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严肃的人口学八卦 （ID：renkou8gua），作者：陈丹（华南理工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后），原文标题：《父母为何会催婚？中国的大龄未婚与父母焦虑的关系》，头图来自：视觉中国（图为广州天河公园，市民们在相亲角帮子女寻姻缘）

一、“三十而立”：大龄未婚的由来

“三十而立”的观念在中国人心中根深蒂固，父母常常期望孩子30岁之前能够成家立业。“三十而立”中的“立”有多重含义，不同时代、不同的人可能有不同的解读。“立”既可能被解读为立德、立礼、立道，也可能被理解为通俗意义上的“成家、立业”。

“三十而立”的文化规范通过社会化过程内化为个人行为准则，影响现代社会家庭观念和个体婚姻家庭行为。对于家庭观念相对传统，认可“三十而立”的人来说，到了一定年龄依然未婚便是有违常规。

此外，计划生育政策执行之初提倡“晚婚晚育”，将25岁及以后结婚定义为“晚婚”，这也对“晚婚”观念的形成有一定影响，比如媒体将25岁及以上的未婚视为“大龄未婚”，并将大龄未婚的女性定义为“剩女”。

被标签化为“剩男”、“剩女”的大龄未婚青年和他们的父母频繁现身于各大相亲角或电视台，并成为这些年来中国社会媒介讨论的热门话题。

在很多中国父母看来，如果子女未按预期的年龄成婚，那既是自己为人父母的失败，也是自己子女生活上的失败。尤其是近些年来，随着城市化和现代化的推进，子女与父母的家庭观念的差异也越来越大，父母对子女大龄未婚的不理解和子女对父母“逼婚”的不认同深深困扰着这两代人。

为何大龄未婚会成为被普遍关注的问题呢？2010年普查数据显示，年龄在30岁到44岁且从未结婚的人口比例依然占同年龄组的5%。从这个角度看，虽然受教育水平提高、观念变迁等因素的影响使得结婚年龄推迟了，但大龄未婚并不是普遍的现象。婚姻制度依然具有普遍性，绝大多数人在30岁之前结过婚或者处于婚姻状态。

30～44岁同年龄组5%的从未结婚人口比例虽小，但是绝对人口数依然庞大，且大龄未婚的因素中不乏结构性因素的影响，如性别比例失衡、结婚成本高居不下对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男性婚姻选择的限制。

此外，大龄未婚之所以成为问题还在于东亚社会对年龄的审美偏好。东亚社会存在对年轻女性的审美偏好，即男性偏好年龄小，特别是要比自己年龄小的女性，这使得年龄成为女性婚姻选择的重要限制条件和焦虑来源。

再次，从代际关系的角度看，虽然父母对子女婚姻形成的影响没有传统社会中的强，但是看到子女结婚或者帮助子女结婚依然是为人父母的重要使命。因而到了一定年龄未婚不仅仅会困扰个人，也是父母的心病。

二、傲慢与偏见：大龄未婚的归因

从婚姻形成的角度说，年龄是影响婚姻匹配的重要因素之一。但是影响婚姻匹配的因素众多，不仅有个人因素，也有家庭因素。

中国传统的婚姻匹配重视“门当户对”，即夫妻双方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对等。现代化过程中先赋性因素（如家庭背景）对婚姻匹配的影响逐渐减弱，而自致性因素（如教育）的影响逐渐增强。但婚姻选择过程中对“原生家庭”的关注说明家庭背景依然对当下婚姻选择有重要影响。

在婚姻匹配研究中，婚姻梯度理论应用广泛，这也与传统性别角色分工“男主内、女主外”、“男强女弱”角色期待及女性处于经济依附地位密切相关。从婚姻梯度的视角看，婚姻匹配过程遵循“向上婚”的传统，即女性偏好比自己社会经济地位更高的男性。

婚姻梯度视角下的婚姻市场存在以性别和社会经济地位为基础的选择过程，这最终导致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男性、和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女性在婚姻市场中溢出，形成“婚姻挤压”效应。

现代化的发展促进了现代家庭观念的形成，青年群体普遍认可和接受以浪漫爱情为基础的婚姻。教育扩张和出生子女数的减少提高了女性受教育机会，缩小教育水平性别差距的同时，也促进了教育匹配的同质化。

此外，随着女性受教育水平和经济独立性的增强，女性期盼获得更加平等的夫妻关系，无需牺牲个人事业来维系家庭发展。但是性别平等意识的转型存在性别差异，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找到与自己匹配、心意相通的男性愈加困难，因而以往研究多将女性大龄未婚现象归因于价值观念变迁。

但是价值观念变迁存在代际差异，父辈成长于传统社会、生活于现代社会，其代际观念相对传统，未必认可子辈的家庭观念和婚姻选择。这种代际隔膜可能增加代际冲突，使得代际关系质量下降。

但是受婚姻挤压影响而被迫“剩下”的男性则有所不同。当代社会中的结婚成本，如购置婚前房产，主要是由男性承担。婚姻选择理论认为，当下的婚姻选择并未完全脱离传统的“门当户对”模式，婚姻的形成依然受限于社会经济条件的匹配。

许多男性的大龄未婚，特别是农村的“光棍”现象，被解释为是个人和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劣势造成的。与此同时，他们的父母也可能因为无力承担高昂的彩礼费、购置城市房产，以致无法帮儿子完婚等原因而自责，甚至为此承担来自邻里等舆论的压力。

从这个角度来看，男性和女性大龄未婚的原因可能是不同的，而这种归因的性别差异也会对父母造成不同影响。

三、当父母关注子女大龄未婚，他们关心的到底是什么？

虽然现代化的发展促进了个体化进程，家庭依然是构成社会的基本单位。从社会后果的角度说，性别比例失衡、社会经济地位劣势造成的结构性大龄未婚可能是影响社会稳定的重要风险因素，而延迟结婚则可能直接影响初婚年龄、初育年龄，对人口出生率水平和人口发展有重要影响。

但为何唯独中国父母喜欢催婚呢？现代化理论认为，随着现代化的推进，个体不再完全依赖于家庭，因此家庭对个体的控制减弱。随着个体自主性的不断增强，成年子女与父母的代际关系纽带最终将被削弱。

而在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的东亚社会，其代际关系的发展似乎与现代化理论预测的有所不同，成年子女与父母的关系依然牢固。

父母关心子女的大龄成婚，有文化和现实层面的多重因素。

• 第一，随着年龄越来越大，子女成婚难度可能增加，这一点对于女性尤甚。对于相信婚姻是人生一部分的父母来说，子女成婚可以增加未来生活的确定性，特别是提高子女生儿育女的确定性，确保子女人生完整、生活幸福。因而从移情的角度看，父母不仅忧虑自己的子女能否在合适的年龄生儿育女，也会关心子女幸福而为子女大龄未婚感到焦虑。

• 第二，子女结婚、成家是子女的人生大事，也是父母使命完成的标志性事件。因而子女未能如期结婚可能威胁到父母的人生成就感，儿子的大龄未婚更是对有传宗接代观念的父母具有重大威胁。此外，父母对子女大龄未婚的无力感也可能增加父母的愧疚感和焦虑感。

• 第三，子女的婚姻模式与其代际支持息息相关，子女的婚姻形成能增加自身晚年保障。如父母一般预期在儿子婚后与儿子同住，在自身有需要时能获得儿媳的照料。相对于已婚子女，未婚子女对父母的经济支持也相对比较弱，这对依然需要依靠子女来养老的父母（特别是农村的父母）来说有很大影响。

• 第四，个体生命历程的差异对其价值观形成有重要影响，而子代和亲代的生命历程差异是产生家庭观念代际隔阂的重要因素。大龄未婚不仅是代际价值观差异的一个表征，也可能是诱发代际冲突的催化剂。因而子女的大龄未婚可能通过代际关系质量间接影响父母的焦虑感。

四、子女婚姻形成与父母焦虑的关系研究

正如前面我们讨论大龄未婚形成原因时提到的，大龄未婚存在极强的选择性，因而子女婚姻与父母老年福利关系的研究不得不面对来自方法论挑战。若要尝试构建子女婚姻与父母老年福利的因果关系，需处理好子女婚姻的选择性。

华南理工大学陈丹老师和香港中文大学同钰莹教授在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发表了一篇关于子女大龄未婚的论文（Chen & Tong， 2021）。她们的文章结合压力过程理论和生命历程理论（the stress process and life course perspective），使用了中国健康和养老跟踪调查数据（CHARLS），研究了子女的大龄未婚状况对父母心理焦虑的影响。

文章创新性地采用分性别倾向值加权来减弱子女大龄未婚的选择性偏差对研究结果的影响，并从父母对代际关系的满意度和子女提供的经济支持两个角度分析了子女大龄未婚与父母焦虑关系的形成机制。

她们的研究发现，女儿的大龄未婚对父母心理焦虑水平无显著影响，而儿子的大龄未婚会显著提高父母的心理焦虑，且父母对代际关系的满意度能部分解释这种作用。虽然儿子是否提供经济支持并不能显著降低父母的心理焦虑，但是可以弱化儿子的大龄未婚对父母心理焦虑的负面影响。

她们的文章通过成婚时机及子女性别角色认同对父母心理焦虑的影响，验证了文化变迁的滞后性，也从代际关系的角度反映了传统文化在与现代化交互过程中的持续性。

虽说婚姻是围城，但选择在合适的年龄结婚依然是当下社会的主流。以往对大龄未婚的研究多关注大龄未婚青年本身，殊不知一桩婚姻的背后是两代家庭，站在大龄未婚青年背后的父母可能正备受煎熬。

另一方面，我们也要承认，个体对婚姻形成有自主选择权。当年轻人有着不同于父母辈的家庭观念时，两代人之间如何保持有效的沟通以增加相互理解，避免不必要的关系恶化是值得子女和父母思考的问题。

当然，父母如果能淡化以孩子为中心的观念，将更多精力投注在自身发展以及兴趣爱好上，或许可以帮助其建立更完善的社会支持网络，以保持良好身心健康。

参考文献：

Dan Chen and Yuying Tong. 2021. “Adult Children's Marriage Formation and Parental Psychological Distress in China.”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 83(4)， 1194-1121. DOI: http://dx.doi.org/10.1111/jomf.127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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