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袍纠察队3》：杀死那个超级英雄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毒眸（DomoreDumou），作者：廖艺舟，编辑：赵普通，头图来自：《黑袍纠察队 第三季》

“对英雄叙事继续不遗余力地践踏和辱骂。”美剧《黑袍纠察队》第三季的豆瓣页面，有网友如此评价。

月初上线以来，新一季《黑袍纠察队》口碑表现十分抢眼，播出6集的情况下烂番茄新鲜度仍高达97％，爆米花指数87％。国内观众同样对该剧“持续看好”，第三季的豆瓣评分达到9.4，前两季则均为8.6。

“黄暴”“颠覆”“反套路”都是《黑袍纠察队》在传播过程中的特征标签，不过这部剧最浓重的底色当属“反英雄”。

从首季开始，剧集就对美漫中一系列经典超级英雄形象进行了解构和恶搞，他们被巨头公司塑造、培养再渗透进娱乐与社会的方方面面，撕开“英雄”的光鲜外表后，更像一个个心理残缺的恶棍。而主角团们则在对抗的过程中不择手段，从阴影中执行带私刑意味的“正义审判”。 

一位“反英雄”往往由不完美的性格、无准则甚至是邪恶的行为，加上接近英雄壮举的行为结果构成，《黑袍纠察队》中的主角和主线都相当典型。而《黑袍纠察队》并非孤例，近年来，反英雄题材的影视作品似乎愈发受到观众欢迎。

用5800万美元成本，撬动7.82亿美元票房的R级电影《死侍》；全球票房破10亿美元，同时被威尼斯金狮奖认可艺术成就的《小丑》；《毒液》《自杀小队》等漫画中的二线角色纷纷成为好莱坞电影公司眼中的热门改编对象；《大群》《月光骑士》等流行剧集也层出不穷……在超英这个垂直领域内，“反英雄”们俨然撑起了有别以往的丰富图谱，并在商业成绩和受众范围上都超越了《刀锋战士》《守望者》等前辈。

粉丝们间有句话叫“超级英雄史也是美国社会史”，而不管在哪个年代，“反英雄”在文艺作品中的崛起总是映射着社会现实。 

“反英雄”，谁不爱

这季《黑袍纠察队》开场仅15分钟，就上演了一出令人目瞪口呆的黄暴戏码，盗版“蚁人”缩小身体钻进爱人的身体时，没忍住打了个喷嚏，身体恢复原状，房间里霎时只剩下被撑爆的一地的肉酱血浆。

该创意和几年前《复仇者联盟3》上映时粉丝们的恶搞说法很像，当时国内外网络社区都流传过“搞定灭霸的方式是让蚁人钻进他体内”，灭霸饰演者乔什·布洛林还专门发推玩梗。但真能将其改头换面并在作品里拍出来，《黑袍纠察队》的尺度之大可见一斑。 

“尺度不受限制”是绝大部分反英雄作品的一项共有优势。这也正是它们总能比传统英雄故事更有“魅力”的表层原因之一。

受制于迪士尼争取受众圈层最大化的全球策略，复联系列向来要确保“合家欢”体验，脏话都极少见。系列设置过一个反复出现的笑点：钢铁侠忍不住时，形象正面的美国队长会提醒他“注意语言”。

而2016年，死侍刚一登场，就在一连串污秽的碎嘴中，毫不留情地把十余名敌人屠了个遍。当反派失去行动能力，英雄往往选择宽恕，死侍二话不说就下杀手。面对不公、仇恨等通常能催生出“英雄”的际遇，死侍却用插科打诨消解掉了正向意义，还经常用嘲弄严肃的态度打破“第四面墙”与观众唠嗑。

很多时候“反英雄”角色会被视为独立与反叛的象征，卸下道德枷锁、从心所欲行动也是观众喜爱他们的一大原因。“尺度”只刺激肾上腺素，“反叛”则暗合了某种潜在的心理诉求。 

不同作品展现反叛的形式不尽相同，2019年的《小丑》较为特殊，需指明的是，小丑这一形象在诞生近80年时间里只是个被塑造得很立体的“反派”，但在电影改编中却基本契合了“反英雄”的定义——接近反派或是有缺点的普通人，同时具有英雄气质或做出英雄行为。

小丑的反叛更赤裸地指向了西方社会的阶级落差，枪杀华尔街精英和节目主持等情节意味着他是一名秩序破坏者。哲学家齐泽克曾评价影片称：“我们应该祝贺好莱坞和它的观众，它呈现了高度发展的资本主义非常黑暗的一面，可以被定义成‘社会恐怖片’。”而小丑只展示暴力，不提供社会改良方案，角色只在片尾“彻底达到虚无主义的那个节点时获得了短暂自由”，“接下来该做什么”完全交给了观众，这已经能在西方世界激起广泛共鸣。

联系现实、解构现实，本身也已经成为了反英雄作品的一大看点。《黑袍纠察队》就专注于这一点，孜孜不倦地把娱乐乱象和社会乱象作为恶搞对象。剧中的“沃特公司”能把黑料公关成票房收割机，第二季的铲除纳粹故事美化包装后就成了一部超英对决式的商业大片。加入“七人组”需要通过综艺选秀，节目组深谙“炒CP”之道，剧集还通过角色之口说出了“真人秀当然有台词”。

“支持性少数群体”“黑人的命也是命”等在欧美国家此起彼伏的社会浪潮，在剧中也被成功商业化，口号发挥着商标一样的引流作用，背后的群体诉求并不被真当回事。而枪械博览会上的大量儿童，又在暗讽校园枪击事件频发。 

这些对现实的讽刺足够让观众发出会心苦笑，也让剧作在表达上向前迈进了一步。

从神到人再到反英雄

追本溯源，“反英雄”本是文学、戏剧领域的专有概念，学界有研究指出：反英雄是当代社会危机和文化危机的产物。

20世纪，随着高科技的诞生与应用，人类与自然的关系日趋紧张，而在社会关系和精神领域里，阶层之间的贫富差距拉大，宗教信仰的根基又在一轮轮理性主义的质疑中被动摇，反英雄形象拥有的乖张行径和纷乱思想，“体现的是一个缺乏信仰的时代所特有的文化病症”。

可以说，作为文化现象的“反英雄”是后现代主义浪潮的末端表现之一，在文学领域内有《麦田里的守望者》中的霍尔顿、《第二十二条军规》中的尤索林等一系列呼应新思潮的角色形象。而随着概念本身的清晰与细化，许多古典文学、现代文学中的形象也被学界普遍认为具有反英雄色彩，例如《荷马史诗》中的阿喀琉斯、《堂吉诃德》中的堂吉诃德等。

“反英雄”成为被普罗大众都知晓的概念，则是由于它与“超级英雄”的绑定。而如果查看超级英雄的形象流变过程，会发现这也是一个和历史局势、社会思潮相呼应的过程。

1938年，《动作漫画》的创刊号上出现了首位超级英雄“超人”。彼时“经济大萧条”的阴影还未完全远去，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恐慌已经到来，人们在积极创造物质财富的同时又对未来充满不确定性，虚幻世界里的“救世主”就成为了为大众提供鼓舞、安全和慰藉的象征。

随着人们的期望提升，超人的能力也在逐渐丰富，从最初仅有力大无穷，到慢慢添加飞行、热视线、超级听觉、冷冻呼吸等能力，总体就像他简洁的名字一样，向着无所不能发展。超人的形象可以理解成神话英雄的现代变种，是位几乎完美的英雄偶像。

有不少超级英雄都有接近超人的特点，比如来自比人类更优秀的种族、和神话或宗教故事有密切关系等，神奇女侠被设定为宙斯与亚马逊女王之女，雷神则取自北欧神话。随着二战蔓延，还出现了把星条旗穿在身上的美国队长，超级英雄们在剧情里参加战争、保护平民也成为了一种创作趋势。

“超人不接地气，我从未对他感兴趣。我的所有超级英雄都有人的缺点，他们的生活并不完美。”这是斯坦·李自述的创作理念。事实上，超级英雄的流行形象可以大致分为三个阶段，如果第一阶段的关键词是“现代神话”，还延续着古老的英雄崇拜，第二阶段则更倾向打造英雄的人性。 

50年代中期到70年代末通常被认为是美漫的“白银时代”，战争已经结束，文化政策较为宽松，但冷战带来的是更长期也更微妙的阴霾与压抑，这个时期的超级英雄常常是“有缺点且自我怀疑的”，斯坦·李和杰克·科比合作创作的蜘蛛侠、绿巨人、奇异博士等形象相继问世，抛开超能力他们的表现和普通人别无二致。

不过这批形象本质上也没有脱离传统英雄主义，他们依然在为了伟大事业克服重重障碍，以拯救世界为己任。蜘蛛侠系列的“能力越大，责任越大”便是这批“凡人英雄”的精神注脚，在英雄身份与普通生活之间他们往往最终选择了前者，反而更好地演绎了勇气、牺牲等英雄特质。

80年代到21世纪初，美国科技与经济都基本在稳定发展，全球霸主地位确立，一方面和平已久，动辄拯救地球的理想化宏大叙事让部分读者审美疲劳，离现实生活距离太远；另一方面，高度发达的资本社会同时也存在愈发尖锐的阶层矛盾，科技与经济并不能给下层民众带来足够的安全感，作为通俗读物的超英漫画又有了创新需求。

越来越多将反派基因与英雄行为相结合的“反英雄”便开始出现，包括康斯坦丁、死侍、再生侠、地狱男爵等。他们要么面临着和普通人一模一样的琐碎困境，要么单纯取悦自我，这显得比二元式的正邪独立更加真实，更符合复杂年代滋生的人心裂隙。英雄式的目标已被从角色的原始动力里抹杀，受众则在“反英雄”们身上找到了更多自己的投影。

漫画到影视改编本身存在一定滞后性，而如今观众所熟悉的超级英雄影视作品井喷，则发端自9·11事件后。9·11事件打破了许多美国民众关于“最强大、最安全国度”的幻想，对虚拟英雄的需求被再度点燃，2002年《蜘蛛侠》的票房成绩超越了此前所有超级英雄电影。后来20世纪福斯的X战警系列、迪士尼的漫威系列和华纳的DC系列纷纷出现，让超级英雄成为了最炙手可热的改编题材之一。 

不过既然漫画领域的流行角色已经完成了“从神到人再到反英雄”的改变，新世纪的不少超英作品都会注重挖掘角色内心的灰色地带，哪怕超人也显得更加“苦大仇深”——亨利·卡维尔版本的克拉克时常要在人性与神性之间做抉择。 

《守望者》电影的编剧大卫·海特还曾表示：“原本它显得太黑暗太复杂了，但世界在9·11事件后改变了，全球新思潮终于达到了阿兰·摩尔（原作者）在1986年预言的样子。” 

拯救世界？已经不流行了

2014年时NBC就推出过反英雄漫改剧《康斯坦丁》，该剧的结局是首季播完被砍，与如今《黑袍纠察队》的待遇截然不同。超级英雄作品的泛滥自然会导致反英雄类作品更加流行，这符合受众口味的变化规律。除此之外，“反英雄”的崛起还有一些别的解答方式。 

早期超人有句著名台词：“为了真理、正义和美国道路，进行着无尽的战斗。”超级英雄也是美国“国家正义”和“社会正义”的象征，而经过复杂的历史变化，反英雄类的影视作品里时常充斥着对这种原始象征的逆反。

一个情节设定上的具象表现是，角色往往站在政府的对立面。比如《守望者》中刺杀肯尼迪的是主角之一“笑匠”，根据阿兰·摩尔另一部图像小说《V字仇杀队》改编的同名电影则常被认为表达了对2001年“爱国者法案”的反对，该法案给予政府更多的监控权，挑战了美国社会的自由价值观。

另一种表现则是个人英雄主义内涵的扩大，“单枪匹马拯救世界”是比较典型的老派美式个人英雄主义，反英雄角色往往只需要通过冒险完成“自我救赎”。比如《X特遣队》把重点放在小丑女的内心成长，《毒液》的终局剧情是外星生物与宿主达成和解，都是更符合当代观众欣赏惯性的剧本策略。

“美国梦”正在松动，而比起过往充满“英雄主义”的美式价值输出，现在的观众或许更爱看“美式自黑”。反英雄电影的涌现，恰能反映民众的种种不满情绪。

超人的红色披风，可能真没有纠察队的黑袍更令观众兴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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