究竟是欧洲造就了世界，还是世界造就了欧洲？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读书杂志 （ID：dushu_magazine），原载《读书》2000年2期，作者：陈燕谷，原文标题：《旧锦新样 | 陈燕谷：重构全球主义的世界图景》，题图来自：视觉中国

好几年前就听说弗兰克在撰写一本新书，要对现代社会理论和世界历史研究中的欧洲中心主义做一次总的清算，马克思、韦伯、汤因比、波兰尼、布罗代尔和沃勒斯坦都在清算之列。一九九八年《白银资本》由加州大学出版社出版，一九九九年即获得世界历史学会图书奖。

我的基本感觉是，这的确是一本引人入胜的同时也是非常具有挑战性的新书。而且更重要的是，不管这种挑战能否成立或在何种程度上能够成立，它都肯定会使我们用一种更为复杂的眼光来看待我们在其中生活的这个世界。

贡德・弗兰克（Andre Gunder Frank），是世界体系理论的奠基人之一（来源：capitalaspower.com）

一般而言，不管你持什么立场，学术界公认的一个事实是：哥伦布于一四九二年“发现”美洲大陆以及一四九八年达•伽马绕过好望角进入印度洋和太平洋水域，标志着世界历史发生了一次根本性的巨大断裂，世界历史从此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这就是我们依然置身其中并且称之为“现代”的那个时代。

在十五世纪末横渡大洋无疑是一件令人生畏的很了不起的事情。但是，如果它不是象征着欧洲社会内部发生了某种决定性的质变，而且如果这样的质变没有决定性地改变了整个世界的面貌的话，那么哥伦布和达•伽马的远航也许就不会和大致同一时期中国的郑和下西洋有什么实质性的不同。

然而，从来没有人怀疑是哥伦布和达•伽马而不是郑和翻开了世界历史新的一页。这个基本事实如此深刻地铭写在我们的思想、感觉和语言的深处，以至于我们根本不会用一种不同的方式从一个不同的角度看待世界和叙述我们的经历了。

世界历史的断裂和质变同时在两个方面呈现出来：在时间性维度上标志着“现代”开始与“过去”或“传统”构成一组二元对立，在空间维度上标志着西方与世界其他地区（the West and the rest）之间存在着本质性差异：现代的进步的创新的开放的西方对传统的停滞的保守的封闭的东方。

这种既是现代性又是西方特性的东西究竟是什么呢？科学理性？新教伦理/资本主义精神？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现代民族国家？自我调节的自由市场经济？总而言之，西方为什么如此独特如此优越？这种独特优越的现代性是怎样从西方的躯体内部演变和进化而来的呢？它又是怎样从西方向其他地区传播和扩散的呢？而后者又是怎样对西方现代性的挑战做出回应的呢？等等，等等。

现代社会科学和人文研究基本上是围绕着这样一些欧洲中心主义的目的论预设建构起来的，不同的思想流派也是针对上述问题给出自己的解释和行动规划的，马克思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理论和韦伯的资本主义精神理论只是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例子。

然而，不管马克思和韦伯以及他们各自的追随者是如何针锋相对，他们的理论和解释模式还是有着一些共同的假设前提：资本主义标志着世界历史的断裂和质变；影响和决定整个世界命运的裂变发生在欧洲内部并且是由于欧洲社会内部的某些特殊性而发生的；这两点又要依赖另外一个假设前提，即欧洲是作为一个独立的社会实体而存在的，从而是一个合理的分析单位，也正因为如此在它“内部”发生的变化才会如此重要。

弗兰克认为，这个三位一体的假设前提构成全部现代历史研究和社会理论的马其诺防线，他在新著《白银资本》里给自己提出的任务，就是要突破这道欧洲中心主义防线，看看它后面的真实世界，究竟是欧洲造就了世界，还是世界造就了欧洲。

《白银资本》， [德] 贡德·弗兰克著，四川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来源：douban.com）

弗兰克的学术生涯，和一般学者相比较，戏剧性色彩似乎稍多一些。他本是土生土长的德国人，五十年代中期在美国芝加哥大学经济系读研究生，导师是大名鼎鼎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弗里德曼。不过这种关系并没有演出一个名师高徒的故事，因为他的激进的左翼政治立场使他无法认同而且也不见容于弗里德曼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结果是弄得他差点毕不了业。

在思想上，他更多地受到美国马克思主义者巴兰和斯威奇的影响，特别关注殖民地和前殖民地的欠发达状况。毕业后弗兰克只身来到拉丁美洲（据他自己说是去打游击的），曾先后在巴西大学、墨西哥国立大学和智利大学等拉美各国的大学任教，直到皮诺切特发动军事政变将他驱逐出境，作为一名流亡者被“流放”到自己的故乡——柏林。

与此同时，他的老师弗里德曼则在智利电视台的talk show中向皮诺切特推销“休克疗法”。这十多年时间无疑是弗兰克一生最锋芒毕露光彩夺目的时期，在实地研究拉丁美洲欠发达的原因的同时，他还作为一个“本地人”加入智利的社会主义政党，深深地卷入拉丁美洲的社会政治斗争。

正是在这段时间里发表的《资本主义与拉丁美洲的欠发达》（一九六七）、《拉丁美洲：欠发达还是革命？》（一九六九）、《流氓资产阶级》（一九七二）、《世界性积累，一四九二——一七八九》（一九七八）、《依附性积累与欠发达》（一九七八）等著作，使弗兰克成为“依附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

在一定意义上，战后拉丁美洲的依附理论是可以泛称为世界体系理论的学术思潮的一部分，这个思潮的主要代表人物有沃勒斯坦（主要著作有三卷本的《现代世界体系》）、萨米尔•阿明（主要著作有《世界规模的积累》、《不平等的发展》、《脱钩》）、阿瑞吉（主要著作有《帝国主义地理学》、《漫长的二十世纪》）等。

世界体系理论基本上可以说是马克思主义的一种变体，法国年鉴学派的布罗代尔虽然不属于马克思主义的任何一个流派，但他的《十五至十八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和世界体系分析有着明显的亲缘关系。

他们的共同特点是改变了马克思《资本论》那种对资本主义的“理想型”分析，突破了“社会”与“民族-国家”之间暧昧而又含混的等同关系，在全球范围内分析资本主义实际的展开过程，尤其侧重于考察现代世界是如何围绕资本主义中心地带把各个地区编织到一个共同的互相联系的不平等的体系之中的，资本积累是如何在使某些地区发达的同时在另一些地区制造出欠发达状态的，等等。

如果说他们之间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弗兰克和阿明的研究更为直接地和第三世界的解放事业联系在一起。但是，从八十年代后期，弗兰克开始与其他世界体系分析学者发生越来越大的分歧，其原因固然和他的政治立场的激进色彩逐渐消退或转移方向有关，但也涉及对一系列重大学术问题的不同理解。

弗兰克思想历程中的这次变化是理解《白银资本》的必要的背景，因为它与弗兰克早期的研究固然保持着一定的连续性，但是断裂的一面无疑更为重要。

藏于耶鲁大学的地图，约为15世纪晚期弗洛伦萨地区绘制。该地图以亚欧大陆为中心绘制（来源：wikimedia.org）

一九八九年阿拉伯裔美国学者阿布-卢格发表《在欧洲霸权之前：一二五〇——一三五〇年间的世界体系》一书，成为世界体系理论发生分化的契机。阿布-卢格提出的新观点是，在十五世纪以后以欧洲为中心的现代世界体系出现之前就曾经存在过另外一个世界体系，和包括欧洲在内的其他地区相比较，亚洲在这个较早的世界体系中占有更为重要的地位。

阿布－卢格并不企图对现代世界体系理论提出挑战，她认为这个旧的世界体系到一三五〇年就已解体，并且在一个世纪后由一个以欧洲为中心的新的现代世界体系取而代之。但是，在现代之前就已经存在着一个包括欧亚非三大洲的世界体系这一观点却使弗兰克开始怀疑他自己一向认同并为其做出贡献的现代世界体系理论。在评论阿布-卢格的书评里，弗兰克提出“现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也许并不是一个无中生有的世界体系，而只是阿布-卢格所说的同一个世界体系的延续。

然而，他进一步问道，如果这个世界体系比通常所说的早二百年就已经存在了，那么它为什么不会更早一些呢？据他说在智利时期就认为，世界体系是不可能像雅典娜从宙斯的脑袋里跳出来那样突然降生于世的。这就是说，在现代世界体系之前必然已经存在着某种可以称为体系的东西。

促使哥伦布和达•伽马航海探险的动力是什么？是发现通往“东方”的新路线，而不是开始建立东西方之间的联系。这难道不恰好说明东西方在一四九二年以前就已经存在于一个世界体系之中，而促使哥伦布和达•伽马航海探险的不正是这个体系的结构和动力吗？

因此，不能首先把欧洲视为一个独立的实体，然后再设法从它内部找到变化的根源；相反，世界体系内部的欧洲部分的变化是和整个体系以及体系的其他部分密切相关的。例如，奥斯曼帝国的兴起对传统的东西方贸易通道的决定性影响。在随后的几年里，弗兰克发表了一系列论文，探讨建立一种新的世界体系理论的可能性。这些努力的方向和结果充分体现在一九九三年他（和英国学者吉尔斯）出版的一本新书的标题中：《世界体系：五百年还是五千年？》。

简单地说，弗兰克的新理论至少包含以下几点重要的变化：

一、我们在其中生活的这同一个世界体系至少可以追溯到五千年以前，我们并没有生活在一个和五百年前的世界截然不同的世界体系里。这个变化最重要的意义在于，弗兰克实际上否认了“现代性”的存在。

二、资本积累过程是（世界体系）历史的推动力。弗兰克原来和布罗代尔、沃勒斯坦等人一样，认为持续的永不休止的资本积累是“现代世界体系”赖以同其他世界体系相区别的基本特征。但是现在他要证明“现代”世界体系在这方面并不那么与众不同，同样的资本积累过程几千年来在世界体系中一直发挥主要作用（如果不是惟一的主要作用）。

永不休止的积累是贯穿于整个世界体系历史的竞争压力。这就是说本质上被理解为一种现代生产方式、现代生活方式和现代文明的资本主义，实际上是不存在的，或者用弗兰克自己的话来说，它不过是一个编造出来的“欧洲中心主义神话”。

三、世界体系的中心-边缘结构是“现代”世界体系理论家和依附理论家都很熟悉的概念，它包括但不限于世界体系不同地带之间剩余的转移。现在弗兰克认为这个分析范畴同样适用于一四九二年以前的世界体系。

四、历史的演变不是一个线性的发展过程，而是一个循环过程，表现为世界体系内部中心的转移以及中心和边缘周期性的置换。这个新理论，且不说能否成立，单单是它的大而无当就使它不具有任何实际意义，所以从一九九三年发表以来并没有产生多大的反响。也许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弗兰克才把下一个研究目标锁定在现代早期，即一四〇〇——一八〇〇年的全球经济。

让人（包括欧洲人和亚洲人，也许尤其是中国人）吃惊的是，弗兰克认为这个时代，也就是航海大发现直到十八世纪末工业革命之前，是亚洲时代。确切地说，亚洲，尤其是中国和印度，是这个时代全球经济体系的中心。被布罗代尔、沃勒斯坦以及八十年代以前的弗兰克视为世界体系“中心”的欧洲，在很长时间里实际上是世界经济的一个次要的和边缘的部分。

弗兰克认为，现代世界体系理论家们在批判传统社会理论和历史研究的欧洲中心主义的同时，自身并没有脱出欧洲中心主义的窠臼。这主要是因为他们仿佛只能在“欧洲路灯”（European street light）的下面看待一切事物，远处的东西似乎总是显得暗淡无光，同时又身不由己地觉得现代早期发生在欧洲的那些事件光芒四射，具有开辟世界历史新纪元的意义。

但是，如果人们能够真正从封闭型的欧洲中心主义知识霸权中解放出来，转而从一种全球视野（globological perspective）来看世界，那么他们就会发现，在现代早期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处于中心地位的不是欧洲而是亚洲，是欧洲被吸收到一个早已存在的以亚洲为中心的世界体系之中，而不是相反，即从欧洲内部生发出一个现代世界体系并以欧洲为中心向外扩张，把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地区吸收到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体系之中。

所以，在弗兰克看来，最重要的问题不是欧洲发生了什么，而是作为整体的世界尤其是其领先部分亚洲以及亚洲（从而也是世界）的领先部分中国和印度发生了什么。那么，究竟发生了什么呢？弗兰克在本书的第二、三、四、五章做了详细的论述。这里，我们介绍一下在这数百年间贵金属的生产和流通的情况，看看它究竟意味着什么。

哥伦布没有到达印度，但他发现了至关重要的贵金属。据经济史权威的估计，从一四九三年到一八〇〇年世界白银产量的85%和黄金产量的70%来自拉丁美洲。美洲白银生产在十六世纪约为一万七千吨，到十七世纪约为四万二千吨，其中有三万一千吨运抵欧洲。

欧洲又将40%约一万二千吨运往亚洲，其中有四千至五千吨是直接由荷兰东印度公司和英国东印度公司运送的。另外有六千吨运往波罗的海地区和利凡特地区，其中一部分留在当地，其余部分继续向东到达亚洲。

美洲白银十八世纪的产量约为七万四千吨，其中有五万二千吨运抵欧洲，其中40%约二万吨运往亚洲。另外留在美洲本土的白银约有三千吨横渡太平洋经马尼拉运抵中国。如果再加上日本和其他地方生产的白银，全球白银产量的一半最终抵达亚洲，尤其是中国和印度。

贵金属流动的意义在于某些地区需要从其他地区进口商品，但却不能出口同等数量的商品，所以不得不用货币来结算贸易逆差。

弗兰克提出三个问题：为什么有些人需要进口商品同时却不能出口足够的商品来支付进口所需的费用？为什么有些人能够出口自己生产的商品并且收取货币而不是其他商品？这就是说为什么他们需要货币？最后，为什么货币生产是必不可少的？

实际上，这些问题是同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为什么欧洲需要亚洲的商品，但却不能用自己的商品和亚洲交换而必须剥削美洲的贵金属？为什么亚洲可以向欧洲出口商品，但却要求用贵金属支付而不进口欧洲的商品？弗兰克认为这个问题很简单，贵金属和商品在欧洲和亚洲之间的反方向运动说明了它们各自在世界体系中的位置。

除了美洲和非洲之外，欧洲与所有其他地区之间都存在着长期的和结构性的贸易逆差，出口美洲贵金属是它惟一的弥补逆差的手段。因此来自美洲的贵金属源源不断地转运到波罗的海、东欧、西亚、印度（直接来自欧洲和间接来自西亚）、东南亚（直接来自欧洲和间接来自印度）、中国（直接来自欧洲和间接来自上述所有地区以及日本）。

欧洲的结构性贸易逆差可以从下述事实反映出来：一六一五年，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全部出口中货物只占6%，贵金属则占94%。从一六六〇年到一七二〇年的六十年间，贵金属占东印度公司对亚洲出口总值的87%。

出于同样的理由，代表制造业和其他“出口促进”利益的英国政府要求英国东印度公司在其全部出口总值中至少要包含十分之一的英国出口产品。但是，英国东印度公司发现很难满足这一并不过分的要求，从而不得不削减出口总额。它发现介入亚洲内部各地区之间的贸易要比亚欧之间的贸易更有利可图。

以上数字是足以让外行人大吃一惊的。但它们并不是弗兰克发明出来的，甚至也不是他自己通过独立研究得出来的，而是从许多历史学家（包括亚洲学者如日本的滨下武志）的研究中综合出来的。他的主要目的是利用它们来说明一些重要的理论问题。

例如，贵金属和商品在欧洲与亚洲之间的反方向运动是否足以驳斥停滞的反商业的东方这种欧洲中心主义虚构？或者是像“亚细亚生产方式”这种“披着红色外衣的东方主义”？是否足以证明亚洲在这数百年间处于执世界经济之牛耳的地位？对于社会理论和历史学家来说，亚洲经济在很长的时间里比欧洲经济更为繁荣并不是什么新鲜事，问题在于人们看待这些事情的方式。

弗兰克指出，马克思和布罗代尔都对欧洲之外的“其他”经济给予一定的注意，“但只是在其巨著的第三卷里，而它们本来应当构成第一卷的基本原理”。另一方面，对于欧洲来说，征服拉丁美洲并占有其贵金属并不意味着它内部诞生了一种全新的生产方式或一个现代世界体系，但它确实意味着欧洲获得了进入以亚洲为中心的全球经济的机会，使欧洲有可能站在亚洲的肩膀上，并最终在十九世纪成为全球经济新的中心。

美洲的金银首先使欧洲能够在亚洲经济列车上购买一张三等车票，然后又能够包下一节车厢，最后才是取代亚洲成为经济列车的火车头。这个最终结果是不能用任何神秘的历史目的论来解释的。战后几次关于资本主义起源的大论战中都有“内在”论与“外在”论两派，弗兰克认为这样的讨论完全是建立在沙滩之上，因为无论是亚洲还是欧洲经济都存在于一个而且是同一个世界经济体系之中。

如果一定要说什么“内部”的话，如果一定要说资本主义的内在发生论的话，那也只能是在这个作为整体的世界经济体系的“内部”发生的，没有什么东西是在它之外的。如果说最近几十年亚洲经济的迅速发展给了弗兰克什么启示的话，他也没有从欧洲中心主义转向亚洲中心主义。他的雄心勃勃的目标是超越任何种族中心主义，建构一种真正整体论的、普遍的、全球性的世界历史和全球性社会理论。

按照弗兰克的设想，这样的理论必须建立三个支柱之上：它们是生态/经济/技术之维、政治/军事权力之维和社会/文化/意识形态之维。在这本书里弗兰克的讨论仅限于生态/经济/技术之维的经济方面，很少涉及其他两个维度，更不必说如何把它们整合为一种总体的分析了。

但是，他毫无疑问成功地把我们带入了一个更为广阔的天地，让我们看到世界历史更为复杂的互动关系。仅就这一点而言，弗兰克也不愧是我们时代最有远见的学者和思想家。

弗兰克的著作远远不是没有问题的。无论是就总体的理论假设和分析方法而言还是就具体的历史细节而言，都大有讨论的余地。例如，超越种族中心主义的全球视野是否必然要否认现代世界的“现代性”？资本主义究竟是一个欧洲中心主义的神话还是现代世界的基本现实？各大洲之间的贸易往来是否足以证明它们存在于一个世界体系之中？

如果说十六世纪初的英国是世界体系中的欠发达地区，那么这个所谓“欠发达”和十六世纪以后拉丁美洲沦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欠发达地区是否具有同样的性质？仅仅从经济角度论述一四〇〇——一八〇〇年的世界历史，这本身是否合理？世界历史是否总是在同一性质的体系里不断地循环往复，而且要永远这样地循环下去？弗兰克在告别欧洲中心主义的同时是否把他早期思想中最有光彩的东西也一并抛弃了？

事实上，一场大辩论已经开始了。沃勒斯坦主编的杂志Review将会就《白银资本》出一期专号，现代世界体系理论家们将会做出迄今为止最为强烈的反应。不论结果如何，这样的讨论肯定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人类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我希望中国知识界能够在这场讨论中做出自己的贡献，因为我们不是这个世界的无动于衷的看客。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读书杂志 （ID：dushu_magazine），作者：陈燕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