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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08-18 21:36
一场农业革命,把帝王蝶逼上了濒危之路?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阿尔法工场ESG(ID:ESG_ASIA),作者:Ziqi,原文标题:《白鲟、帝王蝶,拯救“濒危”的ESG》,题图来自:视觉中国


7月21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发布了今年最新的濒危物种名录。其中除了白鲟被宣布灭绝之外,迁徙型的帝王蝶首次被列为濒危物种。


在很多人心目中,帝王蝶似乎是和“濒危”不沾边的生物。每年9月,铺天盖地的帝王蝶从美国各地启程,向南飞往墨西哥的森林中越冬。层层叠叠的蝴蝶停在冷杉树上,甚至能将树枝压断。


图:成群迁徙中的帝王蝶

图片来源:Wikicommons


但是,IUCN受威胁物种名录中的“濒危”级,并不是开玩笑的。


IUCN受威胁物种名录被称为“生命的晴雨表”。如下图所示,该名录将物种的生存状况分为从“无危”到“灭绝”七个等级。



此次迁徙型帝王蝶被列入的“濒危”等级,已经预示着非常危险的处境,类似于东北虎(西伯利亚虎)的危险级。


如果情况进一步恶化成“极危”,就成了像华南虎、扬子鳄这样的情况,严重依赖人工繁育来维持种群延续。


据统计,在美国西部的俄勒冈州、加利福尼亚州与墨西哥之间迁徙的帝王蝶,已经几近绝迹。而美国东部各州的帝王蝶,在最近20年中数量减少了超过80%。


是什么力量把帝王蝶逼上了濒危之路呢?一方面,森林砍伐、气候变化是重要的原因。


不过专家研究发现,一些企业也对此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这要从40年多前的一场农业技术变革说起。


一场“农业革命”


1976年,孟山都公司推出了一款新型除草剂,叫作“农达”。


农达是历史上首款草甘膦除草剂,对人体无害(存在争议)


它不像市面上已经有的除草剂那样,只选择性杀灭某些科属的杂草,而是会杀死接触到它的所有植物。最初,农达主要用来清理抛荒田地、果园地面、人行道等。


对于这种无差别杀灭的除草剂,有人还奚落说:用农达?干嘛不直接泼开水?


图:超市中售卖的农达(Roundup)套装除草剂,包装上直接附带喷嘴,即买即用


但是,之后孟山都公司推出的抗甘草膦作物,彻底改变了除草剂的玩法,甚至改变了现代农业。


孟山都经过十余年的转基因技术研发,在1996年推出了抗草甘膦大豆,1997年推出抗药棉花, 1998年又推出了抗药玉米。这些产品是最早的商用转基因作物。


农民在种了公司的这几款抗甘草膦作物之后,再大面积喷上农达。农田里干干净净,什么杂草也没有,只留下必要的作物。


美国有很多农机公司,用飞机或者直升机为农场进行大面积喷药。这成了美国高效率集约农业的缩影。


图:美国农场用飞机给大豆田喷洒除草剂

图片来源:Wikicommons


甘草膦和抗甘草膦作物的配合,为农民大大降低了除草、防虫的成本,提高了大宗经济作物的产量。


抗草甘膦作物很快在美国和世界范围内获得了巨大的成功。时至今日,美国种植的大豆和玉米,依然有超过90%是转基因品种。


图:抗草甘膦大豆在美国大豆总种植面积中的历年占比

数据来源:美国农业部


现在回望过去,孟山都创造的是一种新的单一种植农业,即在大面积栽培单一转基因作物,并配合特定的除草剂、生长激素,实现集约化生产。


这种生产模式为世界粮食安全做出了贡献。


这一场看似皆大欢喜的农业变革,却违背了生态学和ESG中的一个基本信念,即“生物多样性”。


飞机一过,除了作物之外寸草不生。这一定会出问题的。


不过最开始的时候,人们觉得问题只是在作物青黄不接的时候,田野中没有其它植物;或者蜜蜂蝴蝶要受点苦,因为它们只有一种植物的蜂蜜可吃。


直到帝王蝶开始从田野中消失,人们方才意识到,大问题来了。


ESG补救


在被杀灭的众多“杂草”中,有一类叫作“乳草”(milkweed)的常见多年生草本植物。


它之所以被称为乳草,是因为它的茎叶被折断之后,会流出奶白色的液体。


这种白色液体有毒。帝王蝶恰恰利用了这一点,它们把卵产在乳草上,幼虫以乳草为食,获取其中的毒素用以保护自己。


图:停在乳草上的帝王蝶

图片来源:Wikicommons


在美国广袤的大豆、玉米地里,乳草被除草剂杀灭之后,帝王蝶就失去了繁殖的环境。


2010年,艾奥瓦州立大学的一位叫作Robert Hartzler的农学家发现,1999年美国中北部的大豆和玉米地中,51%的地块中可以找到乳草。而到了2009年,这个比例降低到了9%。


他的同事John M. Pleasants则估计,美国中北部的乳草种群,在1999~2012这些年中减少了58%,同时帝王蝶种群减少了81%。


此后,帝王蝶衰落的其他证据,也陆续被发掘出来。


到2014年,美国鱼类及野生动物管理局(FWS)收到多个学者和环保组织的联名信,请求在帝王蝶保护的事务上动用《濒危物种保护法》。


这是生产转基因种子和除草剂的农业科技企业所不愿看到的。


因为,动用《濒危物种保护法》意味着把大片农用土地“退耕还草”,改造为帝王蝶保护地。同时,官方可能会考虑对草甘膦除草剂的使用进行限制。企业将因此失去一部分市场和客户。


而且,“灭绝帝王蝶”的罪名,也是它们背负不起的。如果这些企业回答不了“转基因农业和生物多样性如何共存”的问题,未来的全球业务扩张将会极大受限。


一众农业科技企业这才认识到,生物多样性和自身经营活动紧密相关。2014年之后,它们陆续将“生物多样性保护”,尤其是帝王蝶的保护工作,纳入自身ESG治理工作的范畴。


虽然新的耕作模式是名声狼藉的孟山都公司开创的,但这种耕作模式到2000年之后,成了全行业的生意。其中所有农业科技公司都应该负起责任。


在一个帝王蝶保护项目的合作方名单中,我们能看到全球头几大农业科技公司悉数在场,即巴斯夫(BASF,BAS:FWB,BFA:LN)、科迪华(Corteva,CTVA:NYSE)、先正达和拜耳(Bayer,BAYN:FWB)


其他的合作方包括美国政府机构和非政府组织,比如美国农业局(AFBF)、玉米和大豆的种植者协会,以及保护蝴蝶和蜜蜂的环保组织等等。


图:美国“Farmers for Monarchs”帝王蝶保护项目的合作方logo集合


这里面之所以没有孟山都,是因为该公司在2018年被拜耳和巴斯夫瓜分,“孟山都”品牌被永久停用。


各大农业科技企业拯救帝王蝶的行动没有太高的科技含量。比如,巴斯夫发起了一个活动,鼓励农民在荒地、休耕地上建立帝王蝶保护地,把被除草剂杀灭的乳草再种回去。


图:农户在农田边荒地上种下的乳草(橘色)

图片来源:Twitter@WesSRodgers1


很多农户还收到了巴斯夫公司寄来的乳草小苗。


图片来源:Twitter@jmh306


还有农户领到一块广告性质的告示牌,写着“帝王蝶栖息地”以及巴斯夫公司的口号。


图片来源:Twitter@AaronWells8


其他企业的对策也与巴斯夫类似,都是鼓励农民把从前的“杂草”再种回去。


这是一个“系统工程”,各个农业科技企业联合起社会组织、政府机构的利益相关方,把农民建立的帝王蝶保护点做成地理信息数据库,并以此为依据,规划建立了帝王蝶迁徙的生态廊道。


总的来说,补种乳草的办法可能起效,但也有“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之嫌。毕竟除草剂杀灭了很多种植物,这些植物本身就是生物多样性的一部分。


现代集约农业,本质上就意味着伤害生物多样性。两者中间有一部分矛盾是不可调和的。


为了缓和这一矛盾,农业科技企业也在寻找能加智能化的方案。


比如巴斯夫联合博世(BOSCHLTD:NSE)开发了智能喷洒系统。这个系统运用计算机视觉技术,只对必要的杂草植株进行精准喷药,可以减少高达70%的施药量。


图:巴斯夫公司的智能喷洒系统示意图


数字农业和其他措施,都是在坚持单一转基因作物农业的前提下,对生态做出的补偿。这能否实质性扭转农业对生物多样性的侵害,还有待观察。


从这些年的效果上看,即便人们做了上述种种努力,短期内人们还是没有挡住帝王蝶种群衰退的颓势。


到2020年底,美国鱼类及野生动物管理局发布公告,表示帝王蝶的情况将适用于《濒危物种保护法》。但此后,官方把有限的精力用在相关的评估工作上,尚未启动实际的保护措施。


到2022年7月,帝王蝶正式被IUCN列为“濒危物种”。这可能刺激官方更快采取行动。


在美国国境线另一边的墨西哥,帝王蝶保护的活动家Homero Gómez González在2020年1月被人谋杀。


杀害他的凶手至今没有被找到。但据推测,凶手可能是当地的伐木者或者牛油果种植户,他们的生计在帝王蝶保育项目中受到了损害。


图:Homero Gómez González生前在脸书上发布的照片


正如墨西哥发生的这种情况,当生物多样性保护行至深处,很可能会与粮食生产安全、农民生计产生难以调和的冲突。


对于美国官方而言,平衡农民利益、粮食安全和帝王蝶保护,是一项庞大而精细的工作;尤其考虑到美国的大豆、玉米的生产波动,将对全球的食品产业链产生难以预测的“蝴蝶效应”。


市场不知所措‍


目前,国际社会对ESG中“生物多样性”议题的风险评估,还缺乏一致性的认识。


比如很多人关心帝王蝶,还只是因为它是一个明星物种,尤其是北美居民对这种橙色的蝴蝶怀有很深的感情。


但从实用的意义上讲,帝王蝶濒危昭示着一个更系统的风险,即单一转基因作物农业会造成各类传粉昆虫的种群衰退,最终将祸及自身,导致农作物减产。


除此以外,单一转基因作物农业还夺去了农民根据本地生态状况选择、选育作物品种的能力。世界各地的农民种植同一种作物,这在营养、生物安全等方面留下隐患。


除了上述风险,生物多样性衰退还可能意味着土壤侵蚀、水源衰竭、渔业资源耗竭等。这些危机一旦失控,会对中小国家的经济造成毁灭性打击。


问题固然严峻,但它们远没有从上游的农业技术企业、农化企业,充分传导到下游的食品制造、食品销售企业,更难以传导到普通消费者那里。


很难有人因为一个小小的蝴蝶,而愿意为全球粮价波动做准备。


想要扭转这一局面,首先还是要把顶层设计的功课补上。


2021年10月在昆明举办的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大会(CBD),就是最重要的顶层设计进程。此次会议的成果《昆明宣言》,还不是一个具有约束力的文件。


《昆明宣言》的缔约国承诺,尽快完善全球环境法律框架,加快制定本国的生物多样性战略和行动计划。


未来的制度进展还得看后续的会议,尤其是2022年底将在加拿大蒙特利尔举办的下一届CBD大会。


在深交所上个月推出的ESG评价方法中,“生物多样性”指标被放在了比较显眼的位置上。


图:深交所国证ESG评价方法中的环境指标体系


但我们目前还看不到深交所对“生物多样性”指标的操作性解释。ESG实践者和投资者们,也基本上处于“知道要重视,但不知道如何重视”的处境。


达能的经验


顶层设计的滞后,并不妨碍农业产品价值链上的企业先行一步,对自身业务和供应链的生物多样性风险做出评估。


按照现有国际组织和先进企业的探索,生物多样性是可以分解成为具体绩效的。


比如遏制毁林、减少化肥和农药、减少水耗、减少土壤营养物质流失、保护授粉昆虫、尊重土著人民传统知识、防治入侵物种,等等。其中一些指标显然是可以量化管理的。


供应链下游的企业,可以用一套具体的标准来评估供应链上游的风险,尽量购买风险更小的农业原材料。


IUCN本身也为企业提供了一份《企业生物多样性绩效规划与监测指南》,是非常系统的方法论参考。


达能集团(BN:Euronext)在供应链上生物多样性保护方面,做到了国际领先水平。


达能旗下有大量的食品品牌。中国消费者比较熟悉的,首先是脉动饮料、依云矿泉水,此外还有爱他美和诺优能这两个配方奶粉品牌,以及一些牛奶饼干。


图:达能旗下的部分产品

图片来源:达能集团官网


达能旗下有一多半产品属于乳制品。


而大豆是奶牛饲料的主要成分——根据MSCI的测算,达能集团占了全球大豆总消费量的7%,集团82%的收入对大豆存在依赖。所以达能集团十分重视大豆的供应链ESG治理。


图:达能(Danone)的MSCI ESG评级为最高的3A级


达能集团的大豆供应链政策,有“防止毁林”和“去转基因”两项重点工作。


在“防止毁林”方面,集团有如下5个层层递进的战略目标。


第一,寻求大豆供应链的透明化。集团要求大豆“从农田到饲料”各流程的透明、可追溯。这是进行供应链ESG管理的基础。


第二,帮助奶农发展本地饲料,推进饲料多元化,尽量不完全依赖进口大豆作物饲料。


第三,尽量采购无毁林风险国家出产的大豆。由于国际市场对大豆的旺盛需求,巴西、阿根廷、巴拉圭等南美国家出现了大规模把热带雨林开垦为大豆农场的情况。


第四,如果需要采购南美洲出产的大豆,应确保产品不来自通过毁林开垦出来的产地。


第五,通过各类国际倡议活动,推进可持续的大豆生产。


在“去转基因”方面,达能明确表示要向“Non-GMO”(无转基因)方向努力,但还做不到完全摆脱转基因大豆。


目前,达能集团只做到了在欧盟范围内的产品供应链中,完全不使用转基因大豆。在中国,达能旗下的爱他美和诺优能奶粉,产自非转基因饲料喂养的奶牛。


在美国,达能从2016年开始了“去转基因”的工作。在之后两年时间里,达能在美国农村推进可持续农业的回归,促使6.5万英亩(约等于40万亩)的土地放弃种植转基因大豆,改种油菜。


油菜可以整株青贮用作奶牛饲料,并且对牛的营养价值甚至超过大豆饲料。(这种对大豆饲料的替代方案,在中国国内也有推广的趋势。)


通过美国本地的可持续化农业供应链,达能让旗下三款美国酸奶品牌实现了“Non-GMO”。


图:达能在美国销售的一款酸奶。图左下角有一个帝王蝶标志,即为美国的“无转基因认证产品”标志


在达能的生物多样性保护策略中,值得借鉴的是其总体行动框架。


即首先重点关注企业核心农业原材料的来源,识别其中损害生物多样性的生产活动。企业可以避免采购这些原材料,或者向农业生产者提供替代选项,帮他们摆脱不可持续的生产方式。


国内企业的前车之鉴


除了农业来源的生物多样性风险之外,国内上市公司的相关负面行为,还集中在建造和工业活动造成的生态破坏上。


比如农夫山泉(9633.HK)虽然多次在广告中使用珍惜动物影像,营造“原生态好水”的产品形象,但公司始终未能证实其对水源地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做出了任何实质性的积极影响。


2020年,公司还被曝在建设武夷山取水设施时,存在毁坏原生林木的行为。


图:农夫山泉广告


另一个典型的案例是2020年“云南绿孔雀公益诉讼案”。


案件中,出于保护绿孔雀栖息地的考虑,云南戛洒江一级水电站被判停工。而项目的建设方之一是中国电建(601669.SH)的相关子公司。


像水坝、铁路、公路、管线、新能源发电厂、矿山、港口等在野外建设的设施,都可能包含生物多样性破坏的风险。


这些活动涉及的责任主体企业,分布在能源、公用事业、房地产、工矿、交通等众多行业中。


所以不难理解,“生物多样性”作为一个ESG议题的适用范围是非常广的。多数行业的企业,从原材料供应链、农业活动、建造活动等途径,都对生物多样性产生实质影响。


这些企业并不是和“生物多样性”不相干,只是它们还缺乏科学系统的方法,来规划自身在该领域的ESG绩效。


这些方法的建立,将会是相关ESG制度建设和监管强化的方向。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阿尔法工场ESG(ID:ESG_ASIA),作者:Ziq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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