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经济观察网 （ID：eeojjgcw），作者：陈芝，原文标题：《新的“旧世界”：海权国家能否继续主宰全球》，题图来源：视觉中国

安德鲁·兰伯特的《海洋与权力：一部新文明史》就性质而言，其实与大卫·休谟的《英国史》一般无二，名为史书，其实是政论册子，通过梳理不列颠历史的形式，参与各自时代最牵动人心的政治话题，最终确定英国的自我认同与定位。

休谟是针对光荣革命后的君主立宪政体，而安德鲁·兰伯特言外之意则是英国脱欧后该何去何从。所以本书应当放进英国宪法斗争的脉络中去理解，即作者以及与其论辩的对手正参与和创造历史，因此这些政论书目用语并不像普通的学术书籍一样持平中正，反而会有意地挑起争论，以激发他所期许的读者的思考。

换句话说，中文读者并不是他的第一受众，自然会觉得言多武断，前后多有龃龉偏颇之处。

本书的主题是探讨雅典、迦太基、威尼斯、荷兰与英国五个在历史叙事里前后相接的海权国家，本书的英文名字“sea power states”直译过来即海权国家们。

与大众观点不同，作者对海权国家的定义更为狭义与激进——因此不知道出版社为什么要将术语表放在本书的最后面，这对我的阅读来说简直是一场灾难——在作者眼中，世界分为大陆国家与海洋国家，海洋国家由海洋主导，以海洋为其经济活动、安全和文化的基础，大陆国家则反之。

但海权（sea power）指的仅仅是：

“中等规模的强国有意识地创造的一种身份，试图利用海洋强国在战略和经济上不对称的优势，使它们有机会跻身于大国之列。这一愿望的关键指标包括实行寡头/共和制政治模式，赋予商业精英以权力，重点关注海军而非陆军，发展一种充满海洋气息的文化，以及采取与大陆国家全然不同的模式。它是一种构建出来的身份，需要无休止的重复和重申。”

本书作者不认同马汉将海权等同海军力量的观点，在他看来马汉将海权理解成制海权，即任何拥有足够人力物力和港口建设的海军国家对海洋的战略使用，然而海权本当是一个一直选择强调海洋的国家，它通过有意识地构建海洋文化和身份来确保海洋控制带给它的经济和战略优势，以此作为一个大国发挥作用。海权是海上的帝国式大国，依靠控制海上交通来获得凝聚力、商业利益和控制力。

是以海权国家首先是一种文化建构，国家有意识的选择海洋与商人，并因此改造自己的政制以适应之。用作者的话说：

“当权者利用国家资金建设来控制海军及其所需的基地，并通过海军和陆地建筑、精心挑选的船只及其与宗教的联系，从而确保船只和建筑物传达出海权的核心信息。他们在海边建造寺庙，以此作为醒目的航海标志和导航信标，并用海权艺术装饰他们的公共空间，创造独特的文化形式来表达他们与众不同的意图……”

一般的海洋国家面向海洋，可能单纯只是地理位置如此，而海权必须是由政治驱动、在经济上有吸引力和在战略上有效。

而从空间上讲，海权通常是在文明的边缘而不是中心发展起来的，地处边缘的沿海共同体从陆地上获得的发展机会有限，作为对这种处境的回应，他们发展出了贸易网络，以弥补土地与人力物力上的不足。

而当这些海上行为体开始保护和控制连接资源与市场的海上航线时，他们就为制海权战略、控制海上交通和海权身份奠定了基础。

由于海上贸易容易受到敌对国家和海盗的攻击，这促使人们建立护卫部队，而必要的船只、水手和基础设施带来的长期成本又迫使海洋国家发展更具包容性的政府形式与社会风气，让商人与船主分享政治权力，以换取他们的服务或财务捐助。

因此海洋国家的政治结构总是会演化成高度相似的分权政体与寡头政治，而有意识地选择这种社会—经济—战略的大中型国家会成为海权。

陆权，或者说作者所谓的普世君主国则相反，拥有庞大的国土与人力物力，实行自给自足的指令性经济，为了维持广袤领土的统治更偏好集权专制的政体与封闭稳定的文化。两者的战略也因此大不相同，陆权可以通过决战和占领敌方核心领土来获得胜利，而海权只能追求有限的战果，通过让对手的经济枯竭来取胜，海权战略的重点是为了安全和经济利益而控制海洋。

需要注意的是，由于作者认为海上运输与自由贸易是海权国家的命脉，因此过大体量的国家不可能成为海权，因为它可以自给自足，海洋于其而言并非生命线。

因此根据他的定义，今天的美国并非海权国家，而历史上像葡萄牙、西班牙这样拥有强大海军并建立了庞大的海外帝国的国家，它们一度是海军强国，但不是海权国家，因为它们实行的是中央集权的由政府垄断的指令性经济，为独裁君主和专制的普世教会服务，贸易的收益被用来巩固王室的专制统治和提升作为国家臂膀的教会的权力，全然无意与商人阶级分享政治权力。

伊比利亚人的海外帝国延续了几个世纪，但作者认为其文化核心仍然不受海洋影响，君主专制、罗马教会、对土地的野心、贵族特权、垄断性的经济模式，再加上对航海者、海洋和新思想的“持续蔑视”，使它们一直扎根于大陆。

它们的殖民地也逐渐演化成由军国主义、威权政治、罗马教会和农民赋税这些文化支配的国家，它们的母国就是因为这种文化而陷入停滞的。

而海上贸易为进步、变革和赋权提供了载体，然而这也意味着对社会秩序与政治稳定的威胁，大量流动的人口摆脱了统治者对其的控制，因而在古代世界的大部分时间不受欢迎。

海洋与商业被视为导致人道德败坏的渊薮，虽然地球水域面积远远超过陆地，然而人类脚下的大地只有最外围与边缘临近海洋，这决定了大陆国家远远多于海洋国家，因此决定了古代社会的话语权。如果地球表面的陆地远比今天支离破碎，由一个个岛链构成，想来舆论就会颠倒反转。

但我们今天的世界，却是欧洲人自大航海时代以来通过海洋塑造的秩序，但这也不难理解，古代的农业帝国往往扩张到地理条件所允许的最大疆界以后便停滞不前，像古代中国除了草原民族入主中原以外，大多数时候都止步长城以南，因此存在一个无形的上限。

而通过海洋，欧洲人便有了远远超出传统陆上国家所能想象的扩张空间，接触到更多的文明、商路、技术与动植物，自然能反客为主，后来居上。

由于欧洲有全世界各大洲里最为曲折的海岸线和最多的避风港，因此欧洲相比世界其他部分有更深的海洋色彩，所以我们需要注意一点，虽然本书作者对大航海的第一批探路者西班牙人与葡萄牙人嗤之以鼻，但这是按他们英国人的标准算的，伊比利亚半岛放到东亚简直海洋的不能再海洋。而他们之所以失去海上的支配权，也是因为与大航海的后起之秀荷兰、英国这两个海权国家相比显得不那么海洋。

与英荷相比，西葡两国的帝国主义政策主要来自宗教狂热，是将摩尔人赶下大海的再征服运动的延续，当然粮食不足和现金短缺也在鼓励它对外扩张。为了满足十字军征服的热忱，两国选择了垄断的财政体制，以充实专制君主的金库，以至于葡萄牙在获得亚洲香料贸易控制权后，香料的价格因为王室的垄断依旧居高不下，交易量也没有增加，私营企业更是被排除在香料贸易之外。

垄断的经济政策使民间经济得不到发展，专制的政体又使商人阶级在政府中缺乏话语权，尤其西班牙人在西欧进攻新教徒，在地中海对抗穆斯林，四处奔波，堪称穷兵黩武的宗教事业，使从世界各地运来的金银被其挥霍一空，流进其他欧洲国家的口袋，导致17世纪的西葡两国债台高筑，屡屡破产。

作为15、16世纪大航海的先驱者，远洋帆船的设计与生产能力此时却已经落后于与它竞争的强国了。甚至连被其垄断的殖民地市场，大部分航运业务日渐被外国人承包，因为民营经济不够活跃，缺乏足够的水手与船只，在各自文化里，航海贸易也不够体面，至少不像在陆地上流血、征服让人尊重。

而夺走西葡海上霸权的英荷两国，其实很难说宗教热忱一定比西葡两国低，就像作者认为的那样。历史上新教徒迫害异端同样是毫不留情，要知道英国得到1829年才通过天主教解放法案，赋予数百万天主教徒同等的公民权，而这个时候拿破仑战争都已经结束十多年了。

只不过英荷两国的帝国事业由商业驱动，因此很多时候会显得比较灵活，这也跟它们是欧洲大陆外围的边陲小国，时刻面临先是西班牙，后是法兰西这些体量庞大的普世君主国的军事威胁脱不开关系。巨大的生存压力，与体量狭小的现状，促使它们选择了一条依靠海上贸易获取巨大现金流以弥补自身人力物力不足缺陷的道路。

对商业与海洋的重视，改造了两国的宪制，使商人阶级在权力结构里能跟传统土地贵族平起平坐，甚至尤有胜之。

由商人控制的政府对财政支出更加谨慎，对债务也更加守信，相比之下西班牙与法国债务违约是家常便饭，因此两国的金融业始终逊色于英荷两国，贷款利率高昂。稳健的财政政策与良好的信誉，使得争夺全世界殖民霸权的七年战争里，全欧洲包括法国在内的资金涌入英国，使英国拥有数倍法国的现金流，在海外完胜西欧当时国土和人口最多的法国。

由于英荷两国的政治更加宽松，经济更少管制，因此其社会也更加自由开放，这也更好的促进了技术的进步，工业革命率先降临英国与其政治经济社会的开放、包容脱不开关系。也正因此，普世君主国恐惧海权国家政治文化对其政体稳定性的挑战，一如海权国家恐惧被普世君主国征服的命运。

英荷两国中荷兰的海权比较短暂，因为它与陆地直接相连，直面南方扑面而来的军事威胁，这导致它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必须维持一支极其庞大的常备陆军，国内长期分成陆军导向的来自内陆的几个省份的奥兰治派与海军导向的主要来自沿海的荷兰省的共和派。

因此在作者眼中荷兰只在1653年到1672年间真正成为一个海权国家，荷兰在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里与西班牙达成和约，正式独立，不再有陆地上的威胁。同时又摆脱了执政奥兰治亲王的控制，共和派控制了政权，将资源集中于海军以维持海上的霸权，对抗来自英格兰的挑战。

遗憾的是，法国取代西班牙成为新一代的霸主，并开始向外扩张。联省共和国的领导人德·维特忙着与英国海上争霸，忽略了这一威胁，以至于1672年路易十四宣战后几周之内法军就推进到乌得勒支，占领了这个国家的大片领土，重新挑起了荷兰省与该国其他地区之间的激烈分歧。

德·维特的海军赢得了海上战争，却无法拯救共和国的四个省份。德·维特黯然下台，之后与其兄弟在海牙的大街上被愤怒的暴徒撕成碎片。

奥兰治亲王威廉三世重新登上执政宝座，付出巨大的牺牲才将法军赶走，开始其为了祖国独立而与太阳王斗智斗勇的一生。在1688年，他与英国带路党内应外合，率领一只庞大的军队入侵英国，废黜了岳父詹姆斯二世，史称“光荣革命”。

威廉三世建立了英荷联盟以维护共和国的安全与繁荣，在这个同盟中，英国负责海军，荷兰负责陆军。威廉三世使资源重新转向军队与堡垒，将海权拱手相让，因为它意识到英国威胁的是荷兰的商业利益，而法国威胁的却是生存和独立。

与荷兰相比，英国有一个得天独厚的优势，那就是它是个岛国，除非能胜过皇家海军，否则敌人永远也不会威胁到本土。光荣革命以后，英国成为了唯一的海权，逐渐控制了全世界的海上运输与商路，并一直以海洋而自傲直到1945年。

无敌舰队的覆灭与特拉法尔加海战成为这个国家最核心的政治神话，与君主立宪制、自由贸易糅合成这个国家的灵魂。

于是从1688年到1945年，英国建立了一个人类历史上最庞大的海外帝国，依靠殖民地、金钱与工业维持欧洲的均势，始终在一个多极的国家体系内阻挠欧洲的一统。因为英国对欧洲的土地并无野心，因此大部分时间都能做到拉次强围攻最强的国家，避免出现过强的大国威胁英国的生存。

然而人力有时穷尽，二战后在最亲切的盟友美国帮助下，英国的海外帝国被拆分，海上霸主地位转交给了美国，如同往日的荷兰一样，筋疲力尽的英国变回了那个小小的岛国，在工党的领导下专注内政，孩子们的眼睛再也不会因为纵横七海的梦想而闪闪发光。

冷战以后，美国强大的海军维持了海上秩序，确保商路的畅通，但作者认为美国并不是一个海权，因为它有广阔的内陆腹地，能够自给自足，随时可以退回孤立主义，放弃维持国际秩序的责任，特朗普的上台或许可以证明作者并非杞人忧天。

而这一天的到来，将对体量狭小，必须仰仗海洋与商业的英国，以及作者在书中列举的其他海洋国家来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而解决之道，在作者看来应该是海洋国家结成的合作同盟而不是欧盟。

他认为，欧盟是一个不负责任的保护主义体系，它使大多数的成员国陷入贫困并变得幼稚，只有德国的工业获得利益，其目的是把古老的、文化各不相同的国家整合成一个单一的整体，从而使21世纪的欧洲变成一个关税同盟，成为一个帝国，而不是一个国家，进而威胁到海洋国家自由与开放的身份与认同，最终沦落为一个普世君主国可有可无的外围边疆。

这样的思路对我们来说很难理解，然而对于英国这个小小的岛国来说，却是维持其独立与骄傲的立身之本。

它们自百年战争被赶下大海以后，就始终面临着被大陆强权征服与同化的威胁，像西西弗斯一样，永无止境地与命运纠缠、搏斗。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经济观察网 （ID：eeojjgcw），作者：陈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