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选自：《为爱成婚：婚姻与爱情的前世今生》，作者：［美］斯蒂芬妮·孔茨，译者：刘君宇，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团·见识城邦，头图来自：《致命女人》

当我在思考如何为涵盖了这么多世纪，带我经历了个人思想上这么多转变的一本书做总结时，我意识到，正是我的历史研究令我的个人生活走到了现在的位置。和许多成长于20 世纪50 年代和60 年代的女性一样，我对婚姻的态度经过了多个阶段的转变。

少女时代的我，以为结婚就意味着从此幸福地生活下去。在无聊的初中课堂上，我在笔记本上涂画爱心，将我的姓名缩写和当时迷恋的某个男孩子的名字拼在一起。我会将自己的名字写在他的姓氏后面，试着看看在前面加上奇妙的“夫人”称谓时是什么样子。

但是在大学，我对结婚的兴趣让位给了校园生活的兴奋感和我对外部世界的专注投入。在那段时间里，我越来越看不惯父母的婚姻。

我深爱的爸爸，尽管是个优秀的父亲，却不是个优秀的丈夫。他在对待母亲时可以变得毫无耐心、要求苛刻，有时还高高在上（虽然他从不这样对待他的女儿）。就连当时18 岁、以自我为中心的我都看得出来，当母亲在结婚19 年后最终离开父亲时，她的自信心也有了巨大的增长。她重新回到大学；她去旅行；她用自己的冒险经历逗我朋友开心，包括有一晚和弗兰克·辛纳屈去泡吧。突然之间，她在我眼中变得和父亲一样有趣了。她在其他人的眼中也同样有意思。她创立了华盛顿州的第一个妇女中心，并确立了自己独立的身份：一位受人尊敬、关心他人的英语教师。

我母亲的经历，和我自己的几次心碎恋情，让我好奇自己是不是最好保持单身，而我在学业中遇到的对两性关系的历史和人类学的研究，进一步强化了自己对婚姻的矛盾心态。不过，最后我的母亲再次结婚，踏入了比第一段婚姻还要长久的幸福关系。我的继父对她的无私付出，从不因时境好坏而动摇，让我看到了一段美好的婚姻能够有多伟大。

就算有这个成功的榜样，我很久以来仍然拒绝结婚。我担心，结婚会剥夺我好不容易得来的独立身份，就像母亲的第一次婚姻那样。当我最后步入结婚殿堂时，我的惊惶令未婚夫向在场的朋友和家人半开玩笑地宣布，他的妹妹会在整个结婚典礼中站在我身旁，以免我逃跑。在婚后第一年，我意识到自己说出“丈夫”一词时总会口吃，例如“我的丈丈丈夫之后会过来”。

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词开始轻易而频繁地从我的口中说出。一来，比起称呼我的伴侣为“重要的另一半”或“同居男友”，有一个不那么累赘的称谓总是好的。我还开始将这个词视为一种对朋友和家人的公开信号，表明我处在一段承诺关系中，也邀请他们关心我们作为一对夫妇的幸福感。不过，我非常确信，如果我在最想结婚的那几年结了婚，或者在进入这段婚姻时不知道自己可以抽身离去，因此也可以要求自己想要的改变，那么我的婚姻将不会美满。

多年以来婚姻所发生的历史性转变也为整个社会创造了类似的悖论。婚姻对许多夫妻来说，变得前所未有地更加愉快、恩爱且令人满足。与此同时，它也变得随意且更加脆弱。这两种改变不能被拆开来看待。

几千年来，婚姻发挥了许多经济、政治和社会功能，以至于婚姻成员（尤其是女性和子女）的个人需求和意愿退居次要地位。婚姻不是两个个体为了爱情和亲密关系结合到一起，尽管有时这是个受欢迎的副作用。相反，婚姻的目的是获得有用的姻亲关系以及政治或经济上的优势。

只有在过去 200年间，随着其他经济和政治制度开始取代婚姻曾经发挥的许多作用，欧洲人和美国人才开始将婚姻视为一种应当满足个人的情感和性需求的个体间的私密关系。这种观念一旦产生，自由意志就成为选择伴侣的社会规范，爱情就成为结婚的主要原因，成功的婚姻就被定义为一段能够满足双方需要的关系。

但是所有这些变化对于婚姻作为一种制度的稳定性来说，同时有正面与负面的影响。为爱情结婚的理想刚刚胜利没多久，它最为热烈的拥护者就开始要求爱情泯灭后离婚的权利。一旦人们开始相信家庭应当养育子女，而非剥削他们的劳动，许多人就觉得非婚生子女的法律后果是不人道的。当人们开始认为一段关系的质量比这一制度的经济功能更加重要，一些人便主张，两个未婚个体（包括同性人士在内）的爱情承诺，至少应当和那些因为功利目的而缔结的正式婚姻享有同等的社会尊重。

《革命之路》

婚姻面临的威胁

150年来，有四样东西阻止人们从爱情和自我实现的新价值观推导出最终的结论：人们能够在婚姻之外建构有意义的生活；并非社会上的一切事情都必须通过夫妻并围绕夫妻来组织。

这种信念和行为的第一重阻碍就是，人们认为男女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先天差异，其中一个差异就是女性没有性欲望。这种观念在20世纪20 年代瓦解了，这时的人们抛弃了男女各司其职的观念，强调性生活满足感对女人和男人同样重要。

第二个抑制爱情革命的颠覆潜力的因素就是，亲属、邻居、雇主和政府控制人们的个人行为并惩罚违规者的能力。这些个体和机构的影响力被城市化（允许个人生活存在更多的匿名性）的发展以及国有企业、银行和其他非个人机构（更关注人们的学历和资产，而非婚姻状态和性史）的发展侵蚀。

第三个防止爱情革命削弱婚姻的社会核心地位的因素，就是不可靠的节育手段和对非婚生育的严厉惩罚的结合。然后，在20世纪60年代，节育手段变得足够可靠，以至于对怀孕的恐惧不再束缚女性的性生活。在70年代，改革者废除了非婚生育的法律分类，宣称因为母亲不想或不能结婚而惩罚孩子是不公平的。

女性在法律和经济上对男性的依赖，以及男性在家庭事务上对女性的依赖，是长期以来驱使人们结婚并留在婚姻中的第四个因素。但是在 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女性赢得了法律上的自主权利，在经济自立上也有了巨大的进步。与此同时，省时省力的消费商品的兴起，例如免烫衣服、预制食品和自动洗碗机，也减少了男性对女性操持家务的依赖。

传统婚姻的崩塌

随着所有这些针对单身生活和个人自主的障碍逐渐消除，社会迫使人们结婚或违背自身意愿留在婚内的能力也被大幅削弱。人们不再需要通过结婚来建构成功的人生或长久的性关系。这样一来，几千年的传统便走到了尽头。

今天，我们正在一点一滴地经历一场历史性的革命，它就如工业革命那样步履维艰、影响深远且不可逆转。和那个巨大的历史转折点一样，婚姻革命也改变了人们组织工作和人际责任关系、利用闲暇时间、理解性生活以及照顾老幼的方式。它将一些人从受束缚的、因袭的社会角色中解放出来。它也除去了另一些人的传统维生体系和行为规范，却没有确立新的系统和规范。

婚姻革命刚刚爆发时曾导致个人生活的骚动。但是我们无法将个人生活的时钟回拨，回到小农和手工业的经济生活。工业革命给那些离开了传统社区、旧的生活方式被毁灭的人们带来了巨大的个人损失。当一些企业家在过渡时期崛起时，农夫和工匠失去了一切。但是个人和作为整体的社会必须认清事实：新的雇佣劳动制度以及自由市场将一直存在下去。我们在婚姻革命里也面临着类似的情况。

有一个模式总是在那些发生了巨大历史变革的时期反复出现。社会变革在生活的一些方面产生的效益通常和在另一些方面导致的损失密不可分。如果我们能选择接受或不接受什么样的历史变革那就太好了， 但是我们没有那么幸运。在工业世界里，就算新工厂取代了旧工厂，许多人还是会找到新的就业机会；同样，许多人也会在新的基础上获得令人满意的稳定婚姻。但是还有许多人会在婚姻之外经营自己的生活并建构个人的承诺关系。

当我在讲座上阐述这个观点时，一些人批评我没有欣赏婚姻的好处。事实并非如此。一桩成功的婚姻会带来明显的效益。但是为这本书所做的研究令我相信，如果我们试图重新将终生婚姻的社会规范强加在每个人身上，许多效益就会消失。

当一桩现代婚姻状态稳定时，它比过去要更加富有吸引力。婚姻不再赋予丈夫虐待妻子的权利，或是为了剥削孩子的劳动而牺牲他们受教育的机会。现代婚姻不再突出两套生活水准，一套是给男人的，另一套较低的生活水准是给妻子儿女的。性生活的严格双重标准——对男人的通奸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对有婚外性行为的女人则折磨终生——也不复存在了。

今天，西欧和北美的已婚人士普遍比其他生活形态的人更加快乐、 健康，出现经济危机和心理抑郁的可能性更小。婚姻的其中一些效益源自社会学家口中的选择效应（selection e ects）。也就是说，本来就善良、健康、擅长社交、情绪稳定的人们，比起没有这些特质的人更容易结婚并维持婚姻。无独有偶，能在工作面试中给人留下好印象，可以成功管理财务和时间的人，比那些不具备这些技能的人更有可能拥有稳定的婚姻。

结婚的额外收益

但是我相信，在婚姻的选择效应之外，婚姻本身还额外叠加了一些东西。它仍然是我们文化中关于承诺的最高表述形态，与之相伴随的还有对责任、忠贞和亲密的迫切期望。关于哪一方应该在婚姻中做什 么，已婚伴侣也许不再遵守一套明确的规定。但是他们确实还遵守着一套关于哪一方“不应该”做什么的明确守则。至于其他人应当如何与已结婚的夫妻相处，社会也有着一套明确的规则。这些普遍被采纳的期望和行为准则，提高了日常生活的可预测性和安全性，使得生活变得更加轻松。

婚姻之外的安排仍然被视为是临时的权宜之计，无论它们持续多久。关于这些关系应当遵守什么规则，人们没有一致看法。我们甚至不知道怎么称呼这些关系。离婚家庭也许会被贴上“破碎”家庭的标签，哪怕它实际上运转得非常不错。直到最近，未婚夫妇所生的孩子都被称为私生子女，在法律和社会生活中都被按照非法生育对待。

同居伴侣之间的关系，无论异性还是同性，都不被法律承认，也许还会被双方的朋友和亲戚漠视。相反，婚姻给了人们一个正面的名头和公众形象，为夫妇的行为以及外界人士应该对这段关系给予的尊重，都定下了很高的标准。

如果我们的社会不再尊重婚姻以外的替代形式，受苦的可能是婚姻本身。使婚姻具有非常美满的潜质的那些因素，和那些使不美满的婚姻更加难以忍受的因素，在很大程度上是难解难分的。个人自由让人们能在婚姻生活中期待更多，同时也让人们在保持单身时收获更大。在决定是否要和对方继续在一起的时候，它还给予人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多的选择。

有一些人认为，因为已婚伴侣平均比离婚或单身人士富裕，社会应当推广终身婚姻，并发起反对离婚和同居的运动。但是，参考平均值来对人们提出个人建议或建构针对所有人的社会政策并不明智。在平均意义上，婚姻对丈夫和妻子都有明显的好处。那是因为大部分婚姻都相当幸福。但是处在不幸婚姻中的个体比起单身人士心态更加抑郁，当婚姻陷入麻烦时，婚姻对健康的许多益处也就消失了。

一项为时三年的研究以一方患有轻度高血压的已婚夫妻为研究对象，研究发现，在幸福的婚姻中，哪怕夫妻多共处几分钟，患病一方的血压也会下降。但是对于那些婚姻不幸的夫妻来说，共处多几分钟会使患病一方的血压上升。拥有一个喜欢斗嘴或极其挑剔的伴侣，会严重地损害一个人的健康，令血压上升、免疫功能降低，甚至加重慢性疾病的症状，例如关节炎。

在一段糟糕的婚姻中，女性的风险尤其大。一段糟糕婚姻中的男性，比起单身男性仍然有一些健康上的优势，因为即便是难以相处的妻子也会给丈夫吃更多蔬菜，计划他的健康检查，肩负起让生活顺利运转的大部分家务和情感工作。但是婚姻不幸福的女性就没有这些补偿了。不幸福的妻子得抑郁症和酗酒的机会比单身女性更高。一桩糟糕的婚姻会让女性的胆固醇指数升高，免疫功能下降。

匹兹堡大学（University of Pittsburgh）的研究员发现，不幸福的已婚女性在40多岁时出现与心脏病和中风有关的症状的概率是婚姻幸福或从未结婚的女性的两倍以上。一项对俄勒冈州的病人的长期研究甚至发现，婚姻中不对等的决策权与更高的女性死亡风险有关。

推广好的婚姻是一项值得一做的目标，我们可以帮助许多已婚家庭比现在过得更好。我在上一章主张，在今天这个不停变动的世界里，一刀切的咨询手册和婚姻成功的锦囊妙计已经没有价值了。但是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发现了几条普遍法则，似乎能帮助多数不同类别的现代婚姻幸福美满。

因为人们不再面对过去那种迫使他们结婚和维持婚姻的经济压力和社会压力，对今天的男女来说，从朋友开始做起，在互相尊重的基础上建立关系，就变得尤其重要了。你不再能强迫伴侣遵守一种预先规定好的社会角色或性别刻板印象，或是逼迫某个人留在一段不满意的关系里面。“爱情、尊敬和协商”必须取代传统的严格规定，心理学家贝蒂·卡特（Betty Carter）和琼·彼得斯（Joan Peters）如是说。

《婚姻故事》

但协商并不会解决一切在意见或兴趣上的分歧。随着男女结婚时间的推迟，他们在结婚时各自已有大量的生活经验以及许多之前已经形成的兴趣和技能。两人能够在所有兴趣和信念上互相契合的假设已经不再成立了。当两个成年人走到一起，没有人再有支配权时，双方都必须学会和而不同。

接受不同，并不意味着对一方给予的一切忍气吞声。20世纪50年代提出这个建议的心理学家说的肯定不是一码事，在当时这个建议仅仅是针对妻子的。

今天，一段关系中的接纳必须是一条双行道。这种接纳要想有效，就必须基于真正的友谊和尊重，而不是许多50年代的婚姻手册推荐的那种伪装出来的兴趣—它们让妻子假装对丈夫的工作感兴趣，让丈夫假装对妻子的一天感兴趣。当婚姻的缔结不再是因为姻亲和社会的压力，或是两个无法胜任对方工作的人的相互依赖，在这样的世界中，婚姻里持续的情感投入就必须取代外部的束缚，成为一段关系的定海神针。

婚姻的历史变革产生的另一条重要法则就是，丈夫必须对妻子想要改变的请求做出积极回应。这并不是偏向女性而打击男性。几千年来，婚姻都是以强化女性的屈服地位的方式来组织的。今天，大部分让丈夫权威凌驾于妻子之上，或者让妻子屈从于丈夫需要的法律和经济基础都不复存在了。

尽管如此，我们所有人都在潜意识中沿袭了一些习惯和情感上的期待，使得女性在婚姻中的劣势地位延续下去。例如，仍然真实存在的情况是，女性结婚后一般会比结婚前做更多家务，男性结婚后则做得更少。婚姻减少了女性的自由时间，却没有剥夺男性的时间。

研究员玛丽贝思·马丁利（Marybeth Mattingly）和苏珊娜·比安基（Suzanne Bianchi）写道，在许多情况下，结婚让女性“一直处于待命状态”，从而使她们的空闲时间变少，质量也往往降低了。女性更容易讨论婚姻方面的议题，因为她们能从这些传统的婚姻动态的改变中得到更多收益。

心理学家约翰·戈特曼（John Gottman）和他的合作伙伴认为，一个男人若是能对妻子想要改变的请求做出积极回应，这就是他们将会一直拥有幸福婚姻的最好的指标之一。他们提到，如果妻子客气地提出请求，也会有很大帮助。但是如果她因为害怕引起纷争而保持沉默，就于事无补了。建设性的、非暴力的愤怒通常不会导致离婚，但是漠视伴侣一方想要改变的请求，会给婚姻带来很大的风险。

在研究家庭生活的30年中，我读到过许多女性在过去400年间写下的日记。阅读这些关于女性的生活和婚姻的记录，我感到震惊。这些日记并没有聚焦婚姻的快乐，而是频繁地聚焦于妻子在接受命运时的挣扎。

当然，许多妇女确实提到了对丈夫的爱和尊重，但还有许多妇女在日记中写满了对自己的提醒：要保持耐心、自律及宽容。一名妇女一再重复，丈夫的行为是“我必须背负的十字架”；另一名妇女提醒自己，丈夫从没有打过她，她应当“对自己拥有的东西更加感恩”。其他人会祈祷上帝赐予自己忍受丈夫酗酒或恶劣脾气的耐心。

“给我力量吧”“让我明白自己有多幸运吧”“帮帮我不要激怒他”“给 我耐心吧”。这些央求出现了一次又一次，哪怕是在对婚姻感到满意的妇女的日记中也是如此。男人的日记较少提到需要调整自己去适应妻子的缺点，但是它们同样反映了生活在一种刻板制度中的焦虑，这个制度让人完全没有解决问题、协商关系的意识。

《致命女人》

社会价值的多元

如果我有时间写日记，我会写些什么呢？我和丈夫比过去拥有更多的选择权，这一点毫无疑问会体现在日记中。和所有已婚家庭一样，我们也有必须寻求耐心和忍让的时候。但是留下来解决问题，是一个自觉的选择，也是个双向的过程，而不是单方面停火逆来顺受。

我的日记会记录下日常婚姻生活中的快乐，比过去大多数日记都要积极得多，关于“听天由命”的说法也会少得多。不过，作为一个现代女性，我的生活暗藏压力，这是早年的日记里所没有的。我知道，如果丈夫和我不再协商，如果太多时间在郁郁寡欢中流逝，又如果矛盾拖延的时间太长，我们都不必和对方再继续下去。

对个人婚姻来说是如此，对社会也是一样。作为几百年社会变迁的结果，西方世界的许多人都能选择是否进入婚姻，以及结婚后是否在这段婚姻中度过余生。我们的经济结构以及文化价值观，同样鼓励甚至强迫人们做出比过去多得多的个人决定。今天，关于婚姻和家庭生活的决定权前所未有地落在当事人而不是整个社会的手里。

已婚人士也许能寻求朋友或咨询顾问的帮助，我们的雇主和政治领袖也设立了对家庭生活友善的工作政策以及社会项目，帮助我们兼顾多重角色，从而使我们更容易维持婚姻关系。但是，对已婚夫妇最为有效的支持体系，例如带薪育婴假、弹性工作时间、高质量的育儿服务、在关系陷入麻烦时的咨询渠道，同样也会使那些在婚姻之外建立关系的人生活得更加轻松。相反，明显限制了未婚人士的社会支持或选择自由的措施，也很可能会损害已婚人士的生活质量。

我们当然可以创造出比现在更加健康的婚姻，也能拯救更多陷入麻烦的婚姻。但是就像我们不能通过亲戚关系来缔结现代政治同盟一样，我们也不能让农民和手工匠人的家庭重回现代经济的核心，我们永远不能重新使婚姻成为现代世界中责任和关怀的最重要的来源。无论如何，我们必须调整个人期待和社会支持体系，以便适应这一崭新的现实。

《为爱成婚：婚姻与爱情的前世今生》

作者：［美］斯蒂芬妮·孔茨

译者：刘君宇

出版时间：2020年2月

中信出版集团·见识城邦

本文摘选自：《为爱成婚：婚姻与爱情的前世今生》，作者：［美］斯蒂芬妮·孔茨，译者：刘君宇，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团·见识城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