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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07-07 17:42
寒门再难出“贵子”?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中欧商业评论 (ID:ceibs-cbr),作者:范米扬,原文标题:《寒门再难出“贵子”!基因已经决定了你的社会地位》,题图来自:视觉中国


美国加州大学教书Gregory Clark有一个观点,即人的成功主要跟基因有关,而跟生长环境无关,而且这种跟成功有关的基因可以遗传10-15代人。Clark教授的观点无疑很有颠覆性,因为这些说法跟“富不过三代”和“奋斗成就未来”的观念相反。


人的成就取决于基因还是环境?


被领养的孩子在成年之后所处的社会阶级,跟亲生父母更相关,还是跟养父母更相关?


对这个问题,大部分人可能会认为跟养父母关系更大。因为亲生父母只给孩子提供了基因,但是养父母却提供了成长环境。如果养父母能够为孩子提供优渥的后天环境,就意味着孩子能获得更丰富的社会资源,更广泛的人脉关系,以及更高水平的教育质量,这些因素都能帮助孩子在成年之后取得更大的人生成就。许多坊间流行的名人故事就体现了这个道理:沃伦·巴菲特在十多岁的时候被父亲带去见华尔街大佬,李嘉诚从小就让两个儿子参加公司高管会议——这种家庭优势助推了“儿子”的成功。


但是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的经济学教授格里高里·克拉克(Gregory Clark)对此提出了相反意见。在他的《The Son Also Rises》一书中,克拉克提出了一个令人震惊的观点:被领养孩子长大之后的社会地位,主要跟亲生父母有关,而不是跟养父母有关。


Gregory Clark和他的书


克拉克本人是这么描述的:“对美国和北欧被领养小孩的一些调查研究极有说服力地表明,从这些小孩的亲生父母——而非他们的养父母身上——的情况更能预测出他们的生活境遇。比如在美国,被领养小孩的智商在他们还小时同他们的养父母相关,但是当他们成年了,这种相关性就接近于0了。被领养孩子的收入和受教育程度同他们养父母的相关性不大。上述研究,加上对不同类型的兄弟姐妹(同卵双胞胎、异卵双胞胎、同母异父或同父异母)之间相关性的研究,都表明基因是决定社会地位的主要因素。”


在这段描述中,克拉克清晰无误地表明,基因才是决定包括受教育程度和收入水平的主要因素。


富不仅可以过三代,还可以过十代


这本书的颠覆性观点还不止于此,比如克拉克认为“富不过三代” 的观念是错误的。根据他的研究,“有钱人”的财富和社会地位,一般需要300-450年的时间才能回归平均值,也就是说,高社会地位的人,需要10-15代人的时间才能成为退化为普通人。


同理,低社会地位的人(通常表现为学历或财富水平较低),也需要10-15代人的时间才能上升到社会均值。用克拉克的原话来说就是,“你整体的人生际遇不仅仅能从你父母的社会地位,也能从你的曾-曾-曾祖父母的社会地位预测出来,准确程度足以令人吃惊。”


克拉克的研究让许多人大为光火。他这些观点似乎在宣扬一种“出身论”,而这种论调跟现代社会提倡的“奋斗成就未来”式价值观不太相符。许多人批评克拉克刻意耸人听闻,甚至说他是哗众取宠的小丑。但是从学术的角度来看,克拉克教授的研究并非毫无依据——实际上,他的研究是极富说服力的,这些研究在《The Son Also Rises》一书中都有详细讲述。


简单来讲,克拉克选取了八个国家的数据进行统计,来观察不同社会群体的阶级流动性。他研究的国家既包括了美国这种多元化程度较高的社会,也包括了英国这种至今仍存在贵族阶层的社会,还包括了瑞典这种曾经存在贵族阶层,但是目前崇尚平等主义的社会。


最终的研究结果表明,尽管这几个国家都经历了几百年的社会变革,但是高阶层家族的后代,在当今社会的精英群体中仍然占有很高的比例。


以瑞典为例,克拉克针对斯德哥尔摩地区的人群研究发现,贵族后代的收入水平要比普通人高44%,而且贵族的后代在高收入职业群体中所占的比例也相对更高。以“律师”这一职业为例,他发现贵族的后代在瑞典律师协会中的人数比例,是国民平均水平的六倍。这类现象也普遍存在于美国、英国、日本、印度等国家,即贵族和精英的后代,即使经过了上百年,也依然能维持他们的社会优势。而寒门的后代,则很难出“贵子”,而且即使成为“贵子”也很快会跌落回去。


 对中国江浙地区的研究


值得一提的是,克拉克的研究样本也包含了中国,而且研究结果也显示了同样的规律。


如果要研究中国,首先可能会面临一个问题,即中国在历史上,没有欧洲意义上的“贵族”。在这种情况下,克拉克给自己的中国研究制定了标准,他选取了江浙地区13个稀有姓氏的人群作为研究样本,这13个姓氏在清朝科举考试“中进士”的比例特别高。我们都知道,“中进士”意味着考生通过了科举的终极考核,获得了做官的资格,相当于进入了精英群体。也就是说,作者把这13个江浙姓氏看成是清朝的“贵族群体”。


然后作者又研究了在13个姓氏的后代在现代精英群体中的比例。他选择了四个“精英群体”进行研究,这四个群体是民国高官、大学教授、大公司董事长以及官员。具体来说分别是:1)1912年至1949年中国国民政府的高级官员;2)2012年中国十大最著名大学的教授;3)2006年资产在150万美元及以上的上市公司的董事会主席;4)2010年政府行政部门成员。


最终的统计数据显示,在这4个精英群里中,这13个江浙姓氏的后代所占的比例比平均水平高好几倍。因此,数据证实了,克拉克的观点在中国同样适用。


作者书中绘制的比例图


用更精确的数学统计方法来描述就是,这13个姓氏产生的精英,与“张、王、李”这三个大姓(克拉克用这三个姓代表中国平均水平)的平均水平,“相对比例”(relative representation)在3-5之间。在这个方法中,如果相对比例数值大于1,说明这13个姓氏后代的精英比例要比“张、王、李”更高;如果这个数值小于1,说明这13个姓氏后代的精英比例要低于“张、王、李”。


当然,你可能会反驳说,这13个姓氏后代的精英比例之所以比中国平均水平更高,是因为江浙地区产生精英的概率本身就很高,这跟“江浙”这个地区因素有关,跟着13个姓氏无关。


这个质疑是有道理的,但是克拉克在他的研究中也确实考虑到了这一点。尽管江浙地区的精英概率相对全国水平本来就很高,但是,如果这13个姓氏的精英比例比江浙平均水平更高,那说明这13个姓氏,即使在江浙本地,也应该算是妥妥的精英群体。因此作者又研究了13个姓氏与“顾、沈、钱”这三大江浙姓氏的数据。顾、沈、钱是江浙地区的大姓,总人数超过了1000万人,作者用这三个姓氏来代表江浙平均水平。最终,数据统计再次证明了作者的结论:这13个姓氏出现精英的比例,仍然比“顾、沈、钱”要高,即比江浙平均水平更高。


它们的相对比例数据,在国民党高官中为2.28,2006年在名牌大学教授中为1.88,在董事会长中为1.62,在中央政府官员中为1.46。如果13个姓氏的精英比例现在已经下降到平均水平,那么这些数字应该是在1左右。


因此,我们可以说,13个清朝“贵族”姓氏的后代,他们今天在中国精英群里的比例,仍然要比普通人更高。克拉克结合了对养子、不同类型的兄弟姐妹(即前文所说的同卵双胞胎、异卵双胞胎、同母异父或同父异母)之间的研究,证明了他的观点:你能否成为一个社会精英,并停留在较高的社会阶级,主要是由你的基因决定,而且这种基因可以持续很多代——很显然中国也符合这个规律。


克拉克的这些结论确实具有颠覆性,而且让人不禁怀疑,难道说“个人奋斗”就没有什么作用吗?难道“努力”真的比不上“天分”重要吗。


针对这个问题,他是这么解释的:成功确实依赖于个人奋斗,只不过问题在于,一个人能不能做到努力奋斗,也是由基因决定的。奋斗的特质包括出人头地的欲望、发家致富的天分,专注投入的热情,以及战胜失败的能力等因素,这些因素也都跟遗传有关。也就是应了那句常见的话:努力比天分更重要,但努力本身就是一种天分。


乔布斯与他的叙利亚家族


我们用史蒂夫·乔布斯的经历来分析了克拉克的理论,即人的成功是跟基因相关性更大,还是成长环境更大。


乔布斯和他的生父


追随乔布斯的生父阿卜杜拉法塔赫(Abdulfattah Jandali)的发展路径,我们发现了一个叙利亚名门望族的国际化足迹,这个家族,起源于大马士革的伊斯兰世界,却对国际政治有一定影响力。乔布斯虽然没有跟亲生父亲相认过,却在无形中受“基因之手”的影响。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中欧商业评论 (ID:ceibs-cbr),作者:范米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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