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三明治（ID：china30s），作者：罗瑞垚，原文标题：《在科伦坡，我们都躲不过斯里兰卡的“破产” | My City in 2022》，头图来自：作者拍摄

上个月，再回到科伦坡的时候，我第一次看清了从机场到市区的风景。科伦坡像是海洋和森林夹缝中的一小块飞地，在濛濛细雨中，车窗外一闪而过的行人仿佛都在窃窃私语。 

这是我第三次到科伦坡。前两次抵达时都是深夜，我对机场到市区的路线完全没有印象。盯着路两边层层叠叠的树木，这个我住了半年多的城市显得有些陌生。登机前，新闻的头条是“斯里兰卡的燃油只够全国用一天”，我以为迎接我的会是空荡荡的街道。 

然而情况却并非如此，街上的车确实比以前少，但也并不是特别明显。在核心的路段，甚至还有点堵车。不过，好像没看到几辆公交车，去机场的大巴也似乎停运了。 

这一趟大约40公里的路程，我付了4000卢比（约合人民币74元）。在我离开时，这一趟只要1800到2000卢比，但因为斯里兰卡卢比兑人民币的价值在过去的两个月里缩水了近70%，对我来说，价格涨得还不算离谱。但那些斯里兰卡的普通人呢？我想起在航站楼外看到的一个年轻男生，他穿着衬衫和皱巴巴的牛仔裤，手里捧着一束小得有点寒酸的花，紧张得搓着手。 

他是在等待素未谋面的网络恋人吗？他付得起这往返8000卢比的出租车费吗？如果不能，他又是怎么到机场的呢？骑摩托车？甚至是自行车？我迅速脑补了一出艰苦追爱记。 

我离开的这些日子，房东阿努拉达几次问我何时回来，要提前为我预留房间。我看他的客房安排似乎很满，就以为情况可能不像新闻中描述得那样严重。到家后，阿努拉达出来迎接我，脸上一直带着大大的微笑，告诉我现在已经不怎么停电了，最多停两三个小时。我走之前，每天要停电十几个小时。他还花四十五万卢比给厨房装了一套柜子和一台抽油烟机，把煤气灶台换成了电磁炉。

我主动跟他说，如果他想涨房租，我非常理解。他露出了非常不好意思的表情，沉默了半天才说出了一个数字。虽然涨价了20%，但因为卢比贬值，对我来说反倒便宜了不少。“这是我特意为你买的。”他指了指油烟机，然后笑着从柜子里拿出一个竹筐，里面是我的生抽、醋、料酒之类的瓶瓶罐罐，走的时候，我本来让他放在外面给其他客人用。之前做饭的时候，我只能开着窗户通风，阿努拉达告诉我，每天晚上他都能闻到我做饭的味道，“闻起来非常香”。 

傍晚时分，我去附近的小卖部买点简单的食材，突然“啪”地一声，停电了。店主熟练地拿出充电灯和手电筒，摸黑为顾客取货。我心里“咯噔”了一下，在那一瞬间，我才到了新闻中的斯里兰卡。

小卖部在停电后摸黑营业  

暴风雨前

我是去年九月来的科伦坡。当时，我和布老师分隔两地快半年，我在国内，他在印度班加罗尔，印度刚被德尔塔变种席卷，我们又还没有领结婚证，在疫情和中印僵局的双重影响之下，短期内都没希望见上面，只能我想办法出来。 

科伦坡是一个看上去不错的选择。2019年，我们和班加罗尔的同事们一起来斯里兰卡团建，大家都对这个可爱的小岛赞誉有加，“就像是高配版的南印度”。过去的三年里，我的工作也一直和南亚有关，这里气候宜人，又有很多中国人，签证问题不难解决。科伦坡到班加罗尔只要一个半小时，即使是疫情期间，也每隔一天就有航班，他过来也很方便。 

我们买了同一天晚上的航班，到达时已经接近午夜。当时，斯里兰卡正因为德尔塔变种的肆虐而实行宵禁，打过疫苗的外国人入境，需要由酒店闭环接机，到达后先做一次核酸，结果为阴性即可自由活动。我们定好行程，直接去南部的海滨小城加勒。 

出发前，我还半信半疑地向酒店经理确认，游客真的可以在宵禁时自由活动吗？他自信满满地回复：“放心吧，宵禁只针对本地人，不针对外国人。” 

果不其然，我们骑着摩托在路上遇到交警，他拦下我们要看驾照，看到我的脸之后，又挥挥手放我们走了。那半个月里，从前熙熙攘攘的加勒古堡和美瑞莎海滩都几乎看不到其他游客的影子，我们独享着那一刻的海风和落日。因为游客稀少，我们还以5000卢比（当时约合人民币156元）的超低价格租到了一周的摩托车。

空无一人的加勒古堡

现在回想起来，当时的斯里兰卡似乎处在一种“暴风雨来临前的宁静”，经济危机的预警信号随处可见。 

首先是大量的人失去工作或被降薪。酒店的服务员达哈姆西拉（Dahamseela）告诉我们，新冠疫情发生后，酒店只保留了20%的员工，而且他也只在酒店有客人时才来工作，收入不到疫情前的三分之一。斯里兰卡的旅游业直接或间接雇佣了近40万人，他只是其中之一。 

我们退房时，酒店经理希望我们用美元付款。他说：“斯里兰卡的外汇不多了，卢比购买美元非常贵。”但因为我随身携带的美元都已经在机场换成了卢比，他最后还是同意我们用银行卡支付。当时，人民币换卢比的汇率已经跌到了1:32，而2019年我来时大概是1:20。 

我那时以为，随着新冠疫苗的普及和全球疫情的好转，这种困境将会有所缓解。斯里兰卡的政府也是这么以为的，所以才迅速打开大门迎接游客，期待游客带来的外汇能解燃眉之急。在斯里兰卡旅游协会的首页上，写着这么一句话：“我不会放弃斯里兰卡，你也不应该放弃。”我看着这句话，想起和达哈姆西拉告别时他脸上的一丝失落，觉得有些心酸。 

另一个信号是粮食短缺。当时，“斯里兰卡政府宣布粮食紧急状态”的新闻登上了国际媒体的头条，有几个朋友问我，你还能吃到饭吗？虽然因为游客稀少，只有大约一半的餐馆开门，但吃饭倒也不是问题。更何况，作为一个手持外汇的外国人，我确实很难感觉到物价的涨幅。 

直到我在科伦坡买到了一公斤22块人民币的番茄，我才真实地感受到了食物价格的飙升。这是超市里进口番茄的价格，但据新闻报道，基本的食材比如大米、豆子、奶粉等价格也涨了近一倍，穷人已经开始每天减到两餐。而食品价格飞涨的原因，一是因为斯里兰卡的很多基本食材靠进口，全球疫情和外汇缩水都直接影响了食品价格，此外，斯里兰卡政府为了成为“世界上第一个禁用化学肥料的国家”，在四月份宣布禁止进口化肥，突如其来的“绿色革命”让农民无所适从，在春耕种减少了种植面积，国内粮食预计将明显减产。

为了了解化肥禁令的影响，我在11月去了一趟斯里兰卡中部的康堤。康堤也是斯里兰卡主要的茶叶产区，周围有很多茶园，茶园里的劳工多是少数族裔泰米尔人。

康堤茶园里的采茶工

在那里，我遇到了突突车司机阿杜拉（Athula）。他的突突车上贴满了自己和游客的合照，最中间的是他和一个中国姑娘。我包了一天他的车，让他带我去逛茶园，他告诉我，我是他快两年来遇到的第一位外国游客。逛完茶园，他还热情地带我去了康堤的几个寺庙，卖票的人也和他打招呼，说两年没看到他来了。临别时，我安慰他，我在来的路上遇到了一个欧美的游客团，也许游客很快就会来到康堤了。 

游客确实来了。圣诞节假期，布老师又从班加罗尔飞到了科伦坡，我们在海边上了几节冲浪课，沙滩上满是携家带口来度假的欧美游客。跨年夜，美瑞莎海滩的人群摩肩接踵，大家唱歌跳舞看烟花，我们甚至没能找到一张空桌子吃晚饭。当月，斯里兰卡有近9万名游客入境，已经恢复到了疫情前的约一半。 

我想当晚的很多人都和我一样，有着一种虚假的希望。2021年的最后一天，我们在旅社里和两个英属泽西岛人、一个韩国人、一个苏丹裔英国人打了一场牌。韩国姑娘也是在疫情近两年后，第一次和英国男友在斯里兰卡见面。

新年，似乎带来了一点新可能。 

蚊子与壁虎

我的生活也有了一点新可能。今年1月5日，我和布老师回到了科伦坡，在房东的见证下，在一间小小的民事登记办公室拿到了一张斯里兰卡的结婚证。 

登记结婚这件事，我们已经想了很久。我因为疫情困在印度时，我们就在班加罗尔尝试过，但最终没能搞定那些错综复杂的文件。这次来斯里兰卡，我们打算尝试“曲线救国”，在这里领个结婚证，之后能办签证时再一起去印度或者中国定居。 

领教过了印度基层政府“办事不照章，完全看运气”的风格之后，我们预计到斯里兰卡也大概如此。所以，我们在正式的登记前，必须要先去附近的民事登记办公室问清楚，这个登记官他需要我们提供哪些文件。因为不懂僧伽罗语，于是我邀请阿努拉达陪我走一趟。没想到赶巧，附近的登记官正好是他妻子的熟人，于是在1月5日这天，我们在阿努拉达和希玛莉的见证下领到了那张手写的僧伽罗语结婚证。

（阅读相关故事：《我和印度男友决定在疫情时结婚，最终到了斯里兰卡才能登记 》 ）

本来是萍水相逢的陌生人，但他们却成了我们人生大事的见证者。当初在科伦坡匆忙找房子的时候，我怎么也想不到这一天。 

去年九月，我在要从加勒回到科伦坡的前一天，开始给看好的几间爱彼迎民宿房东发消息。让我始料未及的是，因为新冠疫情，找房子并没有那么简单。有的房东回复说因为疫情不再接客，有的根本石沉大海，无奈之下，我又开始重新筛选最近接过订单的房东，就这样找到了阿努拉达。他爽快地说可以随时来。 

他家的客房倒是让我很是惊喜。房子是一栋三层的独栋住宅，位于一条幽长的小路尽头，虽然离市中心有大概二十分钟左右的距离，但从社区的环境就不难看出，住在这里的都是生活优渥的中上阶层。我在一楼两间客房中选了一间，阿努拉达和一家人住在楼上。

房东的小花园

房子的背后是一个小花园，长着两颗高高的椰子树，一排竹子，还有几颗果树，旁边是一个小湖。一到清晨，总有几只漂亮的热带鸟儿到访，粉色的睡莲在湖面绽放，轻盈的水鸟在荷叶上垫着脚奔跑。除了风声和鸟叫声，以及偶尔从遥远的邻居那里传来的音乐声之外，我几乎很难感觉到其他人的存在。阿努拉达不时在花园里忙活，看到我时会微笑示意，但大多数时候也是沉默的。 

这种幽静让我有点无所适从。回国前，我住在班加罗尔一个拥挤的中产社区，每天从凌晨到午夜，邻居厨房里锅碗瓢盆的碰撞声、小朋友的嬉笑打闹声、阿姨们的聊天说笑声、野猫打架的凌厉嘶吼声不绝于耳，我每天都浸泡在热腾腾的烟火气里。 

但在科伦坡，这种烟火气似乎无迹可寻了。我知道，这大概与我居住的社区有很大的关系。但也不得不承认，温和善良似乎确实是很多斯里兰卡人性格最突出的共性。住在这里快一年，我从未听到过楼上有大声说话的声音，让我在偶尔生气爆发后觉得格外难为情。一次，我因为雅思成绩单没及时送到、可能耽误我提交申请时，在电话里对着快递公司大喊大叫，挂了电话看到花园里的阿努拉达，他只是冲我微微一笑，问我要不要喝椰汁。 

这种温和有礼在陌生人之间更加明显。在印度时，我的东方面孔经常引来饶有兴趣的注视，很多时候也会有人主动搭话，甚至有过令我有点不适的玩笑。但在科伦坡，这种陌生人的注视非常克制，往往是交换眼神后，对方便微笑后移开视线。除非我主动求助，也从未有人开口搭话。 

我只遇到过两次例外。一次，是我高尔菲斯闲逛，一个年轻的男生走到我旁边，自称是附近某豪华酒店的经理，闲聊了一阵就跟我说：“今天我朋友的宝石店有一年一度的超级大甩卖，我带你去。”我笑着摇了摇头。因为很多中国人在斯里兰卡做宝石生意，似乎一些当地人看到我的脸，就觉得我可能是个潜在客户。

还有一次，是在斯里兰卡北部的贾夫纳，有个年轻的男生骑着摩托车从我身边疾驰而过，丢下一句带着笑声的“嗨，宝贝儿！”我大为震惊，但想了想这里的年轻人估计也整天看些物化女性的印度泰米尔语电影，又觉得并不奇怪了。

斯里兰卡北部在加油站等待加油的人群

领完结婚证之后，布老师也和我一起在阿努拉达家住了大半个月，等着办完翻译、认证的一系列手续。没想到手续刚办完一半，我们的生活发生了一个小小的插曲。 

1月13日，我们去斯里兰卡的外交部拿回了认证，下午我突然发烧了。高烧39度伴随着头痛和全身酸痛，我迷迷糊糊地告诉他，带我去医院检测一下。我们先来到了家附近的一个小诊所，医生问了我的症状之后，给我开了一些药，让我观察一下，明天再做检测。我要求他先给我打一针退烧药，但他摇了摇头，说我得的可能是登革热，不能贸然打退烧针。听到不能打针，还可能是一个如此陌生的疾病，我坐在医生办公室门口的凳子上嚎啕大哭。 

登革热是全球热带和亚热带常见的蚊媒传播疾病，我之前只在新闻里看到过。因为有个花园和小湖，家里的蚊子确实很多，我去湖边站一分钟就被咬得满腿包。 

与此同时，房间里的角落里也经常能看到壁虎，我本来对这种行动迅速的动物很是恐惧，但有一次，我亲眼看到一只小壁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吞下了一只蚊子，从此我就不太怕它们了，感觉它们在保护我。希玛莉是一所阿育吠陀医学院的医生和老师，知道我得了登革热，她带着儿子去花园观察蚊子，然后告诉我，我应该是被外面的蚊子咬了，因为家里的蚊子并不是病蚊。

接下来的二十天里，我在西药加希玛莉建议的食疗的联合作用下慢慢恢复了。但没过几天，布老师又在回印度前检测出新冠阳性，我们俩便在楼下隔离了一周，还是希玛莉给我们问诊开药。 

奥密克戎症状轻微，与登革热相比简直不值一提，我们很快就转阴了。我本来以为，楼上住有老人，房东心有顾虑也是人之常情，但他们却对我们尽心照料，让我感动不已。 

愤怒

我从新冠和登革热中逐渐恢复的同时，斯里兰卡的经济危机却在加速恶化。这一次，像阿努拉达这样的中上阶层和我这样的外国人也躲不过去了。 

一月底，希玛莉告诉我们，现在燃气紧张，建议我们省着点用。而在去年十一月时，虽然燃气涨价，但多问几家燃气公司还是买得到的。进入二月，因为能源稀缺，全岛开始经历每天长达十几个小时的大停电。政府第一次公开承认，已经没有外汇来购买燃油。 

阿努拉达买了一组太阳能电池，把客厅里的一个小灯接进了备用电池里，我的房间里则有一个充电小台灯。但停电时无线网也会断，三月的第一天，我只能连着手机的热点有惊无险地完成了一个重要的线上奖学金面试。我问阿努拉达，停电大概什么时候会缓解，他告诉我，斯里兰卡有一部分也靠水力发电，等到四五月份季风时节，雨水一来，应该就会好一些。 

我考虑了一下，买了一张去尼泊尔的机票，打算去喜马拉雅山徒个步，过两个月再回来。虽然离开了科伦坡，但斯里兰卡的经济危机却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新闻头条，我看到愤怒的人们走上街头，在总统办公室隔壁安营扎寨，持续抗议，要求政府下台。 

等我再回来时，阿努拉达的自救行动还在继续。他把无线网也接进了备用电池，还花四万卢比买了一套有机堆肥燃气装置，每天往罐子里装三四斤厨余垃圾，就能生产出燃气用来做饭。他不再开车出门了，只骑摩托车去上班，也不再每月都回老家看望父母了。他在五升的瓶子里装了一桶柴油，只在迫不得已时才会用。

房东的有机堆肥装置

后花园也明显荒芜了很多。阿努拉达告诉我，为了省电，他已经很久没用割草机了。前几天，我才见他又回到了花园，用一个手动的锄草剪和一个吸尘器大小的割草机，一点一点地锄着草。 

我在科伦坡的生活，也被彻彻底底地改变了。 

打车变成了一件几乎不可能的事。六月初时，司机们还在街上日以继夜地排着长队，虽然打车软件上叫不到车，但在路边等一会，多加点钱还是能坐到突突车。但六月底开始，除了个别印度合资的加油站，整个小岛的燃油都售罄了，排队的人群散去，路上的车比宵禁时还要少，偶尔有一辆公交车驶过，早就因为车门一侧“挂”了太多的人而摇摇欲坠。 

来到科伦坡之后，我第一次过上了真正意义上的“独居生活”。房东一家住在楼上，除了照面时打个招呼，平时没有太多交往。我在科伦坡也没有朋友，大多数时候又一个人在准备考雅思和申请学校，有时候一个月都没法和任何人有一场超过五分钟的对话。 

去上游泳课是我生活中唯一能与人产生互动的机会。我早上六点半坐突突车去上课，下课后就慢悠悠地倒两趟公交车回家。那时候，公交车上坐的都是工人和上了年纪的人，从来没有坐满过。但现在，穿着正装的白领也不得不依靠过度拥挤的公交，曾在互联网上流传的“挂火车”与“挂公交”的传说，在科伦坡成为了现实。

科伦坡街头的公交车

但即使是这样，斯里兰卡人仍然保留着他们的温和与礼貌。一次，我从公交车上费劲力气终于挤了下来，不停地对周围人说着抱歉，背包的带子挂到了一个男生的肩膀上，我奋力一扯，没站稳晃了一下，他转过头来对我说，“你没事吧？” 

我的感受却大相径庭。七月初，我终于收到了英国奖学金的通知，这也意味着，我在斯里兰卡的生活很快就要告一段落了，只需要等到办完签证即可。但在“破产”的斯里兰卡生活了一个多月后，我发现自己越来越愤怒。沮丧和愤怒慢慢堆积，我时常忍不住想放声大叫。 

在过去的一个月里，好像一切都停滞了：外卖和打车软件彻底瘫痪，我只能每周骑着房东儿子的自行车，去附近的菜市场买一次菜；卖牛肉和羊肉的店太远，以前我可以在网上点单，但现在我只能吃素菜和鸡蛋，偶尔想开个荤，只能去必胜客点鸡肉披萨；以前每周都可以去看电影、逛公园，现在完全没有车，游泳就更别想了；没了外卖，我每天都在重复吃着一样的食物，有时干脆跳过早餐，或随便吃点麦片对付一下。 

航空公司和签证体检的诊所也因为员工没法去上班，回应异常缓慢，电话打不通，邮件一周才回一次。一天早上，我饿着肚子，终于等来了航空公司发来的邮件，但却并没有回答我上一封邮件里的问题。我立刻打了电话过去，等待了两分钟后无人接听，我气得崩溃大哭。 

我越来越与那些在“抗议村”风餐露宿、高声抗议的年轻人感同身受。说实话，和他们所面临的困境比起来，我的问题真的算不上什么大问题。我有点惭愧。 

在“破产”的斯里兰卡，那些梦想成为工程师、医生、出国留学的年轻人，眼睁睁地看着梦想破灭而无能为力；那些刚刚扛过新冠疫情、恢复线下课的孩子们，因为燃油短缺再次告别了同学和朋友们；更严重的是那些本来就在温饱线上挣扎的穷人，已经有上百万人食不果腹。我想，他们一定比我还要愤怒。

抗议现场的民众为本地政府举行“葬礼”

7月9日这天，我也去了抗议现场，见到了数以万计的愤怒的斯里兰卡人。抗议村到总统府邸一公里的路被挤得水泄不通，还有源源不断的人坐着卡车、货车，甚至步行赶来。让我最震撼的是，抗议示威的并不只是年轻的男性——就像我们在很多时候看到的那样，现场有手挽着手的银发夫妻，有怀里抱着宝宝的年轻夫妇，还有很多年轻的女大学生。 

这就意味着，他们也和我一样，认为这是一场和平、安全、正义的运动，跨阶层、跨社区的人们联合起来，公开表达对政府的不满。在腐败的家族政治和席卷的经济危机中，他们看不到任何希望，只想寻求改变。

在必胜客，一名食客在观看总统府被占领的新闻

从抗议现场回去的路上，路上几乎看不到一辆车，都是成群结队步行回家的抗议者。我先和一个名叫“幸运”的中年男士结伴走了几公里，他告诉我，他的父亲是七八十年代时斯里兰卡的驻华大使，他五岁前都住在北京。我们分道扬镳后，一辆小货车停在了路边，招呼顺路的抗议者上车，我又抓着货箱挡板，半弓着背站了几公里。之后，又幸运地找到一辆突突车，我和一对年轻情侣拼车回到了家。 

我在科伦坡的生活也正在逐渐靠近终点站。我曾想，我和科伦坡就像是在风暴中遇见彼此的两个人，危机中互相取暖。我在这里短暂停留，等来了人生下一步的转机，这座城市对我来说也有了一分特别的意义。 

但应该是我一厢情愿吧。我只是这座城市几百万人中的一个过客，我走了，它仍然会安静地躺在印度洋与森林的夹缝之中，等待着渡过它的危机。或许，向下一个像我这样的夹缝中人敞开怀抱。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三明治（ID：china30s），作者：罗瑞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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