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鸡娃”作为时代症候：一个超越文化的视角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信睿FM（ID：thethinkerFM），作者：李昂然（浙江大学社会学系“百人计划”研究员），整理：树野 ，审校：周发发，头图来自：《小舍得》

Another Brick In The Wall (Part 2) Pink Floyd， 1979

“鸡娃”一词，生动地描绘了中国家庭对孩子的升学焦虑和对教育的激进参与，近年来常常引发网络热议。“鸡娃”常常会被人从文化层面上，理解成一种特属于东亚地区的、受儒家文化影响很深的教育焦虑。但是，过分强调文化因素，也可能让我们忽视：某些问题可能也存在着改善的办法和进步的空间。

在本文中，李昂然老师把教育看作一种需要放在较长时段历史中理解的现代性问题，并将“鸡娃”现象与社会变迁、城乡变化以及教育体制改革等等政治经济因素结合起来思考——这些角度或许可以为我们打开更为宽广的视野。

学科、理论与现实

周发发：首先我比较好奇的是，社会学对家庭教育问题的思考和分析，与教育学的视角会有什么不同？

李昂然：目前国内大部分关于家庭教育的研究，或者我们对家庭教育的一般认知，都与教育学相关，从社会学的角度去思考家庭教育问题并不是一个主流的方向。但随着教育社会学的普及，越来越多学者、学生对这方面的议题越来越感兴趣。我个人认为，家庭教育是一个研究的对象，教育学和社会学的研究视角可能稍有不同，但在教育社会学的框架下，两种视角又能非常好地融合。

社会学一般从宏观的时空变化、社会结构，以及社会机制的角度去探究相关的现实问题，并从中反思日常的家庭教育实践。教育学则更多关注具体的问题如何得到解决，比如父母应该如何提升孩子各方面的表现等等。但我不想将社会学和教育学视角做特别的区分，对于家庭教育问题的分析也不一定从这两个学科出发，也可以引入心理学的视角，有许多教育心理学家也在研究相关问题。

所以，家庭教育现象所引发的学术探讨是跨学科、跨领域的——我不想过多地强调社会学视角的独特性。

周发发：刚刚李老师提到，社会学可能更加强调社会结构和家庭教育之间的关系，说到这里，我首先想到的是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的理论，他把文化资本在代际之间的传递看作是家庭教育影响社会分层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中间机制。但似乎又不能把这个理论完全照搬到我国的语境中，因为当我们在中国谈论家庭教育时，好像直接将其等同于一种教育资源的“军备竞赛”，相对于文化资本来说，似乎应试能力在代际间的传递更能影响社会分层。您能否介绍一下家庭教育的社会学理论在中西方的差异？

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1930年—2002年），是当代法国著名的社会学家、思想家和文化理论批评家

李昂然：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我平时跟学生的接触比较多，他们对布尔迪厄的理论非常感兴趣，但很多时候可能是关于布尔迪厄的探讨很多，但直接去阅读经典的人比较少，因此可能会产生一些误解，或者一些“拿来主义”——将西方理论拿过来直接用，而忽视了外来理论在中国语境下可能会有“水土不服”的情况。

布尔迪厄的理论为我国目前的教育社会学研究提供了许多解释工具。我个人认为，他的理论在中西方的最大差异在于其所运用的社会环境不同。布尔迪厄主要关注以法国为主的欧洲教育现象，其适用性争议不仅出现在中国，美国的教育社会学家运用布尔迪厄的理论研究美国的教育不平等现象时，也遇到过同样的问题——他们也在思考，将一个兴起于欧洲的社会学理论运用到美国社会，是否适用？

美国的社会学研究偏向于实证主义，他们对文化资本（cultural capital）概念进行量化时，将其定义为父母在子女文娱活动上的投入，例如送孩子去学习钢琴、声乐、绘画等，或者参加高雅文化活动（highbrow culture）。这种测量标准左右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教育社会学实证研究对于文化资本的概念化与操作化，后来有许多美国学者对其进行了反思，认为量化过程中对文化资本的定义太过局限，并未真正反映父母对教育的参与、文化资本是如何对孩子产生影响以及是如何影响社会分层和流动的。

文化资本概念在美国已经形成一个争论，那么在中国语境下的争议就更大了。首先，高雅的文化活动到底能否作为测量文化资本的标准？在中国来讲，我个人认为是有失偏颇的，家长送孩子参加各种各样的文化活动不一定就获得了文化资本。目前来说，许多学者和学生对这个问题已经开始进行反思——它有几个方面的难度：其一，在具体的研究过程中，应该如何测量文化资本？这并没有达成共识。其二，在理论上，文化资本对社会分层和流动有怎样的影响？其背后的解释机制是什么？在不同的社会，其解释机制是否一致？这也存在争论。

归根结底，我们不只需要从中国/西方这样的二分视角去比较一个理论的适用性，而是需要在各种不同的社会背景下，考察某个理论能否被更好地应用，继而从普适性和特殊性的角度出发，寻找两者之间的平衡点。这个平衡点非常重要，我们可以在理论上获得启发，将其运用于中国的家庭教育以及教育社会学研究。

电视剧《小舍得》，2021

我是如何开始“鸡娃”研究的

周发发：李老师做了许多家庭教育方面的研究，比如关注父母在教育资源上的竞争，及其对孩子的发展和社会流动的影响，想请您分享一些自己的研究经历，以及做过的实证研究。

李昂然：从去年开始，“鸡娃”这个说法成为网络热词、引发热议，但我个人的研究开始于2012年左右，当时还没有“鸡娃”这个说法。2011年，耶鲁大学法学院的华人教授蔡美儿（Amy Lynn Chua）出版了《虎妈战歌》一书，其中写到送孩子参加高雅的文化艺术活动，让孩子学习小提琴、钢琴，参加各式各样的学科培训，她的孩子最终都考上了名牌大学。

这本书出版以后，引发了大众对于“虎妈”教育的探讨，但当时的学术分析还局限于美国社会中不同族裔的教育差异。研究者认为，是亚裔——尤其是中国移民对于教育的重视引发了这样的现象。在美国，人们大多将阶级差异归结为种族差异，而在目前的中国语境下，人们又将“鸡娃”现象归结为阶级问题，即富人家庭会将许多资源投入到“鸡娃”竞争中去，而穷人家庭则没有参与竞争的条件。

社会学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论——交叉性理论，即从不同的视角出发，去分析同一个问题。例如，“虎妈”现象在美国并不独属于种族问题，其背后存在阶级的分析维度；在中国语境下，它也并不独属于阶级问题，也存有许多其他的分析视角，比如教育系统的评价体制等。

此外，阶级是一个动态的概念，而我们的探讨还停留于静态层面，通常认为富裕家庭出身的孩子就永远富裕，穷人家庭的孩子就永远贫穷，这其实是一种错误的认识。在研究过程中，实证研究因为数据收集和分析的限制，我们可能会将一些与教育现象相关的概念静态化。但研究人员在进行理论探讨时，一定要意识到许多东西都是动态变化的，不能从单一的、静态的视角去理解，需要从多维的、宏观的、结构的、机制的社会学视角去分析。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发现“00后”对于教育竞争的参与是非常普遍的。大部分影视作品和媒体讨论都将家庭教育的狂热竞争集中于北上广深等大城市的中产阶级家庭，这其实也把家庭教育局限化了，显然无法代表整个中国社会的现实情况。

我个人的研究是从早期对美国家庭教育的关注，逐渐转变为对中国家庭教育的探讨，包括对不同国家的家庭教育进行比较研究。我发现，“鸡娃”现象背后的宏观社会背景、社会结构和解释机制是相通的。

《时代周刊》杂志2011年1月21日刊封面图片

家庭教育的结构性背景

周发发：具体而言，“鸡娃”现象背后共性的结构性问题是什么？

李昂然：首先我们要把时空背景的广度和深度拉开，不要局限于微观层面，尽管家庭教育看似是一个个体化的行为。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家庭教育，比如“孟母三迁”，比如“世家”——就是集中家庭的教育资源培养孩子做官，继而积累更多资源培养下一代，这是一种比较排他和封闭的家庭教育形式。我们目前对于家庭教育的认知主要集中于十九世纪至二十世纪，甚至进入二十一世纪的近两百年间，在中国就是集中于改革开放至今的四十余年间。

我更倾向于从近两百年的时空范围去进行探讨。首先是，现代国家的形成对教育产生了重大影响，即所有的现代教育现象，例如学校，例如家庭对于学校教育的配合，以及慢慢变得重要的家庭教育，都是在现代国家诞生、国家主导教育发展之后形成的。

我将两次世界大战作为国家对教育影响的划分点。战争年代，教育以国家的战略发展目标为导向。国家对于教育的干预就是建立学校，进行基础教育，父母则以配合学校作为参与。我们经常听老一辈的人教训孩子说，去到学校一定要听老师的话，不听老师的话就是不对。

随着国家形态的稳定，教育的目标转变为在服务国家发展战略的同时，也服务于个体需求。在发达国家，教育成为促进自我发展、培养人力资本的方式，教育的个体化、多样性得到强调。中国教育的发展情况也是如此：新中国建立以后，教育与国家战略发展目标绑定，国家以集体化的方式培养学生；改革开放之后，教育同时服务于个体发展，其目标愈发多元，家庭教育的作用慢慢突显。

Another Brick In The Wall (Part 2) Pink Floyd， 1979

我们从农业社会进入工业社会，随后进入信息化社会，生产力不断提高，国家的发展目标不断变化，个体需要适应社会的变化，在这个过程中，家庭教育变得愈发重要。因为学校是一个同质性非常强的教育场所，类似于“工厂”，培养出一样的学生。在20世纪70年代，批判教育社会学家就对学校教育进行了系统性批判，认为学校是一个培养“机器”的地方，并不能够满足个体对教育发展的多样需求。

既然学校不能满足，那谁来满足？有人受到新自由主义思想的影响，提出要改革学校教育，让学校教育变得更加多元和市场化；还有的人认为，要寻找学校之外的场域满足个体化的发展。

其次是，20世纪70年代之后，随着经济发展，人类社会逐渐从工业社会步入信息化社会，机器大生产和信息化使得我们的物质生活日益丰富，“蛋糕”不断被做大，但是经济不平等现象也在不断恶化。在贫富差距不断拉大的过程中，每个人从自利的角度出发，希望能通过不断积累人力资本，在社会分层和流动中争取更多的机会和资源。此时，人们对学校培养个人能力的职能产生了不信任，家庭教育的作用因此被进一步凸显。

纪录片《学习的背叛》，2016

再次，从社会结构变迁的视角去思考家庭教育问题，也有三个主要的分析维度：

首先是家庭结构变化带来的影响。由于计划生育等原因，大家族式的家庭慢慢转变为核心家庭，虽然目前已经实行了“三胎政策”，但效果不佳。在家庭形态不断缩小的过程中，因为孩子少、长辈多，家庭对孩子发展的干预作用就变得越来越强。

除了家庭结构发生变化，我们的空间结构也在变化——城市和农村的界限不断被打破。此前我们思考中国的社会分层和流动时，都是从城乡视角出发，许多理论都是在讲城乡差异。随着社会发展，城乡差异从静态转换为动态，城市和农村的边界在不断变化。在快速城市化的过程中，资源，尤其是教育资源的分配不断被重组。原来大部分的教育资源都集中在城市，一线城市更是集中了全国最优质的教育资源，但随着城市化推进，二三四线城市的教育资源也在不断重组，农村则进行了撤点并校。教育资源的分配重组也是一个结构性的变化，对家庭教育产生了直接影响。

此外，还有一个制度性的变化——高等教育制度改革。高等教育的“蛋糕”在不断做大，但“蛋糕”顶上最甜的“奶酪”其实没有变大，即最优质的高等教育资源并没有增多。在此过程中，用现在比较时髦的词来讲，“内卷”严重，家庭和父母不会把所有赌注放到学校教育上去，他们非常积极主动地介入其中，让自己的孩子在非常“内卷”的环境下获得最优质的教育资源。

纪录片《了不起的妈妈》，2022

个体的自发选择与公共政策的介入

李昂然：如果从社会机制的角度分析，我们就能够理解为什么越来越多的家长去参与到“鸡娃”教育中，这主要有三个角度：

其一是理性的选择行为，优质教育资源是一种刚需，大家都想要让自己的孩子获得最好的教育资源。

其二是从众和同辈压力。为什么许多父母选择参与“鸡娃”教育？因为周围的人都在参与，除非他们能够找到一个更好的获取优质教育资源的途径或方式，或者能够通过个体行为去改变评价体系，如果做不到，就会因为同辈压力而从众。

其三是“鸡娃”教育的参与模式已经被制度化了，除了写在纸面上的、已经程序化的制度化过程，还存在一种非正式的制度化，虽然我们意识不到，但它其实已经成为一种制度化的设定。

以美国为例，其家庭教育参与的制度化过程与我国家庭教育目前的发展进程非常相似，一是通过立法——美国2000年通过了No Child Left Behind法案，明确规定父母和家庭应该参与孩子的教育，去年我国通过了《家庭教育促进法》，从法律的角度规定父母应该合理地参与到孩子的教育过程中；二是通过实践——在学校教育中，学校工作者会强调父母参与的重要性，老师会推着父母去参与，比如让他们参加各种各样的活动、加入各样各样的群聊等。

在以上三个重要机制的解释下，就能够理解为什么家庭教育在我国变得越来越重要。我比较反对用一些所谓的网络热词，比如“鸡娃”“内卷”等，用一个非常简单的概念去笼统地解释一个复杂的现象。现在给人感觉就是“凡事皆可内卷”，但如果细看家庭教育现象，其背后的宏观社会背景、社会结构、社会机制是很不一样的，这是一个社会学的解释。

周发发：刚才您提到我国出台了《家庭教育促进法》，包括之前的“双减”政策、近来强调的体育和劳动教育等，这是否说明目前依照社会结构而“自然”出现的家庭教育形式其实需要调整，所以国家才开始从宏观层面进行一些干预？

李昂然：我个人认为，从国家的制度层面去建构一个指导性的框架是必须、也是必要的，但其落地过程非常复杂繁琐，其中异质性也很强。例如，现在已经有许多人开始反思“双减”政策对教育公平的影响。起初政策出台时，大家认为它能够提升教育公平，但政策实施后，课外补习现象并没有消失，而是以另外一种看不到的形式存在着，依然对教育公平产生着影响。我认为“双减”政策的初衷肯定是好的，我们要在框架上提出一个指导性的政策，但在实际实施过程中，其技术难度非常大。

另外，当我们从社会学的角度去思考教育现象时，一般有两个不可避免的视角：同质性和异质性的视角。我为什么比较反对用所谓的“鸡娃”“内卷”去笼统地探讨家庭教育？因为这些概念本身是一种非常普世性、同质性的解释，好像所有家庭都在“鸡娃”，其实现实不是这样的。许多农村家庭、留守儿童家庭的父母是没有介入到家庭教育中去的。

这就是以一个普遍性的视角、同质性的结论将异质性或特殊性完全抹杀掉了。那么反过来也是讲得通的，我们也会用一个比较特殊的问题去笼统地涵盖一个普遍的现象，例如将“鸡娃”笼统地解释为整个中国家庭教育所面临的问题，所以认为需要通过“双减”等措施去规避其带来的负面影响。

Another Brick In The Wall (Part 2) Pink Floyd， 1979

社会学的视角对于理解和探讨政策执行非常重要。一般情况下，我们要么过度强调个体的主观能动性——认为只要我们想做，就一定能够做好；要么完全忽视个体的主观能动性——推出一个政策，不管三七二十一，认为大家都应该这么做。

例如“双减”政策对课外辅导的管制，认为将教培机构全都取消、规避掉之后，父母就找不到课外辅导机构了，但现实并非如此，原先的“家教”又复兴起来，父母会找名牌大学的学生给孩子做一对一的辅导。政策越强硬，对冲的个体的主观能动性就越灵活，所以越去管，越难管。

但也不是说因此就放任自流、不去管了，而是说管理的力度要恰到好处。如果我们能够在理解清楚整个宏观结构和解释机制的基础上，进行政策调整，那政策执行会更加灵活。比如有的家庭确实需要进行课外辅导，尤其是弱势的、农村的家庭，当父母没有办法很好地参与孩子的教育时，是否需要第三方机构介入去帮助他们？这是需要进行探讨的，并不是说课外辅导本身就是一件非常不好的事情，要跳过现象，去看到其背后的本质。

我们的目标其实是一致的，就是为追求教育公平而做出各种各样的努力，这种努力本身应该是灵活的、多样的，而不是“一刀切”或指导性非常强的。当指导性非常强的时候，具体的操作过程会变得困难，那么一个好的政策最终可能会不了了之。当然，我不是说“双减”政策现在不了了之了，而是说“双减”政策推行后，许多不好的现象并没有被纠正，同时也造成了一些其他的影响。学术研究对“双减”等教育政策的探讨目前也越来越激烈和普遍，我认为这种探讨是非常有必要的。

动画短片《午后课堂》，2017

周发发：我们经常见到一些对家庭教育进行跨文化比较，以及将文化因素作为解释家庭教育差异的关键因素的研究，您如何看待这些观点？

李昂然：我刻意没有把文化的视角拿出来谈，是因为我个人对于从文化的角度去探讨家庭教育持一个比较批判的态度。当然这不是说文化不重要，但我认为，将家庭教育的差异简单地归结为文化差异是一个不负责任的结论。像刚才谈到的，很多时候出于理解问题的需要，我们会寻找一个比较直接的解释方式，将某个现象归结为某个原因，比如阶级、种族、文化、城乡差异等。

但在我看来，没有哪个原因是决定性的，将文化、阶级、种族等所有的社会结构因素结合在一起去理解将会是一个比较好的思路。如果我们单从文化的角度去思考，最终得出结论说因为东亚是一个比较注重儒家思想的文化圈，所以韩国、日本、中国的家庭教育参与方式是比较接近的，那我认为这是有失偏颇的。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信睿FM（ID：thethinkerFM），作者：李昂然（浙江大学社会学系“百人计划”研究员），整理：树野 ，审校：周发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