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冰川思享号（ID：icereview），作者：任大刚，题图来自：视觉中国

在互联网时代，公共记忆正在丧失。

一

我一个老乡开了家公司，专门售卖光存储设备。

据他介绍，他的光存储设备能够存储信息50~100年，且不会受到电磁干扰，其目标客户对象，是银行、医院等数据量很大，且需要保证数据绝对安全的机构。

据他说，目前我们主流的存储设备，是磁存储，只能存储10年左右，且很容易受到电磁攻击。

我对这个光存储设备很感兴趣。

自从2000年开始用上电脑，我几乎就没有再手写过超过200字的文章，2004年用上数码相机后，胶卷就退出个人历史舞台。

所以，20年来，记录个人所思所想的文章，以及记录个人和家庭的照片、视频，几乎全部数字化了。

电脑、手机、硬盘在不断更换，这些个人的数字财产也在不断转移中。有一次，我发现要把旧电脑硬盘中的数据导出来需要20多个小时，只好放弃，把整台电脑放在家里不起眼的地方。

有个朋友建议我拆下硬盘，就可以把旧电脑扔掉了事。

但是我担心将来的电脑在数据接口上不匹配。譬如如果你现在手上有20年前3.5寸的软盘，你到哪里读写去？你有十几年前的光盘，你到哪里读写去？

所以，当我听说我的老乡手上有能够保存数据好几十年的存储器，再也不用反复转移，自然是很关心的。但可惜并没有家用款，这是很大的遗憾。

每个人，每个家庭，现在手上都有越来越多的数字财产。

但这些财产一旦丢失——实际上也很容易丢失——在没有胶卷照片、也没有在互联网平台上发布过文字，云平台要花钱且也不安全的情况下，个人和家庭的所有记忆，很可能全部抹去。

二

实际上，即便把文字、照片、视频放在网上，也很不可靠。

首先，你不大可能主动把涉及隐私的数字化财产放在网上，只能自己保存，后果如上。

其次，个人放在网上的数字化作品，实际上存储在其他公司或机构的服务器上。如果这些公司不想保存了、破产了、不可抗力被删除了，你的这些数字化作品也是烟消云散，连一点灰烬都没有。

譬如，我曾经服务过的《东方早报》，网站已经关闭，不能访问了，你要查阅某年某月某日报道了什么内容，只能去图书馆——幸好还有图书馆，要不然若干年后你跟人说在东方早报工作过，说不定还需要找个信誉比较高的人拍胸脯，担保这事是真的。

互联网早期，几大门户网站成天转载大量平面媒体的报道。

但是，我越来越担心，这些门户网站某一天会因为经营不善或别的什么原因，关闭了他们的服务器，网络世界里曾经的一长串社会记忆，也就被清除了。

而且事实上，通过某搜索引擎，已经很难找到十多年前的信息，要么就是服务器关闭了，要么就是因为什么原因不给看了。

我曾经因为写作某段时间比较热门的社会话题，在某个学术网站找到过数百篇新闻报道、学术研究等资料。

但是过了一两年，打算做些更深入的思考，再去检索的时候，关于这个话题，一篇文章都找不到了。它已经凭空消失，在互联网记忆中被彻底抹去。

三五十年后，如果没有故纸堆可翻，这件事就不算存在过，如果那时候又出现这种事情，那时候的人们一定丧失了历史经验，会重新思考怎么应对处理。

即便有最新的技术，人类也免不了像他们的远古先人一样，不断地原地打转。

三

有人说：互联网是有记忆的。我不大赞成这个看法，我觉得，“互联网的记忆是可以改写的”，可能更准确的。

在印刷时代，一本书、一份杂志、一张报纸，只要印出来了，送到图书馆、读者手中，公共记忆就固定了。当然，怎么解读是个人的事情。

但互联网时代，谁掌握了服务器，谁就掌握了公共记忆。

在互联网时代，传统出版业普遍地日薄西山，公共记忆的重任，已经从各个图书馆、各家的书房，转移到各种机构，尤其是大型机构的服务器上。

而机构的服务器又是如此脆弱。

机构破产了，重组了，这些经济价值不高的服务器，说不定就是个累赘，轻则停电；有点担当的兴许还封存在那里，指望着将来能够重启的那一天；完全不当回事的，可能已经当废品处理掉了。

服务器数据要涂改也很容易，简单地不让显示就行了。

公共记忆因此彻底受制于服务器。服务器说是什么，就是什么；它让公众怎么思考，公众就怎么思考。

四

这是人类自文字发明以来，面对的全新的课题。

文字（包括图像）的基本功能，无非交流信息和保存记忆而已。

文字的物理载体，从古至今，有树叶、龟板、竹木、金属、陶土、丝绢、纸张等等。文字的保存亦即记忆的保存，一在图书馆，一在个人书房。

但现在，物理载体正在快速消失，图书馆的功能已经不再单单是保存书刊杂志和报纸，出版业也是举步维艰。

集体的、公共的记忆，其凭托载体已经岌岌可危，加之服务器的如上所述之问题，可以大胆地预言，人类正在从一种记忆力超群的物种，蜕变为一种丧失记忆的物种。

丧失记忆的病症叫做“失忆症”。

失忆症的首要特征就是，搞不清“我是谁”。

成龙在1998年拍过一部贺岁喜剧电影《我是谁？》，讲的是一名中情局特工在一次执行任务中受重伤，流落非洲，忘记了自己的身份，受到中情局追杀，后来终于脱险并完成任务，也记起了“我是谁”。

▲电影《我是谁》剧照

据说，导演希望借此探讨当时香港人的“身份危机”。

如果你丧失记忆，不知道“我是谁”，你就不知道自己的身份，不知道自己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不知道哪里有坑，不知道阳关道何在，也不知道何处是独木桥。总之，不知道何去何从。

而如果是公共性的“失忆”，情况可能更为复杂和糟糕——我们是谁？我们何以是“我们”？“我们”曾经做过什么？经历过什么？我们曾经想做什么？做成了什么？为何成功又为何失败？哪里有坑？哪里有陷阱？……

如果所有这些都模糊不清，或者已经发生漂移，那么，很可能是全社会已经陷入一种病态。

这当然是一种坏的预言，但你无论如何往好处去想，其推论结果都是极其糟糕的。

五

在互联网时代，捍卫公共记忆是一个紧迫的议题。

但是在技术浪潮面前，这种人文呼吁往往显得软弱无力。迫于经济原因等等，那些机构的服务器是指望不上的。而个人的努力，往往脆弱不堪。

我们或许只能指望一种更新的技术，来一场“恶人自有恶人磨”。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冰川思享号（ID：icereview），作者：任大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