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忽左忽右Leftright （ID：leftright2018），作者：程衍樑、沙青青、刘怡，文字整理、排版：谢新月，原文标题：《忽左忽右191｜日本近现代刺客谈》，头图来自：《樱田门外之变》

日本幕末政治暗杀频繁对晚清革命派的影响

程衍樑：在晚清的历史中，革命党人在从事革命的时候，尤其像光复会这么一支华东的革命派，也在大量地进行“政治暗杀”。这有没有受到过日本幕末这批人的影响呢？

沙青青：我觉得影响肯定是有，大概有两个源头，一个是受到日本幕末到明治时期的政治暗杀的影响，另一个是受到俄国的无政府党人的暗杀的影响，这两个源流到清末这批革命者的身上又是合一的。

这批清末的革命者从俄国无政府主义者的事迹中吸取了经验，这些事迹又是通过日文资料看来的。他们看了很多日本当时对俄国的无政府主义政治暗杀的介绍，然后吸取了这些“养分”。他们在翻译中会把这批人称为“虚无党”——虚无党人的暗杀。所以说既有俄国的源流，又有日本的源流，然后两者合一，又通过日本的引介被放大了。

当时很多人会把明治维新与暗杀事件建立起一种因果联系——正是因为幕末志士不畏牺牲，勇于抛头颅撒热血，搞暗杀，明治维新才能成功。这是一个成功的模板，所以说我们应该效仿。何况孙中山在他自己的革命方论里，也对革命的阶段做过划分，第一阶段是破坏时期，就是要实施军阀的统治，以革命军为主力，打破满清专制。在这套理论里，暴力是不可避免的，甚至是必须的。

由此而来，很多革命者也会谈到，考察世界各国的独立运动，暗杀肯定是必不可少的，他们甚至会引证幕末和俄国无政府主义者的暗杀事件。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吴樾刺杀晚清留洋五大臣的事件。而且从吴樾的言论中，会发现很多与幕末的政治暗杀有高度统一性的描述。

程衍樑：对，吴樾写过一篇文章，叫《暗杀时代》，他说：“排满之道有二：一曰暗杀，二曰革命。暗杀为因，革命为果”。有一点暗杀先于革命的意思。

全球民族主义兴起以来，政治暗杀在法律体系中被区别对待

刘怡：不光是在日本，在整个19世纪到20世纪初，政治暗杀在法律体系中都是被区别对待的。

在19世纪末期的俄国，有很多针对皇室成员和高级官员的暗杀活动，那些成功的暗杀者最后也只是被判苦役或者流放，而没有被判处死刑或者绞刑。这是19世纪以来，尤其是全球民族主义兴起以来，当时的法律体系存在的一个巨大的漏洞——带有政治性质的暗杀活动，不是普通刑事罪，不能按普通刑事罪来判。

所以为什么等到安重根刺杀伊藤博文时，日本人要把他当作一个普通的谋杀犯来审判。因为如果把这件事当作带有政治性质的暗杀行为来进行审判，按照之前欧洲乃至全球的量刑惯性，安重根很可能不会被判处死刑。

实际上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整个司法界，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为什么纽伦堡审判这么重要，因为在纽伦堡审判之后，才用危害和平罪和反人类罪来审判这种犯罪行为，而之前这些带有政治性质的犯罪，是难以通过一般的司法体系来判断和重判的。

在1950年代，联邦德国追捕纳粹残余时还遇到过这个问题，一些人被捕之后就宣称，他们对于犹太人的杀害不是普通的谋杀，而是带有政治性质的政治活动，不能按照普通的刑事罪来判。

到了1950年代后期，对于跟犹太人问题有关的纳粹德国的官员，联邦德国的法庭在审判和量刑时，就认为，不管是不是政治行为，就按照是不是符合一般谋杀的特征，来抓你、审你、判你。

反推到更早的时期，在19世纪后半期和20世纪前期，对于这些“政治暗杀”，无论是在舆论上，还是在司法的实际操作过程中，都有挺大的一片盲区。包括中国著名的施剑翘暗杀孙传芳的案件，就是因为一个普通的谋杀被上升成了带有政治色彩的行为，引起了社会舆论巨大的反响，最后这件事也是从轻处理了。

沙青青：前面刘怡提到了安重根，他后来被判死刑，这个死刑的判决过程其实当时在日本内部也引发了很多争议。

安重根的审判地在什么地方呢？在中国的租借地，关东州，他不是被拉回日本本土去判的。当时安重根有个辩护律师，叫做水野吉太郎，他提出一个质疑，认为安重根应该被拖回东京审判，日本方面在关东州没有审判权，他对司法管辖权提出了质疑。甚至在日本方面，检察官沟渊孝雄也认为这个案件是一个政治刺杀事件，参照之前李鸿章马关遇刺和沙俄皇储大津遇刺两个事件，安重根可能不会被判处死刑。

但跟前面刘怡提到的一样，最后东京方面把这件事当做了一个普通的刑事案件来处理，而不承认它是一个政治性的暗杀事件。

安重根本人在审判和被囚期间，为自己做辩解的时候，也说自己刺杀伊藤博文不是出于个人恩怨，而是以大韩义军参谋中将的身份在进行战斗。

但日本方面则有意识地要淡化这件事，把它全权交由关东都督府处理。这个事情一旦被拿回东京审判，法务省参与其中的话，很可能就会涉及国际法的问题，因为刺杀地不在日本，在哈尔滨，整件事会变成一个非常复杂的国际政治事件。所以基于这种考虑，日本的外务大臣小村寿太郎是直接派人到旅顺去，监督了整个审判过程。

日本左右翼势力与政治刺杀行为

刘怡：今天我们依然会提到，在战后日本，有一些右翼势力不承认战争责任、否认历史问题。但如果把这些行为放到欧美的政治光谱里，否认历史责任、要求强化日本武装实力的这些人更接近极右翼，例如勒庞和德国另类选择党等势力。反过来讲，像安倍和自民党这种主流，他们在欧美政治中可能被称为“中右翼”，也就是保守派。

我觉得我们在谈论日本政治和日本社会的很多现象时，也许不能把保守和极右翼两个概念混为一谈。

关于极右翼这个东西，在战后日本极右翼思想谱系的发展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的三岛由纪夫就有一个观点，极右翼不是什么政治态度，而是一种非常强烈的情感。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才是极端民族主义和极右翼能跟极左翼产生关联的原因，因为它是一种情绪和行为表达，而不是一种非常成体系的思想和政治理念。

反过来讲，7月8号刺杀安倍的这个人，他也可以是一个完全没有深思熟虑的个人袭击者，他甚至不需要很清晰地从属于某个政治集团和政治派别。这种个人袭击者通过个人行为来表达政治诉求或者仅仅是宣泄情绪的事件，其实在世界历史上也是很常见的。

我在《武神与将军》那本书里也提到过暗杀希特勒的一些人。其中有一个案例，1939年想要在慕尼黑啤酒馆炸死希特勒的实施者，他其实是一个已经脱离了组织关系的前德共党员，他跟其他的反希特勒势力也没有任何的接触。他就是个人对希特勒非常憎恨，然后又有使用爆炸物和组装炸弹的经验，所以就实施了这样一个活动，也没有什么人去指使他、赞助他。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觉得无论最后查明暗杀安倍晋三的这个人，到底是属于哪个政治组织，或者到底有什么政治理念，都不影响他的暗杀是一种非常极端的、个人化的情绪和行为的表达。

程衍樑：我觉得三岛由纪夫说的那个，极右翼不是一种思想，而是一种情感，抓得很到位，不愧是大文豪，一下子抓住重点。

沙青青：其实看日本战后的对政治人物的暗杀和行刺事件的话，这种色彩还是挺重的。

刺杀岸信介的人也是一个极右翼分子，就拿了一把刀上去捅了一下，虽然捅到了大腿，但没有捅到动脉，岸信介捡了一条命。还有在此之前，暗杀社会党的浅沼稻次郎的也是一个极右翼的青年，二十岁不到，拿把刀就上去了。

类似的事情在整个60年代也很多。当时的美国驻日大使，著名的历史学家赖肖尔也被右翼分子捅过一刀，扎在了腿上。但事后根据这个行刺者的交代，他也没有什么明确的政治动机，似乎就是处于精神不正常的状态。他隐隐约约有一种民族主义的倾向，但你也找不到他背后有什么明确的政治势力所属关系。类似的行为在战后日本有非常多，对很多刺杀者都难以追究出一个明确的所属政治派系。

这跟我们上次聊的日本赤军就不一样。当时这批左翼闹事，无论是搞社会事件也好，还是搞造反行动也好，都有明确的政治口号和政治主张，而且事后团体的组织黏性也非常严密，但感觉右翼很多都是这种独狼暴走式的暴力事件。

本期提到：司马辽太郎 / 井上靖 / 井伊直弼 / 滨口雄幸 / 川岛芳子 / 近卫文麿 / 犬养毅 / 荒木贞夫 / 宇垣一成 / 李奉昌 / 尹奉吉 / 白川义则 / 金擎天 / 东条英机 / 石原莞尔 / 牛島辰熊 / 三笠宮 / 岸信介 / 浅沼稻次郎 / 伊藤一长 / 石井纮基 / 金丸信 / 埃德温·赖肖尔 / 安重根 / 伊藤博文 / 吴樾 / 大津事件 / 大正民主 / 血盟团事件 / 五一五事件 / 二二六事件 / 朝鲜义兵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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