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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08-13 15:36
“摸鱼”就是反向剥削老板?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中欧商业评论 (ID:ceibs-cbr),嘉宾:梁捷,作者:周琪,编辑:施杨,题图来自:《我,到点下班》剧照


梁捷在他供职的上海财经大学讲授了好些年的“西方经济学”,使用的教材是市面上流行的曼昆的《经济学原理》。在多年的授课过程中,他最大的体会是,并不是所有人都适合学习这套经济学范式,也没有这个必要。每个人在生活中都已经或多或少接触过一些经济学命题,也有自己的思考和看法,不会是一张白纸,此时再被强行灌输一套分析系统是很难的。


作为学者,梁捷学术根基深厚,他的导师、著名经济学家韦森教授这样评价他,“勤奋,知识面极广,思维极其敏捷,文笔也很美……”


书斋之外,他对人类学者项飙提出的“附近”充满热情,居住在上海一处著名的弄堂“田子坊”,他常常从家出发,在一平方公里的范围内,沿着自己最熟悉的道路漫步,那里的生活日新月异,每天都有很多新店开张,旧店倒闭,疫情更是全面改变了那里的商业面貌。


每看到一个场景,他就围绕它展开一番论述,介绍一些相关的经济学知识以及现实应用,这些论述最终汇集成《看!这就是经济学》这本书。


《中欧商业评论》近日专访梁捷,聊了聊“摸鱼”背后的管理难题、职场热词从“内卷”到“躺平”再到“摆烂”的滑坡,以及人人都在议论的“狗屁工作”。


以下是访谈实录:


中欧商业评论(以下简称CBR):您在《看!这就是经济学》里说,“摸鱼”就是反向剥削老板,听上去很燃。


梁捷:当代经济学认为,归纳起来,人只对两种力量产生反应,一个叫胡萝卜,一个叫大棒,前者叫监督,后者叫激励。这两种办法都可能是有效的,只不过导致的员工心态会不一样——永远用鞭子抽,你也会干活,但心里会不愉快;永远打鸡血,心理状况会好一点,但干到后来可能鸡血也打不动了。


所以我觉得不存在一个最优解,只能两种办法结合,既要鸡血也要监督,而且都不能做得过分。比如有的公司就像坐牢一样,摄像头盯着你,对于员工来说,他永远可以有摸鱼的机会,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马克思那个时代,就有流水线上的工人为了反抗包工头的监督,选择把一根铁棍塞到机器里,破坏机器,直到今天也是一样,比如写代码一定是有办法糊弄的。管理学既是科学也是艺术。老板对于员工的态度是一个很微妙的东西,有时候凶,有时候温柔,每个人的风格不一样,没有一个最优的解法。


CBR:这样看起来,其实对“摸鱼”我们也可以带着稍微积极一点的心态。


梁捷:对。没有人可以永远摸鱼不干活,或者永远干活不摸鱼,怎么样在两者之间找到一个平衡?最终的目标是皆大欢喜。不同的人追求的东西不一样,有些老板希望员工很拼命,我给你加很多钱。有些老板觉得员工也不需要很拼命,我也不用给你加很多钱,只要相互能够匹配就好。


CBR:最常见的激励手段是加薪,加薪的激励有效期是不是也是有限的?


梁捷:加薪和激励是倒 U 形的关系。收入低的时候,比如年薪 10 万加到年薪 20 万,激励很大。但如果是年薪 100 万,加到年薪 110 万,感觉也没什么差别。收入过了一定水平以后,加薪的效率大打折扣。类似于我们对幸福指数的研究,收入越多,是不是越幸福越快乐?刚开始肯定是这样的,收入越高就越幸福,但是一旦过了一个门槛,收入就和幸福无关了。


CBR:至于惩罚,许多公司会有动态的末位淘汰机制。


梁捷:从心理学的角度说,人在适当压力下表现会更优秀,但当压力大到一定程度以后,他的表现不一定会更优秀。拿篮球比赛举例,假如输了要稍微罚点钱,球员肯定会努力工作,但假如输了要坐牢 20 年,在这么大的压力下,球员发挥可能比正常水平更差。


CBR:很多老板会有这样的心理,我就在内部做一下压力测试,熬不过的说明你的韧性不够。


梁捷:那到最后可能大家表现都很差,当你知道这个公司 90% 的人都会走,只有 10% 的人能够留下来。大家凭什么努力工作呢?我要多努力才能幸运地成为 10% 。


CBR:在您看来能够长期激励员工的办法是什么样的?


梁捷:可以建立一些弹性的制度,比如很多外资企业有比较好的员工保障体系,一些科技企业会把食堂弄得很不错,不一定花很多钱,员工会在心理上感到舒适。


CBR:这两年职场的热词,一开始是“内卷”,后来到“躺平”,现在变成“摆烂”了,这个过程怎么就变成了一步步滑坡的过程?


梁捷:和当下的经济走势有关。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了 30 年,尤其 2000 年以后增长速度非常惊人,平均每年接近两位数,在全世界都很罕见。


现在我们听到的消息是各个大厂在裁员,毕业生找工作难,都在考研,过去大家会觉得只要努力工作,就有机会获得高收益,但现在再怎么卷,最后也会面临裁员或者也赚不到什么钱。还有一点,过去几个月大家被迫在线工作,居家办公的效率是很低的。有人做过研究,远程教学效率最多只有(线下教学的) 30%。


CBR:我们写过一篇《为什么 90 后对你的管理不爽》,提到一个“情绪自由”的概念,过去打工人觉得,我打一份工是为了实现经济自由,但是现在的年轻人会觉得,如果在职场失去情绪自由,换来金钱自由不划算,这是不是违反经济学对理性人的假设?


梁捷:不违反。我一直强调经济学本质上是要研究人的行为,而不是把人塞到一个又一个模型里面。人本身是有情绪的,在现实中我们作任何决策都既有理性的一面,也有感性的一面。大家都说你花钱的时候总归该理性了,但还是会有冲动消费的。


过去的经济学研究比较侧重人的理性一面,感性这一面考虑得相对较少,研究模型也把感性作为噪音,是因为感性不可预测。最近二三十年,搜集数据和实验的方法越来越丰富成熟,经济学发展得特别快的一个领域叫行为经济学,就是要把感性纳入研究。


CBR:如何理解一些大厂一边裁员,一边疯狂招人的现象?


梁捷:这是中国特色,中国有非常严格的年龄歧视,这在世界其他国家是很少见的。性别、年龄、地域歧视,职场上的各种歧视非常严重,包括现在阳性歧视,这个问题大家都知道,却很难研究,因为它不公开,表面上说都是平等的。比如 HR 收到十份简历,九个女生,一个男生,男生被录取了,就说九个女生专业都不对口,那不就可以了吗?绝大多数歧视都是以这样的方式发生。


CBR:最近人类学家大卫·格雷伯的《狗屁工作》(Bullshit Jobs)一书很火,您如何看他提出的“社会中毫无意义、甚至是有害的工作占了所有工作的一半以上,这种狗屁工作到处都是,还在不断膨胀”的观点?


梁捷:格雷伯的一个基本想法是,过去一个工匠做出了一个杯子,把它卖掉后赚到钱了,工匠很清楚自己工作的意义,现在假如是你是一个生产杯子的工厂的前台,虽然也能获得收入,但是你工作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呢?除了收快递接电话,你好像没有生产任何东西,很多人的意义缺失也是从这里来的。


另一方面,现代社会是一个高度分工的社会,每个人只负责千千万万流程中的一个环节,比如律师整天看合同、挑毛病,不生产任何东西,能不能说律师没有意义?如果没有律师,整个基于信任的市场经济体系建立不起来。不能因为合作的链条太长,看不到整个过程,就说这个工作是狗屁工作。


单纯说狗屁工作更接近于一种发泄,不是建设性的,而且是对世界的运作缺乏一个准确的认识。这个世界往前发展,需要由许多看不见的手联系在一起。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中欧商业评论 (ID:ceibs-cbr),嘉宾:复旦大学经济学博士(澳洲莫纳什大学博士后,现任教于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作者:周琪,编辑:施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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