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知道你相信演化论，但能给个理由吗？读《为什么要相信达尔文》

书终于译完了，感慨良多，不免想要写下来与读者们分享。动笔之前，我决定去厨房给自己冲一杯咖啡。恰巧房东正在厨房打咖啡豆，于是热情地邀我品尝他手工冲制的咖啡。 

　　 

我的房东菲利普•纽维尔（Philip Newell）先生是位基督教牧师，一个彬彬有礼而又不失风趣幽默的耄耋老人。他并不是一位普通的牧师。纽维尔先生拥有哈佛大学的神学博士学位，退休前的最后一份工作是在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任神学教授。更令人惊讶的是，在若干本记述20世纪中叶美国历史的书籍中，你都可以找到他的名字。然而，作为白人的他被历史记住的原因，却是其毕生为黑人人权运动所倾注的心血。 

　　 

在纽维尔先生年轻的时候，二战已近尾声，但黑人在美国仍旧受到明显的歧视。然而今天，无论是穿行在时代广场的人流中，还是坐在曼哈顿地下四通八达的地铁上，你几乎没有机会看到任何带有种族主义色彩的言谈举止。特别是美国的年轻一代，在观念上已经几乎没有肤色差异的概念了。这样巨大的变化源于马丁•路德•金等黑人人权运动家在20世纪60年代的不懈努力——他们付出的甚至是生命的代价。在这之中，当时在华盛顿的一个教区担任神职的纽维尔先生也贡献了自己的一份力量，甚至还曾为此遭受牢狱之灾。 

　　 

可能是上了年纪的关系，纽维尔先生在很多方面还保持着古旧的生活习惯。他一直坚持在炉子上烧水冲咖啡，而不喜欢咖啡机冷凝水冲出来的咖啡味道。在厨房等着水开的时候，他随口问我演化论的书翻译得如何了。当得知全书已经译完的时候，他很开心地向我表示祝贺，并且告诉我：他正为下周要主持的一个宗教仪式准备讲稿，受我译书一事的启发，准备以演化论为当天向教众宣讲的主题。最后，房东真诚地对我说：“演化论当然是正确的，那是上天赐予我们的礼物！” 

　　 

听完房东的话，我口中苦涩的咖啡突然变得如同蜜糖一般，整个人都淹没在了巨大的幸福感之中。要知道，作为一名坚定相信演化论的生物学研究人员，在翻译这本书的日子里，我仿佛与原作者杰里•科因博士一起经历了一场大辩论，顶着美国社会原教旨主义的巨大压力，让事实告诉人们为什么演化论是正确的。可是，写书是一个人的独白，是一场没有对手席的辩论。当它终于告一段落时，己方的观点能够得到别人的承认，特别还是出自一位牧师之口，我压抑了很多天的情绪在一瞬间释放了出来。 

　　 

我想，阅读这本书的时候，每一位读者多多少少也会与我一样，产生出为保卫演化论而与科因博士并肩作战的感受。然而掩卷沉思，大家或许也会与我一样产生一个疑问：在人们普遍相信演化论的中国，我们是否需要翻译一本写演化论的书呢？其实，在动手翻译这本书之前，我心中就已经产生了这个疑问。但在翻译的过程中，这个疑问却渐渐有了明晰的答案——今天的我们的确需要这样一本关于演化论的书。具体来说，或许可以归纳出五方面的原因。 

第一个显而易见的原因在于，这是一本有趣的书。阅读可能是为了获取知识和信息，但也可能单单只是为了娱乐。如果鱼与熊掌可以兼得，又何乐而不为呢？ 

　　 

人为什么会起鸡皮疙瘩？三十只杀人蜂为什么能在一两个小时内把一个蜜蜂巢变成三万只蜜蜂的坟场？作为哺乳动物，鲸鱼与哪一种陆地上的哺乳动物亲缘关系最近？为什么有一种恐龙的学名会叫做中文的“寐龙”？在寄生虫控制之下的动物真的会像科幻电影里那样做出恐怖的诡异行为吗？为什么看起来极其细微的差别就能令植物被划分成不同的物种，而外观体形迥异的各类宠物犬在生物学家看来却是一个物种？ 

　　 

所有这些问题，你都可以在这本书中找到答案。而这些还只是这本书所描述的趣事之中很小的一部分。了解了这些有趣的事，下次再去动物园或自然博物馆的时候，你的观感会大不相同：无论是动物还是化石，都不再只是一个个枯燥的名字，而蕴含着一个个传承了千万年的故事。某些故事甚至堪称耸人听闻，不失为朋友间闲聊时的上佳谈资。 

　　 

第二个原因要从时间角度去看：虽然今天的演化论本身与当年达尔文所提出的演化论并无太大区别，但演化论研究所使用的方法与手段已经大大不同了，而我们手中所掌握的演化论证据也已经大大超出了前人的所知。 

　　 

科学最大的乐趣在于其中所蕴涵的规律性。无论是哪一个科学的领域，科学家们都是致力于寻找现象之下的本质，试图找到规律，再用规律来探寻更多的未知。伽利略说大小金属球会同时落地，人们就在比萨斜塔下看到了同时落地的大小金属球；门捷列夫说锌之后还有类铝，人们就在锌矿中提炼出了性质类似铝的镓；爱因斯坦说光线会弯曲，人们就在日全食中观察到了太阳透镜；而演化论亦是如此。虽然达尔文写作《物种起源》已是整整150年前的事了，但即使生物学已经发展到了今天的分子水平，仍只是不断地验证了演化论的正确性。 

　　

如果要评选近二三十年发展最迅猛的科学领域，很多人可能会给信息技术投一票。可是，我要把自己的这一票投给生物学：随着人类对生命的认识逐渐深入到分子层次，今天的生物学与达尔文的时代早已经不能同日而语了。只不过，这些发展不像信息技术一样体现为大众触手可及的产品，因而不被一般人所知罢了。真正令人吃惊的是，即使在生物学蓬勃发展的今天，演化论仍是生物学整体的主轴所在。生物学的很多研究方向都不能回避演化的问题，甚至要在某些方面依赖于演化论这一基础。 

　　 

以我自己所从事的结构生物学为例。它所关注的是蛋白质等生物大分子的三维精细原子坐标结构，看似与演化论隔了十万八千里。但事实上，两者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我近期刚刚发表的一篇学术论文在原子层次探讨了一种酶的单分子工作模式与双分子工作模式的区别，核心观点就是从单分子到双分子所带来的演化优势。而事实上，恰恰是在低等动物体内的这种酶采取了单分子模式，而高等动物体内的这种酶采取了双分子模式。类似的在演化角度探讨蛋白质结构的情况也是很常见的。 

　　 

自从严复先生翻译《天演论》至今，演化论思想进入中国已经百年有余。然而，可能正是因为我们对于演化论的普遍接受，正是因为演化论在中国没有与之竞争的理论，才令我们的演化论教学变得异常简化，引用了一些陈旧的、不完整的、甚至是有所谬误的例子。岂不知，在当今生物学发展的大背景下，演化论不仅找到了基因这个遗传物质基础，更在核酸和蛋白质等诸多分子生物学领域找到了无数的坚实证据。与此同时，在现代技术的支持下，古生物学也焕发了第二春，以前所未有的坚定姿态成为演化论的有力后盾。而本书恰恰包含了不少这方面的新鲜例证，甚至涉及了去年才刚刚发表的学术论文。 

　　 

第三个原因要从哲学的角度来探讨——演化论是一种科学，但它更是一种哲学。 

　　 

归纳来说，自然科学探究的问题无非是两类：“是什么”与“为什么”。而后者又总是以前者来解释的。比如一个简单的问题：为什么天上的云彩会下雨？科学的回答是：云是气态水液化而成的小水珠，当小水珠越变越大，无法被空气托住时，就会落下来形成雨滴。这个回答其实就是“是什么”，它描述的是下雨的客观过程，没有主观意志的存在。如果说云彩下雨是观音柳枝洒下的玉露，或是龙王鼻痒打的喷嚏，那就违背了自然科学本身唯物的客观性。 

　　 

演化论不同于其它科学之处在于，它所追究的几乎全是“为什么”的问题：为什么恐龙会灭绝？为什么鲸鱼要从陆地上返回水中生活？为什么人不再长尾巴了？除了为什么，还是为什么。而在面对这些问题时，运用“是什么”来作答变得极其困难和复杂。为什么长颈鹿有那么长的脖子？最简单的回答是：因为它想要吃到高处的树叶。最不负责任的回答是：上帝赐予了它长长的脖子。 

　　 

然而，达尔文创立的演化论正是要告诉我们：与其它严肃客观的自然科学一样，演化论面临的“为什么”同样可以用“是什么”来回答，同样是没有主观意志的客观必然。我们在承认演化论的同时，却很少有人站在这样的立场上去认识演化论。而这本书通篇都在试图帮助读者以客观的视角来认识演化，甚至在最后一章中直言不讳地指出：演化论之所以令不少美国人恐惧，正是因为它所蕴含的自然主义的唯物思想。 

　　 

第四个原因在于，我们自以为了解演化论，其实却不尽然。正如作者在全书第一章开篇所引用的雅克•莫诺的话所说：“演化论有个奇怪的特点——每个人都觉得自己了解演化论。”一般人以为这是针对演化论的反对者而言的，但其实对于演化论的支持者而言，情况往往也是这样。不了解演化论就意味着其对演化论的相信是盲目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讲，盲目地相信演化论与盲目地相信神创论并无太大区别。 

　　 

科学不同于宗教。对于宗教，信仰可以只是简单的相信，甚至在某种意义上最好只是简单的相信。但科学并不需要盲目的信仰者。科学的真理建立在坚实的观察证据、实验证据，以及以此为基础的严密的逻辑推理之上。而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只是简单的相信演化论，却并不了解演化论的科学内涵与哲学内涵。当这种盲目肤浅的“相信”面对质疑的时候，就不免会有动摇之虞，会被充满激情、混淆视听的谎言所蒙蔽。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也的确需要这样一本认真讨论演化论的书。 

　　 

　　 

由此也就引出了最后一个原因：智设论正在中国悄然生根。然而正如本书中不断指出的，智设论只是披了科学外衣的宗教信仰。我国作为一个天主教和基督教没有广泛基础的国家，本来并不存在智设论发展的温床，更不要说神创论了。但恰恰由于人们普遍相信演化论，才使这一领域处于一种不设防的状态之下。 

　　 

一些在美国从事智设论宣传的华人出于各种不同的目的——既有单纯传教的也有借机出名的，回国扯起了智设论的大旗。特别是近年来，随着对外开放程度的加深，在我们这个宗教信仰自由的国家，笃信上帝的人逐渐增多，这也从客观上为智设论和神创论的发展提供了机会。 

　　 

在这样的背景下，近几年国内未见有演化论的书籍出版，反而有反对演化论的书籍受到追捧，也就没什么可奇怪的了。逆向思维，挑战权威的学术精神固然不错，但面对正在抬头的智设论，一本内容有趣可读、例证丰富新鲜、思想深刻精辟的演化论书籍的确是我们所需要的。 

　　 

　　 

说了这么多，我都是站在一名演化论支持者的立场上。对于尚在怀疑之中的人来说，我的表态似乎有失公允，不足取信。但其实即便站在演化论反对者的立场上，这本书仍有可读之处。 

　　 

任何一种科学的争论，乃至一场普通的辩论，胜出的前提不是自说自话，而是认真了解对方的立场，并做出有针对性的回应。真理不是不辩自明的，而是越辩越明的。相信一个理论不是要回避相反的意见，反而是要认真了解反对的意见，再给予有力的反驳。要证明“演化论是错的”，首先就要认真地了解演化论的真正内涵。科学是不断进步的，没有人可以保证本书中的每一句话都是完全正确的，但科学的道理是可以自己辨清的。事实上，正是在与演化论反对者的不断辩论之中，演化论才得以日益完善，变得越来越完整，越来越严谨。 

　　 

　　 

今天，人类文明已经远离了愚昧的中世纪，每一个科学门类在自己的领域内都成为了描述世界的不二之选——除了生物学。这门研究生命的科学还蕴涵着很多的未知以及不确定，并因此备受争议。演化论所面临的挑战不过是生物学所面临争议的集中体现罢了。可以说，正是这种争议的局面让生物学的研究仍处在中世纪末的科学蒙昧时期：科学因为自身体系的不完善而遭人诟病，不得不与迷信进行不懈的斗争。 

　　 

斗争的过程或许是艰辛的，但前途当是光明的。这正如我的房东纽维尔先生年轻时为黑人人权所做的斗争一样。在那个时代，让美国的黑人平等地拥有与白人一样的权利，甚至有一天成为统治这个国家的总统，那简直就是天方夜潭。然而，奥巴马入主白宫的事实已经永载史册。演化论，乃至生物学，所面临的困境恐怕还不至于此。 

　　 

记得奥巴马赢得大选的那个夜晚，我陪房东一起守在电视机前等结果。当宣布奥巴马获胜的时候，年逾八十的纽维尔先生振臂高呼，兴奋异常。他激动地对我说：“祝贺奥巴马！祝贺每一个美国人！这是奥巴马的胜利，也是每一个美国人的胜利！”而我对他说：“我也要祝贺你，因为这也是你的胜利！”同样的，在某种意义上，每一个从事生物学研究的人或许都应该感到庆幸，因为生物学还有太多的不解之迷，生物学的牛顿、开普勒、或者门捷列夫也许就将诞生在我们之中。 

　　 

然而，我们之中的有些人是悲观的，他们看到了细胞、蛋白质、基因的千差万别，因而认为生物学永远不会像物理学或化学那样能够总结出统一的规律。可是，试想达尔文生活的时代，他眼中的飞禽走兽、花鸟鱼虫更是千姿百态，但他却最终把生命现象统一到一起，为我们贡献了不朽的演化论。这一理论远远超越了他的时代，以至于在英语世界，“达尔文学说”始终就是演化论的同义词。随着我们对生命的认识愈加深入，像物理学和化学一样可量化的生物学规律必然会诞生在可预见的未来。我们所缺乏的只是更丰富的数据和更深刻的思想。 

　　 

作为美国最大的非赢利性医学和生物学研究经费的提供者，我所供职的霍华德•休斯医学研究所（Howard Hughes Medical Institute）在每个季度都会发行一本内部刊物寄到员工家中。这一期的封面上就是查尔斯•达尔文沉思的面庞。封面文章的标题是《我们仍旧在向达尔文学习》。这或许就是对于演化论重要性和必要性的最佳注解。 

　　 

　　 

房东冲制的咖啡已在我手中失去了热度，感慨也该就此打住了。冷静下来想想，演化论的涵盖范围太过宽广，涉及了众多的科学领域，难免有不少并非是我所熟知的。对于本书中所涉及的专业知识，如有翻译不当之处，欢迎广大读者批评指正，共同提高！ 

　　 

最后，希望能借此机会表达我的感谢。首先要感谢我的博士生导师，清华大学教授，南开大学校长，饶子和院士。如果没有他引领我走进生命科学的殿堂，我将错过生物学这个神奇瑰丽的世界，更不会有翻译本书的机遇。当然还要感谢把这个机遇带到我面前的科学松鼠会，特别是大力促成此事的桔子和姬十三。感谢龙漫远教授对本书的审读和宝贵意见。感谢科学出版社对于演化论的重视，特别是田慎鹏和贾明月两位编辑的辛勤工作。最后要感谢我的妻子吴晓爱博士。没有她的支持，以及她在生物学方面严谨丰富的所知，就没有最后得以完成的译稿。 

2009年9月 

于纽约曼哈顿 

关于我们所居住的这个宇宙，科学已经做出了众多的神奇发现，但其中任何一个都没有像演化论那样，引发了如此巨大的爱与恨。这或许是因为，无论是浩瀚的星系还是飞逝的中微子，都不像演化论那样与人性密切相关。演化论为我们展示了人类在浩如烟海的生命形式之中所处的地位。学习演化论能让我们在内心深处发生某种变化。它不但把我们与地球上现存的每一种生物联系了起来，还把我们与久远的历史中早已灭绝的无数生物也联系了起来。演化论令我们得以知晓人类真正的起源所在，取代了已经被我们信奉了几千年的神话传说。对此，有些人感到深深的恐惧，而另一些人则感到难以言喻的激动。

查尔斯 ?达尔文当然属于后一种人，他的那本著作 《物种起源》（１８５９） 是所有这一切的开端。在该书的最后一段，达尔文这样赞颂了演化之美：

如此来看，生命是极其伟大的。最初，生命的力量只赋予了一种或寥寥几种形式。当这个星球按照一成不变的重力法则周而复始地运动时，从如此简单的开端之中，却迸发出了无穷无尽的不同生命形式，而且大都美丽而精彩。所有这些生命形式都是经由演化而来的，并且仍将继续演化下去。

然而，演化论的神奇之处还不止于此。演化的过程有赖于自然选择机制，在它的推动之下，第一个能够自我复制的裸露分子，最终演进成为亿万种已经作古或尚且鲜活的生命形式。而这个机制本身却有着令人吃惊的简洁性与美感。通过如此简单明了的一个进程，却能获得如兰花的花朵、蝙蝠的翅膀、孔雀的尾巴般纷繁的多样性。意识到这一点时所带给人的震撼，只有那些真正理解自然选择的人才能体会。在枟物种起源枠中，达尔文同样也描绘了这种感受 带着些许维多利亚时期家长式的语气：

如果我们看待一种有机生命的方式与一个原始人看待一条鱼的方式不再相同，而是视之为某种远远超越原始人理解能力的东西；如果对于大自然的每一样作品，我们都能看到其悠远的历史；如果凝视着生命的每一种复杂结构和本能，我们都能把它看作是许多利于其拥有者的小发明的综合 正如任何一个伟大发明家的发明都是劳动、经验、动因，甚至是众多工人所犯错误的综合一样；如果此时再来看待每一种有机生命 就我所经历的一切而言 那么我们会发觉，针对自然历史的研究将变得相当之有趣。

达尔文学说认为：所有生命都是演化的产物，而自然选择是演化这一过程的主要推动力。这一学说被誉为人类曾经拥有过的最伟大的思想。然而，它不仅仅是一个优秀甚至完美的学说，还恰恰是一个正确的学说。虽然演化这一思想本身不是达尔文的原创，但他收集了丰富的证据，来说服大多数科学家和许多受过良好教育的读者接受了这一观点：生命的确是随时间而变化的。所有这一切只不过发生在《物种起源》于１８５９年出版之后的十年间。然而在这部著作面世之后的许多年里，科学家们始终用怀疑的眼光来看待达尔文的真正创新所在 自然选择理论。的确，如果说在历史上达尔文学说曾经 “仅仅是个理论”，甚至 “处于危机之中”，那就只能是１９世纪下半叶这个时期了。当时，演化机制的证据尚不明了，而其起效的途径 遗传学 尚在萌芽之中。这些问题在２０世纪初的几十年里全部得以解决。从那时起，演化和自然选择的证据 “你方唱罢我登场”，击溃了一切针对达尔文学说的科学质疑。尽管生物学家发现了越来越多达尔文永远无法想象的现象（比如说，以 DNA序列为基础分析演化上的亲缘关系），《物种起源》所呈现的主体理论仍旧屹立不倒。今天，科学家们已经有了足够的信心来确信达尔文学说，正如他们确信原子的存在或微生物引发了传染病一样。

那么，我们为什么还需要一本书，来对一个早已成为主流科学之一的理论给出证据呢？毕竟，不会有人写一本书为原子的存在或为疾病细菌学说提供证据。为什么要对演化论区别对待呢？

没有理由 却又有太多理由。诚然，演化与任何其他科学事实一样坚不可摧（正如在本书中将要讲到的，远非“仅仅是个学说”），科学家们也不再需要任何说服；但在科学界之外，情况却不太一样。对于许多人而言，演化论啃噬着他们的自我意识。如果说演化告诉了他们什么，那就是人类不仅仅与其他生物有着亲缘关系，还与它们一样，是盲目无情的演化之力的产物。如果人类只是自然选择众多的产物之一，那么我们也许根本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你可以理解为什么这会令许多人坐立不安，因为他们认为人类是与其他物种完全不同的，是神为了特别的目的而创造的。我们的存在还有任何区别于其他生物的目的或意义吗？演化论还被认为是对道德的一种侵蚀。毕竟，如果我们只是动物，那么为什么不像动物一样行事呢？如果我们不过是长着大脑袋的猴子，什么能让我们保有道德呢？没有任何其他的科学理论引发了如此巨大的内心焦虑或心理抗拒。

很明显，这种抗拒很大程度上滋生于宗教之中。你或许能找到没有神创论的宗教，但你找不到没有宗教背景的神创论。许多宗教不仅笃信人类是特别的，还否认演化，断言我们和其他物种都是神在转瞬之间创造出来的。尽管许多宗教信徒都找到了让演化论与他们的精神信仰相容共处的方式，但这种共存的前提是：他们不能死板地遵从神创论的 “真理”。这就是为什么在美国和土耳其，反对演化论的呼声最为高涨 这两个国家充斥着原教旨主义者。

统计数字无情地揭示了我们对于演化论这个简单理论的抗拒程度。不管有多少无可辩驳的证据显示了演化论的正确性，年复一年的抽样调查却告诉我们：美国人对于这一生物学分支抱有令人沮丧的怀疑态度。例如，在２００６年，３２个国家的成年人接受了一项抽样调查：对于 “就我们所知，人类是从早期的动物物种发展而来 ”这一论述，受访者需要判断其是 “正确”、 “错误”，还是 “不确定”。这个论述在今天当然是正确的：正如本书后面将要讲到的，基因和化石证据都表明，人类源自于一种灵长类，后者在大约７００万年前与黑猩猩分化自一个共同的祖先。然而，只有４０％的美国人 １０个人中只有４个 认为这一论述是正确的（较１９８５年又降低了５个百分点）。这个比例几乎相当于持否定观点的受访者比例：３９％。而其余２１％的受访者则仅表示自己不太确定。

当我们把这些数据与其他西方国家的数据相比较时，结果显得更为刺目。在抽样调查的另外３１个国家中，只有土耳其这个盛行原教旨主义的国家对演化论有着比我们更低的接受率（２５％接受，７５％反对）。欧洲人的调查结果则好得多，在法国、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国家以及冰岛，超过８０％的受访者都认为演化论是正确的。在日本，７８％的受访者同意人类是演化而来的。试想一下，如果在一项原子理论接受程度的调查中，美国竟然排在了所有国家的倒数第二位，恐怕人们会立即去着手提高物理学教育水平的。

而当人们不是在讨论演化论正确与否，而是在讨论应不应该在公立学校中讲授演化论时，情况更糟。将近三分之二的美国人认为，如果能够在科学课堂上讲授演化论，那么也应该可以讲授神创论。只有１２％的人 ８个人中只有１个 认为在讲授演化论的时候，不应该提到还有神创论这样的其他理论。或许 “教育不能忽略任何方面 ”这种意见凸显了公平竞争的美国精神，但一个教育工作者却会因此感到极度沮丧。为什么要把一种尽管得到广泛接受但不可信的基于宗教的理论，与一种明显正确的理论一同讲授？这就好像是要求在医学院中讲授西医理论的同时，还要讲授萨满的巫术；或在心理学课堂上讲授人类行为学理论的同时，还要讲授占星术。或许，这些都还不是最恐怖的：在美国中学的生物学教师中，将近八分之一承认曾经不顾法律的禁止，在课堂上介绍了神创论或智能设计论，并将之作为达尔文学说的一种可供选择的替代科学。（你大可不必对此感到吃惊，因为有六分之一的教师相信“上帝在最近１万年内创造了人类，其当时的形式已经相当接近今天的我们了”。）

自然界中至少有一件事情是确定无疑的：为了生存，每一种动植物似乎都经过了精致的，甚至近乎完美的设计。乌贼和比目鱼能够改变身体表面的颜色和花纹，让自己与环境浑然一体，从而消失在猎食者和猎物的眼中。黑夜中的蝙蝠备有雷达似的装置，可以对昆虫进行定位追踪。蜂鸟能在空中悬停，还可以瞬间变换位置，远比人类的直升机敏捷得多；它还有长长的舌头，能够吮吸花朵深处的蜜汁。而那些为它们提供食物的花朵也像是设计出来的：在蜂鸟的帮助之下完成了 “性生活”。因为在蜂鸟忙于享受花蜜时，花粉就已经附在了它的嘴上；当它换到另一朵花上继续大吃大喝时，实际上就为那朵花完成了授粉。大自然简直像是一部上足了润滑油的机器，而每一个物种就是这部机器上彼此精密咬合的齿轮。

所有这一切意味着什么？当然是其背后有一位高明的技工 对于这个结论最为著名的表述来自于１８世纪的英国哲学家威廉?佩利（William Paley）。他认为，如果偶然在地上发现一块表，人们当然会把它看作是一位表匠的作品；与之类似，既然存在着充分适应了大自然的生物体，及其精巧的特性，那么必然暗示着天上有一位全知全能的设计师 上帝。让我们看看佩利的分析，这是哲学史上最著名的论述之一：

当我们开始检查那块表的时候，我们发觉 它的一些部件是被设计出来的，并且组合在一起以达成某些目的。譬如说，它们被规矩地排列一起，并经过精确的调校以运转；这种运转相当规整，可以指示一天里的时间。我们还会发觉，如果表的不同部件改变了形状或尺寸，或是以不同的方式或顺序被组合在一起，那么这个装置要么就完全不能再运转，要么就无法实现本该由它提供的服务。..其中暗藏着发明创造的蛛丝马迹，显现着设计构思的马迹蛛丝，这些都存在于一块表之中，也同样存在于大自然的一切之中。两者的不同之处在于，大自然所包含的发明与设计更为繁多，更为伟大，其程度超越了任何计算的可能。

佩利的论述是符合常识的，同时也是陈旧的。当他和他的那些 “自然神学家 ”同事们一起对动植物进行描述时，他们坚信自己正在做的工作是为上帝的伟大性与精巧性进行分类整理 这些特性已经被上帝置于自己的造物之中。

１８５９年，达尔文在给出回答之前，首先自己提出了设计这个问题：

那些细腻的适应性或存于有机体各个部分之间，或存于有机体与环境之间，或存于有机体与其他有机体之间。所有这些适应性何以变得如此完美？我们可以看到许多优美的共适应：最明显的莫过于啄木鸟与槲寄生之间的共适应；稍逊一筹的是最为卑贱的寄生虫，它们紧紧附在四足动物的毛发或鸟类的羽毛上；还有某些甲虫的身体结构，令之可以深潜到水下；还有长着羽毛的种子，乘着最轻微的呼吸也能起航远行；简而言之，美丽的适应无所不在，存在于有机世界的每一个部分之中。

达尔文对于设计之谜有他自己的答案。作为一位聪敏的博物学家，达尔文最初在剑桥大学学习的目的却是成为一位牧师。颇具讽刺意味的是，他在学校里的房间曾经就是佩利的。达尔文深知像佩利那样的论述具有诱人的威力。一个人对关于植物与动物的知识了解得越多，就越是惊讶于这样一个事实：生物被设计得能够完美匹配其生活方式。于是乎，认定这一切源于有意识的设计，只是一个再自然不过的结论罢了。然而，达尔文的目光却越过了表象。他以大量的证据为基础，提出了两个概念，永远地驱散了 “有意识设计 ”的论调。这两个伟大的概念即是演化与自然选择。达尔文不是第一个想到演化的人。在他之前提出这一概念的颇有几人，其中还包括他自己的祖父，伊拉斯谟?达尔文（Erasmus Darwin）。此人为演化观念的传播做了不少工作。不过，通过自然界的数据来说服人们相信演化观念的人，达尔文是第一个。至于自然选择的观点，则完全是达尔文的独创。有一件事情可以充分体现达尔文的天才之处：自然神学在１８５９年之前为大多数受过教育的西方人所接受；然而它却在几年之内就被一本五百来页的书击败了。这本书就是达尔文的枟物种起源枠，它把对生物多样性之谜的解答从神学领域带入了真正的科学轨道。

那么什么是 “达尔文学说”？答案很简单：基于自然选择的演化理论。这个简洁而深刻的学说却如此频繁地为人所误解，甚至有时还会被人故意歪曲。故此，在深入探讨之前，我们着实有必要先列出其基本要点和主张。当我们讨论相关的证据时，还会不断重新提及这些要点和主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