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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07-23 09:00
当代年轻人,为何人均“社恐”?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GQ报道 (ID:GQREPORT),采访、撰文:康堤,编辑:王婧祎,运营编辑:欣桐,题图来自:《我的解放日志》


你是否在参与社交时先给自己贴上“社恐”的标签?是否在日常生活中感受到一种难以名状的痛?是否感受到一种围困,却不知道自己被关在哪里?电视剧《我的解放日记》中,女主角在通勤的列车上被倦怠感萦绕,“所有的人际关系都像在工作,清醒的每个瞬间都在劳动。”


杜素娟是华东政法大学文伯书院教授,开设的中外文学课广受学生喜爱。她被称为“妈式学者”——称呼学生为“孩子们”,她的办公室像是一间青年告解室,23年来学生来来去去,他们在这里讲述痛,她以最大的同理心理解痛。讲社恐,她说“做自己一定很痛。”讲“内卷与躺平”,她说“最后你什么都改变不了,只能做出自卫的姿态。”她鼓励年轻人抱持自我意识,警惕模板化人生,并认为“对社会来说,这样的人太珍贵了。”


我们和杜素娟聊了聊年轻人的痛,这种痛合理且必要,甚至是一条解放自我之路——“你要努力去理解自己,努力跨过一条艰难的道路,最终找到自己的合法性。”


被泛化的“社恐”,一种防御与抵抗


GQ报道:如何理解社恐这个词?我们今天的讨论范围不是作为神经症的社恐,而是作为一种社会情绪或者人格标签的社恐。


杜素娟:我在学校教文学通识课程,会接触各个年级各个专业的本科生。经常有学生找到我说,老师,我是“社恐”。你会发现,大部分情况TA可能只是内向、不合群。但为什么内向和不合群会套用一个原本的医学概念“社恐”?这就成为一个现象,“社恐”被泛化使用了,它的外延被无限扩大了。


我经常反问他们,内向外向、合群不合群,本身指向的是个人和群体的关系。如果外向不是问题,内向怎么会是一个问题?社会职业是多样的,不同性格做不同工作。



你会发现,这是由社会环境、自我意识等多方面共同造成的一种自认为的社恐——一个正常的特点,却引发我们紧张和恐惧,并泛化为“社恐”一词。


GQ报道:“社恐”标签的泛化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比如在很多社交场景下,我们都会不由分说地贴上“我是社恐”的标签。


杜素娟:社会性存在于我们的基因里,人在群体里才觉得安全,离开群体就会感到不安。但对中国青年来说,更重要的因素不在这里,而是我们的人情社会。


人情社会的特点之一,就是熟人成为一种资源,认为熟人越多,越容易达成目标,没有人脉寸步难行,不会社交就是无能。你会发现,如果孩子是内向的、不善于交际的,家长就会很焦虑,担心孩子将来在社会上吃不开。在一个更为现代化的社会里,这种关联应该是越来越淡的。人脉成为决定性要素,其实是社会滞后的表现。


年轻人动不动就给自己贴“社恐”标签,我觉得是防御措施,就像“躺平”对“卷”的防御——社会、家庭对你的要求很高,你被迫不断提升自我要求,但是很多时候这种提升既违背自己的意愿,又在能力上达不到。你的压力、畏惧感也相应地提高了。最后你什么都改变不了,只能做出自卫的姿态。


这其实是一种变相的主动性——我没有办法改变,但是我主动做到一点,就是我不会为此感到沮丧,无论我内心有没有接受,我先承认我是一个社恐了,你不要对我有很高的期待,我也不会对自己有很高的期待,以此减轻我作为一个交际能力不行的人的负罪感,甚至是抵抗这种负罪感。这是一个人自卫的表现,是一个好事情。


GQ报道:所以年轻人自称“社恐”是有积极意义的?


杜素娟:面对一些世俗标准不同的态度,社恐有两种类型。一种是很想达到世俗标准,认同而未达到之前所感到的痛苦;一种是怀疑现有的标准,当你拒绝规训时一定也会产生痛感,这个痛感表现成社恐。


拜伦有句诗歌,“我站在人群中却不属于他们;也没有把头脑放进,那并非而又算作他们的思想的尸衣中。”拜伦感到惶恐,担心群体会淹没他,夺取他思想的自由。当一个人感到与群体不太融洽的时候,有些是天然安静的性格使然,还有一些来自强烈的自我意识,潜意识中的拒斥。



这样的人越多,社会的个性化和创造性越强。对社会来说,这样的人太珍贵了。


一个个体,如果完全寄希望于别人的认同,可能是悲哀。别人的认同可以成为结果,但不可作为目的。追求别人认同,你就一定会做一件很不明智的事,就是按照别人的要求和喜好来塑造自己。一些世俗标准常常是粗暴的,无法顾及个体的差异性,很多时候意味着个性消弭。


前段时间我在课上讲《了不起的盖茨比》,盖茨比的品质、奋斗能力、自我规划都比黛西强得多,但是他太希望黛西以及她所代表的所谓上流社会来认同他了,他按照黛西的标准来打造自己。盖茨比第一次带黛西走进豪宅的时候,作者写的是,他想通过黛西的眼睛得到认同。


当你对标一个对自己并不公平、也不符合个人条件的标准时,自我怀疑、自我否定、自我伤害必然会出现,这是第一个误区。


第二,如果你完全寄希望于得到别人的赞赏,才能感到成功和价值,那你的成功感可能非常非常低,你的愉悦感也会非常低。在社会关系当中,尤其在职场的竞争关系当中,按照人性,别人认同你的机率很低。我经常对学生说,学生时代可能是别人夸你频率最高的时代,等你进入职场后,你做得很好,领导未必夸奖你,你的同事也很难夸奖你,你的对手更不会夸奖你,你如果要靠夸奖来建立自信,这当然是死路。


完全寄希望于别人的认同与赞赏,是一种困局。如果你不能与这个困局切割,你就不能得到真正的自由,你的生活体验就会特别苦。因为你始终在等待,又等待不来,就会一直漂在那儿,不确定自己是谁。



我观察到很多所谓“社恐”的年轻人,TA虽然还没有明确自己的“合法性”,但我能从TA的神情、细节看到TA独特的部分。只不过TA那份独特是晦暗的。当自我接纳后,TA就会发出光彩来。


所以我们要做的就是要让这些孩子把负罪感拿掉,知道自己是珍贵的,更不是异类。当你淹没在世俗标准的规训里,淹没到40岁、50岁,我们就有个词,油腻了。


GQ报道:社恐的泛化跟社交媒体的发达也有关?一个人可能拥有多个社交网络,比如朋友圈、微博、抖音、小红书等等,你会发很多状态,但一到了线下社交,你会说“我是社恐”。


杜素娟:是的。在虚拟空间里,人的主体感和主宰性是很强的,你会觉得自己是这个空间里的王者,可以很轻松地营造自己的存在感,感到很舒适很自由。但转到现实空间去社交,这种主体感、主宰感瞬间全没了,你很容易在群体当中被无视,这种对比很强烈。事实上,现代社会的社交要求比之前降低了,但心理感受上,你会觉得社交难度更高了。


接纳自己,走出自我否定的黑洞


GQ报道:您刚才提到,您的学生会说自己是“社恐”,他们一般遭遇了什么具体问题?


杜素娟:他们一般会在很郁闷的时候,到办公室找我聊天。这些孩子来了之后说自己是“社恐”,我就会开玩笑,你看你都有勇气来找我,说明你不是“社恐”。我知道更严重的孩子可能连找老师的勇气都没有。


每个年级都有这种情况,大一的孩子最普遍。首先,他们进入到一个陌生的空间。高中时TA有熟悉的老师同学,但到了大学,如果没有融入宿舍或者某个集体,TA就落单了,一个人孤零零的,自己找教室,自己去食堂,这种感受是很痛苦的。


其次,对年轻人最大的冲击是,TA不知道自己在这个空间里的位置是什么,自我价值是什么。很多人可能高中成绩还不错,但上了大学,会突然发现,我很弱,各方面都有比我强的人,我很受打击。这对新生来说是太大的考验了。


到了高年级,TA苦恼的不是落单了。即使依然没有找到伴儿,TA已经适应这种独来独往的模式了,但TA进入了一种更强烈的自我怀疑——一定是我这个人有问题。


我一般会帮学生分析,如果不合群是你的天性,那我觉得你应该学习接纳自己的天性,利用天性去发挥创造性。改变天性,既是痛苦的,也是无效的,而且将自己推向更深的自我否定的黑洞。


GQ报道:我觉得很多人的社恐反映一种纠结心态——无法完全融入,却又被其吸引,更无法完全脱离。并且知道如果不这样做,会损失一些机会和认同感,于是陷入矛盾之中。从实操上,如何突破这种心理?


杜素娟:这就是黑塞的小说《荒原狼》中描摹的心态。主人公是一个成熟的思想者,他觉得应该和别人交往,但是他又觉得特别无聊,有时候也很痛苦。如果是这种状态,且不是你必须完成的工作,我建议直接放弃。



我的孩子也遇到过这个问题。她上高中的时候落单了,班里还出现了霸凌倾向。到了期末联欢会,她就问我怎么办,我说那你就别去了。她又担心自己会不会社交脱节,我说你可以选择换个环境和人群。她后来在一个公益组织就自如很多,虽然不是很熟练,但是她不痛苦了。我说如果这样,你可以继续坚持。她在那个不痛苦的场合里慢慢锻炼出了她的社交能力。


从操作上我有两点建议。第一,不要硬性改变,不要把自己别扭得太厉害。如果你想改变,换个让自己舒适一点的场合和群体去锻炼;第二,你不如把时间和精力用来自我规划,专注在自己想做的事情上,从中获得快乐和满足,慢慢地你会变得更笃定更自信。不知不觉你就会发现社交问题迎刃而解了。你什么都没做,但它不再是问题了,不再困扰你了。


年轻人为什么这么痛?


GQ报道:您经常提到“年轻人的痛感”,年轻人为什么这么痛?


杜素娟:我觉得最大的痛就是不确定自己,以及价值虚无感。在自我认知长出来之前,那种卑微感是最痛的,感到自己无足轻重,甚至是透明的。


年轻人为什么这么痛?因为尚未长出为自己定义的能力,你手里所掌握的评价标准都是别人的,或是先于你而存在的一些世俗标准,但那些标准往往又不符合自己的情况,你会感觉到自己好像永远都达不到。



作为大学老师,我经常觉得无能为力,从幼儿园到高中,整个学习阶段,我们的孩子关于成功的体验太少了,自我满足的体验太少了。很多人喊口号,年轻人要自信,要阳光,你都没给过他自我欣赏的体验,他怎么可能不痛呢?一个班50人,可能40人都没有成功体验,而前10名也没有稳定的成功体验。


无价值感是年轻人要经历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阶段,几乎无人幸免。年轻人都很痛,但在这种卑微心理下,又难以交流这种痛。


GQ报道:也有人认为,年轻人每天喊痛是一种撒娇,和老一辈相比,他们赶上了社会物质大发展,有选择的机会和自由。您如何看待这种声音?


杜素娟:每个时代都痛,只是痛的点不一样。你看文学就知道了,每个时代都在写年轻人的痛苦,古今中外皆是如此。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时期,年轻人就在喊疼,《雷雨》不是喊疼吗?巴金的《家》不是喊疼吗?没有选择爱情的权利,没有选择人生的权利。可以说喊疼才改变了社会,推动了时代的发展。要说区别,可能有的时代,年轻人喊疼也无法被听到。


喊疼是必须的,这是年轻人的权利。为什么年龄大一点的人不喊疼了呢?因为人随着年龄的增长,有的麻木了,有的油腻了,有的完全妥协了,比痛感更可悲的是感觉不到痛了。


每一代年轻人从来不会因为撒娇而喊疼,他们喊疼都是因为他们真的疼。掌握话语权的前浪们应该认认真真地去听年轻人在喊什么痛,为什么而痛。说年轻人喊疼是撒娇,这种声音都是倚老卖老。我每次听到这种观点都很反感。只要有机会,我都是反驳他们,你变成父亲就忘记做儿子的痛苦了,你变成老师就忘记做学生的痛苦了。


GQ报道:在很多文艺作品当中,经常有“把痛苦嚼嚼咽了”的故事,鼓励囫囵吞枣式地处理痛苦。


杜素娟:对,我们面对痛苦经常是两种状态,要么幻想没有痛苦,要么鼓吹忍耐是美德。当你说忍的时候,依然有个前提,就是否定痛的价值和意义。


GQ报道:如果不谈论、不描述、不处理,痛就会变一种创伤代际传递。回到个体,我们该如何应对这种痛?


杜素娟:想要“治愈”这种痛,需要两个层次。第一层,寻找他人倾诉,唤起他人的共鸣,它会减轻痛感,但是治标不治本;第二层,自我分析,自我理解,自我接纳。真正的治愈不是没有痛苦,而是理解自己的痛苦从何而来,我可以与之共存,甚至变成有机的一部分,帮助生命积极生长的一部分。就像《荒原狼》里哈利说,我离开了痛苦,我就不是我了。


比如你要接受孤独的合理性,不合群的合理性。当这份被群体排异的痛苦变得可以被自己理解,甚至可以被自己欣赏时,质的变化就来了,它会变成你成长的支撑。以此为起点,你会自觉地体察这些痛,用理性关照自己的痛。



我到现在还在做这件事,如果我今天感到痛,回来我一定会分析我为什么痛。你会发现很多时候是价值观选择,有时候是自己内心的隐疾,还有一些是很荒唐的痛。面临痛感最重要的是选择,哪些痛要放弃,哪些痛要继续持有。


GQ报道:面对外界的巨大压力,年轻人真的还有自我调整的空间吗?“做自己”是一个烂大街的口号,少有人去描述“做自己”是一条艰难跋涉之路。


杜素娟:为了生存与责任,你不得不接受很多的意愿之外的东西,甚至有时候这一部分会变成你的主要构成。而你想做的那个“我”,就像一个嫩芽一样弱,也不知道它会不会开花结果。


作为普通人,当你感到不能自由做自己的时候,不要紧,别害怕,因为人人都这样,但关键是你得给自己留一条“小路”。那条大路我们没有办法,我们大多数人必须得出现在那条大路上,但是旁边这条小路你得让它有延展性,你不能忘了它,虽然你不知道这条路会走到哪一天,走成什么样,但是也得坚持走。比如对我而言,我有一个写作的梦想,有一个教育的梦想。跟文字相处的时候,我很开心;看着一个孩子在我面前流眼泪,到了后来他不再流泪了,我也觉得很开心。


按犹太民间说法,人生有宽门和窄门,宽门是不冒险的,很安全,很顺利。你要走窄门的话,那条路没人走过,同行的人也很少,你当然很痛,但是宽门的快乐要共享,窄门里面的快乐是你自己的。这些秘而不宣的快乐,你不需要别人了解,它独属于你。


但我也想说,年轻人喊疼只是个起点,后面得有一系列动作汇总声音,有人把声音放大,有人分析声音,有人提出问题,有人研究问题,有人提出方案,最后还要有人把它变成扎扎实实的社会改革,这是个庞大的社会工程,哪一环缺了都不行。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GQ报道 (ID:GQREPORT),采访、撰文:康堤,编辑:王婧祎,运营编辑:欣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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