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年轻老师，夹在学生、领导、家长之间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新经典 （ID：Thinkingdom），作者：Sherry，头图来自：《三年A班：从现在起，大家都是人质》

近年来，中国高校毕业生人数连创新高，2022年首次突破千万。与此同时，就业形势愈发紧张。

比起高薪却不稳定的“大厂”，有更多的毕业生投入到体制内，老师、公务员等工作变得炙手可热。2022年，教资报名人数超过1000万人，舒妍曾经就是其中的一员。2020年毕业后，她通过一系列笔试、面试获得了教师编。清闲、稳定、离家近，上岸就是一片坦途——那时的她这样想。

两年后，她却顶着赔付违约金、被扣留档案的代价，逃离教育行业。两年间，她经历了些什么？希望和热忱又是如何被种种无力改变的现象消磨掉的？

以下，是舒妍的讲述——

我满怀天真地，踏入一场孤立无援的噩梦

走进教室，我在黑板上写下自己的名字，有学生拿了粉笔冲上讲台，说：“哎呦喂，你这烂字还不如我呢。”我一愣，感到手足无措。

这是我走入这所乡镇中学的第一堂课。

《中学圣日记》

那是2020年9月，刚刚经历了半年封控的我，没有抓住大四最后的实习机会，对所学的工科专业感到茫然。毕业时，我听从了家人的建议去考编，考上了银行和教师的编制，那时身边人都在对我说：“当老师好，轻松稳定，学校里环境单纯，又有寒暑假。”

由于我所在的湖北县城，乡镇学校的师资力量紧缺，年轻教师都要在乡镇学校待满三年，之后可以转入城区。我签了三年的合同，被分配到了家乡附近的一所乡镇中学教书。

在这里的初中当老师，不需要专业匹配，也没有教学培训，需要什么老师就要补什么缺口。学校想要安排我直接教初二的数学和物理，我说我没教过，无法胜任，校领导回说，“那你怎么考上大学的呢？”最后，我选了语文和英语。

和我一起进学校的有另外两个年轻老师，她们都和我一样没有教学经验。最初，我们连怎么备课都不会，本来期待老教师带着我们熟悉教学的流程，至少可以去听听他们的课，学习授课经验。但我的听课请求被果断地回绝了，得到的回应是，“我的课没什么好听的”。

教育局下面的教学小组每个学期都会来学校，检查作业批改、集体备课笔记和听课笔记，但是我们从来没有过集体备课，只能等到期末，有老师把材料发到群里，我们抄上。至于听课笔记，都是我们三个新老师互相听课记录的。

当地一共有几十所中学，这所中学的水平算是中等偏下的，但校领导对成绩并没有放松要求。平均分、优分率、低分率，如果考试成绩不好会在分析会后批评老师。给足压力，却没有给予任何教学资源上的支持，许多材料都要弄虚作假，我感到很无助。

让我感到孤立无援的不仅是教学。和学生相处，对于性格温和、从不与人起冲突的我来说，才是一场看不到尽头的噩梦。

上课时，常常会有学生故意打断我、下座位，在我提醒他们时，往往会遭到直接的辱骂或者白眼，他们使用的词汇，是我前二十多年的生命里从未接触过的。

稍有不合学生心意的时候，下课后，就会有一群男生在走廊或者楼梯围堵住我，在我过去的时候突然大吼或者谩骂。有一次，在昏暗的楼道里，有个学生站在我身后，阴阳怪气地说：“老师，你小心一点，别掉下去摔死了。”

《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

从来没有预料到，在成为老师之后，学生时代没有遭受过的辱骂铺天盖地地涌向我。身为老师的我，感到被学生“霸凌”了。

深夜独处时，伴随着哭泣的是深深的自责。我那时觉得或许是因为我的课讲得不够好，以及没有经验，才会被学生欺负。于是我愈发想要改变，学校缺乏教学支持，我就去B站自己找网课来看，国家级的一师一优课、名师观摩课、北京或上海的空中课堂……六点、五点、四点，我定的闹钟越来越早。

我还参加了教育局组织的培训，主题是用爱感化学生，听完后我备受鼓舞，和同事说起，同事哈哈大笑。

入冬了，我给所有住宿生都送了珊瑚绒袜子，把我的热水袋和毯子借给学生一整个冬天，帮她们吹头发、泡药，给没吃饭的学生买早餐，给家庭困难的孩子送书和文具，借衣服给衣着单薄的孩子，鼓励缺乏自信的孩子。

做过这些后，孩子们的态度不能说完全没有变化，但改变实在太过微小。

作为老师，看起来是更有权力的一方，但是对学生的约束力却十分有限。他们并不害怕老师的批评，不在意学习成绩或者其他同学的眼光，也不服从家长的管束。

学生知道有“控辍保学”的政策。为了保证义务教育的落实，如果有学生辍学，老师要反复上门家访直到把学生找回来，不然会追究学校和老师的责任。他们会以此来威胁老师。有一次，我没收了学生的手机，他就表示要回家不读书了，让我看着办，不得已，我把手机还给了他。

学校里的其他老师也拿许多学生没有办法，那些有威严在的，要么身形魁梧，要么时常会体罚学生。搭班的班主任比我还要能忍，课后值日，本该搞卫生的学生在一旁聊天，只剩班主任自己在打扫。

我找很多学生谈过心，问他们，如果现在不读书的话，以后去干嘛呢？一些学生很自然地说，去打工啊，去我爸/我哥那个厂。

对很多孩子来说，比起读书，进厂打工更具吸引力，是一种再自然不过的选择，就像他们的父母、兄弟姐妹、亲戚朋友曾经所选择的那样。不仅可以摆脱繁重的学业，看到外面的世界，还能获得一笔对现在的他们来说相当不菲的收入。

那些说毕业就要去打工的学生里，有一个让我印象尤其深刻。他个头很小，家在比学校更深的大山里，山路九折十八弯，旁边就是悬崖，不时见到瀑布飞流而下。

我去家访的时候，是家中的老人接待的我们。询问他父亲的名字时，他说，我不知道。我又问了第二次，还是不知道。我以为他是故意不配合，老人家忽然说，他没有爸爸的。原来，他爸是外地人，他出生不到一个月，爸爸就跑了。妈妈去县城打工，组成了新的家庭，而他就一直留在这里，跟着外公外婆长大。

我想着无论如何要拉他一把，但是他说：“我不喜欢读，也读不进去。外婆老了，毕业了我要去打工挣钱养家。”

我想起了曾经听到的“生源”这个词。生源不好，不仅是指成绩不好，还指学生的素质以及家长的观念意识。重视教育的家长，大多已经把孩子送去了教育资源更好的地方。留在这里的，要么对孩子的学习品行毫不关心，要么假装在意，凡事只问成绩。

我感到的落差，也许来自我在备考和入职前，对这份职业不切实际的期许。那时候的我，以为自己会成为一个受学生喜爱的好老师，关心和爱护学生，在他们犯错时，用爱和耐心去感化，而不是板起脸来厉声呵责。我会让我的课堂充满欢乐的笑声，而学生，就像曾经的我自己，像电视里无数淳朴而又渴望知识的孩子们。

《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

那一年夏天还没结束，就有学生辍学离开了学校。他们家里没出什么变故，就是不想读了。后来，我在路上遇到过其中一个学生两次。一次是初春，天气还很冷，他穿着一条七分裤，小腿冻得青黑。一次是夏天，他独自坐在街边汗流浃背，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你不想做也得做，不然你试试。”

我第一次产生辞职的想法，是在刚来学校的第一个星期。

有一天，我在学校看晚自习，校领导给同事打电话，叫我们几个年轻的女老师去KTV。我当时就吓懵了，以上课为由推辞，被告知，“不去你就等着吧”。

我们三个新来的老师决定一起去，有什么事情就立刻跑。到了包房内，我看到了我们学校的校领导、一个小学的校领导和公安局的局长，我一句也没敢唱，缩在角落里，最后找了借口溜掉了。

后来我得知，他们在当地不仅在教育系统里有权力，还勾结了许多其他系统的人。每次有领导来学校检查，都会叫年轻女老师们去酒局招待，强行灌酒，我尽量能不喝就不喝。

这一切打破了我曾经天真的幻想，我想过要辞职，但是未满三年服务期就辞职的代价很高，几万的违约金和档案扣留，还要按照辞退处理。我当时咬牙忍了下来，回想起来十分后悔。

不久，校领导就开始把制作行政资料的重任交托给我。防近视台账、安全演练、法制讲座、雷锋活动、爱国卫生运动、清明扫墓，综合治理……有些是假的，只好拿着连看都看不懂的标题和目录，自己编写。

纪录片《他乡的童年》拍摄了芬兰的教育现状/图源：优酷

很多时候，检查的资料来的又多又急。校领导会突然递给我一个目录，上面有一百多项检查的清单，要我一两天后就交材料。加不完的班，熬不完的夜，摞起来的资料比改过的作业还要高。

所有的资料背后都是检查，各级领导轮番上阵。检查不合格就会被通报批评，限期整改。做好了不一定有表彰，但做不好一定有惩罚。学校受到批评，校长是第一责任人，他只能把压力施加给年轻人。在这里，年轻意味着更好欺负，更能压榨。

为什么是我？我无数次地想过，大概就是因为我年轻。我想过拒绝，也这样做过。得到的先是假意的劝解，然后是严厉的批评，不容置喙的拒绝、警告和威胁。“你们现在的年轻人就是吃不了苦” “我这样是为了锻炼你，为你好”“你不想做也得做，不然你试试”。

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不觉得自己在当老师，而是在做学生。那些比我更大的领导像是我的老师，给我下命令，我就会像完成作业那样，拼命地去做。

一天内赶出来的厚厚的一沓资料。/受访者供图

一次，为了赶一个特别急的资料，我没有时间吃饭和上厕所，饿了就在办公室里啃面包。做到凌晨两点，回寝室又定六点的闹钟去上早自习。两天的时间做了300多页资料，可是往后，还有300页在等我。

无数个难以成眠的夜晚，让我的精力和记忆力都断崖式下降。不知道从哪一天起，我不再期待初升的朝阳。

眼泪无法宣泄的痛苦，只能用鲜血释放。当刀尖划破肌肤，血液顺着手腕流淌而下，我的心情也慢慢归于平静。我渐渐喜欢上了这样的方式。对我来说，它并不是为了走向死亡，而是转移痛苦，皮肉翻卷的伤口被反复划开，那种尖锐的疼痛会让你短暂忽略内心的沉重。

我也想过死亡，我期待着，假期返校的路上，我无数次祈祷往来的货车穿过我的身体。但那时我还没有勇气，因为还有家人和朋友在等我。

我意识到我生病了，去了湖北省最好的精神科门诊，看病、确诊、开药，所有的这些都瞒着家人，不想让他们担心。对于我微薄的工资来说，每次往返的路费加上药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销。我本以为可以靠着药物继续苟延残喘到暑假。

但学期末的时候，又一次临时的检查，当我没日没夜地赶资料，好不容易检查结束，长舒一口气的时候，忽然接收到了要做新资料的消息，绷紧的弦终于断了。我独自跑回寝室，吃下了一整盒抗抑郁药。这一次，真的再见了。

《中学圣日记》

后来一个同事连夜把我送进了医院里，洗胃、吊水、做心电图。等医生说我脱离危险之后，我又回到了学校里。在师资紧缺的地方当老师，最不能请的就是临时的病假。特别是年轻老师，一个萝卜一个坑，你走了，累坏的就是别人。

那一年里，我鼓起过勇气和家人提出辞职的想法，但没有人支持我。他们依旧认为这个工作很稳定，虽然工资不高，但有寒暑假。

当我把病情也向家人摊了牌，他们找了人，帮我换了一所学校。

和我一起走的有和我搭班的班主任以及几位其他的老师，他们有的在乡镇学校教学年限满了，可以进入城区学校，有的像我一样调到了别的学校。

我没有和任何学生或同事提前说起过这件事，第二年开学时，有关系还不错的学生在QQ上问起我怎么不教他们了，然而，大多数学生早已习以为常，毕竟乡村学校教师的流动和流失的数量都是巨大的。我们走了，又会有新的血液涌入进去。

那时的我以为自己只是运气不好，被分配到了这样一所学校，换一所风气更好的学校也许会变好，为此还特意打听过新学校。

我打算迎接全新的生活，下决心要严厉起来，不能重蹈之前的覆辙。

在新的身份里，我不想成为机械的执行者

这一次，我来到一所离城区更近的乡镇学校，学校在当地处于中等水平。在这里，我得到了一个全新的身份——小学毕业班的班主任。

有了上段教学经历的教训，我学着在学生面前板起脸来。前两个星期，进教室我都不会笑，自以为很凶。同事还是说我不够严厉，学生不太怕我，但至少我没有再被学生在课堂上谩骂。

这里的小学毕业班有寄宿生，起床时间比我高中时还要严苛。早上五点半起床，在寝室里洗漱，铺床单、叠被子、把所有个人物品摆放整齐、擦洗脸池、扫地、拖地、倒垃圾。六点在操场集合，先听领导训话，然后开始跑操。

半大的孩子第一次离家住宿，很多连床单也不会铺，被子实在叠不好的就团成一团，东西凌乱地塞在床底下。只能手把手地去教，一次、两次，直到学会为止。有时来不及了，我就让他们先去操场集合，自己在寝室里把被子叠好、水渍擦干、盆桶摆齐。

一天的工作就这样拉开序幕。“要跟班，要管理，前面不管好，后面不得了”，老教师向我传授管理的经验。然而，在遵循学校规章管理的过程中，我常常想起自己的学生时代，夹在两种身份之间，我产生了一些怀疑和动摇。

小学的晚自习结束得很早，不到七点，孩子们就要回寝室洗漱、洗衣服。大约半小时以后，班主任查寝，催促他们赶快入睡。很多时候，我去查寝时，有些孩子去洗漱还没有回来，还有些蹲在地上费力地搓洗衣服，我就站在寝室里，一边和他们聊天，一边等待。我看着他们两个人一起拧干衣服，手忙脚乱地挂上窗台。

直到熄了灯，我又看着他们僵卧在床上，百无聊赖。我当然知道七点睡觉不合理，但是我只能昧着良心一本正经地催促，都几点了还不睡？想起来自己都觉得好笑。

我们学校是九年一贯制，一刀切的管理，使得学生在小学六年级开始，就在向中学的管理模式靠拢。作息时间是校领导制定的，我觉得很不合理，是他们的问题，但又不完全是他们的问题，很多年前就是如此，只是一届届沿袭下来了。

有些孩子慢慢适应了这样的住宿生活，有些孩子却久久难以忍受。我曾劝一些家长把孩子带回家，但被拒绝了。他们认为这是一种锻炼，可是小学生真的需要这样的锻炼吗？

成为班主任后，午休时段是我最讨厌的时间。对孩子们来说，这是不能自由支配的独处时间——厕所要提前上好，水要提前接好，不能下座位、不能讲话、不能挪凳子。活动的空间是一桌一椅，活动的范围是趴或者坐。

我尽可能地为他们争取自由的空间，在不发出声音的前提下，允许学生看书、画画、做手工、做作业。至于我自己，不看班的时候总是提心吊胆地回寝室，午睡也不踏实，生怕班上出了什么事。每个午休都像做贼。作为班主任，没有时刻陪在孩子们身边，好像就已经是最大的罪责。

有一天，午休铃快响的时候，一个老师过来跟我说，你让他们别写作业了，只能睡觉，昨天中午你们班很吵。“吵”这个字一下子触动了我的敏感神经。我沉下脸进入教室，询问了昨天的情况，告诉他们以后如果中午还吵，以后午休只能趴着睡觉。

我回想起我的学生时代，中午没有人要求必须睡觉，想做什么都可以。我爸每天骑着摩托车穿越半个小城接我回家吃午饭。我总是一回到家就迫不及待打开电视，翻找零食。饭后也要一边看着《成龙历险记》，一边拿着各色的小玩具，翻来覆去地捣鼓。中午放学和下午放学，是我一天里最快乐的时间，直到高中，都是如此。

《我们的世界》

走出教室后，我在心里反复回顾反思自己的行为。很多时候，我会想，其实学生并没有错，是我在慢慢地教坏他们。更准确地说，是规则与教条在束缚他们，而我，出于懦弱，不敢反抗，变成了机械的执行者。

年轻教师对于系统的不合理处更加敏锐，但如果尝试去对抗外界规则，小则影响个人未来，大则影响家庭，在这里没有由下至上的反馈渠道，感受到的只有无力。至于老教师，几十年都过来了，他们往往会比年轻人更加缄默。

整个学校午休的纪律在慢慢变好，但是孩子们的一些举动让我内疚。有一次，有个男孩向我告状，他说一个同学带了橡皮泥来学校。

——你觉得带橡皮泥来学校不对吗？

——不对。

——她上课玩了吗？

——没有。

——下课玩也不对吗？

——我们到学校来就应该认真学习的，带这些来学校就会影响我们学习，就是不对的。

我当时心里很受触动，只不过是一块橡皮泥，在孩子的心里竟然已经有了对错。因为学校强调认真学习和遵守纪律，所以不守纪律是错的、带跟学习无关的东西来学校是错的。午休时间，睡觉是好，是对的。上厕所不对，说话不对，自娱自乐更不对。回家后，我和我妈说起这件事，心里很难受，我说，我觉得我把孩子教坏了。

《唇上之歌》

我不再强硬地规训，而是尽可能地召开班会，让大家民主讨论，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让学生做自由的选择。

有小孩子带小龙虾来学校卖给同学，我召集大家进行讨论。我们共同得出的结论是，养小龙虾没错，带它来学校也没错，这个同学做生意也很有商业头脑，但赚同学的钱不对。

最后的决议是三只小龙虾充公变成班级宠物，因为学校的环境不适合小龙虾健康成长，周末也无人看管，所以委托一名学生带回家饲养，定期在班上分享动态。孩子们最后都很开心，给三只小虾都取了名字。

希望在他们心里，不再万物都只有对错，不再只有和学习有关的事是对，无关的就是错。

不仅要授业解惑，我还要担负保安和保姆的职责

学校里有四道铁门，在保护孩子安全的同时，也阻隔了他们的出入。老师不受限制，但哪怕我走出学校，依然感到有一种无形的东西把我和孩子同样禁锢在这里。身体可以暂时离开，心却在原地。

《四百击》

除了教学，班主任的事情还有很多。每次开会的时候，大半时间都在宣布班主任的工作事宜：晨午检、通风、消毒以及统计学生的疫苗接种信息，组织孩子打疫苗，组织孩子一轮一轮的核酸检测，统计家长的行程和疫苗接种信息。除了疫情防控，还有数不清的安全班会、告家长书、黑板报。

最多的时候，我一周开了三个班会，禁毒、防诈骗、防溺水。防诈骗的那次，要我们劝说所有家长下载反诈APP并截图上报，有不会弄的老人，有不配合的家长，只能一次次电话劝说，家访指导。开会的时候领导说，这样做是为了保护我们自己。但我不明白，为什么家长被诈骗，跟我也有关系。

在跟家长打交道的过程中，也会遇到很多不可理喻的人。有孩子早恋，老师想通知家长来学校，家长说，老师在学校里败坏他女儿的名声，要老师好看；有老师催交伙食费，家长说要老师陪睡；有时统计信息，家长会劈头盖脸地骂：“学校一天天老是这些破事。”

双减政策一出，课后服务推广到全国，老师管束孩子的时间越来越多，管理的范围越来越广。

有些家长，慢慢失去了边界感，好像只要和孩子相关的事情都是老师的责任。有孩子妈妈找到我，说孩子爸爸不顾家，和孩子交流少，老是见不到人，要我去劝他；有孩子爸爸找到我，把一袋猪肉塞到我手上，让我转他钱，不然他没钱给孩子交饭费；有家长找我，说孩子周末在家玩手机，我说少给孩子玩手机，他说没有时间陪，只能把手机给孩子，拜托我多给孩子做思想工作，不然他眼睛都没用了……

有一次，家长举报学校食堂中午给他的孩子打饭，只打一根土豆丝，教育局打来电话，让校长去处理好，校长道歉，要每天把他的孩子的饭拍照发给家长。

校长总是说，要包容和体谅家长，教师是服务行业，一旦得罪了家长，就会流失学生，损害学校声誉。所以这样的事总是冷处理，最后不了了之。

举报老师和学校的电话却日渐多了起来，有投诉孩子在学校里摔了，老师没监管到位的，有投诉作业太多做不完的，也有投诉作业太少，孩子成天玩的。投诉越多，会议开得就越多，对孩子的限制也就越多。

当老师之后，我感到许多规定的束缚与不合理之处，像严苛的午休，违背常理的作息时间。但后来我也发现，学校的初衷不是为了磨灭孩子的天性，有时甚至是无奈之举。

现在和过去教育环境的不同，很大一部分原因是权责发生了转移。过去中午放学，午休时学生待在家里，监督的责任在家长，几个人监督一个孩子，或者至多一个人监督几个孩子。这就保证了孩子不论是看书、娱乐还是休息，都有安全保障。现在学生中午在学校，管理权移交给了学校和老师，责任也同样发生了转移。

可是老师也只是人，一个人同时监管几十个孩子，怎么在保证安全的同时给予每个孩子充分的自由呢？监管的时间变长，但老师的人数没有变多，而家长和社会对孩子的安全更关心在意，一刀切的管理也不难理解。追溯起来，午托课后服务，学校的责任变重了，其实是因为家长的责任减轻了。那家长的时间和精力流向了哪儿？大概是为了讨生活。

《我的解放日志》

长期的精力透支和内心的不自由，让我的病情再次反复。我在深夜爬上窗台，在课间悄悄回寝室割腕。复诊的时候，医生建议我立即住院，可是哪来的时间住院呢？后来，每天早上起来的时候我都逼自己先做一个选择，要么立刻死，要么继续上班。

这一年，没有校园霸凌，没有行政工作，也没有无数次加班到凌晨，生活看起来还算平稳，但我下定了辞职的决心。

我的痛苦确实来源于这个职业，但不只是那些不合理的规定与现象，而是方方面面。我不喜欢严厉地批评和管束学生，压抑孩子的天性，我不喜欢上下班没有界限，随时都有家长的消息电话闯入我的生活，我也不喜欢起早贪黑，几乎把所有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工作。

韩愈说：“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但是我觉得现在的我们，除了授业解惑，还要担负许多保安和保姆的职责。孩子在这里被束缚，我也同样不自由。

这一次尝试，让我意识到换了一所学校，也没什么差别。有人说，城区的学校会好一些，可我也是城区的学校出来的，虽然生源会好一些，但是形式主义的工作、压抑学生天性的管理模式都是一样的。

我后悔没有在第一次产生辞职想法的时候就果断离开，如今辞职的代价没有变，还多付出了两年的时间。扣除掉违约金，我的积蓄不多，未来一片迷茫。我不知道自己能做什么，但至少我知道我不想做什么。

我之前还想过如果考研，我会考教育学或者学科教学的专业，去做一个学过专业知识的老师。但是从教两年，我不仅不想再做老师，也不想再进入任何编制系统了。

我最大的收获是勇气。两年前，我不敢离开家独自去面对外面的世界，不敢去陌生的城市发展，有了这段经历的磨砺，我不再胆怯了。

我喜欢在课堂上给孩子们传授知识的感觉，也曾为他们的小礼物和赞美而感动欣慰，但我也下定了决心，要在这个夏天离开。

（文中舒妍为化名）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新经典 （ID：Thinkingdom），作者：Sher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