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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08-08 12:37
一名写不出稿子的特稿记者,对杭州的告别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三明治(ID:china30s),作者:星一,原文标题:《七月,我离开杭州与新闻,来到上海 | 三明治》,头图来自:作者拍摄


我写不出稿子来了。并且暂时找不到原因。


这听起来很离谱。2020年,我大学毕业,成为杭州一家报社记者。两年时间,我写了371篇稿子,再往前推,我喜欢写信、写散乱的文章,在酒吧的餐巾纸上续写剧本,同时也是互联网话痨,微博一天能发几十条。


但它就这么发生了,在今年。领导甚至不算责怪,只安抚我:“你对自己的要求太高。”我心知肚明并非如此。《李诞脱口秀工作手册》斥之为:“写不好,还写不坏吗?”——是的,我连坏也写不出来,交稿时间拖到开天窗边缘。


《巴托比症候群》脱胎于《抄写员巴托比》,一个以书写为生的职员,在推窗见墙的办公室里,突然只说:“我不愿意。”抛去才华问题不说,我认为这算是一种病症。本子上是半途而废的几行字,划痕所占的面积还更大一些。只是盯着纸,就像被辣椒呛住般想要流泪。厌恶乃至憎恨再次阅读写下的字,在他人提起自己的稿件时,变得粗鲁:“别再提了。”不切实际的妄想升起,睡前祈祷稿件能自己完成,是真心的祈祷。


七月,我怀疑自己是否还能写稿谋生。我提出了离职:“我恐怕无法再承担工作。”这不是客套。我原本想就此休息一年,但一种不甘心,伴随着再也写不出的恐惧,我还是来到了三明治。


那天,我在看555街区报导的招募,“关心环卫工人几点清扫555的落叶,关心安福路上一条弄堂的门卫每天常规的生活”。我隐隐期待,这能否让我恢复写作,或者说,恢复知觉。


工作记录




很惭愧,离职前,我是一名特稿记者——天,特稿这个词多么能满足年轻人的虚荣心。光是视觉上,它的篇幅就堪称惊心动魄,藏着一稿成名的野心——但你大约没有看过我的稿件,我有自知之明。


说不定你见过我的名字。在小红书上,我曾经被采访对象截图称“吃人血馒头”,图中包含我的真名、手机号和工作单位。那也是今年关于这个问题争执最火热的时刻,东航失事后。我所联系的并非遇难者家属,而是民航从业者。


被“曝光”的上午,我已经记忆模糊了。在工作中,我们常一边联系采访对象,一边自嘲“我不会被挂吧”。采访对象往往可以要求使用化名,但记者在发出邀约时,已经暴露了足够多的隐私。“这不算什么。”我似乎试图这么想。


问题在于,我是否的确赞同自己正在吃人血馒头。这位反应激烈的采访对象,回复了我一长段话,大意是我更应该去调查事故成因。


MU5735在春天坠下。3月21日,快到傍晚时,我往行李箱里塞了外套、长袖,又担心广西是否已经热起来了,胡乱咨询着几位藤县人。合上行李箱拉链后,消息来了:不去现场。我坐在瓷砖地板上,发呆,现在不用担心气温了。


作为一个不能调查的记者,在灾难中,再做其他的挖掘,是否算是带血的原罪?


我确实也关注着遇难者家属。他们的态度还算温和,大多只在私信中拒绝采访——我不知道他们是怀着怎样的心情,回复了我。我只觉得自己很虚伪。我在私信里写下了一长段的安慰,没有使用“遇难者”这个词,只写“乘客”,我写道“希望能有好消息”,总之,我还是以“我是记者。如果你愿意公开聊聊,随时可以联系我”收尾,图穷匕见。所有的安慰,看起来都是为了达到目的。


为了减轻负罪感,我向他们强调,即便不是采访,只想要找人聊聊,也可以给我打电话,我的手机随时畅通。接下来的一个月,我不再拦截外地号码。但是,显而易见,他们没有再联系我。


这太正常了,一个不在现场的记者,能做什么?我没有再询问过他们,是否需要媒体帮助。


新闻事件生命短暂。有那么几篇文章,时隔多年还是会被人阅读。但想要再成为焦点,就很困难了。这场灾难,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在3月就结束了。也许随着调查进展,它还能再回到视野里片刻。对于记者来说也一样,旧事重提需要契机。而遭受灾难的人,悲伤并没有截止日期。


相信持续关注这件事的记者都知道,即便是现在,至少还有五名遇难者家属,仍在微博上记录着灾后的日子。他们出现在了我的微博最常访问记录里。我做了很不专业的事:灾难过去了四个月,常常是深夜,我还是会近乎自虐地依次点入 ,看着他们或是痛骂,或是痛哭,或是忏悔。


我问过自己:“我真的做对了吗?”


后来,我发现,其实我有一个遇难者家属的好友。我以记者身份和她对话时,她都说不需要帮助。准备离职时,我以私人的身份问了她类似还好吗的问题,她第一次告诉我自己状态很糟糕,需要帮助。




在特稿部,我接触得最多的,就是抱有野心或是被迫席卷入舆论的人。留给他们的时间都不多。


离职前,我做的最后一篇热点稿件,是关于“赏金状元”全同学的稿件。连续三天的热议,我联系上了不止一位认识全同学的人,他们都不愿意提供全同学的联系方式,据说他不想接受采访,不知道这是真的,还是敷衍我的借口。我试图说服他们,比如“不回应,流传的说法会更多”、“他完全可以自己说清楚”等等。这显得我比较愚蠢,因为没几天,争议就慢慢消失了,调查也没有推出结果。全同学保持沉默,就他个人的结果而言,大概是做对了。


注意力真是稀缺资源。我常常感觉到人们喜新厌旧,一时之间对某事热衷到讨论只有几个字的细节,一时之间又好像全然不在乎了。我得在开头就使尽花招,尽量每几段就来点“劲爆”的细节。刺激一点,但也不要太刺激。


在杭州做特稿,总给我一种割裂的感觉。我并非互联网从业者,这个评价可能并不客观:杭州是一个适合生活的城市。曾经(或许现在也是)以旅游出名的城市里,景点以西湖为中心扩散开,和生活融合在一起。完成热点稿件以后,走在杭州的街上,我觉得不太真切。


孤山和太子湾公园里,长得像板栗的麻栎果,会在秋天成熟。保安曾见过,有人扛着麻袋收集果实,他们打算用以磨出黄褐色的豆腐。白堤在晚上十点半前,人总很多,不只是游客,还有下班后的情侣和一家人,以及一位在此兜售玫瑰花的女人。


宝石山上的麻栎果


我并不是一开始就在特稿部。入职时,我还是白纸一张,从未写过新闻,我的第一篇稿件最终只被采用四个字。我对新闻也谈不上什么热情,我毕业于汉语言文学专业,没怎么接触过新闻,误打误撞入职,只是想把手上的事做好,却无从下手。


是本地新闻部收容了我。在那里,我写的是一些杭州故事,以纠纷为主,当天报题、采访和出稿,每天如此。那段日子的夜里,我常常和朋友好友在西湖边散步。好友比我早一年毕业,也在传媒行业,我俩都是异乡人。谈话内容无非是工作怎样得不适应。


应该是在夏天,我和好友注意到了老李,就在白堤。老李和他的朋友显得很特别,一人拉着手风琴,我有十几年没见过这种乐器了,一人拍摄,上了年纪。我有种奇怪的直觉,这可能是一篇稿子,但我总是很羞怯,是好友先去搭话的。


于是,我们得知他们是朋友,一人叫老李,另一人我忘记了,六十多岁——但拒绝被叫老人,因为“七八十岁才是老”——刚从南京骑行来到杭州,年少时,其中一人曾在白堤拍摄婚纱照。


这倒也真能算是新闻。那个夜里,我们聊得其实不那么专业。一部分原因是,我和好友的愁苦太明显了。老李说:“谁没年轻过呢?看到你们皱眉,我大约也知道为什么。”老李又说:“单位的干部总是那样的,向来如此。年轻人想被认可,好好干,总有办法的。”


次日,领导勉强通过了这个选题,可能是为了鼓励年轻人。


完成报导的首要功臣,还是老李。我还没有查证的意识,是老李把他们的日记本、骑行规划图和家族群聊,都展示给我。老李的女儿,就在香港做记者,她给我提了些建议——伦理上说,这大约有些问题,只是那时我没有编辑,这个陌生女人倒担当了编辑。


写老李稿子的数据不好,从新闻性和文本上说,也平平无奇。但我喜欢这次采访,这也是我第一次找到一手线索,那是真实的联结,和陌生人,和杭州。


西湖边




真奇怪。原本以为,回顾两年记者生涯,我最有感触的会是特稿部分,那些爆炸性的、人人皆知的故事。结果并不是。我最怀念的,是在杭州的一次连锁采访。


距离采访老李有一段时间,我接到了一则投诉,对方抗议称,市民共享单车的停放地,被电瓶车挤满了——除了投诉人,我没发现还有谁在乎这件事。总之,采访结束后,我在停车处对面的奶茶店写稿。


奶茶店里,有一个孩子说个不停,我抬头看着他——她和妈妈,也就是一个外卖员,待在一起。很快,外卖员把作业本摊在桌上,和奶茶店员打了声招呼,便去送餐了。紧接着,外卖员回来,又陪着孩子,这样循环了几次,我大概理解了,这是专门负责奶茶店的外卖员,她似乎不得不带着孩子。


这就是我的第二篇稿子。一位带着孩子的女性外卖员,和一家奶茶店的故事。过程中,我向同事借了一辆电瓶车,试图和她一块送外卖,结果我自己一口气撞了车、晒衣架、树和小区大门,心灰意冷地就近找了家修车铺。


修车铺里,一位外卖小哥与我搭话:“你这车得花不少钱,前面全都得换了。我上次也撞得像你这么惨。” 将近一个小时的等候和修车时间里,不止一位外卖员在此停下,抱怨车辆如何拖累他们的工作。我就算再迟钝,也意识到了:修车铺,对外卖员来说,是个特殊的地方。


老板娘很好说话,她喜欢我写的女外卖员稿件,也不知道是怎么看到的。我得以在修车铺待了两三天。有几个福建来的小孩(他们坚称自己已经成年,我对此表示怀疑),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地来修车铺闲聊。他们不想进厂,所以来到了杭州,名义上送外卖,实际上以睡懒觉和泡吧为主。很快,他们就回老家了。据说,他们住的那片小区,大多是外卖员。


这一个链条,出于各种原因,在修车铺这里,便中断了。在杭州,有一家称得上做在地文化的自媒体,名叫“城市秘密”。我喜欢这个名字。城市里也许没有那么多新闻,但到处都是秘密和故事。


在本地新闻部,老师要求我尽可能熟悉杭州,最好能听懂杭州话(至今我仍未能完成)


第一个周末,我坐地铁时,还在背行政区划和站点。更多时候,我坐公交车采访,窗外的景色从老城区延安新村,钱塘江边的新楼,而杨公堤一带的桥,总像过山车,失重感让车上的孩子大喊。


我对杭州这座城市的感情,大多来源于这一年。



我来到了上海,不再做新闻。编辑曾经教过我一个简单的新闻定义:不普通的人,或者普通人做了不普通的事。那现在,也许我做的就是,普通人,做的普通事。


写出这篇文章真不容易,我一度要放弃了。每写出一句,我都要怀疑:真的有人要看吗?这里面没有什么值得关注的新闻。不过,三明治的slogan是“own your own story”,好吧,这就是我的故事。


做出搬家的决定,是痛苦的。这不算合适的时机,疫情之后,“稳定”似乎更重要。


搬家始于七月初,我连续追看了五天疫情发布会,特意记录了我计划搬去的区域里的中高风险地点,有时,一天能增加七个风险点。杭州的社区工作人员对此也很谨慎:“我只能说,这是今天的要求(从上海非中高风险区返杭,仅需“三天两检”),我没法保证你回来时如何。我建议你不要去。”


看房期间,在一个公寓楼前,中介问保安:“七号楼解封了吗?”保安摇头。我追问为何封控,这可不在我的风险列表里。中介轻松地回答:“就是这样,时不时突然封一栋,没事的。”那天,我不得不做好了回杭要被隔离的准备。


另一方面,我曾在上海读了五年书,这里给我的回忆并不美好。我是广西人,在这里经历了和城市文化的碰撞,为了虚荣,我曾经花费奖学金的一半(一万元,当时算是巨款)购置衣物。我跟着其他人一起,尝试一些时髦的活动,看话剧,记住鸡尾酒的名字。外滩让我感觉渺小,金色的灯光里,我总是没办法躲开别人的镜头。


2020年,我下决心离开上海,过一种健康的生活,去往看起来还能接受的杭州。没想到2022年,我又回来了,依然不算时髦和有底气。


在上海,我读到一篇描写纽约的文章,里面如此形容:


“穿过这座城市的郊区时,她在想,就好像所有一切都在高速行进,所以坚固的东西都抵御不了这种损耗,最后只能烟消云散,檐口被刮飞,窗户在塌陷。她知道她怕真的把这些说出口,怕面对这种对现实的认知:大家都自愿地跟上这种节奏,自愿地加速再加速,直到最后毁灭。”


这符合我曾经对上海的感觉,也符合我对新闻的感觉。但我希望,这次我有勇气,真正面对这座城市。在这个不断加速的世界里,我们能否看清彼此的模样?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三明治(ID:china30s),作者: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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