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心，不要在互联网上轻易“晒娃”

作者莉亚·普朗科特向我们展示了孩子们的数字足迹：数字婴儿监视器、日托中心的实时数据流、护士办公室的健康记录、公交车和餐厅的通行证记录了他们的旅行和消费模式，所有这些都是一份不可磨灭的档案，任何知道如何查找的人都能获取。普朗科特认为，应该停止对孩子的监视，并对如何改掉分享的习惯提出了建议。它们值得深思。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腾云（ID：tenyun700），作者：莉亚·普朗科特（哈佛大学伯克曼·克莱因互联网与社会研究中心研究员），原文标题：《小心，不要在互联网上轻易“晒娃”——数字时代的儿童隐私保护》，头图来自：视觉中国

数字技术的应用给当代人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便利，却也存在着许多我们未曾注意的问题。社交平台的“晒娃”行为、学校及其他社会机构收集的成长信息、线上购物或调查产生的数据记录，已于不经意间为孩子编制了一份“不可磨灭的档案”，并可能成为对儿童的变相“监视”与“侵害”。

作为法学学者、具备丰富青少年案件辩护经验的律师和一位母亲，莉亚·普朗科特思考我们的日常实践如何影响了孩子的隐私和利益，并从家庭教育策略、法律修订、社交平台功能改良、社会征信机构建设等多个方面为我们提出了具体可行的建议，使我们能够在大数据时代中更好地守护孩子的隐私，为他们提供更加科学、健康的成长环境，探索大数据时代守护儿童成长的“指路星辰”。孩童和青少年应当拥有游戏空间，以便他们能够犯错，并从犯错中成长起来，成为更好的自己。

莉亚·普朗科特

如果汤姆·索亚（Tom Sawyer）生活在当下现实世界中，他一定会被警察逮捕。马克·吐温（Mark Twain）在《汤姆·索亚历险记》的第一章中对汤姆的所作所为就有描述。他在午夜时分偷偷溜出监护人的屋子，殴打了镇子上新来的小孩。19世纪40年代，密西西比河沿岸的小镇没有职业警察，因此他可以逃过一劫。

为了和经典小说中的汤姆·索亚区分开来，我们不妨把当代语境下的“汤姆”称为“汤米·索”（Tommy S.）。如今，汤米·索该是当地派出所的“红人”。警察、老师和法官会采用数字技术监视和记录他的活动。在与汤米·索相关的案件纠纷中，他会无意间向政府提供自己有罪的所有必要证据。因为他在Instagram、Snapchat和其他数码平台上留下了各种活动记录。这就相当于在案件审理中，汤米罗列出一系列对自己不利的证据。

我关注的焦点并不是汤米自证有罪的行为，而是他的监护人波莉姨妈。波莉姨妈怎样在 Facebook 上发帖，描述有关汤米的事情：“蓝色警灯在我卧室窗外闪烁不停。警察又把我叫醒了。汤米！！！你怎么总是 #惹事儿？#保释金 #特大杯咖啡。”

通过许多新兴的数字化渠道，她在互联网上分享汤米的信息，却对这些传播方式没有全面的了解，不知道她做出的选择会如何影响她年幼的监护对象。波莉姨妈在“晒娃”（sharent）通过数字化渠道， 发布、传播、存储与他们所监护的孩子相关的私人信息，或参与其他类似的活动，披露孩子们的电子数据，从而侵入传统意义上孩子的隐私领域，并危及儿童和青少年当下和未来的人生机遇，以及他们自我认知能力的发展。

如今，孩童和青少年在他们信任的一帮成年人围绕着的圈子里生活长大，这些成年人通过功能在不断拓展的电子设备，晒出孩子们生活中的种种细节，晒娃的原因层出不穷，获取这些信息的人和机构的数量也在持续增加。在这个过程中，父母发挥着尤为重要的作用，他们可能要为大部分的晒娃行为负责——既负有直接责任，也负有间接责任。

还有一点：晒娃是商业交易的一部分——是成年人为了获取科技产品和服务，与供应商讨价还价的一部分。为了得到低价设备或服务，成年监护人让渡了孩子们宝贵的私人信息，而供应商则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在使用这些信息，以获取利润。在这笔交易中，孩童和青少年并没有完全参与进来。因此，他们在交易中被边缘化了。

Target公司提供的精准广告服务。当这家零售行业的巨头公司开始向一位少女邮寄与怀孕相关的促销广告时，它自然就向女孩的父母透露了她怀孕的情况。Iatget公司是这女孩子的闺密吗？不是，她并没有向客服透漏这个秘密。Target公司了解她的生理状况完全是因为它分析了这女孩的消费模式，从而准确识别出她已怀孕的实情。她根本没想到Target公司会把这件事声张出去。

为此，Target公司向当事人道了歉。问题是，它应该道歉吗?我们难道不认为怀孕少女的父母应该了解实情，并参与解决女儿面临的问题吗？美国大多数州的法律强烈建议应当这样做。

我们还要制定更为严格的干预措施，将特定类型的数据从交易台面上拿走。你不能为了买一辆新车就把自己的孩子卖掉。这样的合同是无效的，因为这不符合公共政策。你有能力从社交媒体平台“Facebook直播”那里买断这孩子的视频的所有播放权吗？假如视频中的婴儿在呕吐，而且吐得遍地都是，会怎么样呢?当这婴儿长大成少年，看到太多这种有关自己的视频，可能会认为你把他的信息贱卖了。

我们分享了很多有关孩子的信息，这导致所有部门（包括学校和政府）逐步掌握了大量有关我们孩子的信息；那么，通过这种分享，我们还可以为孩子寻求什么样的机会？而不只是被动接受这样的结果：信息分享给我们的孩子带来了风险。

举例来说，当数据驱动型的行业对我们的孩子进行分析或预测时，如果他们发现我们的孩子极有可能面临重大的人生变故或困境，他们是否负有道德义务，必须把实情告诉作为孩子父母，解决孩子遇到的危险和问题？

不同的利益攸关方正在选择融合现有的以及新出现的数字技术，并加以利用，使其商业化。可惜的是，他们采用的方式给孩童及青少年的当下和未来带来了威胁。当他们在 Facebook 上对各色问卷调查作答时，答案会被用于信息挖掘，然后，平台就会向推送量身定制的精准宣传材料。

如今，总体趋势是技术供应商缺乏对下列问题的透明度：他们在收集哪些数据？为何要收集这些数据？他们会如何处理这些数据？用户能否对此划定有意义的边界？同时，法律体系也缺乏对数据隐私的全面保护，无论对青少年还是对成年人，都是如此。

如今的青少年目前与他们父母相比几乎没有隐私权可言。因为父母通常是子女在家庭之外的教育场所和其他场景下隐私权的守护者，而对于像老师这样并非孩子父母的可信成年人（trusted adults）来说，青少年隐私权利缺失的状况就更为紧迫。孩子们的隐私以及成年监护人做出的相关技术抉择，会从根本上塑造我们孩子当下的生活和未来的发展，而我们对其中的破坏程度几乎没有清醒的认识。

作为父母、老师和其他成年监护人，在隐私和数字生活方面，我们怎样做出恰当抉择，才能保护我们关心的孩童和青少年的人生发展，才能为他们赋能？这些抉择与我们每个人在生活中的所作所为相关，也和作为个体的我们如何以行动推动体制变革有关，包括立法机构、监管部门和科技公司的变革在内。

置身于这样一个复杂的、电子技术突飞猛进的社会里，特别是它影响的是这样一个群体——我们的孩子。我们需要对如下情况有更好的了解：现行法律包括了什么？不包括什么？哪些方面还有待改进？为什么？如何改进？我们也要对法律之外的手段进行讨论。

我们提供给青少年行使自主权的法律框架非常有限，甚至根本不存在。13周岁以下的孩子到网上从事商业化的数据分享，联邦法律也不会要求数字服务供应商必须获得孩子们的同意。根据《儿童在线隐私保护法》的规定，数字服务供应商必须征得孩子父母的同意。我们的法律体系根植于这一原则：父母是保护孩童隐私和孩子们从事各种活动的守护人。因此可以预见，征得父母同意这一首要前提不会改变。

我们可以对儿童数据的具体使用进行立法限制。比如，仿效征信报告里的负面信息在七年后作废的做法，数据代理机构的操作规程可以包含以下做法：在年轻人25周岁时（即大部分人达到法定成人年龄7年之后），可以强制删除与这位年轻人相关的某些私人数据和敏感数据。

如果家长不断算将孩子的照片制作成明信片，邮寄给你现实生活中数以百计的亲朋好友，然后让他们把明信卡贴到自家的冰箱上展示，那就不要将这类照片放到网上，让你生活之外的成千上万人不加区分地利用和展示。

至于父母、老师和其他成年监护人的个人选择，则是另外一回事。我们所有人都可以寻找更多更好的方式与我们守护的孩子建立关系，向他们学习，与他们一起学习。例如，父母可以按照美国儿科学会的建议，”积极邀请孩子参与制定家庭媒体计划，还可以让孩子参与制定家庭数据隐私计划。

（1）全家都要关心隐私，并致力于隐私保护；

（2）对现有和潜在数字服务的使用条款及其他政策进行研究，找出与全家人一致认同的偏好相适应的服务；

（3）确定哪些家庭习惯有助于全家人以负责任的态度持之以恒地使用这些服务（或类似服务）。

少年和儿童在不断学习如何利用他们的才智对有关数字隐私和数字生活的其他方面进行决策。如今，在利用数字手段进行自我塑造方面，年轻人掌握的复杂技能可能胜过了父母的水平。

2016年华盛顿州通过了一项法律，这似乎是全美第一部要求在学校进行数字公民素养数育的法律。这样的学习经历可能会越来越普遍。如何定义和讲授“数字公民素养”，仍然处在探索发展的过程之中。

在对电子数据进行决策的过程中，父母要养成征求孩童和少年意见的习惯，这会对父母的行为产生巨大的积极影响。要让年轻人参与到数据处理的决策和选择中来，教师、教育管理人员、学校董事会、立法委员会、设备供应商以及家庭以外的其他决策人员也都可以这样做。

我们不能抱怨技术。电脑的连接带来了互联网，机器学习带给我们人工智能（简称AI）。本质上，这些技术以及许多其他技术创新本身并不能对青少年造成威胁。技术可以为孩子们提供探索的机会。

马克·吐温小说中的汤姆拥有自己的海盗帮，还埋藏了财宝。当代的“汤姆们”也可以制造自己的机器人海盗，并教会他们买卖加密货币。数字技术给青少年带来了种种机遇。可是很不幸，想要充分发挥这些机遇，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让我们携手合作，对我们在以下三个要素进行剖析和评估：数字生活中享有的种种便利、孩子的隐私，以及诸多人生机遇。

数字技术为我们带来了效率，也为我们带来了各种机遇，让我们可以创造，开展教育，从事与这些主题相似和相关的无数活动。我们是否应该得到更多？

我们希望所有成年“守门人”能够各尽其责，在处理青少年的电子数据时，以及在他们为孩童和青少年提供各种数字体验时，划定边界，竖起篱笆。成年人不能将这项特殊的建设任务外包给汤米。总体来说，成年人创造了数字设备和服务，他们要为此负责。

社会合力“竖起篱笆，不要让孩子到处乱跑，也不要让成年人带着孩子们的数据到处乱跑。”如果你没有安装好门窗（安全的防火墙、监控设施，签订合同时必须涵盖儿童享有“被遗忘的权利”等），并且引发了可怕的后果，你可能要为自己的失职承担法律责任。

水流湍急，还有旋涡。我们身不由己，一会儿被水流冲到这里，一会儿又被浪花拍到那里。不过，目前我们还没有遭遇灭顶之灾。机器人还没有在我们的生活中扎下深根，仍然有父母记得盒式磁带录像机是什么样子，也记得如何制作混音带。而且我们可以建造更好的木筏。那就让我们稍做停留，透透气，将头部露在水面上，查看一下水流的走向。

我们来到了开阔的水域。我们的社会开始关心数字隐私、数据泄露、数字信息的质量，以及游戏性质的虚拟世界与现实世界之间的融合等议题。我们开始对正在经历的数字生活进行更加全面、更具同理心和创造性的思考。

现在，我们必须停下来回首来时路，然后继续前行。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腾云（ID：tenyun700），摘编自世纪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新书《晒娃请三思：数字时代的儿童隐私保护》，作者：莉亚·普朗科特（哈佛大学伯克曼·克莱因互联网与社会研究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