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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06-17 22:34
我曾在上海,靠“角色扮演”为生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人间theLivings(ID:thelivings),作者:苏怡杰,编辑:沈燕妮,原文标题:《我在2019年的上海,靠“角色扮演”为生 | 人间》,头图来自:视觉中国


2021年秋天的上海梧桐区,小红书总部附近,我和几个朋友坐在附近的汉堡店露天位啜饮啤酒打发时间。


店里来了个面试的年轻人,对工资、工时一类概不关心,最在意的,是什么时候可以搬进宿舍——很显然,他走投无路了。


这是底层劳动者常常不得不面对的境遇,市面上绝大部分工作按月发放工资,通过较长的周期来维持员工稳定。但对一无所有的求职者来说,除了餐饮业,大部分工作不会同时提供吃住(许多工厂甚至需要自己充饭卡),真正身无分文时,只能靠“日结”为生。


这个年轻人,让我想起自己在2019年的某段日子。



2019年,我下定决心在上海从事一段时间的体力劳动,希望能在真实的生活里写出更好的作品。唯一的行李是登山包,为节省空间,没装几件衣服,只能每天晚上换洗一遍。我带了3本书,有一本是一直没看完的《城中城》,奇烂无比。“做个‘浸入式体验’差点命都丢了还能写得这么烂,这种事只有美国人干得出来”——当时的我这样想。


此前工作时的积蓄已几乎花光,这正合我意,因为如果拿其他地方赚来的钱做田野,毫无意义。倘若真陷入险境,我在上海也有些朋友能在危难时为我兜底,没什么需要担心的。


想到这里,我便放心地拨打了某合资便利店的招聘电话——我觉得,上海生活应该从便利店开始。一番沟通之后,我们约定次日入职。很快,我就在网上找到了一个落脚之地。


那个秋天,我躺在苏州河边一间青年旅店的半地下室床位上,身体与万航渡路平行,头扭向左侧,窗户里能看到行人鞋底的花纹,汽车从比我眼睛更高的地方开过。每天早晨被初升的朝阳和马路上的喇叭声吵醒时,我都觉得自己是大地的孩子。


万航渡路,曾用名“极司菲尔路”,连接苏州河畔的旧工厂与静安寺,路这头是我居住的青旅,另一头,在我打工的罗森便利店旁,是曾经的76号汪伪宪兵总部,流传着拷打地下党和狡猾女特务的都市传说。总之,上海总有些地方吸引人在附近徘徊,仿佛每一公里的下水道内都泛着光。


跟点评软件讲你打算花多少钱,它就会告诉你该住哪里。上海更当如此,市区里那些最便宜的床位,就隐藏在业主想起来就头痛的“两梯八户”老商住楼里——也许在它诞生的90年代,售楼传单会叫它“港式高尚社区”,但此刻它的左邻右舍只有美甲工作室、皮包公司,和暧昧不明的按摩店——这么说起来,确实类似香港的重庆大厦。


这些青旅的名字也很多样,有的还愿意起个“致青春”、“奋斗”之类的名字,有的则图穷匕见,就叫“求职公寓”。开门需要和老板对暗号,如同迷宫,三四十元可住一晚。这些店的共性是价格低、差评多,证明人就算不宽裕到这种地步,仍然会在意脚臭味、虱子和永远不冲的厕所——更贵的旅店也可能有这些问题,但如果从点评网站的照片中就能清晰看出这一点,就说明实际情况要糟得多。外滩和梧桐区有些国际青旅,老外拿着啤酒在吧台走来走去,周末会组织电影放映或其他活动,床位月租不低于3000,够在其他地方租间正经卧室了。


我的住处介于以上两者之间,本应更像后者——老板最初的愿景应该是接待来旅游的背包客,否则不会布置带阳伞沙滩椅的院子和公共区域。可不知怎么的,打工人就来了。起初是找工作的人住的久了些,后来,那些找到工作了的也还是住在这里。上海租房基本都是“押一付三”,附近整租一居室,月租金至少5000起,而这里床位月付只需要1200,很适合当作暂时的落脚之地。加上年久失修,这使得房屋面貌越来越接近于前者。居住区大概300平米见方,分为4间房,2间男生2间女生,男生房9张上下铺贴着墙角依次摆放,如普通列车的硬卧,60平米能住18个人,大家就像悬浮在空中。


空气中总是弥漫着泡面味,住客们上网看剧,谈论招聘信息。院子里停的全是带“美团”“饿了么”送餐箱的电动车,车主一住就是7、8个月。那些来考证的,床上堆满“二建”教科书,早上起来在大厅里背消防资料,直至某天突然消失,也不知道考上没有。


也有误入此地的真游客,背登山包,手拿单反,通常住一个晚上就走了。有一次我坐在沙发上,余光里先是出现了高跟鞋、旅行箱上RIMOWA的商标,然后是梵克雅宝项链,再往上望,是一位应当出现在小红书里的女孩,行李中居然还有戴森卷发棒!它的主人似乎感受到了此地和与想象中的落差,在前台犹豫良久,最终还是没取消预定。


许多人会有意无意忘付房租,每到晚上7点,前台就要到处抓人续房。有次,大概前台是扣了某个人的押金,那人发了疯似地在院里叫骂。前台报了警,警察看了看,示意把押金还给他——在“整治群租房”的大背景下,青旅游走在合规的边缘,没有老板愿意把事情搞大。


虽然有这些破事儿,但这里的员工大体友好,对顾客带着人味儿,是“服务者”——还有更“下等”的床位,比如深圳三和人才市场附近的那些,工作人员就算是“管理者”。两者之间的边界是这样的:花50块住一晚,你还算是消费者;倘若只肯出30块,就是求着别人让你住一宿。


就像游泳时把头伸出水面透气一样,那段时间里,我常去几位本地朋友家做客。土著爱住近郊大房子,小区绿树成荫,屋里有Switch游戏机,冰箱里备着牛排。新上海人喜欢租梧桐区石库门,老房子改建成的Loft,有临街阳台和落地窗。都养猫,都是与“床位”迥异的世界。


在“床位”里,人和人之间的帮助以三四十块钱为限,老住客互助一包烟或一顿饭并不罕见,这使我一度没能认清边界。隔壁床一个清秀的凉山少年说自己没钱吃饭了,用丁真式的眼神问我借了200块,还钱的时间他也坦率地告诉我了,“自己身上一分钱也没有”。至今他都没有删掉我(微信),但也没还钱。


这儿的房客家境也非绝对底层,还是有着基本的社会关系,常能听见我的上铺打电话和家人要钱,或向同学抱怨——他刚大专毕业,来上海找工作,但不是很顺利,因经济所迫,曾3次尝试去当服务员,都因和主管产生龃龉而没能干长,工资也被扣得只剩可怜的一点点。


“进厂”并不在房客们的选项内,在他们看来,工厂很容易“杀掉”一个人,长时间的机械劳动很容易让人变得木讷。而零工、外卖即使再艰苦,也依旧存在着基础的智力活动迹象,可以自由交谈。


当然,对于习惯的人来说,工厂里有一种安全的节奏,若工时降到8小时,还会友好很多。然而,8小时的薪水又完全不足以在城市生存。



一天,我发现自己身上只剩50块,已经没钱交床位费了。所幸我在此地住过很久,知道万不得已下的生存策略:先假装退房,寄存行李,拿回押金,在大厅徘徊至后半夜3点,挨到前台睡着,偷偷选一张无人的床躺下——得确定床上没有生活痕迹,有些人去上夜班了,会在清晨回来——总之,大部分床位后半夜都有可乘之机免费睡觉,但你得熟悉床的位置,最好上下铺都是熟面孔,不至于弄出大的声响被当成小偷举报。最后,在早上8、9点前台打扫卫生前醒来溜走——只要被发现一次,你就得换地方了。


起初,这样会睡不安稳,但真处于那样的境遇,就知道睡一分钟也是明智选择。


我之所以会如此落魄,是因为便利店员生涯只持续了10多天就结束了。并非我不努力,而是有天晚上我在爬梯子搬一箱饮料时急性腰扭伤,次日醒来,我躺在床上,就清楚地知道自己至少一个月之内无法进行体力劳动、甚至不能久站了。


那些常困扰白领的颈椎病、腰间盘突出,都是从钝痛开始,直至质变,而此刻我经历的是最轻程度的“突然死亡”,手停口停。我试过在网上查询如何认定工伤赔偿,但看看那些掉了指头、断了手脚的案例,就不好意思继续申请了。


我开始加入同屋永恒的招聘话题,一起躺在床位上刷关键词:“上海兼职”


有工头拉我进了一个“工作发布群”。类似的群有很多,每个群里都潜伏着七八个假装来报名的工头同行,他们在朋友圈定期发布兼职信息,乘机偷偷拉人。很快,我朋友圈里就有了十几个工头,提供的工作涵盖衣食住行各领域,上海正发生什么重大事件,一看便知。


刷了一天,我发现许多工头和求职者都热衷于那些看上去奇奇怪怪的“充场工作”,都是我之前闻所未闻的工种。充场,即扮演本不属于自己的社会角色,或者只是身份、人头而已。工作时间不长,通常半天不到,工资当场结算,够勉强填饱肚子,要暂时维持生活,倒是个不错的选择。


我起初以为是骗子,但还是加入了这个行业大军,一是好奇,二是自己身上确实没什么可被骗的了。


早晨7点,我们在中山公园地铁站C口集合。有些人6点就到了,因为昨晚他们就睡在旁边的肯德基。


目的地是家家电卖场,尚未营业,门口等着50多个男人,人手一张“上海好男人保证书”,无人机在头上悬停就位。在场的每个人都在昨晚刷到工头朋友圈发布的信息:配合充当观众即可,工资45元。他巧妙地混淆了工作性质——一般而言,“充场”只用付45元,但“群众演员”可能就要80元了——中间的差价,全归入他囊中。


按照剧本的描述,大批顾客们在媒体或网络上看到公司的优惠资讯,激动难耐,清晨就来此地排队抢购“上海好男人”特价电器,你推我搡,唯恐落在人后,保安极力维持秩序,仍然无法浇灭顾客的抢购热情。而我们,就是要冒充顾客,配合摄影师拍摄迫不及待冲进店内某品牌专柜的场面,好像玻璃门里有免费的黄金珠宝和茅台那样。


10月的风已经很冷了,大部分人衣着单薄,瑟瑟发抖,难免骂骂咧咧。室内正举行派对,两个老外,有着高大、阳光的成功白人形象,冲着家用电器们指指点点,可能是品牌的负责人,也可能是和我们一样雇来充数的。隔着玻璃门,能看到里面已经进入了切蛋糕环节,天上挂着条幅,“庆祝XX(品牌名)进驻中国十周年生日快乐”,红毛丹、龙眼之类水果放在下午茶的托盘里,像电视台烹饪节目。


当主持人宣布“抢购会正式开始”时,工头指挥我们排成两列,导演蹲在地上,准备抓拍冲进商场的一瞬间。


导演留着长发,戴着船帽,打扮得挺“亚(编者注:指一种潮流文化)”,还带了个助理“飞手”。这样的人街上很多,也被称为和我们一样的“自由职业者”,工资却高于我们50个“上海好男人”的总和——他们都更希望为“乐夏”或者“奇葩说”工作,但此刻只能先拍“上海好男人”。他面无表情地指挥:“人过来一点,队伍排开一点!”有人指着上面无人机笑,也有爱闹的,发出几声怪叫,导演受了鼓舞似的:“好好好,就像这样,再来一次!”同伴则嘲讽怪叫的人:“演得不错,要给你加钱。”


工头挨个点名,检阅我们的仪容,冬天比夏天好办,起码没人穿拖鞋。为了45块钱来参与拍摄的人,常伴随着头皮屑、油渍的衣服和长久的萎靡,这些东西在屏幕上不太明显,可以通过后期消除。有几个外形确实比较抱歉的,被拉出来排到后面去了。


导演要求大家展开双手,向镜头问好,又从后排把我拉到最前,用摄像机怼着脸。起初效果像练功,扮千手观音,我类似保安,拦住后面激动的群众;后面更糟糕,以为是被拿枪逼着举手投降。导演也觉得不太对劲儿,改为要求比V字,看上去稍好了些。


室内那边渐入佳境,节目正式开场。甲方向工头表示,拍摄环节中需要一名上海观众,或者至少能讲上海话的人,“‘上海好男人’不可能不会讲上海话啊”


这个要求让工头极为紧张,因为报酬太低,土著来的可能性不会太大,他用商量的口气问我们,因为缺乏底气,态度极其温和。人群中有两人举手,都是中年人。


从事服务或密集劳动业的本地居民并不罕见,一些双职工下岗家庭常是“男保(安)女超(市服务员)”组合,当你去国资委旗下便利店买过东西,或者穿得花枝招展打算混进那些列为文物的民国西洋大楼里拍照时,就能领教他们的主人翁的责任感。


可是眼前这两位的气质神情,却和我们并无二致。其中一人身上穿的是学生校服裤子,另一个正常一些。工头亲热地喊他过去,他回来后精神明显活络起来,试图教周围的临时同事说上海话,但失败了,他摇摇头,“说的倒是蛮正宗---正宗的洋泾浜上海话”,看对方一脸茫然,他又解释起什么是“洋泾浜”。


与女主持短暂交流后,这个男人上场,镜头对准他的脸。


“侬平常额辰光在窝里厢做啥家务?”女主持台风职业,笑意盎然。


“烧烧小菜,买汰烧,样样都来。”男人回答。 


“侬上海好男宁。”女主持伸出大拇指。


“老婆对吾还是相当认可的。”男人表情挺自豪。


“请问先生住在哪里?是通过什么渠道看到我们的信息呢?”女主持换了普通话。


“杨浦区,通过网络。”男人也换了普通话。


“那么今朝呢,侬可以享受上海好男人的福利——全单五折!跟大家说一下侬今朝挑选了啥物事?”


男人点点头:“今天我挑了冰箱、空调、洗衣机,XX是国际大品牌,刚刚调了大房子,家生呢也要买好一点的,看了清爽。”


我们台下众人无一不为他的殷实家底感到震惊,男人下来之后笑笑:“瞎港的,老早就离婚了。”


轮到我上场,主持人问我:“这位先生,您此刻心情如何?”


“我感到非常开心和激动,优惠力度这么大,省下来的钱还能给她在‘双十一’买买买!”我回答。


主持人递来一份“上海好男人保证书”,上面印着几行字:“亲爱的XXX,我愿意庄严承诺”,然后任意点选做某项家务(洗衣、买菜、做饭、等),“余生请严厉指教!”她笑容可掬地演:“这位先生能不能做到,为捧在手心里的那个女人,签下‘往后余生为她承包家务’的隆重契约?”


我依次全部打勾,台下掌声一片,仿佛签了这份“上海好男人保证书”,我就是上海好男人了。


女主持随后补充道:“XX为售出的所有家电提供质保服务,整机3年,电机10年……”


 “上海好男人保证书”留念。


早高峰来临,中山公园地铁站人流越来越多,人们像来时那样围成一圈,工头挨个点名,听到名字的亮出收款码,滴一声,45块到账。


提着菜的老阿姨鹅一样插进头颈:“你们在这里做什么?”


工头明显急了,怕人员聚集给自己带来麻烦,不耐烦地摇头:“没什么!”


“你们是在发工资吧?”老阿姨锲而不舍,她用的是普通话,因为这里的人大部分听不懂上海话,“你们是不是在发工资?吾想帮吾女儿寻份兼职。”



有一次,工头的朋友圈通告是:“健身房扫码,名字随便填就好,返现4元”。他在群里发布教程:进入某品牌的小程序,申请成为“推广大使”,填写自己的姓名、电话、身份证号,最重要的一点,在介绍人一栏写上“Peter Mao”。做好上述步骤之后,把“群备注”改成自己的姓名电话。


这是一个国际知名格斗用品品牌,拳套售价从儿童款的258元到数千元不等——也就是说,这一次,我将是一位健身房的拳击教练,通过同行“Peter Mao”先生了解到这个令人震惊的机会,决定成为这个国际著名品牌的分销商,劝说我的学员通过这个小程序选购他们的拳击用品。


这位工头前后发了6次招募信息,每次群里的人数都会增加70个以上,其中大部分人的生活状态都和我一样,躺在床上刷兼职信息,很难想象群里真会有拳击教练。1小时后,留在群里的人领到了群红包——“合伙人收入”,4元。


我通过朋友向该品牌的大陆负责人转达了几个问题,想问问这个“Peter Mao”究竟是谁,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可以从这个活动中获得什么好处?他会是公司的员工吗?”


负责人向我的朋友表示,这个活动由中国台湾团队合作运营,他们用这种方式在宝岛取得过不错的销售成果,想把经验在大陆复制,但做得很不成功,并且扰乱了市场秩序,已经终止了合作。


招今天

福利福利

每天充场活动大量要人!

送各种,礼品,3个小时活动结束!

工资80保底。只要一些基础项目你做下!

额外提成,100到,150不等!

时间3个小时!

现场有各种礼品,口红,手表还有,一些其他礼品,根据现场情况送出!!

下午1点钟开始,到,5点钟结束!!


这是一个我不熟的工头发的朋友圈,地点在普陀区一座80年代修建的鼠灰色写字楼里。想必这里曾是迎接世界的窗口,现在则是开皮包公司的好地方。工头招呼新来者像体检那样依次走进房间,一共8间办公室,每间都要求下载1个软件才能进行下一步。


墙上贴了流程示意图:


1. 申请手机号;2. 确认银行卡;3. 绑定支付宝 ;4. 身份证拍照。


前几个软件还挺正常,工头贴心地解释:“这是帮中国移动完成套餐任务,可以马上取消掉的,只要注册,就送你话费礼品,随时可以取消。”隔壁公司有职员还拿着饭盒饶有兴趣地往这边看。


但很快问题就出现了,后面几个软件的名字,我从来没有听说过。


我问工头:“这软件干嘛的?”


工头含糊其辞:“充注册人头的。”


“借用你注册的账号信息去注册赌博软件?”


工头不耐烦了:“你不要做就不做。”


群里还不断有新人咨询,有个新疆姑娘似乎心动了,打算赶来。工头得意洋洋,对身边人吹嘘:“你看,我这边还有人也要来做,你们放心好了。”陆续有人用英语在群里跟姑娘打招呼,腔调不太正经。我在群里加了那个姑娘很多次,都没通过,于是附言:“万一他们拿你的信息做违法犯罪的事,到时候说清楚会很麻烦。”她通过了,回了我一句:“不去了,谢谢你。”


这位年轻女孩的朋友圈大致勾勒出了她的生活:21岁,家庭和睦,有个妹妹,常常想家想亲人。独自在几千里外的上海念书,可能不是特别好的学校,在很努力地做微商,卖过减肥药和衣服,两桩生意看上去都不是很靠谱,但也许都好过把自己的信息给别人注册不知道是干什么的软件。


我忽然想起那位帮女儿寻工作的上海阿姨,不知道她女儿找到了工作没有。


还是一则朋友圈通告——


浦东会议充场,要求形象气质佳,穿着干净整洁。


接了活之后我就在想自己应当穿什么去完成这份工作。常言道“人靠衣装马靠鞍”,但另一条准则是“有钱就是爷”,虽然在消费场所因为衣着原因被赶出来的情况现在已经少见了,但求职可说不准。去干体力活儿,穿得过于体面会被认为不能干活儿,衣衫褴褛也说不好,总之,“干什么要有什么的样儿”。


与会地点是那种比陆家嘴次一档的园区,街上走的人散发着工资六七千的味道,但也算正经白领了。按工头要求,在会场楼下的便利店门口,我见到了自己的将近40名“同事”。大家的衣服普遍问题不大,倒是人都透露着一种说不出的萎靡,如果是办公室职员,精神头肯定是太差了,若是外卖员一类零工身份,又算十分体面。


我们一群人在人行道上低头刷手机,过了一会儿,工头像接到了信号似的,带我们排队进场,千叮咛万嘱咐:“千万不要在里面提‘工资’两个字,否则就没有工资。”


会场装修风格古色古香,还有茶道专区。我们挨个儿在签到簿签到,单位有中国联通、欧姆龙、XX资本等企业,另有一栏统称“科技工作者”,为其他人的身份留下了余地。所有人依样画葫芦般把名字签在这一栏,工作人员还殷勤地询问自己面前的这39名“科技工作者”:“有开车来的吗?如果需要停车票,可以留下车牌号。”


当然,没有人回应他。


不一会儿,真正的与会者们来了,相互之间像正常的熟人那样寒暄交谈。有坐进我们充场者大军的,工头就走上前,满脸堆笑地请他去前排入座,对方虽不解,但也照办了。


在领导讲话环节,两位政府领导做了一番谦让,工头立即在群里提醒:“不要玩手机,要多鼓掌。”


体会领导发言时断句的气息,并判断应该在何时鼓掌,显然并非我这些临时同事的强项。在第一位领导为安放掌声而故意留白停顿时,只有工头在拼命拍手,场面一度有些尴尬。等第二位领导开始讲话时,我自愿担任了“领掌员”,像指挥一支乐队,起初响应者稀稀拉拉,随后掌声就像从地里种出来似的。领队还特地向我投来赞许的目光。


轮到XX资本的合伙人发言了。他目光炯炯,却带着疲惫。在这个也许刚参加完某个闭幕宴的午后,他的身体语言透出的全是那种属于真正大人物的心不在焉。发言的主题是“城市数字化转型领域的热点和机遇”,我很快听懂了他说的机遇是什么——现如今运输、仓储、服务和制造业人员工资不断上涨,而这些行业的技术含量是如此之低。工业、医疗、餐饮等场景有大量重复性劳动可以被机器人替代,实在不必去请那么多员工,从安全和效率考量,还能避免工伤风险和劳动纠纷。


他开始举例说明:传统上,制造业习惯通过“人机协同”判断产品的好坏,他们主投的几家企业生产的机器人摄像头,能通过AI识别实现去掉“人力”的这部分工作。而这些“独角兽”的成长路径惊人地一致:初创于2014或者2015年,最近一轮融资金额都上亿,CEO第一第二学历分别是985和世界名校,联合创始人名单里通常有高校教授、行业协会或国企管理层背景。


他推心置腹地为台下的潜在客户们“复盘痛点”:以前,质检的最后一道工序往往需要请一个20年工龄的老员工,这些人还动不动就要涨工资跳槽,人力成本不言而喻,现在有了AI识别,就不用面对这些苦恼了。


然后PPT被翻页,“下一个领域是智慧安防,离大家生活最近的是智慧门铃,融合了门锁、人脸识别和监控,还有巡检无人机、巡检机器人,可以取代保安的作用”。


接下来是智慧医疗,“这套体系既可以运用于工厂,也可以去医院代替清洁工甚至护士的杂活儿,清扫、消毒、送药,模式都是相通的”。


“最后是环境智能,这个主要是为监管部门提供服务,监管部门发现地段里出了问题,就直接上来干预开罚单。”


这个环节介绍得有些仓促,很快就划过去了。最后,合伙人讲述了自己作为投资人在工作中的一些趣事,说自己也有看走眼的时候:前年红杉资本投了某企业,他没投,“因为什么都没有”,结果就被打脸了,该企业新一轮融资达到10亿,“还是什么都没有”。


他停顿片刻,轻轻地自嘲一笑,大概有些困惑——为何台下这几十个与会的“科技工作者”们会对自己的幽默回应寥寥,并未出现应该在此类场合听到的、属于同行的会心笑声。


此刻,我的临时同事们有的在睡觉,有的在打王者荣耀,一对情侣隔着座位眉开眼笑。工头不断在群里要求大家打起精神听讲、适时鼓掌,没人理他。等合伙人讲完了,群里才有人说话,此起彼伏,“什么时候发工资?”


我们回到最初集合的便利店门口排队领工资,店里在放朴树的歌:“快来吧奔腾电脑,就让他们代替我来思考……”我觉得自己确实已经尝到了这支未来牌香烟,扭头望了一眼会场,建筑物的招牌是“中国服务外包产业基地”。


的确,连开会的人都是外包的。



依靠充场维持了一个月,我的腰好些了。捉襟见肘的经济状况催逼我不得不赶快去找一些工资稍高的工作。


我开始应聘“半体力劳动”。这类工作需要付出体力,比如久站,或者工时偏长,足以让没干过的人腿脚酸痛,但不用出大力气搬上搬下,类似大学生“体验生活”。


我找到了一份“展会接待”的活儿,120块钱一天,工期3天,包午餐,收入比纯“充场”翻倍。当然,必须连着做完,否则没有工资。


主管问应聘者“有没有过了英语四级的?”他打算把这些人分在“接待外宾组”,一天加20块工资。我身边的几位很想冒充,但需要通过考试——挨个朗读一遍《新概念英语三》的第一篇:《a puma at large》——这使他们知难而退,剩下的人被安排去给国内与会者办理入场手续。


参展的外国人中不少都来自非洲,中东的也挺多,只有零星几个东欧面孔,这就充分保证了对话的不顺畅,经常会出现谁也听不懂对方在说什么的情况。我的同伴像个社团里的大学生,急得团团乱转,我完全搞不懂为什么该急的是我们。


午餐是罗森便利店9块8的基础套餐。有人喊“没吃饱”,主管又给了他盒白米饭。下班时,策展方发放了第一天的工资,告诉我们第二天不需要人了,第三天再来。


回青旅的路上,我刷到同一位工头的新朋友圈:“招募会展充场,扮成观众看展会就好。”


于是,第二天,我作为“观众”又去了。


工头的要求每人的任务是在会展现场拿走50家企业的宣传册,最好还能在展位上问几个问题,装作有合作意向。不过大家显然只听进去了前者,拿完宣传册,就坐在草地上喝起了可乐。


第三天,我的角色又变回“展会接待”,主办方要求我们做20个“满意度调查”,工资降到80元。按规定,必须两人一组,大概是防止有人把平板电脑带走跑掉——让工资80元的临时工拿着几百元的东西到处乱晃,确实殊为不智。


来参展的企业方员工们大多即将结束出差,脸上挂着困倦和解脱前的涣散,一边漫不经心地收拾东西一边打发我们:“哎呀,你们拍张照自己随便填好了。”一个小展位上的参展方,是一对父子,没带员工,也许公司都谈不上,是家庭小作坊——愤怒地冲我们说:“骗子!”最后,有一位戴眼镜的中年男士,神情泰然地向我们要过平板,依次在20多个选项上都勾了“不满意”,又极富耐心地在意见留言栏上一笔一画地写下:“再——也——不——来——了。”


之后,他把平板还给我,“谢谢”,像个绅士。


过了几天,各大媒体都报道了这次国际展会的圆满召开,共计12万观众,其中包括第二天我们90多个人。


我甚至还扮演过“员工”,就是“假装工作”,工头发的工作内容是:


坐在办公室内 类似上班这样,需要自带笔记本电脑


时间11-4点,中午自己吃饭休息1个半小时


费用60日结


要求 男女不限 18-30 穿着干净整洁,有意者扫码入群。


群公告要求每人私发一张自拍给工头,传过去后,有人拉我进新群,我注意到,老群有40个人,新群只要了25个。


第二天,我起床刚上地铁,群里就紧急通知:“老板从南通赶来路上出车祸,活动暂时延迟到次日。已经出门了的打1。”


群里出现了24个“1”——还有1个应该没起床——并且伴随着无一例外的抱怨:“啊,已经出门了啊。”“为什么不早说,真是害人。”


工头又发话了,说可以拍一张在地铁里的自拍作为“已出门”的凭证,补偿车费20元,7点30分前有效。我猜,这些抱怨的人里不是每一个都拿到了这笔小钱。


次日,我们这些“同事”在杨浦某个创业园区见了面。与平日参加充场的人不同,这次的人都挺像上班族,也许还是学生,或曾在写字楼里上过班。我们也见到了雇主——为了让投资人相信他在上海真的有一个办公室,他付了两次钱来让我们扮演他的员工。


雇主团队以英文名互称,Tom 、Tina等等,他们背好台词,像这个场地原来的主人一样,在会议室里向来宾介绍这一切,而我们这些“员工”只需要打开自带笔记本电脑里的excel表格(不能上网),对着看不懂的数字大眼瞪小眼。


一直到工头点着人头发放60元工资时,大家神情都若有所思,如同重点高中高三放学时的模样。



在充场这行里,也许不止这一行——你明明在给其他人或公司打工,但掌握“生杀大权”的却是“工头”,因为他们才为你发工资。劳动合同是不存在的,只有不能作为证据的朋友圈私约。


工头通常没有底薪,收入来自于几块到几十块不等的人头提成。一般来说,他们出身的社会阶层和打零工者相近,但关系却强弱分明。这种不对等很容易分辨:通常来说,为防止放鸽子,工头会要求大部分兼职者交押金,5块或者10块。有次我报名五月天演唱会的安保,付了20元押金,到了地方发现空无一人,工头发现是自己通知错了集合时间,最后只是把押金退给了我。好在我自认算混进体育场白看了半场演出,可如果是一个打算出来赚钱却只得倒赔地铁费的人,想必不会有这么好的心情。


和写字楼一样,工头行事风格有轻佻的、装腔作势的、亢奋的、斯文的,如果你上一份工作相对稳定,与其打交道时多少会感到被冒犯。但也有例外,我曾遇到一位工头,就非常体面,如同耐心的小学班主任。他的主业是经营“代拍沪牌”的一个工作室,服务上海的车主客户们。还有专攻学生市场的“知心大姐姐”,会教报名者一些技巧,比如多看手机、留意通知,提前10分钟到,总是没错的。


但这一行更高效的工作路线其实是另一条。


给我留下最深刻印象的一个工头,是在陆家嘴附近的露天网游比赛做观众充场。这本是个轻松活儿,集合时却出了变故,主办方临时通知,说结束时间可能会延迟到晚上11点30分。不少人立刻慌了神,担心错过地铁,有人闹着要走,问领队要补贴。


“全体听我口令,依次报数:1,2,3,4!”工头忽然说。


有人迟疑,但工头凶相毕露:“不想做就滚!”


起初,我觉得在这里为了50块钱喊“1234”很可笑,然而真正需要这50块的人,会觉得走掉更可笑,还要搭上来时的地铁费。大部分人一边错愕,一边不由自主地扭动着身体,立正、稍息,显得滑稽极,一次可能发生的哗变很快被平息。


这位工头满脸横肉,但不想让别人觉得他只是个流氓。我们干活儿时,他一直在网上反复对比着自己预备购置的高仿奢侈品;他甚至给自己起了个英文名叫Gavin,这在工头圈里不多见;微信自我介绍里,写的并不是“人力资源”,而是“传媒公司合伙人”,足见其志。


他的朋友圈更接近我那些新上海人朋友过的生活——那种大房子和落地窗的生活,吃了些好的东西,去了些小资的地方,烛光、牛排、米其林、洋房,倘若不是见过他吆五喝六和工作环境的尘土飞扬,我简直要以为他是个上海资深白领。


Gavin似乎很擅长对工人进行服从性训练,比如开工前长达半小时的反复列队报数,向左转、向右转,这使一些报名者离开,留下的人却成了他的骨干。当有刺头不满时,那些“骨干”会自发站出来维持秩序。不少人是为了逃避约束才来做零工,本如涣散的原子,但这种时候,他们似乎也会变成一支听话的队伍。


充场行业里,工人工资取决于和工头的私约,和企业方无关,Gavin非常享受工人自掏腰包给他买烟和红牛。但如果他不满意,就会随意扣工资,比如5天的活只付4天工资。在工期的后段,他总会找借口赶走一两个人,把自己的名字登上去,白拿一份钱,但这种行事风格,丝毫不影响他源源不断地从企业那里拿到大单。


我想,这钱应该也不是他一人独吞了。


2022年3月到6月间,几乎所有的上海工头都偃旗息鼓,只有他朋友圈还在源源不断地提供小区、方舱安保或核酸检测工作。干活时,我曾注意到他身份证上的真名以及他来自离上海数百公里外的不富裕村庄。


在这个行业里,他无疑算是很成功的了。



在2019年的上海,只要想做,体力劳动的工作时时都有。工资不低,通常在180到250元一天。但充场的活儿就难找许多,总是被很快报满。我从没有想到,愿意用少一些工作强度来交换更少的工资的人是如此之多,以至于需要半小时刷一次手机,专门看工头们的朋友圈有无更新。我没有在上海之外的地方见过如此成规模的充场工作,它可能是丧失劳动能力时,能赚几十块填饱肚子的唯一渠道。


其实这行业工资甚低,吃饭都相当勉强,却并不影响报名者趋之若鹜。参与者中不乏比青旅床位房客们看起来体面或境况好的——有固定租房,正处于“上一份工作和下一份工作的间隙”,暂时不会吃了上顿没下顿,或许还有一些积蓄。但大家似乎又共处在同一种状态:躺平了,但没完全躺平。不肯上流水线或去仓库扛包,但愿意出门花半天赚50块钱,够买一两顿麦当劳或肯德基,还能安慰自己在做事。


不过于我而言,饿肚子确实是那段时间记忆最深刻的经历。在我住的青旅里,女生床位总有人用电热锅偷煮面条火锅吃,本来这是被禁止的,但工作人员也煮,所以没看到就当没有。男生怕麻烦,通常会选择直接泡面,或是加数十个“满减互助群”,花大量时间抢“10元无门槛红包”。一些店铺会额度惊人地“满减”,我曾在前台看到一份酸辣鸡杂饭,实付5块5,是米粉店里免费添加的那种酸豆角间杂十几颗米粒大小的鸡杂,更像是凉菜。但我点一份,得花13块5。


廉价外卖的规矩是米饭单点不配送、1份菜最多只能点2份米饭。大饭店的外卖,米饭则随你买多少。起初我感到不解,大米成本不过2、3毛,能卖2、3块钱一份,10倍利润,为何不乐意?后来才明白了其中原委——我的上铺,那个酸辣鸡杂饭的消费者,夹几粒酸豆角,就能伴着一大筷米饭下肚,2份米饭吃完了,菜还剩3/4,然后他把剩下的菜收起来,预备下一顿吃。既然有如此多的人只要米饭管够,就能把一小份菜吃上好几顿,那光卖米饭确实会导致在菜上少赚很多钱。


平价快餐大概分3档,美食公众号、点评网和街区里稍具知名度的小店,称得上好吃的,差不多得25到35元;“随便吃吃”的,大约15到25元,便利店的快餐与之价格相仿;但想把一顿饭的标准降低到10块钱以下,就得花心思组合了——店主给食物的定价无一例外经历过处心积虑,鸡鸭血汤3块,可不单卖米饭,杜绝有人只花5块就勉强把肚子吃饱;在此之上,最便宜的,可能是葱油拌面或者巴比馒头,但难免碳水过量和缺乏维生素导致营养不良。我试过借助1根红肠(10块)或者3个鸡蛋(6块)来构成相对营养的一餐,这些东西很难让人顿顿吃下去,像在提醒我:你越界了。


我每天盯着点评网站流口水,想找个正经地方好好吃一顿。但做充场的工作,只能让自己的钱包在满足吃饭和睡眠上二选一。最终我沮丧地得出结论:上海精密的价格体系没什么钻空子的空间,便利店就是能长期吃下去的、还算荤素均衡的、最便宜的饭菜。


秋季过了,时令就变化得特别快,冷面彻底下市,大闸蟹还在打擂台,人们开始温着喝黄酒,淮海中路上的熟食店永远排队,热气羊肉就开张了,老爷叔面前总放着一盘羊蛋,路过的邻居笑意暧昧不明:“侬切额忒好了!”


我只敢点羊汤面,5块,很多店离羊汤面也不给单点。上海餐饮是如此发达,外来的潮汕打边炉,东阴功火锅都排起长队,衣香鬓影,摩肩接踵,国际饭店蝴蝶酥是甜腻腻的城市香水,风一吹,我就开始饿了起来。


一次,我在南京路附近一家牛蛙面馆站住,这家店本是初代网红,现已变成上班族刚需,30多块2只蛙,在此地是性价比很高的快餐,胃口不好的人吃不完——至少店里很多人没吃完。想起老作家艾芜的《南行记》,其时正值抗战,他是个想吃白食的流浪学生,可“老太婆带着睡眼坐守的小吃摊子,溜着老鹰似的眼睛”。


但此刻没人管我,我低头刷着手机,装作占位的客人,假装有一个同伴就在不远处的长队里。过了一两分钟,我发现并没人注意我,至少没人怀疑我面前桌上的半盘牛蛙和我并不存在关联,就像它本就是我付过钱端来的一样。于是,我开始大口大口地吃起来,以往抛开面子问题,我至少会担心得肝炎,但真正饿肚子时,这些都是不存在的,我感到自由极了。


2020年元旦后,我因急事回了一趟武汉的家,放心地把行李扔在床位寄存处,好似第二天就要返来,就像拥有坚实的生活那样,带着对世界能娇纵自己到何程度的试探,去往未来。


然后就轮到我了,从看到李医生的几张聊天截图开始,我尽力做好防护,劝阻家人和朋友出门,紧接着就是身边纷涌而至的求助,甚至死亡。


等我再想到上海的行李时已是3月。青旅前台在电话里对我说,我的登山包被清理了,青旅也关门了。我想,如果没有疫情,他们也会清理的。但疫情之前的那个时代,连同着我的《城中城》、手机和在上海工作时上百个小时的录音和照片、笔记,从我的生命里彻底消失了。


幸好我还有手中的笔。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人间theLivings(ID:thelivings),作者:苏怡杰,编辑:沈燕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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