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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06-29 13:03
一场短暂的北京骑行热,退潮之后留下了什么?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GQ报道 (ID:GQREPORT),作者:肖薇薇,编辑:王婧祎,头图来自:视觉中国


五月,疫情下的交通管制,让许多在北京生活的人,开始骑自行车出行。他们穿梭在北京的大街小巷,意外地和这座城市熟识,在属于自己的城市地图上,渐次描绘出了更多的街道、胡同、店铺,以及红色的宫墙,新绿的树。


疫情前的北京,或许还不足以称得上骑行友好城市,尽管在2020年,北京五环内就已经建成了3200公里的自行车道,但拥堵的交通、糟糕的路况以及熙熙攘攘的人流,才是这座拥有2100多万常住人口的超级城市的常态。


而在因疫情激发的短暂骑行热潮之下,我们看到了这段特殊时期里,一些弥足珍贵的生活碎片。


打工人成为“街溜子”


五月的一个晚上,我和朋友决定去长安街骑行,这条据说是北京骑友“刷街”的必选线路。我们蹬着共享单车,在日落前出发,路过建国门彩虹桥时,路灯刚亮起,机动车道上,只零星有汽车驶过。到了长安街,马路更空旷了,在明亮的路灯光影下,仿佛一条静谧的、光的河流。


非机动车道上,则是完全不同的景象。骑行队伍浩浩荡荡,右侧是我们这群骑共享单车的人,晃晃悠悠、不紧不慢前进着,左侧不时有专业的山地车、公路车呼啸而过,只留下一个酷酷的背影——戴着头盔,穿着紧身骑行服。还有全副装备的儿童,骑着小一号的自行车,跟在大人车后。



陈晨也是一位共享单车骑友,住在北四环外的望京。下午六点,她会准时合上电脑,骑车出门转转。望京有一条绿道,连接周边几个公园,每天都有骑车与跑步的人。绿道长七八公里,有时她骑完,感觉还不过瘾,就开始往城市中心的街区骑去。没什么目的地,就是出来“透口气”。


原本,陈晨对骑行没什么感觉。她来北京五年,住在望京,工作在海淀区某大厂,都在四环外,几乎过着一种自闭环的生活。去北京二环内,她称之为“进城”。在这座面积16410平方公里的大都会,去哪里,似乎都要以小时为单位计。毫不夸张地说,每次“进城”,她都需要提前做计划,地铁要转几趟,打车又很堵,单程一两个小时很正常。对于她而言,任何临时的邀约,都属于不遵守社交礼貌的行为。


疫情前,如果有人约她出门骑自行车,陈晨一定会还以无法理解的眼神。然而,到了5月初,北京疫情出现反复,开始实施动态调整的临时管控模式,暂停堂食,望京所在的朝阳区提倡居家办公,5月12日起,朝阳路以南地区划定电子围栏,公共交通采取区间运行,多个公交、地铁站甩站、绕行、停运。


没了堂食,出行不便,还要响应国家号召,减少不必要的聚会和聚集,下班后,陈晨一下子不知道该做些什么。五一长假期间,她在朋友圈里看到了骑行亮马河、长安街的照片,于是假期过后,一个出门遛弯的傍晚,她也解锁了偶然碰见的一辆共享单车,没想到一下就骑到了长安街,“骑得非常爽”。


就这样,疫情下,29岁的打工人陈晨成了一名新晋“街溜子”。


骑车“进城”,意味着她可以从一整日的工作紧绷状态中,逃脱出来一段时间。尽管一路上,她的手机不断有消息铃声响起,甚至同事可能会突然发来一个远程线上会议邀请,她就得随时停车,坐在马路牙子上接听。


5月,雍和宫外,骑行的人


朱迪开始骑行,是在疫情期间一次照镜子之后,她忽然意识到,自己的生活失控了。镜子里,她看起来浮肿了一圈,哪怕体重秤上的数字只是稍有涨幅,但她强烈感觉,自己像吹气球一样膨胀了起来。


朱迪在一家外企工作,公司在朝阳区大望路,周边从4月底就陆续出现多例感染者,多个小区封闭,公司也开始居家办公。最初的一两天,她有些兴奋,她享受宅家的生活,甚至幻想着,这样就可以自己安排时间,早晨六点开始处理工作,不再需要花费一个半小时,化妆、搭配服饰,下午两点就能“主动”下班了。


疫情前,朱迪有一套极为严谨、规律的生物钟,早晨五点起床,放一场足球比赛当背景音,吃个早饭,精心打扮一番。八点一刻,朱迪出门,通常是穿一身西装裙,踩高跟鞋,干练利落。在公司,她的职场人格是讨好型——面面俱到,长袖善舞,让所有人都觉得舒服。外企严格遵循八小时工作制,到了下午四点五十,朱迪下班,晚上的时间她会用来运动、看球赛和学习,偶尔跟朋友出门喝啤酒,几乎从不熬夜。


真实的居家办公,却完全打破了她的预想。首先失控的是作息,她开始失眠,早上醒得特别早,午睡一过,天又黑了。外卖不能进小区后,她减少了吃饭频率,一天只吃一顿。


然后是极度的焦虑。她在外企做政府关系,每个月需要固定拜访政府部门、医院和公益组织,疫情下全部停滞了,而线上的沟通、项目推进极度低效。她可掌控的部分,只剩下前两季度的工作回顾,做汇报。每天睁开眼,朱迪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查一下附近的疫情地图,只要还能出门,她一定要出去走走。


“出去走走”这件事对她极为重要,“证明我今天还是自由的。”她住在东二环,尽管小区没有感染者,但位置处于朝阳路以南的电子围栏内,无法打车、叫网约车,公共交通甩站,如果没有私家车,出行就只能靠骑行。


5月,朱迪骑车去798艺术区


疫情下的北京,无数像陈晨和朱迪这样的打工人,跨上单车,成为了“街溜子”。一个海淀区的大厂员工,在每个工作日的午休时间,都会骑山地车去见朋友,全程骑行30公里,聊上几句,又折返继续工作。这成了他的一项日常健身活动。


中关村南大街上,一位大厂女生甚至注册了众包骑手,工作之余骑共享单车送外卖。当她进出超市、饭店、写字楼、居民区,才感觉自己与“附近”有了真实的连接。送外卖的16天,她接了113单,跑了139.4公里。


重新认识这座城市,以及自己


城市安静下来,人少了,车流散去,初夏的风吹着。陈晨恍惚觉得,自己点开了一个游戏——在北京市区骑行探险。


她不经意和老北京的春天撞了个满怀。二环道两旁的槐树、杨树,树冠阔大,树叶新绿,绿化带中央,碗口大的蔷薇花,开得嚣张。


在此前的很长时间里,陈晨觉得,北京与任何一座大都市没什么太大区别。同样的钢筋水泥森林,同样的行色匆忙的路人,永远拥堵的车流,人们坐在商圈的咖啡店,谈论生意、房价,也谈着恋爱。而此时,她骑行穿过胡同,低矮的平房顶上,野猫飞檐走壁,还有停留的鸽子和不知名的鸟,也不怕人,车骑过,离它一米远,它才淡定地踱步走掉。


她晃晃悠悠地骑到到雍和宫,又骑到故宫,角楼前有人停下来拍照。故宫闭馆,她停在朱漆大门前,想起电影《末代皇帝》,听说亲生母亲过世的消息后,溥仪就是骑着一辆自行车,穿过大殿、红墙,试图闯过故宫的午门。


她拐进文津街,仿佛一下闯进一幅油画里。街道穿过北海和中海,湖面上停着鲜艳的游船,但看不见一个人,远处是鲜明的白塔,右侧是国家图书馆古籍馆、国家大剧院,庄严气派。


5月14日,陈晨拍的文津街


陈晨的北京记忆里,从未有过这条街,尽管几年前她刚来北京实习时,就住在国家大剧院背后的老小区。每天早上,她在天安门升旗的国歌声中醒来,匆忙起床,赶公交去北四环外的公司。再之后,她和这座城市许多年轻人一样,搬到了城市的边缘。骑行,串连起了她关于这座城市的记忆。


到了钟鼓楼,她随意拐进一条不知名的胡同,巷道幽深,如同迷宫,不起眼的小卖部门口,老人搬出竹凳,聊天、下棋,她甚至还能闻到麻酱的味儿。“这才终于有了老北京的市井气息。”


5月中旬的一个上午,陈晨再经过钟楼广场,拍了张照片,背景里钟楼静静矗立,砖红色的城墙前,蓝色的核酸帐篷,人们排着队。历史与当下就在这一张照片里。


随着骑行路线的徐徐展开,陈晨的城市地图里,渐次描绘出了更多的街道、胡同、店铺,以及红色的宫墙,新绿的树。


5月,钟楼广场


这段疫情时光之前,陈晨很少能见到这座城市白天的模样,在互联网大厂工作的她总是在早晨挤进地铁,入夜后才回家。原本应该穿梭在城市间的通勤,都在地下空间完成,对城市的变化是钝感的,记忆里只剩下拥挤的车厢,上班的人像沙丁鱼罐头一样,挤,挤,还是挤。


突如其来的居家办公前,陈晨的公司刚经历一波裁员,她侥幸没有被末位淘汰。还能留下的同事们,在日报、周报里卷得不行。


出门骑行,让陈晨得以在压力中找到一个短暂的出口。疫情之下,路上车少了,一眼望去,非机动车道上没有乱停的车,心中只觉畅快。行至粗粝的柏油路上,车身颠簸,震得陈晨手腕疼,但她的心情是轻松的,初夏的晚风里,工作了一整个白天的烦闷、焦虑,仿佛都在此刻被吹散了。


有一天,她一路从北四环外骑到南二环,很多次等候在十字路口的,只有她这孤零零一辆单车。她想起了日本电影《生存家族》,当世界失去电力后,人们骑自行车,从东京一路骑到鹿儿岛。


朱迪骑车时,和原来在健身房里的运动感受完全不同。健身房封闭的空间,总让她感觉很闷。而现在,她感觉“敞亮”和随意多了。她有时会骑得很慢,看其他人骑什么车,如果跑步的人超过她,就猛蹬几下,一些骑友速度很快,总是风一般经过,她马上给自己下单了头盔。


每天,她先骑行一段,把车一停,再在空旷的街道上跑步,想怎么跑就怎么跑,到了后半月,她每日运动量达到了近期巅峰。尽管体重的变化不大,但身体的变化却是强烈的,那些失重的、无力的感觉统统消失了,“整个人一下比较通畅,帽子被汗浸透,那种感觉真的很夏天。”


5月底,她再次穿西装裙出门,处理一些工作事宜。时隔一个月,已经习惯了运动装的她突然很不适应被包裹在套装里,“它仿佛会把你限制住,通过限制你的活动,来体现严谨气质。”


5月,朱迪与朋友常在路边喝啤酒


我们为什么不骑车了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曾有“自行车王国”的称号,北京街道上,随时可见极为壮观的自行车流。1984年的一张老照片里,摄影师李晓斌的镜头记录了两位身穿红色连衣裙的姑娘,正在长安街骑自行车,这是当时最时髦的装扮,老电影《街上流行红裙子》掀起的热潮。


在生活物资必须凭票购买的年代,一辆自行车可谓“一票难求”,改革开放之后,才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城市街头。在八十年代,北京自行车出行比例高达63%,到1995年,千万人口的北京,拥有自行车831万辆。自行车成为结婚时必需的“三大件”( 自行车、手表、缝纫机)之一。


老照片里的自行车上,有人烫着大波浪,穿着时髦的喇叭裤,有人挎着公文包,匆匆赶去上班。大块头的“二八大杠”,驮着孩子、爱人,也驮着电视机、沙发。1987年的《北京日报》上,一位来自波兰的专家莱舍克·阿达姆奇克这样写,“骑上自行车,大胆地到北京的大街上,与熙熙攘攘的人群一起朝着同一个方向骑去。我想,只有这时,才能真正感到成了中国的首都——北京的居民。”


电影《十七岁的单车》


即便到了2000年,北京还有38%的人骑自行车上下班。可以说,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自行车在北京都处于高光时刻。一位骑友向我回忆,当时市区里的自行车店,比现在的要多很多倍,热闹的街市上常能看到单车店或修车铺。不仅北京,全国各地的城市都在举办骑游和自行车比赛。通勤之外,自行车成为一项城市运动项目。


但如今,我们骑车出行却变少了很多。这并非是硬件上的原因。如果仅从自行车道的规划来看,北京无疑是最适合骑行的城市之一,除了连接郊野公园的骑行慢跑绿道,2020年北京五环内已经建成了3200公里自行车道,北京回龙观和上地之间,还修建了首条自行车专用路,全长6.5公里,尤其方便海淀区互联网人通勤,骑完全程只需要30分钟,被称为自行车高速,开通三年间,已有524万人次骑车通行。


除此以外,北京的许多十字路口,都有一个专为非机动车设置的“左转绿灯”,时长约为20秒,二环内不少路段,机、非分隔线上有一条立体反光道钉,夜间车灯照射时,反光做出警示。


然而,机动车挤占了原本属于自行车的空间。这座拥有2100多万常住人口的超级城市,超过630万辆机动车,在不同时段行驶在市区4125.8公里的公路上。非机动车道经常成为“免费停车场”。


上世纪“二八大杠”出行的盛况,消失于车水马龙。堵车、机动车占道、逆行的电瓶车,以及从路边突然冲出的行人,消减了人们的骑行热情,增加了骑行的危险系数。很多夜间的骑行者会在车后座加一盏青蛙灯,闪着不同颜色的警示光。一位专业骑友告诉我,骑友们发生车祸事故,最常见的原因就是撞上逆行的电瓶车,事发时,一些电瓶车主甚至正低头看手机。


除此之外,在北京,能够舒适骑行的日子并不多,刮风、下雪、糟糕的空气以及春季的柳絮、飞尘,都可能劝退骑行者。自行车,与这座城市的其他地面交通工具一样,充满不确定性,没有人能预知,自己能否如期抵达城市的某一个位置。对陈晨来说,更为妥帖的方式是,出小区,进地铁,四十分钟之后,她准时打完卡,坐在工位上。


而朱迪,尽管在很多个下班走出办公室的瞬间,闪过念头,想骑行回家,但她的西装与高跟鞋,和自行车并不匹配。


疫情管控下,“消沉”已久的自行车出行,出现了一个小高潮。一位骑友所在的骑友群,疫情前只有不到两百人,五一假期之后,忽然涌进来一百多个人,群里变得超级热闹,每天都在讨论自行车和骑行路线。很多新人没有自己的单车,就骑共享单车。


北京市95万辆共享单车被“盘活”了。5月初开始,仅一家共享单车平台在临时封闭的地铁站附近,调运单车就达3万余辆,增派运维人员72人,在地铁6号线的几个正常运营的站点,每天的清淤工作量多达2900辆。


一个周末,朱迪和朋友约在4公里外的天坛东里见面。她走了半个小时,才在一个未封闭的地铁口找到一辆共享单车。回到家,她开始疯狂刷自行车选购攻略,在网购平台搜索,打电话给自行车商铺,但她看中的几辆车一直没货,一些热门款式的自行车,价格甚至有些“飘”了。许多天后,她才终于在网上抢到一辆价位合适的公路车。


朱迪的自行车


一位自行车品牌店的老板告诉我,实际上,这段时间自行车销量并没有爆发式的增长,缺货更主要的原因是,配件工厂由于疫情停工,供不上货。


高涨的骑行热情,或许只是特殊情况下一种短暂的状态,随着疫情的消退,交通管控的解除,北京的路,终将又变回汽车的海洋。


当一切恢复原状,什么留下了?


5月30日下午,北京疫情第350场新闻发布会通报,朝阳区除封(管)控区外,恢复公交、地铁、出租车等公共交通运营服务,由居家办公调整为正常上班。


朱迪和朋友约在798园区附近的一处户外足球场地见面,她骑车出行。三环的主辅路上,车流明显多了起来,自行车则少了许多,她一路猛蹬,担心迟到。


抵达时,许多人已经在那里,踢足球、玩飞盘。时隔一个多月,朱迪再次参加了一场团队运动,“所有人看起来,都比之前我们见面的时候,感觉更快乐一些。”


她依然保持着骑行的习惯。周末和朋友的聚会,她常骑车过去,以前一定要坐地铁或者打车的距离,现在对她而言,似乎不再显得那么远。


拥有了一辆自行车之后,唯一不好的地方就在于,不能突然不要它了,不能把它随便停在什么地方。当然最怕它丢了。现在,朱迪连去小区门口取快递,都会绕到车棚,看一眼自行车还在不在。


她突然觉得,或许她需要的并非一辆自行车,而是一种正常、真实的生活。


6月,朱迪骑行上班


真实生活包括但不限于,周一,朱迪会去一家汉堡店,店里有买一送一活动,她骑车过去,买两个汉堡,边走边吃,再在便利店买支冰淇淋,然后骑行绕一圈回家。


真实生活还包括,她加入了路边“野餐”,骑到鼓楼,买了炒肝、包子,广场上,居民们在踢毽子、跳广场舞,有人滑滑板,她和男友推着车过去,就坐在花坛边,吃了个饭。


虽然疫情下很多东西都变了,但有一辆单车,她就还能抓住这些——买一送一的汉堡,甜甜的冰淇淋,吹着风的野餐。


最近,朱迪换了份工作,不再需要严格着装,打卡的时间也比较自由,她开始骑车通勤。她还是清晨五点起床,看会儿书,套上运动服,七点半出门,骑车20分钟,到达公司附近的健身房,锻炼一个小时,再洗澡上班。


而陈晨的骑行热情退潮了。5月31日,她经过一个十字路口,再次遇上了堵车,一些非机动车道又被占了道。6月6日,北京陆续开放堂食,6月9日起,除部分封(管)控区外,北京各区逐步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全市公共交通也同步恢复正常运营。陈晨感叹,这一段特殊时期的骑行出行,结束了。


5月,簋街上“野餐”的人


取消堂食期间的一个晚上,陈晨和几位朋友约在五道营胡同的酒馆,胡同里店铺基本都关了,只有酒馆在门外支起酒摊,还有调酒师推着三轮车,在附近的广场摆摊。胡同里路灯少,昏黄的灯光下,她们就坐在门口的台阶上,喝酒,聊着最近的生活,裁员,投简历,面试。


周围不时传来车轮碾过路面的声音,单车往墙根一摆,来人站着喝一杯,又骑了车走,还有奔波的外卖小哥。夜深了,胡同里只剩下她们几个人。陈晨原本以为,这场聊天会以一句叹息结束,实际上等到倾诉完,大家的心情似乎都好了一些。


一个朋友站了起来,说,回家吧。大家这才发现,她们喝酒的地方,正对着一处公厕,但满腹心事的人,谁都没有留意到。她们就这样,傻站在公厕门口,笑得前俯后仰。


真实的朋友见面、喝酒、聊天,骑行很远的路,在这段失序的特殊时期,显得弥足珍贵,哪怕过后,她们都将再次投入新的工作与生活焦虑之中。骑行回家的路上,陈晨路过望京SOHO,虽然暂未恢复堂食,但店里的灯,还在热闹、倔强地开着。灯光的热闹,或许也是维持一种城市的体面。


去年10月,陈晨搬家到了望京的出租房,之后的很长时间,她连捆书的绳子都没有剪开。在这座城市里,她充满了漂泊感,可以随时换工作、随时搬家甚至离开。但最近,她拆开了几摞书,打扫了屋子,把物品一一归置好。这也许是这段特殊的时光送给她的礼物,无论如何,都要努力把握住真实的生活。   


(陈晨、朱迪为化名,感谢陈静、Dipper、马猴烧酒小圆子对本文提供的帮助)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GQ报道 (ID:GQREPORT),作者:肖薇薇,编辑:王婧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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