上正轨，刘老根大舞台从一到二、从二到三，遍及北京、沈阳、吉林、哈尔滨、长春等，赵本山和他的弟子们不断在全国各地演出。

虽然获得了商业上的成功，但还是经常会听见主流精英群体对这种民间艺术的批判，“俗”是绕不过去的一道坎。清华大学教授肖鹰认为赵家班表演中体现出来的“大俗”精神，“丝毫没有彰显东北传统的刚健和诙谐的生命品格的意图，相反，是不遗余力地去表现当代都市中的油滑、恶诈、怪异、悭吝的市井俗气”，而这样的文化内涵表征出的恰好是赵家班成员令人感到堪忧的文化状况：“他们就是带着这种低于当代中国平均文化水平的教育程度进入都市文明。他们失去了乡士交化的根基。又不能接受先进的都市文明. 只能以低俗的方式和内容来媚俗、取悦都市观众”。

为此，赵本山开始提倡“绿色二人转”，对主流批判做出让步。主要保留转手绢、二人表演等传统形式，也增加了讲笑话段子、唱流行歌曲、模仿明星等各种各样的绝活，减少“荤口”、“粗口”的桥段。

终于，矛盾爆发在了2004年央视的一场直播上，主持人强行中断了赵本山的弟子张小飞夫妇节目表演，原因是认为有些桥段不雅不妥，这引起了赵本山的不悦，他当场跟主持人发火。这件事在当时引起了激烈的讨论，赵本山的农村标识与他维护的民间文化，跟央视代表的主流话语、精英团体产生了强烈的对比冲突。

二人转本身就是黑土地上长出的地方戏，“土”和“俗”是它的宿命。这种民间艺人走街串巷，农闲时期乡村里的娱乐形式，一般是一男一女现场表演，转来转去，又唱又跳，又说又笑，有念白，有模仿，有插科打诨，有雅有俗，甚至掺杂“荤口”的单元式的节目演出。在母体秋歌的基础上，二人转与莲花落合流，融合成了一种独特的艺术形式，俗称“九腔十八调”，再加上扇子功、手绢功和临场即兴发挥，使它具有了灵活性、开放性、兼容性与互动性。俗语有“宁舍一顿饭，不舍二人转”，二人转作为一种东北民间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已经流传了200多年。

2019年吉林电视台推出的系列纪录片《戏梦关东》，走访了55位平均年龄73岁的二人转民间老艺人，凭借着他们的口述与表演，描述了这个有百年历史的民间艺术。

纪录片《戏梦关东》截图 来源：豆瓣

《戏梦关东》导演李想在接受界面文化采访时表示，纵观二人转的变迁史，实际上是东北人审美情趣的变化史，通过拍摄那些穿插在农村和城镇之间的二人转老艺人，他展现的是东北的社会结构变革，二人转艺人正是以特别的方式联系着这两个空间。

李想说：

“1978年以后，二人转娱乐功能显露出来，拍的过程中我了解到，黑龙江一直讲艺术形式的，讲和唱，吉林也追求，浪、舞步、表演，辽宁更偏南，更受新潮文化的影响，最先出现在传统二人转里加入‘大姑娘美、大姑娘浪’的通俗民歌，他们会穿上非常夸张的演出服，出现一些第二性征的东西。东北乡村里的二人转，有的对标的是麦当娜的造型，二人转演化出娱乐功能；但在90年代以后，二人转就逐步出现了两极分化的现象，一种是赵本山为代表的登上电视的二人转演员，越来越被规训，更商业化，另一种则越来越乡土、低俗，活跃在农村、洗浴中心、乡镇开业典礼上。”

学者唐浩然在《苦难浸润的乡土怀想与艺术忧思——系列纪录片<戏梦关东>多元主题探析》中评论道，如果说《戏梦关东》所反映的二人转与黑土地的关系折射出她的尚土特征，那么，片中所呈现的艺人与农民的大众狂欢则是她尚俗特征的生动写照。在这场狂欢里，艺人和农民在俗文化的语境下共同沉浸于二人转带来的心灵滋养与精神陶冶之中，彼此间浑然难分。

不论是将农村人物与完成现代性转变的观众对立区别开来，营造出喜剧效果；还是在具体的实践中试图将农村生活融入进主流文化圈去，并在不断碰壁中成为跟精英叫板的人，赵本山和二人转都是这个剧烈转型时代下的产物。他们代表的东北俗文化的在全国传播蔓延，不单单是一种偶然现象，应该放到更大的时代背景和社会结构下去解读。

评书和音乐突围

另一种将东北民间文艺带进主流视野的是电视评书，那个挥动着扇子、站在一张小桌子后面，用沙哑的嗓音铿锵有力的讲述传奇故事的单田芳，将侠义小说的魅力用表情、声音和手势展现出来，“且听下回分解”成了不少人儿时抹不掉的记忆。于丹称他——声音辨识度太高了，沧桑，浑厚，他一张嘴，那就是沙场，就是江湖，所有的历史演义风云变幻，都在他一个人的声音里。

单田芳 

1990年代，单田芳根据清末传统文学作品《小五义》《续小五义》等作品创作改编评书作品《白眉大侠》，名动海内。1990年代初，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了单田芳的长篇评书《百年风云》的选段“天京血泪”，听众多达六亿。之后又连续播放了他的《百年风云》《隋唐演义》《明英烈》《民国英烈》。

单田芳的评书语言通俗简练，吸收了民间丰富生动的语言，采用的多是生活中的常语和口头语。《百年风云》第一回的开书是“道光十八年冬，北京的气候异常寒冷，吐口唾沫都能摔成八瓣儿，刚淌出来的眼泪会冻出冰条……”话语形象逼真，有立体感，把滴水成冰的冬天描绘得淋漓尽致。

他早年曾在沈阳城外北市场的茶社演艺，后加入鞍山曲艺团，1979年初，单田芳接任鞍山市曲艺团书曲队长。但在1986年，他辞去体制内的工作，这在当时以公有制经济为主导的东北是不可想象的。1995年，单田芳在北京成立了单田芳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任董事长。

东北一直是新中国计划经济的先行地，公有制经济占据主要的工业总产值，东北人曾经都把进入工厂就业作为首选，俗称“铁饭碗”。所以单田芳的这种举动可谓是极其前卫，也正是因为大胆下海经商，他把评书在更大范围内推向全国。单田芳从艺半个多世纪以来，共录制播出了100余部共计15000余集广播、电视评书作品，整理编著17套28种传统评书文字书稿，是当之无愧的“评书大侠”。

在音乐上，东北人也实现了另一种突围。1995年，雪村创作了《东北人都是活雷锋》，这种把二人转的说口编入歌曲中的形式在当时十分新鲜。歌曲把东北人热心肠、喝酒豪爽（“喝了少了他不干”）等大众熟知的特征用方言戏剧性地演唱了出来，“翠花，上酸菜”也成为当年最流行的问候语，呈现了一种怪异的张力，作为流行歌曲长时间霸占当年的华语音乐榜单。

2001年，有网友将《东北人都是活雷锋》做成Flash放到网上，引起轰动，这部创作于1995年的作品等了六年终于得到认可。一夜之间，雪村那张有点像赵本山的面孔就遍布了网络和电视。雪村后来回忆起当年的爆红，有点莫名其妙，“像是摔了一跟头，捡了一袋钱”。

而来自齐齐哈尔，做过保安，九十年代来到北京登上舞台高喊“大哥你玩摇滚玩它有啥用”的梁龙，则在更广泛的意义上将现代性揉进了二人转。1999年“二手玫瑰”乐队成立，他们穿着东北大红大绿的花袄，浓妆艳抹，挥动着粉绿的扇子，将二人转与摇滚音乐进行了混搭。

二手玫瑰专辑封面

出生于城市国企家庭的梁龙，直到离开东北，都没怎么听过二人转。他更多受到了中国香港地区娱乐和北京摇滚文化的影响，在九十年代闯入北京摇滚圈时，是冲着昔日偶像崔健和窦唯去的。但是儿时的零碎记忆，以及乐队初期成员孙保齐的影响，让梁龙的音乐有了更多二人转味道。

最终，“大碴子味儿”的歌词，唢呐和失真吉他一起响，成为了他们的标志，二手玫瑰成为了中国的摇滚教母。

有一位姑娘像朵花呀

有一个爷们儿说你不必害怕

一不小心他们成了家了

生了个崽子一起挣扎

——《采花》

同样在沈阳长大，儿时没怎么听过二人转的东北作家班宇，向界面文化回忆起自己第一次看二手玫瑰现场时的感受，“还是相当震撼的：梁龙是媒婆的打扮，他把中国本土化的音乐元素融入到西方摇滚乐里，这在当时是不常见的。梁龙在音乐上有很多思考，他的作品初期跟二人转距离比较近，后来就有了更多自己的元素。”班宇认为，“二人转是反讽文化，经常正话反说、行为怪诞、举止夸张，它就像中国古老的摇滚乐，有一定的反叛因素在里面，因此两者之间能很好的结合。”

这与乐评人张亚东在《圆桌派》对二人转的评述不谋而合，他认为东北的二人转就是美国的布鲁斯。虽然张亚东是想借此比喻阐述布鲁斯音乐单纯的节奏感和愉悦性，但布鲁斯音乐就是摇滚乐的源头，它在后来的青年参与公众文化和表达政治诉求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导演李想则认为：“对比两种文化形态来看，黑人文化更锋利一些，二人转的娱乐功能大于政治（讽刺批判）功能，它会讨好它的观众。”在回忆起赵本山作品里的二人转属性时，李想表示：“赵本山创作初期，运用了二人转的很多表演和艺术形式，但在中期被广泛接受时，反而是有强烈的讽刺功能，他把这种批判和讽刺功能给加强了，引起了广泛的共鸣和共情。”

东北的幽默、反讽和玩世精神成为了一股新鲜的力量，无论是赵本山、雪村还是梁龙，都从这种独特的文化土壤中吸取了充足的养分。

东北人的幽默到底是怎么形成的？为什么东北人一开口就让人想笑？这种语言到底有着怎样独特的魅力？我们不如先从自然环境和人文历史中寻找原因。

与无情的严冬共处，锤炼出东北人原始的野性粗犷，肥美的水土又成了孕育东北民俗文化精神的土壤。东北的黑土地之肥沃在很多诗篇中可以寻到描述——“插上根干木棍都能发芽”，“棒打狍子瓢舀鱼，野鸡飞进饭锅里”。在这样自然环境下长大的东北人乐观、自信，一望无际的大平原，又陶冶出了东北人豪爽直率的气质。

另一方面，这片富饶的土地冬夏温差很大，春秋季短，冬季农闲时间长达5个月，天寒地冻的自然环境导致当地人很难在户外开展民间文艺活动，很少搭台唱戏。这就使只能在室内狭小空间演出的“二人转”和不求细腻表演、只求火爆热闹、健身找乐的户外东北大秧歌发展了起来，东北民众借助它来宣泄粗犷、乐天、自信的情怀与性格。

在人文背景上，东北人融合了原住民和关内移民两种文化的不同特征。原住民多以游牧、渔猎为业，以骁勇、粗狂为性格基调。顺治年间大批关内移民涌入东北，这场“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人口移动之一”又带来了中原农耕文化的基因。中原的农耕文化包含着严格儒家礼数指导，天理和人欲之辩贯穿百年，而东北的采集、游牧、渔猎文化却在原始本真的状态里排斥礼教理性，抗拒束缚，促成了中原文化传统与东北原住民文化的碰撞与融合。

这逐步建构起了带有鲜明区域特征的、“合金”式的关东人文传统——较少儒学礼教约束力的粗犷奔放；自由诙谐乐观的“集体潜意识”；对专制强权的心理抵御；对自然本能的大胆排遣、宣泄；对生动、形象、幽默语言的热衷以及对生活节律中的“狂欢音符”的期盼和创造，这一特质投射到各种民俗之中，最终构成相对独立的区城文化风格。

人在故乡里漂泊

短短几十年间，中国经历了世界范围内都罕见的剧变，而东北又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典型缩影。从“共和国长子”到经济增速垫底的大起大落，东北人幽默乐观的背后是沉重的社会现象，随着产业转型和全国经济结构调整，东北先后经历了重工业的无上荣光与消失殆尽。在这种背景下，俗文化反而承担了东北文艺复兴的重任，系工业之后成为了国人了解东北的一扇窗。

把目光投向九十年代以前，东北是中国北方大地上耀眼的明珠。“一五期间”，东北获得156个重点项目中的58项，“北大荒屯垦”“大庆石油大会战”等成就了“新中国工业的摇篮”“共和国的装备部”“共和国长子”等荣誉，使其在长期的工业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对区域经济和全国经济产生巨大影响的工业集群区域城市，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东北老工业基地。

央视纪录片《大国重器》第二集《国之砝码》描述了这些老工业基地的崛起：

“时光倒退三十年，这里还是一间巨大的厂房，如今这里是中国最大的工业博物馆，这些机器是中国最早的工业制造装备，凭借它们，中国人生产出了第一炉钢水，第一辆汽车，第一桶石油，甚至天安门城楼上的第一枚国徽，这是当年贫穷的中国宁可饿着肚子也要打下的工业基础，那时的中国有一句口号，叫作“自力更生”，这些机器见证着历史，也讲述着一个道理，一个国家要想不受制于人，有些东西就必须要自己制造，无论是过去的中国，还是现在的中国。

曾任新华网江苏分公司总经理助理、两高校党委宣传部负责人宋常铁在回应林毅夫等人开出的东北药方《吉林省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研究报告（征求意见稿）》时指出，东北的国有企业、计划经济对社会影响之深、之久是任何地方都无法比拟的，关内中国人无法想象那里的人对管制、对保障、对权力有多么习惯、崇拜或依恋。

从伪满洲国拼命实现东北重工业化，1942年，东北重工业比重达到79.2%，轻工业20.8%（同上），从1934年到1940年，食品工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比重由24.5%减为11.2%，纺织工业所占比重由23.8%减为16.1%。

在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初期，东北为建设独立、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推动中国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做出了重大贡献。直到今天，东北在不仅在中国的工业体系，在中国人的精神领域都依然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北大荒精神”，“铁人精神”，“大庆精神”与“雷锋精神”等适合于当时社会转型所需要的时代精神成为全国人民的精神食粮，到现在依然是老一代人们心中的现代英雄。

即使是在赵本山登上春晚的1990年，东北文化工业还在中国文艺领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一个典型表现是，当年春晚从歌舞队队长、曲艺队队长到擂台赛总裁判，以至整台晚会的总导演都是东北人。

但宋常铁认为，长期高度计划色彩的经济体制使东北没有了民营经济的社会氛围和生长空间，在这里，早期殖民经济和后来的计划经济几乎全面覆盖了人民生活和产业发展。他指出，到2003年，东北计划经济的影响比长三角地区至少多了25年，比珠三角地区至少多了39年，而东北经济落后直接因素主要就在于此。

八十年代，大量国有企业暴露出管理效率低下、产出过剩、企业资不抵债等问题，企业三角债频发。1984年10月，十二届三中全会发表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国有企业开始进行机构改革，实施了一系列“抓大放小” “减员增效”“改制重组”等措施脱困，这直接造成了九十年代的下岗潮。

作为老工业基地的东北三省是“重灾区”，1995年的春天，就有二十七万工人下岗。在1997~1998年国有企业改革过程中，黑龙江省有147.5万国有企业工人下岗，约占黑龙江城镇总人口的3.9%。1998到2000年的“下岗潮”，每年国企下岗工人平均700-900万，东三省的下岗职工数更是占了全国总下岗人数的四分之一。

东北的光辉岁月也随着所谓“计划经济体制”的褪色随风而散，昔日属于国有企业的文化生产空间和那些有形的厂房烟囱一样渐次凋敝，以至被爆破拆除。作为普通人，被抛入这样的时代洪流是恍然无措的。

土生土长的长春人李想，出生在知识分子家庭，他在回忆起九十年代最深的印象却是“恐惧”：当时长春流行尽人皆知的“刨根队”，中间夹杂了一些下岗工人和走投无路的人，就用铁锤一样的工具躲在门洞里无差别作案，实施抢劫。

他说：“九十年代整体都是动荡的，恐惧和衰落并存，当回望的时候，那个十年竟然发生了这么大的事情。出现了旱冰、录像厅、舞厅、二人转等藏污纳垢的东西。东北几千年间积累起来的性格上不服，经历鼎盛以后，有很多厚重和荣耀的东西，在九十年代突然滑落，这种精神是会垮塌的。”

被称为“新东北作家群”的班宇、双雪涛、郑执等人，正是书写有关下岗的故事，开创了东北的新文艺。班宇的短篇小说集《冬泳》就叙述了一群跟下岗有关的人群的故事，在铁轨、工事与大雪的边缘，游走着一些昔日的身影：印厂工人、吊车司机、生疏的赌徒与失业者……他们生活被动，面临威胁、窘迫，惯于沉默，像一道峰或风，遥远而孤绝地存在。班宇曾解读道，《冬泳》的主题便是“人在故乡里漂泊”。

双雪涛和郑执的小说里，因下岗变成疯子的人物形象更是数不胜数。有人认为， “新东北作家群”回应的主题便是“下岗”，如果没有东北老工业基地90年代的“下岗”，就不会有今天的“新东北作家群”。

以辽宁为背景的电影《钢的琴》中，主角陈桂林便是一名从铸钢厂下岗的工人，他为了争夺女儿的抚养权重新回钢厂打造一家“钢”琴。这就像是一个关于“东北文艺复兴”的隐喻：在下岗潮中获得集体创伤的东北艺术家们，选择从下岗潮本身汲取养分，进行文学艺术的创作。

班宇对界面文化表示：“在绝境里的反抗，是人类共有的话语和表达方式，东北人的幽默也许是在绝境里，人为自己想出路，劝自己乐观一点是人类共有的基因。”

昔日荣光变成前途未知，一个个家庭被迫抛到了巨变的历史洪流中。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才看到东北文化被民俗反卷，才能听懂东北音乐中的戏谑悲凉。

也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以二人转为代表的民间俗文化才得以疯狂生长出来。抛弃了精英的主流叙事，人们把压力和未知宿命投向了这些轻松活泼的民间俗文化，在轻松嬉闹中消解掉了漂浮无萍的哀愁。

如果没有集体主义的式微、后工业时代出现的现代化困境，也不会有民间艺术的异军突起，不管是二人转、电视剧、小品，还是侠义精神的评书说口，都给群众在那个惶恐不安的时代下一种土生土长的精神抚慰。幽默作为应对危机的一种办法，不管是在像外界展示自己“还可以”，还是一种破罐破摔的低俗化，都不能不说是一种自嘲，一种排解，或是良性的精神解药。

讽刺的是，如今的“刘老根大舞台”的总部所在地便是拥有百年历史的京剧和评剧的荟萃之所——沈阳大舞台，自2003年大舞台更名为“刘老根大舞台”以来，沈阳工人会堂、沈铁文化宫、梨园剧场、群众电影院等不同类型的原国营知名演出场所纷纷为二人转所“占领”，在老工业基地的废墟上呈现出“满城尽演二人转”的局面。

最后，我们把目光放到管虎导演的一部电视剧《生存之民工》上，雪村在这部剧中饰演了一名下岗工人，他们来到松江市（东北边陲城市），在建筑工地上挥洒汗水，艰难度日。电视剧最后一幕，梁龙带着二手玫瑰乐队登场，唱起了《生存》，后来也叫《命运》。

夸张尖锐的唢呐一句句地向命运呼喊，表达出生活的百般滋味，萦绕人心间挥之不去的，还有梁龙带着戏谑的唱腔发问：“为何人让人去受罪，为何人为人去流泪。”

参考资料

《历史·记忆·生产——东北老工业基地文化研究》刘岩著中国言实出版社 2016年6月

《鲁豫有约：开心果》凤凰书品江苏文艺出版社 2010年5月

《警惕“二人秀”逐灭“二人转”——清华大学教授肖鹰谈赵本山的“文化革命”https://ptext.nju.edu.cn/bf/d6/c12243a245718/page.htm

《戏梦关东——东北二人转民间老艺人档案》李想吉林电视台纪录片创作中心

《苦难浸润的乡土怀想与艺术忧思——系列纪录片<戏梦关东>多元主题探析》唐浩然《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20年第四期

《雪村：“神曲”难成经典该变现就变现》https://music.cjmx.com/201205/223030.shtml

《以音乐作引，聊聊“东北文艺复兴 ”的血与泪》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62126410875241903&wfr=spider&for=pc

《论东北民俗文化的喜剧精神》杨太《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7年9月

《大众文化视域下的“赵本山现象”解读》胡璇《中州学刊》2013年9月

《东北土著质疑林毅夫：如今东北不仅轻工业没优势，重工业也谈不上优势了。振兴东北只需两个字》https://www.sohu.com/a/167510636_250785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界面文化 （ID：BooksAndFun），作者：梁瑀可，按语：黄月，编辑：姜妍、黄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