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节选自《气候变迁与文明兴衰：人类三万年的生存经验》的第十五章，原章节标题：《回到未来（今天与明天）》，作者：布莱恩·费根、纳迪亚·杜拉尼，头图来自：视觉中国

美洲、罗马、中国、印度；洪水、火山、干旱、温和年份； 饥荒、战争、剥削、适应，以及合作。在本书中，我们已经讲述了许多关于人类祖先成功和不成功地应对气候变化的故事。但在当前这种气候变化的背景之下，过去还重要吗？毕竟，除了少数否认气候变化的人，大多数人都一致认为，如今气候变化的原因就是我们自己在工业时代的行为；可在 19 世纪以前，这样的变化是自然促成的。

正如一群气候学家最近强调的那样，古时的气候变化大部分都发生在局部和地区的层次上，而如今人为导致的变暖与气候变化却是持续不断和全球性的；现在，我们可以在全球范围内几乎同时共享气候变化的信息了。这些即时性的联系， 赋予每个人以新的力量。无论是谁，都可以对未来的气候变化施加影响；这种情况，有时被称为“格蕾塔·通贝里效应”。

那么， 为什么有人要去关注工业化之前众多常常互不联系的社会适应气候变化的方式呢？我们那些业已作古的祖先的经验，对于我们今天正在面对、未来甚至要更加直接地面对的气候变化，又可能具有哪些意义呢？正如小说家 L.P. 哈特利在 1954 年所写的那样：

“ 过去有如他乡，人们行事方式相异。”

尽管在本书论及的 3 万年间，整个世界已经发生了沧桑巨变，一如我们的经济发展，但我们以及生活在这万千年里的人们，无论肤色还是国籍，都具有很浅的进化根基。我们智人在本质上都很相似，全都拥有相同的激素、躯体、血液和大脑潜能。而且，由于我们属于同一物种，故我们对意外事件所做的反应常常具有惊人的相似性，跨越了时间与空间。

我们之所以明白这一点，是因为亲历者对古罗马人在维苏威火山爆发那场灾难发生后所做反应的描述，听起来与人们对 1815 年坦博拉火山爆发或者对 1980 年美国西北部太平洋沿岸圣海伦斯火山爆发的反应出奇地相似。2005 年 8 月“卡特里娜”飓风将美国新奥尔良变成一片汪洋和 2012 年超级风暴“ 桑迪”袭击古巴和美国东部地区的时候，人们也出现了同样的行为。

从这些自然灾难当中，我们已经得知，最强大的顺应与生存武器，就是人类身上一些可以追溯至遥远过去的品质：在适应和恢复过程中进行地方性合作十分重要；不论是社群之间、亲族群体之间进行合作，还是常常有可能在政治、宗教或者文化上处于对立状态的范围更广的群体之间进行合作，都是如此。

回顾过往，我们还能看出人类这个物种所有的潜在行为；虽然其中一些行为令人毛骨悚然和具有剥削性，但我们也可以从中吸取教训。

新的科学研究也正在彻底改变我们对过去那些全球性的和地方性的气候变化的看法。半个世纪以前，我们对过去 2 000 年间欧洲和美洲的气候情况还知之甚少。如今，我们却可以破译 2 000 年甚至是更久的季节性气候变化密码了。

在中国和印度、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以及太平洋诸岛上进行的研究表明，气候变化在人类历史上始终都是一种强大的驱动因素，只是常常并不引人注目罢了。我们也得知了当前的许多情况，明白了我们人类对全球生态系统已经造成并将继续造成的生态危害。

许多研究气候变化的人士都预测说未来很危险，因为未来世界在很大程度上将受到日益激增、居住之地也越来越近的人口影响，以及受几乎全部由人类活动导致的气候变化所影响。他们恰如其分地呼吁人们寻找解决方案，减少人为导致的变暖。这依然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而不能成为一个被狭隘的民族主义和党派政治所模糊的问题。

我们要重申这一呼吁。人人都须牢记，我们是同一个物种， 只有很浅的进化根基，代表了全球之间的紧密联系；而且，我们都是过去和未来的参与者。

生而为人

之所以说我们的根基很浅，是因为我们所处的现代工业世界建立在不久之前的奴隶制度与殖民主义的基础上。为了证明利用奴隶和剥削其他国度具有正当性，西方殖民主义者曾经强调，世界不同地区的人（或者“ 种族”，这是一个难以明确分类的术语， 很大程度上是以肤浅而容易改变的外貌为基础）之间存在一条鸿沟。这种洗脑之举，根深蒂固。

直到 20 世纪 90 年代，许多人类进化论者还认为，不同大陆上的现代智人之间的进化关联都极其久远（差不多有 200 万年），而且不同“种族”是在不同的地区同时进化出来的，比如在中国、欧洲、非洲等等。可如今我们得知，我们这个物种是在大约 30 万年前于非洲登上历史舞台的，身体结构（即生理上，可能心理上也是如此）则在 15 万年前以后变得和现代人完全一样了；所有生活在非洲以外的人，都是在大约 5 万年前离开那个大陆的。

的确，其中有些人后来跟尼安德特人和其他物种繁育过后代，但由此遗传下来的 DNA，却并未局限于单一的肤色、头发类型或者头部形状，而且绝对不会造成种族主义者所鼓吹的种种巨大差异。

作为一个物种，我们在生物学上很相似。我们的外貌属于表面现象，且容貌也很容易在一代人的时间里就发生改变。而具有普遍性和让我们成为“ 生理结构上的现代人类”的，是我们的内在布局：我们都有一个很大的脑袋，具有说话、提前规划和创造性思维的能力。这些能力，有助于定义我们作为智人的独特身份。

把现代人类与世间其他动物区分开来的关键行为特征，就是文化。文化既是人类的一种独特属性，也是我们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的主要手段。不过，文化具有悠久的历史，比我们人类这个物种的历史还要悠久。

让维多利亚时代那些顽固不化的人大感恐惧的是，我们竟然属于裸猿。我们的整个进化起源，可以追溯到 600 万年前甚至更久以前，追溯到早期人类与现代黑猩猩的祖先分道扬镳的时候。我们只发现了在那数百万年之后人类文化的证据：在肯尼亚境内发掘出的具有 330 万年历史的“洛迈奎 3 号”（Lomekwi 3）遗址中，出现了粗糙的残破石器这种考古记录。这些工具表明，一个古老的人类物种已经开始巧妙地利用天然石块为自己服务了。

诚然，还有一些聪明的动物也会使用工具—我们会想到章鱼和黑猩猩——但它们不可能达到我们如今和过去已经达到的那种程度。

只有人类依赖于各种各样的“ 物质文化”（即我们制造出来的东西），并将其当成自身与环境之间的缓冲之物，而不是只依靠我们的身体。这一点独一无二，与依赖皮毛、獠牙、网子、毒液、兽角等的其他动物截然不同。

文化具有令人着迷的多样性： 如今极北之地的因纽特人会缝制厚厚的多层衣物，建造圆顶冰屋，并且用石头、鹿角和兽角制成的器具捕杀猎物为食，而大多数伦敦人却住在砖木房屋里，穿着工厂里生产出来的布料衣物， 从超市里购买食品，并且使用计算机。但是，我们可不能为这种多样性所蒙蔽，以至于看不到我们固有的相似之处。

尽管种类繁多，但所有的人类文化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它们会持续不断地适应各种各样的变化。在狩猎社会中，一群驯鹿有可能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改变它们的春季迁徙路线；邻近群落（或者街道）的亲族可能发生争执；从其他女性那里搜集到的消息，有可能导致一个群体迁徙到 20 千米以外的地方去采摘成熟的果子。

自给农民有可能因土地继承的问题而发生纠纷， 在饥馑岁月里有可能靠住在一定距离之外的亲族提供食物。城市领导人有可能争夺贸易线路，甚至发动战争来控制像铁矿、大米或石油之类的资源。所有社会，在做出决策或者讨论决策时都会出现动荡。

令人瞩目的是，人类常常以同样的通用方法来适应。这就是为什么迁徙是适应策略中的一种强大催化剂。数千年以来，迁徙始终都是一种合乎逻辑的适应策略。不过，当我们回顾更加久远的过去时，由于没有文献记载，故我们有可能很难理解以前经济、环境、政治与社会方面的变化。

适应过程很复杂。考古学家如今已经变得相当擅长发现重大经济变化和技术变化的痕迹，比如从狩猎与采集变成农业与畜牧业。虽然人类的许多行为都存在于无形的领域—比如，我们虽然无法发掘出一种业已消失的语言，或者一种早已失传的口头传统—但我们可以看到帮助我们适应了重大气候变化的种种技术创新。

在“大冰期”末期的严寒气候中，生活在欧亚大草原上的人们曾穿着用有孔针缝制的分层服装御寒，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些生活在“大冰期”里的人是最早使用针这种工具的人；他们并不是率先使用针的人，因为南非斯布都洞穴的古人早在 61 000年前就使用这种工具了。大约 15 000 年前，陶罐开始被用于烹煮和储存食物。但同样，人们甚至在更早的时代就已经使用陶土了，它们以装饰性的小雕像形式留存于世。

人类能够创新，但聪明的人还会从过去和别人那里吸取教训。用于制造斧头和刀剑的青铜，彻底改变了农业与战争；随后又出现了硬度更大的铁，以及被各地群落迅速采用的冶炼方法。灌溉技术与城市卫生设施， 以及战车与有舷外支架的独木舟，都是我们这个“聪明的”物种的非凡发明。

有的时候，这些发明是在相距遥远的地区独立出现的（比如说，美洲和近东地区的作物驯化就是如此）；有的时候，一些非凡的发明却会逐渐变得默默无闻，并且最终消失（比如说，随着印度河文明终结，又过了 2 000 年，才出现可以与之比肩的卫生技术）。不过，有时聪明的点子会在广大地区之间共享，从一个社群传到另一个社群；假如愿意的话，您可以喻之为一种有益的“传染病”。

我们这些身处 21 世纪工业时代的人类， 并不是带着超级计算机和原子能突然之间就敏捷地跳上了历史舞台的。我们的背后，至少有 300 万年的技术实验和创新，以及人类适应气候变化的数百万年历史。

为什么这些遗产会持久存续呢？因为我们总是把自己掌握的知识和经验传授给年轻人。在后“大冰期”时代气候开始变暖以前，几乎所有社会都以小型狩猎与采集群落的形式繁衍生息着；对这些群落而言，经验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老一辈人积累起来的经验，会以口头形式代代相传，而工业化之前的所有农业和畜牧业群落也是如此；他们有时是通过口口相传，或者以歌唱、吟诵和讲故事的方式（当然还有举例）将经验传递下去。这些经验，大部分都属于有关当地环境和环境中各种动植物的深入知识；动植物不但为人们提供了食物，还提供了药物、衣物，以及用于制造狩猎武器、挖土棍棒和其他工具的原材料。

这种环境知识，源自人们世世代代的仔细观察，观察的对象既有随季节更替而变化的自然现象，也有猎物和即将出现的天气情况，不论那是一场暴风雪、一场飓风，还是表明一股干燥的离岸风将毁掉正在生长的作物的种种征兆。这种知识异常全面，通过人类遗留下来的东西向我们表明了当时的情况，比如“大冰期”洞穴壁画中的驯鹿皮毛细节、为夏威夷的酋长制作斗篷所用的羽毛，或者牛群在不同季节里所吃的野草。

因纽特人以前和现在都有许多的词语来描述不同的冰雪环境。阿留申群岛上曾经划着独木舟在白令海峡上乘风破浪的印第安人，也是如此。他们曾经用各种各样的词汇，描述过海峡上汹涌的波涛。这些全都属于传承性的知识，父传子、母传女，代代相传，从祖先一路传授给了后代。

知识传承

大量的环境知识，已经通过一代又一代人传承到了我们的手中；其中，记载于纸张或者羊皮纸上的知识很少，大部分都属于口述传统，且如今越来越多的口述传统正在逐年消失。历经数千年才习得的这些自然环境知识，当是我们从过去传承而来的最不朽之遗产。

只可惜，随着 18、19 世纪开始的工业化，这个庞大而至关重要的专业知识宝库正在迅速枯竭，被工业化的粮食生产及其生产过程中所用的肥料边缘化，被人们对森林的乱砍滥伐扫到了一边；这些做法的特点，就是几乎完全无视原住民族和我们这个世界的未来。

尽管如此，世间仍然留存着一个传统的气候与环境知识宝库；它既留存于自给农民的记忆当中，也留存在世人遗忘已久的人类学档案与历史档案之中。19 世纪和 20 世纪的西方人类学家搜集了这种知识当中的一大部分；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们对日常生活的细节怀有持久的兴趣（常常是服务于殖民主义），而日常生活就包括了自给农业和常规的传统做法。

这种传统知识当中，大部分都以我们如今所称的“风险管理”为中心。与一位靠一季又一季作物收成为生、在土地上辛勤劳作的农民谈一谈， 或者读一读维多利亚时期的渔民驾驶帆船在北大西洋冒险出航的故事，您就会发现，自己看到的都是一些谨慎之人。无论现在还是过去，他们所关心的，都是如何在饥荒与营养不良始终像幽灵一般徘徊于地平线上的世界里长期生存下去。

这些人都生活在农村社区，而不是大城市；如今，全世界仍有数以百万计这样的人。巨大的认知鸿沟，再加上一种紧迫感和采取行动的需要，将我们这些城里人与那些传统上与环境联系紧密的人分隔开来了。二者的生活，是脱了节的。那些生活与环境密切相关的人，对他们的农田都投入了深厚的情感——为兴建重大水电项目而安置被迫搬迁的民众时会困难重重，就是明证。

自给农民对他们的土地和所处的环境了如指掌，而对生活在拥挤的都市环境里的大多数人而言，这一点是难以想象的。他们对本地的生态、对干旱周期之类的局部气候变化以及它们在环境中的征兆等方面的认识，原本是揭示小型社群如何在气候变化中生存下去的宝贵资料；可这种正在快速消失的知识，却被人们遗忘或者忽视了。

亚马孙人、安第斯地区的农民、美国西南部的普韦布洛印第安人，以及非洲中部的农村社群里的人们，如今仍然严格保守着这些知识的秘密。考虑到最近几个世纪的掠夺性殖民活动， 我们并不能去责怪他们。

环境智慧是一种令人叹服却经常被人们忘记的历史遗产，其中的大部分知识与如今生态学家费尽辛苦得来的知识相比，要细致得多。随着气候危机不断加剧，我们是否可以认为这条鸿沟终将弥合呢？当今世界的气候瞬息万变，我们这些目前与环境脱了节的城市居民，是否会有朝一日开始更加直接地面对环境呢？倘若如此，我们将受益无穷。

亲族关系

过去的另一种宝贵遗产，就是亲族关系（指社群内部和社群之间实际存在或者想象出来的种种亲族联系）。没有哪一个人类社会做到过彻底的自给自足，连“大冰期”里的许多狩猎群落也是如此——他们在短暂的一生中，可能只会遇到群落以外的大约 30 个人。即便是规模最小的群落，也与远近不一的相邻群落保持着至少不定时的联系。有的时候，他们会聚到一起娶妻嫁夫，解决纠纷，或者交换兽皮、外来装饰品，以及像制造工具的石头之类的其他重要物品。这种接触，全然依靠亲族关系。

亲属关系是一代又一代人类学家的关注焦点，而他们这样做也有充分的理由，因为家庭、大家族以及与生活在遥远之地的亲族群体保持联系，始终都是让大大小小的人类社会团结起来的必要纽带。成为亲族群体中的成员，需要承担若干义务，比如履行婚约、相互支持，尤其是互惠互助（即在必要的时候，亲族应当彼此支持，提供食物和其他必需品）。

这样的合作与互助关系，就是人们应对作物歉收和漫长干旱等风险时所采取的措施当中一个至关重要的组成部分。亲族关系曾在古普韦布洛社会中发挥过核心作用；比如，查科峡谷里的人曾经与遥远社群中的亲族保持着牢固的互助关系。假如峡谷里的生存条件变得难以为继，这种关系甚至可以让他们迁徙到亲族所在的村落里去；而他们的确就是这样做的。

强大的亲族纽带，也是工业化之前那些复杂得多的文明当中的一大组成要素。从根本来看，美索不达米亚最早的城邦都由村落凝聚而成，并且根据亲族成员的身份与职业分成了众多的社区。大多数古埃及人，都与具有数代历史的乡间村落保持着紧密的联系。南亚印度河流域的城市居民和东南亚地区的高棉村民， 也是如此。古代玛雅人与安第斯地区的印加人由于生活在山间径流与降水都变幻莫测的环境里，故也严重依赖于亲族关系。

在如今规模庞大的城市社会中，隐姓埋名和独居避世的现象都极其普遍，故亲族关系这种传承受到了极度削弱。无疑，其中也有许多例外情况；但我们完全可以说，亲属关系最牢固的根基就存在于那些至今仍与土地维持着密切联系的社群中。

幸好，如今一些联系最紧密的城市社群，包括具有强烈文化认同感的城市社区，以及像兄弟会和教会之类的组织，都与各自的本地成员之间保持着牢固的联系。令人瞩目的是，与“卡特里娜”飓风这样的灾难性气候事件和其他灾难做斗争时最有力的一些武器，就是亲族纽带与社群关系，以及种种具有悠久传统、可以追溯至遥远过去的制度。在面对未来将有更多极端天气事件的现实时，这样的应对机制必将变得更加重要。

迁徙时代

散居与迁徙，也是早期人类两种强大有力的传家宝。近几十年来，我们开始面对这样一种现实：在一个人口密度高得多、城市居民动辄数以百万计的世界上，人类的流动性降低了。比方说，人们怎样才能在很短的时间里大规模地离开像休斯敦、迈阿密之类的城市，或者离开上海的中心城区呢？这几乎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事实上，现代民族国家还禁止人们在没有规范证件的情况下流动。

然而，自由来去的本领既是我们的天性，也是数百万年以来人类的生存常态。毕竟，狩猎与觅食靠的就是不断移动-追逐猎物、寻找可食用的植物性食物以及追踪从遥远之地所获的重要知识。在人口很少、群落只由几个家庭组成的时候，人们的迁徙毫不费力；这是一种具有高度适应性的方式，可以让人们免受异常严重的洪水和短期性或长期性干旱周期造成的破坏。

多格兰（即如今的北海）心脏地带从事打鱼和觅食的狩猎部落曾经在一个地势低洼的环境中不断地迁徙，因为此种环境在一个人短暂的一生中，就能迅速改变景观。当时参与迁徙的部落人口都很少， 迁徙是他们日常生活中根深蒂固的一部分。

待到农民在永久性的村落里定居下来，再也离不开他们的土地之后，这种局面就彻底改变了；由于继承规则已经牢牢扎根于亲族群体与血统当中，所以他们的土地会代代相传。很多情况下，当附近的土地已经枯竭，从事刀耕火种的农民就会将整个村落搬离。或许每一代都会发生一次迁徙，而定居地的迁徙路线经常大致呈椭圆形，故他们最终又会回到多年以前遗弃的那些地方。

大多数群落的规模都很小，因此迁徙起来相对容易，这不过是一个共同做出决策和听取大家意见的问题罢了。在此种情况下，面对漫长干旱或者像灾难性暴风雨之类的其他因素时，他们往往就会选择散居到其他地方去。

迁徙是一种重要的顺应策略，而在像印度河文明这样的前工业化社会中尤其如此，因为当时的城市与农村社群保持着强大的联系。食物或水源不足，就会促使人们迁徙到乡村去寻找这些资源；而他们利用的，常常就是以种种源远流长的互助义务为基础的亲族关系。

如今的大规模移民，甚至让 19 世纪时人们为应对强厄尔尼诺现象、常常迫于贫困和长期干旱而进行的移民也相形见绌。应对这种经常属于非自愿性的人口流动而采取的措施，往往会引发复杂的社会问题。不过，为摆脱气候变化而采取的散居与迁徙两种策略既具有悠久的历史，也是人类面对压力时两种近乎本能的行为。

强制迁徙的现象虽然比较罕见，但也的确出现过；此处只举两个例子，即古亚述人和印加人，他们都曾将被征服民族重新安置于常常很偏远的新领地上。在当今这个世界上， 人口迁徙不再是一种有益本领，而是一种负累之举了；所以，制定全球性的政策来应对生态难民，就成了一个紧迫的问题。

领导力

从早期社会中传承下来的人类行为遗产，在公元前 3100 年以后世界各地发展起来的前工业化文明中曾经显得更为重要。正是在这个时期，领导力在许多人类社会中都发挥了核心作用；它对人们克服气候变化的方式既产生过积极影响，也产生过消极影响。

领导力首先在于经验和获得的智慧，且这两种品质都与受人敬重的长者、巫医以及灵媒有关；古人认为，巫医、灵媒是人类与超自然世界之间的强大中介。祖先则对人类的生存发挥着必不可少的作用；他们一旦去世，就会成为决定人类能否延续下去的种种超自然力量之中的一部分。在与祖先耕作过的土地之间具有密切联系的农耕社会里，这种作用还变得日益强大起来。为了将所有权合法化和主张土地所有权，人们会把祖先搬出来（如今所有的民族国家也仍在如此做）。 

随着人类社会变得越来越复杂，亲族关系和祖先变成了领导力的两大支柱。随着第一批前工业化文明崛起，人们对气候变化做出的文化反应与社会反应呈现出了许多更加复杂的新特点。在村落变成城镇与城市的过程中，宗族和其他亲族群体中开始形成等级制度，有些人则获得了公认的宗教权威与政治权威。

长久以来，部落首领都是通过个人魅力以及巧妙地利用赏赐、任命位高权重的官职等方式来培养忠诚的追随者，从而获得并保持他们的势力。但这样的忠诚转瞬即逝，并不牢靠，因为它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馈赠与互惠，即恩宠与赏赐，无论是赏赐食物还是提供政治支持，甚至是军事援助；首领赐予这些东西的目的，都是指望获得手下效忠这种形式的回报。首领必须让追随者感到满意，否则的话，后者就会弃之而去，转而追随另一位首领。

世袭制的领导权带来了社会不平等和贫富差距。大多数前工业化文明，都属于社会不平等的集权制金字塔社会，由实力强大的个人以及他们那些位于或接近塔尖、拥有特权的亲族统治着。这些人之下，就是各级官吏和神职人员，他们对成千上万的平民百姓实施监管，并向百姓征取赋税；平民的无尽劳作则积聚起粮食盈余，支撑着整个王国。

为少数人的利益服务的古代社会全都依赖于大量的粮食盈余、强大有力的政治意识形态和宗教意识形态，以及坚决果断的领导，来生存下去。它们全都很容易受到当地和全球性气候变化的影响，只是程度各异而已。在很多方面， 它们与当今的许多社会并无太大的不同，因为当今社会的贫富之间也存在巨大的社会鸿沟。

在几乎每一个古代社会里，自给农民都是勉强维生，因为食不果腹是一种始终存在的现实，而谨慎的风险管理则是一种不言而喻的现实。但是，当一个拥有特权的精英阶层依赖可靠的粮食盈余以及从农民那里攫取的口粮来生存时，又会出现什么情况呢？

面对变幻莫测的气候事件，比如北美洲和北海上刮向沿海地区的飓风与狂风，让秘鲁诸河谷中灌溉设施毁于一旦的百年不遇之大雨，尤其是干旱的时候，脆弱性这个幽灵就会暴露出其更加丑陋的面目来。

毫无疑问，长久干旱曾经是所有前工业化文明面临的最大威胁。我们已经将干旱区分成了有可能持续 1 年至 3 年的短期性干旱，以及有可能持续一个世纪或者更久，且要严重得多的水文干旱周期。

乡村里的农民对短暂的干旱都习以为常，或许还习惯了一两个荒年；在荒年里，人们会去种植一些不那么受欢迎的作物，或者去采集野生的植物性食物，但常常会无功而返。他们也许遭遇过饥荒，甚至有人饿死，但生活仍在继续。对于早期文明而言，这种短暂的干旱周期并不是毁灭性的打击，尤其是在统治者已经采取了措施储存下供荒年所用的粮食的时候。水文干旱周期，或者我们如今所称的特大干旱，却是另一回事了。

“4.2 ka 事件”，即公元前 2200 年至公元前 1900 年间的那场特大干旱，其影响波及地中海东部和南亚地区。公元前2118 年，季风强度减弱，尼罗河泛滥严重，埃及整个国家也四分五裂，各州之间你争我夺。粮食盈余化为乌有，人们对法老的权威也信心尽失。数代人之后，国家才在崇尚武力的统治者手下重新统一起来。人们不再说神圣的统治者能够控制尼罗河泛滥之类的话了。此时，法老们开始宣称自己是“百姓的牧人”，并且对灌溉项目和国有粮食储备进行了大力投入。于是，古埃及一直存续到了罗马时代。

组织资源

古埃及很幸运，因为其领土与肥沃之地都位于安全可靠的疆域之内，使得他国几乎不可能进行武装入侵。该国变得更具韧性，并且长期自给自足；尽管当时法老的朝廷之内派系斗争之风盛行，也是如此。在人们寿命很短、医学还处于起步阶段的一个时代，由于竞争对手在暗中争夺权力，故王位继承的问题普遍存在。持续不断的阴谋诡计与各种并不牢靠的联盟，是每一个前工业化文明社会的组成部分；其中大多数文明的兴衰速度之快，令人眼花缭乱。其中的原因，是很容易看出来的。我们仅举几例。

比如说，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几乎每一个城邦、玛雅的几乎每一个王国以及中国早期的几乎每一个诸侯国里，都存在基础设施的问题。古埃及的法老们可以通过水路，极其高效地调遣军队和运送各种各样的商品。在沙漠里，他们先是依赖驴子，后来又靠骆驼进行运输；只不过，当时喂养驮畜的粮草问题限制了商队运送的货物量。

陆上国家曾经面临着一种严酷的现实，且这种现实一直延续到了近代。统治者与商贾只能利用人力背驮肩扛，或者用驴子、骆驼等驮畜来运送货物。像木材或一袋袋谷物之类的重物，可以经由河流、湖泊甚至是近海进行运输。但从基础设施的角度来看，陆上往来的各种商品都只能运输大约 50 千米远，然后就得让驮畜休息，或者更换驮畜。

这种现实，也有力地制约了朝廷能够严加掌控的领土面积——有可能少于方圆 100 千米。出了这个范围，朝廷的掌控就多属于名义上的掌控，并且严重依赖于贵族与各省官吏的忠诚了。

适应突如其来的气候变化，尤其是适应水文干旱和季风强度减弱时采取的措施，其有效程度取决于坚决果断的领导与亲族关系。强有力的领导能够让下属保持忠诚，能够组织兴建基础设施（偏远地区尤其如此），这些措施可以利用充足的粮食盈余，帮助百姓度过粮食短缺的时期。在作物歉收、百姓挨饿的时候，这些措施都至关重要。

曾经把生活在摩亨佐达罗、蒂卡尔或者乌尔等城市里的人与城市腹地的社群联系起来的种种亲族关系，也是如此。这种联系就像一份保单，因为遭遇干旱的时候，互助义务可以让挨饿的民众安静平稳地散居到更理想的地区与环境中去；比如底格里斯河泛滥不力，或者数月降雨毁掉了中世纪欧洲的庄稼之时，就是如此。一种古老的生存策略，可以带来莫大的好处。

包括罗马帝国在内的前工业化文明社会，全都严重依赖于人力、驮畜，以及帝国广大地区的种植业，而其栽培的其实是单一作物。在后来的几个世纪里，帝国极大地依赖从埃及和北非地区进口的粮食，由横跨地中海往来的大型运粮船只负责运送。在以桨和帆为动力的货船以及驮畜从偏远的农田运送粮食时，为帝国供应大部分粮食的基础设施曾经做到了尽可能地高效。帝国的海上运输，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奴隶。

最后，削弱帝国经济的并不是基础设施，而是弱季风，因为弱季风大幅减少了尼罗河的洪水量，导致撒哈拉沙漠的范围北移了。跟同一时期以及此前的其他国家一样，面对那些影响到了全球广大地区且其中许多都发生在帝国疆域以外的重大气候变化时，罗马帝国也束手无策。

工业化之前的中央集权国家，都特别容易受到特大干旱与其他气候变化的影响。像一系列弱季风或者突如其来的气候变化导致洪水冲毁了灌溉所用的沟渠，随后又是干旱（吴哥的情况就曾如此）之类的情况，都超出了统治者的能力范围；国家无论实力多么强大，都无法存续下去。这些国家有可能是从内部崩溃的， 但转型的社会却从它们残余的部分中崛起；转型的社会也许更加分散，也许与新的长途贸易路线相连，但始终缺乏工业规模的基础设施来应对日益增加的脆弱性与风险。

多个世纪以来，前工业文明的兴衰往往伴随着常见的经济与政治动荡。它们都很容易受到气候变化的影响，几乎无一例外。假如成功适应了气候变化，那就是它们在地方层面采取了适应措施，因为有能力的地方管理者可以集中食物供应、封锁各省边界，或者派遣工人去修建灌溉沟渠。

大言不惭的古埃及州长安赫提菲，曾在其陵墓的墙壁上吹嘘过他在公元前 2180 年成功战胜了干旱的丰功伟绩。就算是有所夸张，我们也必须承认，此人清晰地认识到了成功适应的一大秘诀：地方性措施的效果，往往比那些让许多人仍然陷于危险当中的宏伟计划大得多。追随安赫提菲的后人，则不断地创造和开发出解决问题的新方法。最终，这就导致了工业化，以及随之而来的更多技术。

现代技术赋予了我们一种胜过前工业化时期那些祖辈的巨大优势。我们的技术能力如此之强，以至于我们能够登陆和探索月球、研究太平洋深处的海沟，以及涉足人工智能领域了。我们甚至到了这样的地步：许多人都天真地以为，技术可以解决气候变化的问题。确实，技术将有所帮助，古罗马的修路者和快速帆船的船长就曾受益于此；不过，我们由此付出的环境代价已经极其巨大，将来也仍会如此。

找到应对未来气候挑战的方法，确实需要我们在技术解决方案上进行大力投入；但是，这种解决方案必须做到碳中和，且能够自我维持下去。这种投入将是长期的，既需要巨额资金，也需要改造社会，改变我们的自我管理和行事方式的政治意愿。

控制全球气候变化的技术创新，很可能正在向我们走来，但实现这些创新的使命，却是未来数代人的巨大责任。与过去一样，创新会带来义务；只不过，如今这种情况达到了工业化之前的世界无法想象的规模而已。

转折点

有史以来第一次，适应气候变化既成了一个全球性问题，也成了一个地方性问题。此时，也正是历史遗产走上前台之时。过去其实一直与我们同在，既鼓励着我们，提醒我们注意无处不在的危险，也为我们提供了应对未来危机重重的气候之先例。古人的真知灼见，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重要过。

有史以来第一次，人类正在造成巨大的气候变化，扰乱全球气候的自然循环。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含量日益增加，全球持续加速升温，海平面上升定将淹没地处海边或者海拔接近海平面的繁荣发展着的众多城市，再加上人类长期的乱砍滥伐，导致在这个拥有 76 亿多人的世界上， 到处都是破坏生态的现象。

数以亿计的人，都生活在极端天气事件以及一些大江大河（比如尼罗河与密西西比河）出现剧变的威胁之下；这些剧变，都是人为造成的气候变化导致的。我们会陷入一连串潜在的气候灾难和生态灾难的重围，其中的大部分灾难也是人类活动的直接后果。这种情况，与安第斯人、印度河文明、中世纪的欧洲农民以及印度莫卧儿王朝面临的各种气候适应性变化都大不一样。如今，我们正处在一个必须面对史无前例和极其凶险的全球性气候变化的时刻。

一些气候学家、生态学家、备受世人敬重的科学家，以及一些政府机构和国际组织，已经一再提醒我们注意未来的这种危机。不过，像古罗马皇帝尼禄一样，就在整个世界都有可能燃烧起来且不可逆地变暖的时候，我们却仍在歌舞升平、虚度光阴。

世间如今几乎全然缺乏全球性的领导力；这种领导力并非仅仅展望未来的几年或者几十年，而是放眼未来的一代代人，制定出全球性的战略，为我们的子孙后代创造出一个安全的世界。这是一种真正的全球性挑战，在人类历史上独一无二，的确将让我们和我们的后代付出极其高昂的代价。人类的未来岌岌可危，这种说法并不夸张。

采取一致行动的时机即将到来。说得委婉一点，无视过去数十万年来人类适应气候变化的经验教训，是一种目光极其短浅的做法。

前车之鉴

那么，在适应气候变化方面，我们又从过去获得了一些什么样的经验教训呢？其实都是些非常简单的道理。

第一，我们是人类，具有与每一代智人相同的行为特点，即前瞻性思维、长于规划与合作、能进行智力推理与创新等卓越的品质。在规划适应未来气候变化的措施之时，我们必须最大限度地发挥这些历久弥坚的品质；这些品质，会支撑我们为将来制订出具有决定性的适应规划。

第二，我们在预测气候变化方面已经逐渐获得了一种非凡的、如今仍在迅速改善的专业知识。本书中所描述的古代社会， 从来就没有得益于科学的天气预报、卫星观测、全面的气候替代指标以及计算机建模等技术；这些进步，已经彻底改变了我们对全球气候以及对大气与海洋之间无休无止、变幻莫测的相互作用的了解。

古巴比伦人和其他民族曾经把观察天体当成预测天气的一种方法，却没有成功；欧洲中世纪的天文学家也是如此。气象学家休伯特·兰姆曾称，19 世纪末期之前的天气预报都属于“教堂尖塔式的气象学”，也就是从高处对云层和其他天气征候进行的观察。完全科学的气象学，是 20 世纪和 21 世纪的产物。不过，如今仍然有许多至关重要的传统气候知识不显山不露水地留存了下来。

古埃及的祭司们利用“尼罗尺”来测量和预测每年的泛滥水位。早期的欧洲水手，都看得出大风将起的迹象；加勒比海上的岛民与玛雅的占星家，有时能够发现飓风即将到来；太平洋上的航海者曾经利用波利尼西亚的盛行信风会转向 180° 的特点， 在厄尔尼诺现象期间向东航行。如今仍然挨着土地或者海洋生活的人们都拥有非凡的预测性知识，可我们常常忽视了这些知识。

考虑到气候变化大多会造成的地方性影响，我们的做法是错误的。这种口耳相传的传统知识大多依然存在，因此需要我们在为时已晚之前加以搜集和整理。

第三，在一心关注全球性气候变化的同时，我们还忘记了一点：大量适应气候变化的措施，其实都是一个地方性领导力与行动的问题；无论是建造防波堤，还是把住宅迁往地势更高的地方，都不例外。

如前文所述，我们不断看到气候变化带来的地方性影响，而各地成功适应气候变化的例子，也比比皆是。其中一个值得注意的例子，就是英格兰东南部的梅德梅里（Medmerry）；此地过去经常被淹的沿海地带曾经屈服于海洋的威力，如今则变成了一个自然保护区。不管代价如何巨大，地方性的适应措施都至关重要；就算它们是全球性气候变化的结果，也是如此。

第四，我们是一种社会性动物，这就意味着，在一个有着令人不快的气候危机的世界上，家庭与范围更广泛的亲族之间的纽带，以及社群与成员之间联系紧密的非营利性组织之间的关系， 是一种非凡的生存机制，并且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从一开始， 这些关系就是人类历史中的组成部分。它们是人类最强大的一种适应武器，只是我们一直忽视了它们的巨大潜力。

此外，作为一个定居世界里的社会性动物，我们往往会利用彼此、利用环境； 为了显示我们的地位高人一等也好，实际上仅仅为了在资源有限、有时还很成问题的地方确保自己的生存也罢，我们都会这样干。在我们看来，许多战争可能都与资源冲突相关，而不管战争双方声称的意识形态或者宗教借口是什么。

第五，我们生活在一个工业化的世界，拥有非凡的基础设施，它们在未来具有巨大的潜力。但我们常常忘记，无数人仍在靠着一季一季的收成为生，他们的水源供应往往变化无常，极易受到饥荒与干旱的影响。在极度干旱与饥荒时期放赈救灾的做法虽说可敬，却不是一剂长效的灵丹妙药。人们极少关注传统农业的运作方式以及传统农业中固有的、对当地环境的深入了解，这一点曾令我们深感震惊。

美国西南部的普韦布洛农民、伯利兹的凯克奇玛雅人以及玻利维亚高原上的台田农民都是典型的例子， 说明我们应当向这些在无人关注的情况下成功践行了多个世纪的传统农业学习。口耳相传的农业知识是过去留下来的一份强大遗产，如今却面临着消失的危险。

第六，工业化之前的文明社会在面对气候危机时，都出现过显著的动荡。一次又一次，连一些强大有力的领袖在情况紧急时也曾犹豫不决，特别是在干旱与其他气候变化否定了他们身上种种公认的超自然力量的时候。那些幸存下来的人，不管是采取了行动还是深思熟虑地适应了业已改变的环境，都是坚决果断的领导人，都能够未雨绸缪并采取大胆的行动。

秘鲁沿海的奇穆人当中，就曾有一些姓名不详的目光长远的头领。中国的历代皇帝当中，偶尔也出现过高瞻远瞩的帝王；只不过，他们的努力往往遭到了思想僵化的官僚阻挠。过去的经验提醒我们，长久成功地战胜气候变化的终极助力因素将是有魅力的威权式领导力；这种领导力能够超越国家利益，从真正的全球性视角来与气候变化做斗争。

我们的起点，必须基于我们是一个由智人组成的全球性共同体这个现实，因为我们的未来依赖于那种不痴迷于选举周期和其他类似琐事的领导力。过去提醒我们，有史以来第一次，人类正面临着一种真正的、在过去 300 万年里从未碰到过的全球性挑战。原因就在于，是我们导致了这种挑战，而其影响将波及太多的人。本书希望通过考古学家与历史学家提供的证据，揭示过去气候变化的真相和人们生活的真实面貌。

人类会不会存续下去呢？假如历史记载具有指导意义的话， 那么我们应该会存续下去。只不过，我们需要去适应，或许还是不得不去适应。我们将面临无数挑战，并且几乎可以肯定，其中会有暴力与大量的伤亡。过去提醒我们：人类既灵巧又具有创造力，能够经受比古时更加严峻的考验。

回首历史的时候，由于我们如今能够用前人做梦也想不到的方式来进行回顾，所以我们就能看出过去哪些方面有效，哪些方面无效。不过，或许最重要的是，作为一个物种，我们显然需要团结与合作。人类将存续下去，而其中的一个原因就在于，我们已经理解了人类与世界上不断变化的气候之间的复杂关系。过去并非他乡，而是我们所有人的一部分，掌握着开启未来的钥匙。

本文摘编整理自《气候变迁与文明兴衰：人类三万年的生存经验》，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