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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07-13 15:41

小镇做题家,熬出头有多难?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理想国imaginist (ID:lixiangguo2013),作者:熊Mur,头图来自:《阳光普照》剧照


前不久,某媒体刊发了一则热点事件评论,其中有这样一段话:


“考编的普通人大有人在,这些小镇做题家每天上培训班,做真题卷,也仍然考不中那个能为他们带来安全感的编制内职务。所以当看见能从市场上赚大钱的明星,还要分走几个编制内身份时,总觉得抢了自己的坑。”


几乎是一边倒的,公众表达出对这段充满嘲讽的文字的愤怒,关于“小镇做题家”的讨论也再度成为热点话题。


2020年,在豆瓣“985废物引进计划”小组中,“小镇做题家”这个名词与当年的高考几乎同时诞生。最初,这个词指代的是那些考上985、211等重点大学、离开“小地方”去到大城市的小镇青年,更多时候,它带有一种小镇青年的自嘲精神。


除了考上重点大学的小镇青年,更多的孩子没有考上重点大学,只能选择专科学校、二三本就读,他们和其他同龄人一样日复一日被困在题海之中,渐渐地,小镇做题家涵盖的范围不仅限于“98five”。


和很多人一样,今天写这篇推文的我,也是一个来自县城的小镇做题家。我们出生在经济不那么发达的省份,不在省会最好的学校念书,但也凭高考拿到了大学的入场券,直到进入大学的那一刻,才发现,其他同学走着和我们人生截然不同的升级打怪路线。


当你以为高考看分数的时候,你发现周遭总有一些同学有别的渠道上大学,有的通过特长招生,比如球踢得不错、会拉小提琴;有的通过竞赛保送,而你所在的县城高中根本没有什么竞赛班;有的通过自主招生,但各大高校的自主招生名额往往只分配给省里几所超级中学;还有的参加创新比赛拿了奖......这些考大学的途径,对大多数小镇青年来说闻所未闻,你能做的,只是刷题,尽最大的努力用读书改变命运。


进入社会之后,显然,找一份好工作比高考还要残酷,“考公”已经是为数不多不看“出身”的一种选拔方式了。


通过教育实现精英再生产


十多年前,如果说“高考是普通人向上流动的重要途径”,大多数人还会表示赞同,而现在越来越多人对这一点保持怀疑。


7月5日,在教育部举办的一场新闻发布会上,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司长吕玉刚表示目前县中数量占了全国普通高中总量的一半以上,有近60%的普通高中学生在县中就读。


焦心的小镇父母们,在能力所及的范围内,会把孩子送到本地最好的学校,甚至超级中学,每年,超级中学不仅会吸走一大批优质考生,还会捞走县城的优质师资。而留在县城的孩子们,面对的困境可想而知,匮乏的教育资源不仅会影响升学,还会影响到日后的求职。


学者劳伦·A.里韦拉(Lauren A. Rivera)在《出身:不平等的选拔与精英的自我复制》中揭露了一个残酷的事实:经济特权从一代传递给下一代采用的是更间接的方式,且很大程度上是通过教育体系完成的。


在美国,顶级商学院和法学院的学生超过半数来自收入在全国位列前10%的家庭;在国内,重点高校生源也呈现了类似的特点,清华大学1990年的农村生源比例为21.7%,到了2000年,下降至17.6%,2020年,在一系列政策的影响下,这个数字又回到了20.2%。


享受着更优质教育资源的孩子,进入重点高校的几率远大于小镇青年,形式也更加多样,以2021年的上海为例,132个被保送入清北复交等17所高校的学生中,仅上外附中就有95人。


研究表明,接受过高等教育和收入较高的父母会将重要的经济、社会和文化优势传给下一代,以此实现精英的再生产。


富裕家庭会为孩子投入更多的教育成本,比如买一个好的学区房、上私立学校、各式各样的辅导班&兴趣班,这些投入都会在日后给孩子加码;到了大学,来自富裕家庭的孩子更不用操心学费和生活费的问题,能够把精力用在学业或者社交上,建立起有价值的社会关系,进入社会后,父母的社会关系网也能为他们保驾护航。



除此之外,还有文化资源——知识框架、观念框架、解释框架、行为框架——的影响,这类资源其实肉眼并不可见,人们通常无法意识到它们是制造不平等的机制。


经济地位决定了人看待世界的分歧和处世立身的差别。当物质匮乏时,人们通常把生存需要作为第一选择,实用、能立刻见效就是最好的,而身处富裕&特权阶层的人,选择的事物通常是不易获得、抽象的,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金钱与精力。举一个最直观的例子,找工作时,富裕&特权阶层更注重工作过程中的满足感和乐趣,而工薪阶层更看重薪资与稳定。


这种差异会引导个人走向和父辈相同的社会、教育和职业轨迹,由此造成了阶层再生产,工人的儿子是工人,富豪的儿子仍是富豪。


提出文化再生产理论的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厄曾写道:“对于一些人来讲,学到精英文化是用很大代价换来的成功;对另一些人来讲,这只是一种继承。”


不同阶层的文化符号也会影响人们对一个人的判断,比如富人的高级套装、穷人的普通衣着,能够很直观地反应一个人所处的经济地位,而人们更倾向于相信处于高社会阶层的人比低阶层的人更有能力、更值得信任,也更受人喜欢。经济地位高的阶层通常也控制着社会中的守门机构,是游戏规则的制定者,无论如何,他们总可以找到有利于自己的方式来操纵标准。


和小镇做题家相比,出身经济地位高阶层的孩子们,更善于表达也更自信,老师们也会为他们投注更多精力。“小镇做题家”这个称呼,在某种意义上,也显示了小镇青年在文化和心理上无法向上融入的困顿与沮丧。


好出身=好工作


社会学家区分了两种分配高地位工作机会的方法:在竞争性(contest)体系中,竞争面向所有人开放,成功与否取决于个人表现出来的能力;在荐举性(sponsored)体系中,目前占据要位的精英直接选定获胜者,或通过第三方挑选,这种方式常被用于最顶尖的工作领域。


而在大多数招聘中,看似是人人都可以排队获得机会的工作,本质上只有获得精英机构(重点高校)或者精英个人举荐的人才被允许入场。从开始投递简历的那一刻,求职者就开始进入一个并不平等的竞技场,不同经济阶层带来的优劣势也会开始显现。


每年的秋招和春招,各大企业都会在高校中进行宣讲,不同的企业对进行宣讲的高校都有所侧重,不约而同的是,企业几乎都只在重点高校做宣讲,而全国3000多所高等院校中,211和985仅占100多席,大多数学校都不会被划入宣讲范畴。律师、金融等行业,还有明显的学校鄙视链。


对企业来说,把申请者缩小到仅有的几所学校之内是节省人力和时间成本的有效手段,哪怕在其他学校之中不乏优秀的求职者,企业也不会花费精力去那些学校做宣讲。从另一个方面来说,企业之所以选择没有工作经验的名校毕业生,是因为他们的名校文凭能侧面证明这个公司的潜在价值。



除去校招,各大企业面对的非名校出身求职者的招聘,也仅仅是一扇虚假的大门,你投递的简历入了简历池,人力资源在做筛选时,仍然会以学校作为筛选条件。相比在简历池筛选,他们更愿意相信私人推荐,如果有不错的社会资源,有时候,一个内推比投几十封简历都管用,但往往,这些私人关系又与经济地位捆绑。


在《出身》中,里韦拉采访了一位求职者,她说:“我根本没有办法让公司理我……我转学到了哈佛,因为我知道它能帮我打开职场大门。”在美国,从1980年代到1990年代,父母收入对孩子进入名校的正向影响翻了一倍,且一直在增加。


名校生中,很多学生出身经济地位高的阶层,与此同时,他们还拥有宝贵的私人关系。名校里的小镇做题家尚且能够拼一把进入顶尖行业,对于其他小镇做题家来说,拿到一张入场券都是天方夜谭。


小镇做题家还有出路吗?


黄灯在《我的二本学生》中写了这样一段话:“根据我的观察,在中国大学的层级分布中,不同级别的大学,学生去向会对应不同的城市。顶级大学对应的是全球最好的城市;重点大学对应的是一线城市、省会城市;一般大学对应的是中小城市、乡镇甚至乡村。一层层,一级级,像磁铁吸附着各自的隐秘方阵,干脆利落,并无多少意外发生。”



2000年,“倒丁字型”,社会中下层或下层比例、数量巨大,工人、农民、农民工占社会群体的比重过大,中间层弱小, 中产阶层明显缺失;2010,呈“土字型”,农民明显减少,流动到了社会的其他阶层,农民层的基数还是很大。(图源 李强《中国离橄榄型社会还有多远——对于中产阶层发展的社会学分析》)


但毫无疑问的是,教育仍然是向上流动的重要方式。一般认为,中产阶层的发展和壮大、橄榄型社会的形成,是一个健康的社会形态,第五和第六次人口普查也显示了人口向上流动的趋势,而其中很大一部分的流动都是通过学历提升获得的。


在“县中塌陷”的声音里,我们看到了一个令人鼓舞的特例,今年江西省文科状元徐皛玥,来自宜春市铜鼓县的县城高中,她也是这所高中时隔19年之后又一个清北生。


⌈人物⌋昨天刊发的特稿《一个高考状元,和一所县中的自救》里,描述了这个县城高中的困境:2003年还能出5个清北生,在经历生源、师资流失之后,直到今年,才有了一个徐皛玥,虽然和她的同学们相比,她依然断层式领先。


除了学历外,就业也是另一种向上流动的方式。在《出身》一书中,作者揭露就业与教育一样,正在成为美国精英群体自我复制和再生产的路径,精英雇主在招聘中评估应聘者价值的方式极大地偏向了有社会经济特权的孩子,但并不是没有“逆袭”的范例。


在中国,相对公平的高考和考公,尤其能牵动公众的神经,小镇做题家,五个字背后,是每一个勤勤恳恳努力向上的普通人。


在当下不太友好的求职环境下,转向考公似乎是一个最为稳妥的办法——只要达到一些硬性的标准,你就可以报名考试,在这一刻,没有名校加持,也没有背后的社会关系,每个人都凭借一份试卷来定胜负。


对小镇做题家来说,考公不仅仅是一份安稳的工作,更是为数不多能够向上流动的一线希望。这就是为什么要追求一个热点背后的程序正义,如果天平倾向了少数人那一边,那就意味着向上的渠道被堵死了。


正如清华大学社会学教授李强说的那样:“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应该是充满机会的社会,应该为社会成员提供通过竞争实现地位上升的渠道,任何人只要努力都有上升的机会。”


参考

[美]劳伦·A·里韦拉《出身:不平等的选拔与精英的自我复制》

李强《中国离橄榄型社会还有多远——对于中产阶层发展的社会学分析》

人物《一个高考状元,和一所县中的自救》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理想国imaginist (ID:lixiangguo2013),作者:熊M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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