硅谷的秘密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瞭望智库 （ID：zhczyj），摘编自《解码硅谷》（机械工业出版社2019年11月出版），作者：马晓澄，题图来自：《硅谷》第四季

硅谷，创新的代名词，高科技公司的集中地，财富创造的象征。

《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2019年世界排名前四的大学里，有两家在硅谷，分别是斯坦福大学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2018年世界市值最高的五家公司，有三家在硅谷，分别是苹果、谷歌（Alphabet）和脸书。2017年，硅谷最核心的圣何塞都市圈人均产值为12.8万美元，如果被当成一个国家，其在世界上的富裕程度仅次于卡塔尔。

缔造硅谷辉煌的秘密是什么？

新华社记者马晓澄2018年至2019年在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访学一年，期间走访了硅谷的多家科技公司和风险投资机构，采访了多名硅谷创新的参与者和观察者，同时翻阅了大量的书籍著作、研究报告和新闻报道，对硅谷创新密码进行了深入解读和系统梳理。

一、三大特征

打开世界地图，在太平洋东岸、美国西部的加利福尼亚州旧金山湾，从旧金山往南延伸到圣何塞有一片狭长的地带，以斯坦福大学为中心，南北长度大约100千米，这就是举世闻名的高科技之都——硅谷。

硅谷并没有一个明确的地理范围定义，它不是一个统一的行政区域，也没有一个单一的地方政府管理。不过，有一个名为硅谷联合投资（Joint Venture Silicon Valley）的非营利性组织，其每年发布的“硅谷指数”（Silicon Valley Index），成了跟踪硅谷的前沿风向标。

根据硅谷指数的定义，早期硅谷只包括圣塔克拉拉县以及圣马特奥、阿拉米达以及圣塔克鲁兹几个县临近圣塔克拉拉县的部分区域。后来，硅谷的范围不断扩大。从2009年开始，硅谷指数已经把整个圣马特奥县包括进去，之后因为旧金山市区的科技产业蓬勃发展，所以旧金山也被纳入硅谷指数的统计范围内。现在，广义的硅谷还可以包含整个旧金山大湾区。

除旧金山外，硅谷的另一个主要城市是圣何塞，其城市人口在加州仅次于洛杉矶、旧金山，在全美国则排第十位。从圣何塞往西北，硅谷的主要城市还包括英特尔所在的圣塔克拉拉、雅虎所在的森尼维尔、苹果所在的库比蒂诺、谷歌所在的山景城、斯坦福大学所在的帕洛阿尔托、脸书所在的门洛帕克、甲骨文所在的红木城等。

1.“奢华”气候

如果问刚到硅谷的人对这个地方的第一感觉，几乎每个人都会对加州的阳光和气候有深刻的印象。阳光可以说是加州最明显的标签，所以加州也经常被称为“金州”，加州的其中一支NBA球队即“金州勇士队”。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官方颜色有两种，其中一种就是金色，代表加州的阳光。

硅谷所在的加州属于典型的地中海气候，拥有这种气候的地区只占全球土地面积的2%，堪称“奢华”气候。其分布于南北纬30度至40度的大陆西岸，包括地中海沿岸、黑海沿岸、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澳大利亚西南部伯斯和南部阿德莱德一带、南非西南部，以及智利中部等地区，因地中海沿岸地区最典型而得名。

2008年至2015年的统计数据显示，硅谷每年最冷的月份为12月和1月，平均最低气温为5摄氏度，最高大约15摄氏度。最热为7月和8月，最低气温为14摄氏度，最高为25摄氏度。5月到9月基本无雨，降雨集中于12月到次年1月，平均降雨量在30毫米到40毫米之间。

加州的气候在硅谷形成中的作用功不可没，很多人就是被硅谷的气候吸引而来。硅谷发展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弗雷德里克·特曼（Frederick Terman），在波士顿求学结束后回到硅谷，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这里的气候有利于他养病。

创办硅谷知名加速器Y Combinator、被称为“硅谷创业教父”的保罗·格雷厄姆（Paul Graham）在他一篇知名的文章《如何成为硅谷》（How to be Silicon Valley）中提到，为什么计算机学科实力很强的卡内基梅隆大学没有在其周围形成创新区？答案很简单，其所在的匹兹堡气候太差，特别是冬天，所以没有人愿意住在那儿。即使有很强的技术极客可以创办企业，也没有人去投资他们。

2.亮眼经济

若把旧金山湾区所在的加州当成一个国家参与全球经济排名，2017年其经济总量在全世界可以排在第五位。加州经济何以如此之强？这其中，旧金山大湾区科技产业的贡献功不可没。

根据旧金山湾区委员会（San Francisco Bay Area Council）的统计，2017年，旧金山大湾区GDP接近8000亿美元，是美国第三大都市圈，仅次于纽约和洛杉矶都市圈。

如果把旧金山大湾区当成美国一个州来看的话，其经济体量可以排在美国所有州中的第六位。如果把它当成一个国家或单独地区，在世界上可以排在20位以内，高于瑞士和沙特。受益于科技产业的高成长性，旧金山湾区的经济增长率表现抢眼。在2015-2017年的三年时间里，其经济增长率为4.3%，差不多是同期美国全国经济增长率的两倍。

自从2018年中国正式启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以来，旧金山大湾区也成为中国湾区建设的对标。以下为世界四大湾区2017年主要数据对比。

从中可以看出，虽然旧金山大湾区从土地面积、人口、GDP总量来看都是四个湾区里面最小的，但是在更能代表发展质量的人均GDP方面却遥遥领先，其经济增长率也仅次于粤港澳大湾区，远远高于另外两个同样位于发达地区的湾区。

根据美国商业新闻网站“商业内幕”（Business Insider）的分析，硅谷地区的圣何塞都市圈和旧金山都市圈分别位列美国2017年经济最强劲地区的头两位。硅谷还是风险资本的高度聚集地，两个都市圈共接受了美国40%的风险投资。

此外，根据美国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典型的旧金山家庭每年收入为9.7万美元，是全美国家庭收入中位数5.8万美元的近两倍。

3.“耀眼”公司

硅谷是高科技公司的代名词，高科技也是硅谷最显著的特征。那么硅谷的公司已经在多大程度上融入了我们的生活？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不妨先来跟随在硅谷科技公司工作的工程师吉姆一天的生活。

早晨，苹果（Apple）的一部iPhone手机的闹钟把吉姆从睡梦中叫起，他一天的工作从回复邮件开始。吉姆打开了内有英特尔（Intel）芯片的手提电脑，打开浏览器，上了谷歌的Gmail邮箱，回复邮件。

吃完早餐，吉姆开了一部特斯拉（Tesla）汽车出门去公司上班。

公司的电脑系统使用的是甲骨文（Oracle）的数据服务。他在工作电脑里完成了一个项目计划书，保存为奥多比（Adobe）公司的PDF文件，把文档放在一个闪迪（SanDisk）的U盘中，到一台惠普（HP）的打印机上打印出来。之后他要去旧金山市区见一位客户，考虑到市区不好停车，于是叫了一部优步（Uber）网约车出门。办完事后，他叫了另一个网约车公司Lyft的车回公司。

午餐时间到了，吉姆不想在公司食堂吃饭，想点外卖。于是上了点评网站Yelp，看一下顾客们对餐厅的评价后下单。吃午餐的时候，他想看看晚上有没有什么地方好玩的，访问在线活动策划网站Eventbrite，看到周末有场NBA金州勇士队的篮球赛，于是登录卖票网站Stubhub，使用在线支付平台PayPal，几分钟时间就把票买好了。

下午继续工作，吉姆感觉电脑运行速度有点慢，于是使用赛门铁克（Symantec）公司的杀毒软件，对电脑进行了一次体检杀毒。吉姆马上要跟一个新的合作伙伴有一个电视电话会议，会议开始前登录了领英（Linkedin），看一下合作伙伴的简历。然后使用Zoom公司的软件进行了视频会议。

晚上是放松休息的时间。吉姆打开冰箱发现家里没有饮料了，于是上亿贝（eBay）下单，订单显示过两天就会送到家里。他访问视频服务提供商奈飞（Netflix）网站，一边欣赏最新的美剧，一边通过脸书（Facebook）和推特（Twitter）跟朋友聊天。临睡前，他看了一下谷歌日历，看看明天还有哪些日程。

吉姆是一个虚拟的人物，但他的生活，展示了科技公司已经如何渗透到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而上面提到的这些公司都有一个共同的地理位置：硅谷。

二、百年历史延展

很难想象，现在被称为“硅谷”的这片世界高科技产业的心脏，直到60多年前还是一片果园。这里的历史性巨变，发生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全球信息技术革命的前夜。时势造英雄，硅谷正是乘着时代潮流而动，而硅谷也塑造了时代。

1.“欢心谷”

很长一段时间，现在被称为硅谷的这片土地一直由印第安人居住。19世纪40年代，因为“淘金热”的兴起，很多人来到加州。但能淘到金子的幸运儿毕竟只是少数，当很多“淘金者”正准备失望而归时，他们在淘金地周围发现了另一种“黄金”——拥有肥沃土壤、适合种植农作物的圣塔克拉拉谷，并且定居下来。1850年，圣塔克拉拉开始形成了小村庄。

因为美丽的景色、宜人的气候、无数的果树，这里被人们称为“欢心谷”（Valley of Heart's Delight），围绕着水果的相关产业开始发展起来。1869年，随着跨太平洋铁路的建成，这里的水果开始被运往美国其他地方。1906年，这里的人口增长到5000人。

到了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这里的水果产业已经相当繁荣：18家罐头厂、13家包装干水果的工厂和12家物流公司把新鲜水果和蔬菜运往全球各地。繁荣的水果产业需要大量工人，而当地劳动力市场无法满足，当时早期的中国和日本移民填补了这个空白。随后，更多的移民来到这里，包括意大利人、东欧人、菲律宾人和墨西哥人等，进一步形成了硅谷的移民文化。

2.电子工业的早期崛起

很多人将硅谷的起点追溯到惠普公司成立的1939年，或者瓦里安联合公司成立的1948年，并且认为硅谷是从一个农业地区跨越常规发展阶段，一跃成为世界科技工业中心的。这种说法忽略了硅谷早期的工业基础。

事实上，硅谷的工业根基可以追溯到20世纪初，随着电报、无线电通信、电话等技术的成熟，硅谷已经在这些电子工业技术上崭露头角，也为后来的快速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1909年，斯坦福大学电子工程专业毕业生西里尔·埃尔维尔（Cyril Elwell）成立了联邦电报公司（Federal Telegraph Company），成立过程中得到斯坦福大学首任校长大卫·斯塔尔·乔丹（David Starr Jordan）的支持。

埃尔维尔先是开发了新的无线语音通信技术，并且在距离斯坦福大学不远的斯托克顿（Stockton）及加州首府萨克拉门托（Sacramento）之间建立了一条实验线路，邀请公众体验，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当时萨克拉门托市长、一些富有的中国商人及当地银行高管都尝试了这项技术。随后，项目获得了外部资金支持，联邦电报公司正式成立。

1912年，联邦电报公司因其远超竞争对手的技术优势，很快获得了美国海军的合同，进行舰船之间的远距离通信。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海军不仅大量采购了该公司的产品，也不断要求联邦电报公司提升技术参数，以适应越来越复杂的战争需要。

为了进一步提升功率和技术成熟度，联邦电报公司使用了斯坦福大学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实验室。作为交换，公司捐给学校无线电通信仪器，教授们则用仪器做物体的绝缘实验，并且根据实验结果发表了论文。从这个过程可以看出，早期硅谷产学互动的实践在联邦电报公司已经开始了。

随着一战结束，海军订单骤然减少，联邦电报公司结束了其黄金时代，被迫开始寻找新的商业合同订单。他们当时还一度想为中国建设跨太平洋的通信系统，并为此跟中国签订了合作协议，不过因为当时中国政局动荡，这一计划最终未能实现。20世纪20年代中期，联邦电报公司被收购。不过，在联邦电报公司短暂独立运营的时间内，它也派生出了好几家初创企业。

除了联邦电报公司之外，20世纪三四十年代，硅谷在短波无线通信、电视、录音机等领域都有所发展，在美国电子工业版图上已经有了一席之地。

在硅谷历史上起重要作用的联邦电报公司旧址。

3.“硅谷之父”弗雷德里克·特曼

如果说无线电通信等技术的发展为硅谷奠定了基础，二战后，随着半导体产业的崛起，这里才真正成为高科技产业圣地。在这个过程中，有两个人功不可没，他们就是弗雷德里克·特曼以及威廉·肖克利。

特曼曾经担任斯坦福大学工程学院院长和教务长，到目前为止，斯坦福大学历史上还没有哪一个教职员能够像特曼一样留下如此鲜明的印记。正是在特曼的倡导鼓励下，斯坦福才确定了跟产业界良性互动、支持创新创业的办学定位，使斯坦福成为硅谷创新的不竭源泉。他自己也身体力行，帮助学生创新创业。

特曼出生于1900年，在他12岁的时候，特曼的父亲成了斯坦福大学的心理学教授，研究领域是儿童天赋。于是，特曼跟随父母搬到了斯坦福大学。特曼从小就在斯坦福大学风景如画的校园内长大，他展现了过人的天赋，在斯坦福大学获得化学学士学位和电气工程硕士学位。

1924年，特曼在美国东部的麻省理工学院获得电气工程博士学位，他的博士生导师是后来对美国政府支持科研活动产生巨大影响的万尼瓦尔·布什。布什后来担任了美国科学研究和发展办公室负责人，在他的倡议下，美国在战后设立了国家科学基金会。麻省理工学院和布什对特曼一生带来了深远影响，让他知道学校教授不应该只是埋头做学问，大学也不应该和产业界脱节，而是要把理论和实践相结合。

弗雷德里克·特曼教授。图片来源：斯坦福大学官网

在特曼获得博士学位的那一年，他患上了肺结核，大部分时间需要卧床休息。1925年，特曼回到他成长的斯坦福大学任教，加州宜人的气候是吸引他回来的重要原因，因为这有利于他养病，回到加州后他的病情确实也得到了缓解。

在斯坦福，特曼教授真空管、电路等实用课程，说服产业界给学校捐献仪器设备，他的研究也聚焦于解决产业界需求的方向，他会组织学生到当地的一些公司进行田野调查。他的学生中，就包括后来创立惠普公司的大卫·帕卡德（David Packard）和威廉·休利特（William Hewlett）。

帕卡德后来回忆这些田野调查的经历时说道：“在这里，我第一次看到年轻企业家在他们自己建立的公司里研发新设备。一天特曼教授跟我说，我们参观的很多公司以及这个国家大量的公司，都是由没有受过正规教育的人所创办的。如果这些人能够得到正规的工程教育，再配合少量的商业教育，这些公司会更加成功。”

正是在这种氛围的影响下，两位学生也萌生了创业的想法。在特曼的辅导下，1939年帕卡德和休利特创办了惠普。惠普的第一款产品是音频振荡器，这个产品方向也来自于特曼的指导。靠着在业界的广泛人脉，特曼还为他的学生列出了25个潜在客户，其中包括最早购买这款产品的迪士尼公司首席音频工程师，这成了美国西岸的旧金山科技产业以及洛杉矶娱乐产业相互促进发展的一个经典案例。

二战期间，特曼被派往哈佛大学领导无线电研究实验室，该实验室开发的技术用于建设干扰发射台，作为对德国雷达的反制措施。在此期间，他也承担对诸如通用电气等军方工业合作伙伴的教学任务，教他们如何生产器件。

这段经历进一步加强了他对工业界的理解。他在写给一位同事的信中说道：“我学到了很多东西，我从来没有意识到，当你有了一个很好的设备工作原理后，要让它达到可以生产的程度，还有那么多工作要做。比如大量的图纸、一系列详细的设计，需要解决具体的测试、标准化等问题。”

斯坦福大学之前的工程角，建筑正上方还留有“工程”字样。

二战后特曼回到斯坦福大学，担任工程学院院长。他在1951年提议设立了斯坦福工业园，这个举措对斯坦福大学后来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斯坦福工业园使得校园周边聚集了一些高科技企业，也吸纳了大量的斯坦福毕业生，产生了良好的产学互动。特曼后来在1955年到1965年间担任斯坦福大学教务长，使得他可以在全校的平台上推行自己的理念。

特曼曾经说过这么一段话，高度概括了他所参与创造和见证的硅谷奇迹。他说：“当我们在硅谷刚刚开始创建一个技术专家组成的社区时，这里几乎一无所有，而世界看起来巨大无比。现在，世界的很大部分就在这里。”

4.肖克利半导体实验室和“八叛徒”

硅谷历史上，还有一位灵魂人物，他就是威廉·肖克利。肖克利在英国出生，后来移民到了美国，在加州理工学院接受本科教育，后来在麻省理工学院获得博士学位，毕业后进入贝尔实验室工作。在那里，他和其他人一起发明了晶体管，并且于1956年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

二战期间，肖克利应美国国防部要求提供了一份研究报告。这份报告指出，如果美国对日本本土发动全面进攻，要达到打败日本的目的，预计会造成美方170万～400万人伤亡。这份报告给美军提供了重要参考，促使美军下决心投下原子弹，由此也加速了日本无条件投降。

1955年，肖克利回到家乡帕洛阿尔托，成立肖克利半导体实验室。肖克利之所以愿意过来，还因为帕洛阿尔托就是他长大的地方，他母亲也是斯坦福大学的毕业生。当时母亲年事已高，肖克利也希望来到离母亲近一点的地方工作。

当肖克利从贝尔实验室出来时，本来想说服几位同事跟他一起出来，但认识他的人都了解他糟糕的脾气，没有人愿意跟他共事，他于是从全国各地物色了很多优秀的年轻科学家加入。

肖克利是慧眼识人的高手，而且在学术和研发方面能力突出，但他的个性和管理风格令人难以忍受。很多人形容他傲慢、专断、听不进去意见，经常威胁员工说要解雇他们。一次，他的秘书在握门把手时把手弄伤了，肖克利固执地认为是有人故意陷害，要求用测谎仪对员工们进行测试。事后证明，这名秘书只是不小心被图钉刺伤了而已。他跟下属之间的嫌隙越来越不可弥合。

真正让矛盾爆发的，是肖克利在研发方向上与团队成员之间出现了分歧。于是在短短两年后的1957年，他团队中的八个科学家要求当时肖克利半导体实验室的资助者贝克曼更换领导，遭到拒绝后，他们八个愤而集体辞职，成立了仙童半导体公司。肖克利为此大发雷霆，斥责这些人是“八叛徒”。

晚年，肖克利还因为坚持人种的“基因优劣论”而备受争议，他认为白人和黑人之间存在智力差异，而处于所谓社会底层的黑人生了更多孩子，这种模式对社会无益。显而易见，任何一个文明社会都不可能容忍这种言论。1989年，肖克利在众叛亲离中死去，他的儿子也是在报纸上才读到他的死讯。

5.“黄埔军校”仙童半导体

离开肖克利的这八个人都是在各自领域富有天赋的顶尖人才，他们发明了批量制造硅晶体管的平面处理技术，发明了集成电路技术，从而进一步打开了电子产业的大门。1960年到1965年之间，仙童半导体无论从技术还是市场角度衡量，都是半导体产业的龙头老大。

不过好景不长，到1965年，仙童半导体内部管理也产生了问题，之前给予他们投资的仙童照相和仪器公司买断了仙童半导体的控制权，这让创始人们变得富有，但是也让他们失去了创业的热情。一些创立者相继离开。1961年，包括让·霍尼（Jean Hoerni）在内的四个肖克利半导体的“叛徒”离开仙童半导体创业，之后离开的是查尔斯·斯波克（Charles Sporck），他带领四个同事加入了国家半导体公司，1968年，另外两个重量级人物罗伯特·诺伊斯和戈登·摩尔也离开了，仙童半导体遭受了毁灭性打击。

事实上，仙童半导体可谓半导体产业界的“黄埔军校”，在其工作过的人衍生出来的公司，后来在硅谷叱咤风云。据统计，在接下来20年时间里，有65家新创立公司可以追溯到仙童半导体的渊源。

比如，罗伯特·诺伊斯和戈登·摩尔离开仙童半导体创立了英特尔公司；尤金·克莱纳后来和同伴成立了知名投资公司凯鹏华盈；曾经在仙童半导体做过市场推广的唐纳德·瓦伦丁创立了红杉资本。

于肖克利半导体实验室和仙童半导体公司而言，这些人的不断离去是一大损失。但是这却在硅谷形成了一个影响深远的传统，即离职后另起炉灶自主创业。这种叛逆精神和人才的频繁流动也成为硅谷文化的一个重要部分。

三、“硅谷”诞生

1971年1月11日，曾经在仙童半导体工作过的记者唐·霍夫勒（Don Hoefler）第一次在媒体上使用“硅谷”这个词。

在20世纪60年代的时候，一些政府官员在访问这里的国防合同承包商时就使用了“硅谷”这个词。当时霍夫勒是一份名为《电子周报》（Electronic News）的杂志的记者。这份周报在当地很有影响力，每周一上午会投递到电子产业管理者和经理们的办公桌上，他们会阅读完才开始一周的工作。在当地甚至有个说法，如果有什么新闻没有出现在这份报纸上，就相当于它没发生过。

当时，霍夫勒已经花了数周时间撰写一篇描述20世纪60年代圣塔克拉拉谷半导体产业繁荣的报道。一天，有位做市场推广的朋友打电话给霍夫勒，邀请他前去旧金山共进午餐。在交谈时，其中一个人提到了“硅谷”这个词。

当时，霍夫勒的眼睛顿时发光，问：“硅谷？这个名字从哪里来的？”这名朋友说：“大家都这么叫。”当时大家只是觉得这个说法很好玩，没有太在意，然后就开始谈论下一个话题了。

回到办公室时，霍夫勒本来已经完成了报道，但他马上打电话给纽约的周报办公室，要求改标题。当他的报道刊出来时，读者们都注意到上面用了一个醒目的标题：美国硅谷。此后，硅谷这个词就开始流行起来了。

1.从半导体到个人电脑

从仙童半导体离开的罗伯特·诺伊斯和戈登·摩尔于1968年创办了英特尔公司。1969年，另一家重要的半导体公司超威半导体（AMD）诞生。

20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半导体产业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早期，对半导体产业的最大需求来自军方。60年代，美国军方采购占半导体产业50%的市场份额，之后该比例开始下降，到了1972年，美国军方采购只占半导体产业的12%。另一方面，消费电器对半导体产品的需求则在不断上升，硅谷的主要服务对象开始从“军”转“民”。

1972年，从仙童半导体离职的尤金·克莱纳和汤姆·帕金森等一起创立了风险投资公司凯鹏华盈，风险投资产业在硅谷开始渐成气候。与此同时，围绕半导体的制造也衍生出很多其他产业链条，包括仪器和测量设备等。

20世纪70年代的硅谷，创立公司、找到投资、寻找场地、雇用员工、开始运作……这些甚至可以在数周内完成。一种乐观的情绪在硅谷弥漫，人们创业的热情被极大地点燃，工程师们都有这样一个信念：只要你能制造出一个伟大的产品，你的门槛就会被人踏破。这个时代也被乔布斯称为制造“疯狂而伟大的产品”的时代。

之后，半导体产业开始面临来自日本供应商的激烈竞争，日本产品的价格更加低廉，这给硅谷的公司带来了很大压力。1986～1992年，硅谷当地的经济增长只有0.7%。

到70年代末80年代初，硅谷的发展重点开始从半导体转向个人电脑制造和电脑软件。最具代表性的是1976年苹果公司诞生。1977年，甲骨文公司诞生。1982年，太阳微系统公司诞生。

英特尔公司的成立，是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硅谷的标志性事件。

1994年，杨致远和斯坦福大学的同学大卫·费罗创办了雅虎，同年马克·安德森和吉姆·克拉克创立了网页浏览器公司网景，他们共同开启了互联网时代。

2.从疯狂增长到泡沫破灭

自从集成电路发明以来，硅谷就获得了爆发式增长。以就业岗位为例，1959年硅谷大概有1.8万个高技术岗位，1971年达到11.7万，1990年达到26.8万。从1992年到1999年，硅谷增加了超过23万个工作岗位。

电子产业、电脑产业和电脑软件业创造了巨大财富的同时，房价也开始疯涨。2000年，硅谷房价中位数已经是全美大都市区中位数的两倍。

一股狂热的情绪在硅谷蔓延，资本的贪婪和膨胀达到了顶峰。当时，美国知名风险投资家、凯鹏华盈公司合伙人约翰·多尔（John Doerr）有一句名言，他称互联网为“这个星球历史上最大的一波合法财富创造”。

在这样的背景下，大概从1995年开始的短短五年时间内，互联网公司股票市值疯涨到远超实际价值，危机也在慢慢酝酿。

2000年，互联网泡沫正式破灭。2005年，硅谷互联网公司的市值只剩下高峰时期的1/3，这也使得硅谷的工作机会大大减少，失业率攀升。硅谷的风险基金也从2000年的1055亿美元，锐减到了2004年的209亿美元。

在此后的2008年金融危机中，被炒高的硅谷住房泡沫也破灭了，硅谷房价中位数下降了30%，有些地方甚至下降了50%。2008年到2009年期间，硅谷的失业率达到了10%。

后来，多尔为自己当时的不当言论道歉，认为这助长了急功近利的心态。

3.面向21世纪

在互联网泡沫破灭的同时，一股新生力量也在悄然崛起。智能手机的普及以及基础设施的改善，推动世界进入移动互联网时代，而硅谷在这一波潮流中依然发挥着引领作用。

一马当先的是苹果公司，随着乔布斯在1997年回归苹果公司，苹果又获得了活力，依靠其iPhone、iPod、iPad等产品，掀起一波波电子产品消费热潮，“苹果”也成为“创新”的代名词。

1998年，谷歌诞生，开启了搜索引擎的新时代。随后，以移动互联和社交为重点的一批明星公司不断涌现，如2002年成立的领英，2004年成立的脸书，2006年成立的推特，2010年成立的Instagram。与此同时，新能源和智能交通领域的创业也在硅谷兴起，典型代表是2003年成立的特斯拉，以及2009年成立的优步。

现在，信息技术革命浪潮依然持续，硅谷依然处于它的黄金时代。在经历了计算机革命、互联网革命、移动互联网革命后，新一波智能革命正在兴起。我在硅谷的这一年期间，感受到“人工智能”已经成为硅谷最热门的词汇。利用人工智能改变医疗、教育、交通、金融等产业的案例层出不穷。打着谷歌自动驾驶Waymo标志的汽车不断在硅谷的道路上穿梭，硅谷的未来，依然充满无限想象。

在硅谷路面上进行路测的谷歌自动驾驶汽车。

四、硅谷生态

是什么成就了硅谷背后的奇迹？几乎每一个到硅谷的人都要问这个问题。有人说是因为有伟大的公司，有人说是因为有斯坦福和伯克利这样的一流大学，有人说是因为军方在二战期间的持续资助……

事实上，单一的结论无法解释硅谷成功的秘诀。硅谷的成功不仅仅是因为有人才、资本、技术等创新要素的聚集，更重要的是这些要素之间频繁而密切的互动，形成了一个孵育创新的良性生态系统。

1.聚集：创新要素的高度集合

在《天才地理学》（the Geography of Genius）这本书中，作者埃里克·韦纳（Eric Weiner）说：“如果你回顾世界历史，追寻天才们从何而来，你会发现他们不是随意出现，而是出现在特定时间特定地点，可称之为‘天才集群’。”

公元前450年左右的雅典，出现了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三大哲学家。15世纪意大利的佛罗伦萨，出现了达·芬奇、米开朗基罗和多纳泰罗等声名显赫的艺术家。18世纪的维也纳，出现了贝多芬、莫扎特、舒伯特等享誉世界的音乐家。

回望人类历史上形成的几个创新高峰，它们都具有明显的共同特征：专业化分工、聚集效应和紧密合作，因此可以高效促进知识流动、增强创新者之间的学习。所以，“天才集群”的现象看似偶然，实则必然。与其说这些天才刚好都聚集在这些地方，不如说是这些地方催生了天才。

同样，硅谷也具备天才成长的土壤。20世纪70年代后的硅谷，涌现了史蒂夫·乔布斯、杨致远、拉里·佩奇、谢尔盖·布林、马克·扎克伯格、埃隆·马斯克等天才企业家。他们之所以能成批地出现，是因为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地方能够像硅谷这样具备创新要素的高度聚集。

在大学方面，这里同时拥有斯坦福大学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两所世界级学府。两校的计算机专业以及多个工程类专业，更是傲视群雄。科技企业方面，这里集中了惠普、英特尔、超威半导体等重量级企业。

现在，美国其他地方以及各个国家的信息技术领军企业，无一不在硅谷设有研发中心或者办公室。比如微软、亚马逊，韩国的三星，中国的华为、百度、阿里巴巴、腾讯等。

国家重点研发机构方面，这里同时拥有劳伦斯伯克利国家实验室、斯坦福线性加速器两个美国国家实验室以及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埃姆斯研究中心。此外，斯坦福周围的沙丘路，是全球风险资本最为集中的地方。沙丘路3000号附近，集中了红杉资本、凯鹏华盈等诸多著名风险投资公司总部。硅谷小小一块地方，集中了全美国40%左右的风险投资。

斯坦福大学旁边的沙丘路3000号集中了众多风险投资公司。

不过，单纯的地理聚集并不必然带来创新效益。更关键的在于，这些聚集在一起的元素相互之间产生聚合，并由此产生聚变。这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大学、产业、政府、资本之间的紧密互动。

2.聚合：“大学-产业-政府-资本”的“四轮驱动”

20世纪90年代，学者亨利・埃茨科威兹（Henry Etzkowitz）和罗伊特·雷德斯多夫（Loet Leydesdorff）提出了“三螺旋理论”，提出大学、产业、政府三者之间的互动产生了创新，这一理论对理解创新经济意义重大。

在硅谷，还有一种力量在创新中扮演重要角色，那就是资本。鉴于资本在创新经济发展中不可替代的作用、资本与科技公司在运作上的根本不同，以及资本与大学、政府互动时所体现出的独有特色，有必要将其与以科技公司为代表的“产业”区隔开来。硅谷的创新，就是“大学-产业-政府-资本”“四轮驱动”的结果。

第一，大学和产业的互动。

传统观点认为大学只有两个职能：教育和研究。但硅谷的发展，特别是斯坦福大学的实践告诉人们，大学可以有第三个职能，那就是促进产业发展。

大学促进产业发展主要依赖于三种途径，第一种是依靠学校设立的技术转移办公室实现原始技术的商业化，让大学成为产业界的技术源泉。第二种是通过教授和产业界的互动而产生知识流动。这种互动体现在大学教授为产业界提供咨询服务，到产业界兼职，或者直接离职到产业界发展。第三种途径是大学为产业界提供高质量毕业生，或者大学为产业界提供大量培训，进一步提升产业界劳动力的技能和素质。

而产业界对大学的支持，体现在吸收了大量大学毕业生，成为就业的最大载体。来自产业界富有经验的管理和工程人员也会到大学任教或者充当创业导师，进一步丰富大学的智力资本来源。另外，产业界也为大学提供了一些科研资金资助，通过共建实验室、联合研发、设立讲席教授基金等方式支持大学发展。

第二，大学和政府的互动。

政府对大学的支持主要通过两种途径实现，一种是为公立大学系统提供资金支持。第二种是为大学提供强大的基础科研资金支持。在美国，大学最大的基础科研支持来自于两个联邦政府机构，即美国国家自然基金会（NSF）和国立卫生研究院（NIH）。

而大学通过承担这些项目资助的课题，也为政府带来大量新兴技术突破。比如二战期间，美国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斯坦福大学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等均承担了很多战时的特殊研发任务，为美军在战场上获得优势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支撑。典型的如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物理教授奥本海默牵头的“曼哈顿计划”成功研发了原子弹，加速了战争的结束。直到今天，由大学负责管理的国家实验室如劳伦斯伯克利依然源源不断地为美国政府带来技术突破。

第三，政府和产业的互动。

一些人认为，美国作为一个自由市场经济体，政府之手在产业发展上的影响是很有限的。但回顾硅谷崛起的历史不难发现，正是政府的积极推动促进了产业界的发展。政府作为方向的领导者，其提出的诸如“信息高速公路计划”等项目为硅谷互联网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很好的助力。政府作为规则的制定者，通过一系列法律法规和营商环境的营造，为产业界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竞争和生长环境。

此外，政府还是某些战略性产品的早期采购者和使用者，当半导体产业还处在新生阶段时，政府是最大的市场，这为该产业早期发展提供了至关重要的成长机会。而产业界也“投桃报李”，为社会贡献税收、拉动经济增长、解决就业问题。

第四，资本和产业的互动。

资本通过提供产业发展初期亟须的资金，帮助产业渡过“死亡之谷”。此外，资本还为产业提供了优质的投后服务，扮演初创公司创业导师、咨询顾问的角色。而产业对资本的贡献在于，通过企业的高成长让资本所有者及其管理人获取高额回报，资本会将这些回报继续投入其他初创公司的投资之中，产生了源源不断的资金流。

第五，大学和资本的互动。

在美国，大学基金会一直是风险投资的重要来源之一。在2017到2018年期间，斯坦福的大学基金产生了30亿美元的投资收益，其中部分投资收益来源于包含风险投资的私募股权投资。在过去五年时间里，斯坦福大学基金的投资收益率为9.4%，高于同期美国大学基金会投资收益率中位数的7.2%，这跟斯坦福大学基金管理团队的运作成效有关，也跟当地风险投资的活跃有关。

此外，大学也通过设立风险投资公司扶持和鼓励学生创办的企业。这里最为典型的是加州大学，其2015年宣布设立2.5亿美元的风险资本，用于投资大学内教授、学生、校友等创办的初创公司。基金的运营由硅谷知名投资人、NBA球队萨克拉门托国王队共同所有者维韦克·拉纳德（Vivek Ranadive）负责。

而资本对大学的回馈，体现为很多风险投资人经常会在斯坦福大学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上课。比如硅谷风险投资人约翰·多尔、彼得·蒂尔都曾经在斯坦福开课，更有大量风险投资人以受邀嘉宾的方式参与课程及与学生的互动。另外，风险资本还会为大学提供资金捐赠，比如，斯坦福大学统计系所在的办公楼就由红杉资本捐赠，并被命名为红杉资本楼。

由红杉资本捐赠的斯坦福大学统计系大楼。

第六，资本和政府的互动。

一方面，美国政府通过制定或者放宽相关的法律法规和监管政策，影响风险投资产业的发展。比如，1978年美国把长期资本利得税的最高税率从49.5%降到28%，1981年进一步降为20%。1979年，美国放宽了有关养老金不得进入风险投资行业的规定，这一举措为行业创造了大笔资金来源，从而对硅谷风险投资行业的发展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而资本对政府的贡献包括直接缴纳税收，或者通过帮助科技公司的成长而间接地提供就业岗位，以及推动利用科技手段解决社会和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

3.聚变：硅谷生态系统

在“大学-产业-政府-资本”的聚合中，硅谷产生聚变，成了目前为止全世界最为成功的一个区域创新生态系统。

生态系统是在一定空间中共同栖居着的所有生物（即生物群落）与其环境之间由于不断地进行物质循环和能量流动过程而形成的统一整体。早在20世纪80年代，学者们就发现，一个国家和地区的创新，不是单一因素决定的，而是由多个因素相互影响共同推动的。因此，从生态学的理论中得到启发，产生了区域创新系统的概念。

我们可以把硅谷想象成一片由茂密森林组成的生态系统，森林的成长离不开水分、阳光、空气和土壤。科技创新产业的兴盛，也离不开人才流动、资本注入、政策支持以及相应的社会文化环境。

谷歌、苹果、英特尔就如同这片森林中的参天大树，从这些树上生长出无数的枝干和树叶，就如同那些琳琅满目的产品线和各式各样的产品。除了大树之外，这片森林里更多的是那些仍然在努力成长的小苗，它们是硅谷无数的初创企业，其中的一些也将成长为日后的大树。小树和大树相互竞争，又共生共荣。

树的生长，必须要有源源不断的水源滋养。硅谷的水，就是人才。以斯坦福大学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为代表的高等学府，既为科技公司的技术突破提供了原始创新，又源源不断输送了高质量人才。

人才所掌握的技术和想法，就如同水中所携带的营养物质。水是流动的，人才亦然。随着水的流动，营养也不断输送往这个生态系统中的其他地方。在硅谷，频繁的人才流动极大促进了知识和技术的分享，带来了整个生态圈的繁荣。

在水之外，另一个必不可少的要素是空气。

硅谷的空气，就是由政府创造出来的科研和营商环境。在硅谷，联邦政府和州政府通过出台一系列的法规鼓励创新，而不会介入企业的具体微观运营，因此绝大多数时候，硅谷的公司不会感觉到政府角色的存在，但政府的作用却必不可少。

森林中树木的生长，还需要有阳光的照射。金色的阳光，就如同公司成长不可或缺的资本和专业指导。以凯鹏华盈、红杉资本等为代表的风险投资公司以及Y Combinator、Plugand Play等孵化器和加速器，为初创型公司提供了初始起步资金，在树木经历市场和竞争的寒冬时给予宝贵的温暖，并一路将公司扶持壮大。

森林的繁盛，需要有肥沃的土壤。硅谷的土壤，就是这里长期以来形成的改变世界、敢于冒险、开放包容、密切联系的文化。这是硅谷最难以被复制的地方，也是世界上很多地方模仿硅谷的尝试最终失败的最主要原因。如果不能理解这点，即使把这片森林中的树木移植到其他地方去，也可能会因为水土不服而最终死亡。

在硅谷这个生态系统中，各种要素快速流动、迅速组合，不断循环往复。新的公司如雨后春笋般层出不穷地冒出，一些熬不过竞争的树木变成枯木，一些被淘汰的旧产品如落叶飘零，同时又滋养了这片肥沃的土壤，形成了一派生生不息的创新图景。

（本文图片均由作者拍摄。）‍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瞭望智库 （ID：zhczyj），作者：马晓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