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朔与京圈：时代变了，“流氓”老了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毒眸（ID：DomoreDumou），作者：廖艺舟，编辑：赵普通，头图来自：《顽主》剧照

“大众”已经离“文学”很远。出本新书能被顶到微博、抖音热搜上的当代作家，王朔必算一位。

时隔14年，王朔的新书《起初·纪年》悄然上架，读者的热情足以令书商惊讶。出品方新经典文化的公众号推文中写道：预售开启前一天凌晨1点，“编辑的微信还在被催要购买地址”。而预售3天时，编辑就收到了加印10万册的通知单，印制部的同事还一连确认了好几次数量，“王朔的能量实在太大了。我们只是发了条新书消息而已……”

《纪年》是多卷本系列小说《起初》的其中一卷，作品取材自《资治通鉴》《汉书》《史记》所记载的汉武旧事，换言之，是王朔用他的“新北京话”写就的“历史小说”。

王朔的忠实读者，会为“朔爷归来”欢欣鼓舞，而对更广泛的受众而言，王朔的名字与影视概念上的“京圈”绑定，且这一印象基本被封在大约二十年前。《渴望》《编辑部的故事》《阳光灿烂的日子》《甲方乙方》等一度家喻户晓的影剧都改编自王朔的原著。时过境迁，王朔早不再为“京圈”提供养分，“京圈”也成了个有些年代感的概念。

王朔又一次“复出”，作品类型却和过往任何一次都不一样。他在《起初·纪年》的自序中说，本书开笔于本世纪初叶，“这一猛子扎出去，再抬头就是十啦年之后，街上流行戴口罩，恍范儿苍孙已然耳顺，电脑字从五号变成小三号……”变化的不止他自己，还有曾辉煌的所谓“京圈”。

王朔的“京圈”

“中国电影，哥们儿现在平趟。”1988年一个大雪天，王朔对他的“发小”、导演叶京说。当时叶京开车拉着王朔从西直门去和平里影协的电影院，观看据他小说《橡皮人》改编的电影《大喘气》，而这仅仅是同年上映的四部王朔电影之一。

那年又被称为“王朔电影年”，由他小说改编的电影《顽主》《轮回》《大喘气》《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接连上映。王朔觉得拍得最好的一部是米家山的《顽主》，因为“米家山没什么本事，也没什么想法”，照着拍所以拍得像。

《顽主》是王朔与影视圈产生关联的起点。小说版权只卖了3000元，“导演米家山跟我联名，我才拿了1000多块钱。”在此之前，王朔用短短四年时间冲击了文坛，早期的《空中小姐》《浮出海面》还比较“纯情”，随着王朔“笔锋一转”，关于他的讨论也甚嚣尘上，以至有了“流氓文学”“痞子文学”之名。

跨界顺利的直接原因，得归功于其小说较少着力描写，以大量对白见长，稍加改动就成了剧本。发表过王朔数篇小说的杂志《啄木鸟》的编辑魏人认为，“王朔最大的贡献就是对话语的贡献”：“王朔的语言是随着中国步入资本社会过渡时期出现的一种混杂情况……这种语言在他的作品里出现，会形成一种新鲜，一种时尚，一种娱乐行为，会迅速在老百姓中传播。”

CCTV6播放《顽主》

那几年王朔不仅创作欲旺盛，还对大众传媒表现出了敏锐的市场嗅觉。1989年，他与马未都、莫言、苏童、刘震云、海岩等人一起创立了“海马影视创作中心”，作家团队有30余人，马未都当秘书长，王朔当理事长，开了市场化写作的先河。

工作室成立的消息登上了《人民日报》，发在“科学·文化·体育版”，标题中有“一批中青年作家进军影视界”。王朔一本正经地解释过命名缘由：“海马全身均可入药，有壮阳、止痛、强心等功效。如今，文学艺术正羞羞答答地左右为难，雅和俗像扯着一把锯的两只手。我们只想说：来几两海马吧，谁缺少什么，就让它得到什么。”

如果文化作品在影响力层面有“地位”之别，90年代起文学便开始让位于影视，而比起电影，电视剧与老百姓的距离更近。印证“海马”野心的第一部电视剧是王朔担任策划的《渴望》，1990年，《渴望》的收视率打破了中国电视剧的历史纪录， 甚至成为轰动性的社会文化现象，监制郑晓龙回忆，《渴望》播出后犯罪率下降，剧组还获得了公安部表彰。

《渴望》

这也是王朔创作上的分水岭，“1991年前我是个职业写作者， 1991年之后我基本上就是一个放任的态度。”1991 年之后，王朔少有小说问世，开始大量写剧本。用他的话说，“剧本我写个3万字，拿一两百万，我写一本书，累死我，也就发到一两百万，之后就是盗版。”

他第一份主笔撰写的剧本就是《编辑部的故事》，播出后这部剧被视为国内情景喜剧的鼻祖。剧本本该由海马创作室几名作家合作完成，却在开拍前不翼而飞，马未都、魏人等人都不愿意再来一遍，在剧组打杂的冯小刚找到王朔，说希望帮他继续写完，此事让两人开始了一段长期合作。

《编辑部的故事》

王朔曾将“北视中心的十年”列为八九十年代内地文艺的“四大支柱”之一，与他有密切关系的“京圈”成员很多都是靠北京电视艺术中心的热播剧，被更多的观众熟知。

郑晓龙时任北京电视艺术中心副主任，主管电视剧生产，他的团队先后制作了《渴望》《编辑部的故事》《北京人在纽约》《过把瘾》等，《编辑部的故事》捧红了葛优，《北京人在纽约》捧红了姜文……冯小刚和赵宝刚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大院子弟”，也通过这些剧慢慢有了独立执导权，开始获得更大声望。

姜文《北京人在纽约》

另外不得不提的，还有导演叶大鹰和叶京。叶大鹰是叶挺将军长孙，他与王朔相识于1985年，成为朋友后带着王朔的两部小说《浮出海面》和《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回到西影厂，推动了它们的电影改编，《大喘气》则是叶大鹰的导演处女作；叶京后来根据他与王朔一起亲历的大院往事拍出电视剧《与青春有关的日子》，被王朔盛赞：“当年我放过话，要写一个大小说《残酷青春》，最损写成《飘》，一不留神就写成《红楼梦》。现在不必写了，《与青春有关的日子》就是。这一段儿我不写了，写不过他。”

1991年，拿到王朔《动物凶猛》改编权的姜文决定执导自己的剧情长片，影片后来定名《阳光灿烂的日子》，于1993年王朔生日当天开机，姜文在现场拉出横幅：“阳光永远灿烂，朔爷永远牛逼！”这句话也是王朔当时在影视圈地位的注脚。

《阳光灿烂的日子》

与此同时，针对王朔的批判，却从他的老本行文学圈开始向外蔓延。1993年1月《中国青年报》开辟了“王朔给我们带来了什么”专栏，展开对“王朔现象”的讨论。9月《光明日报》发表的《从王朔小说中读出什么》中说：“如果把文学完全建立在一种商品观念上，就必然会损害艺术的特性和精神……变文学为‘逗乐解闷’、‘喷饭解颐’的工具，就会拒绝深刻、拒绝意义而媚俗。”

而“王朔现象”引发的争议不止“文学商品化”，还成为了“人文精神大讨论”的导火索。讨论源于《上海文学》1993年第6期刊载的《旷野上的废墟一一文学与人文精神危机》，这是市场经济开放后知识分子们在种种新思潮冲击下的一场反思，范围涉及整个文艺界，持续了数年时间。

1994年年初，冯小刚在一场饭局吃到一半时找到王朔，说有消息称他被媒体“封杀”。当时王朔与冯小刚合伙开了一家“好梦公司”，筹备的三部电影《月亮背面》《我是你爸爸》《过着狼狈不堪的生活》无一过审。1997年，王朔想拍池莉的小说《一去永不回》，又因“宣扬灰色人生观”被毙。

同年王朔远遁美国，走之前和冯小刚说：“他们是冲着我来的。你有机会活，不要一起死。”

“消失”的京圈

回忆自己最有声望的90年代时，王朔说：“不是说我养活很多人，那时候我最有名啊，我能帮一些人。这社会是势利的，大家都起来，朋友都是腕儿，多好啊。”

1997年北影厂厂长韩三平找到冯小刚，让他拍部商业片试试，年底《甲方乙方》上映，收获票房3600万，一举奠定内地电影市场“贺岁档”的概念。影片改编自王朔小说《你不是一个俗人》，没署王朔的名字。

《甲方乙方》

从此，曾经在剧组打杂的冯小刚成了大众最熟悉的“京圈大佬”。而冯小刚在商业大片上的崛起，则离不开另一位部队大院出身的老板王中军。王中军的华谊兄弟本是靠广告业务起家，1988年投拍英达的情景喜剧《心理诊所》，开始转战影视。次年，华谊接连投资姜文的《鬼子来了》、陈凯歌的《荆轲刺秦王》和冯小刚的《没完没了》。

三部电影里，只有冯小刚的贺岁新作《没完没了》挣钱了，该片票房3500万，是2000年票房最高的国产片，同年全国总票房也只有8.6亿。华谊兄弟开始与冯小刚深度绑定，20年时间里推出17部电影，在2010年以前双方合作的单片票房都没跌出过年度前三，还拿到过三次年度票房冠军。

《没完没了》

从2014年开始，华谊兄弟启动“去电影化”战略，本意是丰富盈利模式，但在电影主阵地上的影响力逐渐式微。从2018年的风波至今，华谊兄弟已连续四年亏损，据其2021年年度财报，全年净利润亏损2.46亿元，资产负债率高达64.02％，四年累计亏损总额则超过64亿元。

去年，冯小刚执导的网剧《北辙南辕》为华谊兄弟的影视版块贡献了较多收入，该剧口碑却一塌糊涂。冯小刚依然执着地在剧中勾勒着自己的“大飒蜜”审美，宣发点之一是“原汁原味的现代北京话”，却因情节过于“悬浮”被豆瓣网友打出了4.9分。有高赞评论称：“不是不真实，是少数人的真实……看起来就是京圈众人狂欢，还是一出昔日辉煌不再江湖已变的落寞图景。”

观众“不吃那套了”早有预兆，2010年的《非诚勿扰2》，王朔再次和冯小刚合作写剧本，票房4.72亿，评分6.6，三年后王朔亲自执笔，票房7.14亿，评分跌到5.9，王朔还因此拿了个“金扫帚奖最令人失望编剧”。王朔还帮姜文写了《一步之遥》，这也是姜文“民国三部曲”里口碑相对较差的一部。

当然，“京圈”创作者们最喜爱的内容题材还是“写自己”，也就是记录特定历史时期里“无处安放的荷尔蒙”，反复回忆大院高墙下的反叛青春。“顽主精神”、“血色浪漫”曾经让那批作品备受褒奖，只是如今看来，除了《阳光灿烂的日子》等少数作品几乎可以作为“影像历史”被铭记，看“父辈缅怀自己的青春”对年轻观众而言显得不合时宜。

《阳光灿烂的日子》

有人说“京圈文艺”的内核，可以用《和青春有关的日子》里一句反复出现的台词概括：“从小就一块儿偷幼儿园的向日葵，从楼上往过路人身上吐痰玩，多么美好的童年。”

大院子弟的纨绔少年时代其实很特殊，甚至并非同时代人经历的公约数，以前的观众可以当作一种“奇观”来欣赏、向往，但这些故事本身是一次性的，讲完后也没了猎奇感。

更细节处，像王朔曾客串说过的“五洲震荡和为贵”、葛优说过的“列宁同志不咳嗽”等，在当时看来有着解构革命话语的喜剧效果，对下一代消费群体来说，这些“贫嘴”、“嗑儿”也并不幽默。

时代更大的变化，是创作、宣发、评价的话语权都被稀释。“圈”之所以成立依托的是资源聚拢，在影视领域也就是资金、演员、传播资源等等，2002年左右广电总局先后发布《电影管理条例》等，鼓励民营资本注入影视制作，后来互联网平台的崛起又进一步做大了市场蛋糕，拍摄不缺钱、口碑大众定、传播甚至会有“自来水”，圈内圈外的信息差在信息时代也被缩小了。

尽管在流量导向下资本运作仍具优势，也在受众一方形成了新的“圈子”形态比如“饭圈”，但类似“京圈”这样的少数人规则，终究要让位于大多数说了算的市场规则。

如果仅论艺术水准，“京圈”也不是对国内文艺创作贡献最大的，在政策资源有利的年代，长影厂、西影厂、上影厂的作品似乎更能代表彼时的高峰，比如西安电影制片厂就曾出品过多部斩获柏林、戛纳、威尼斯电影节最高奖的影片，张艺谋、陈凯歌等同时代旗帜人物也与“京圈”没什么关联。至于“演员潜规则”，王朔自己曾说：“出名的演员据我所知没有一个人是凭关系上的戏。”

沉默的王朔

2007年因为一场官司短暂“复出”时，虚岁50的王朔对媒体说过这么一段话，基本也就把“京圈”侃透了：

“因为当时他们比别人有资源，北岛、顾城这些白洋淀诗派，全是干部子弟，他们当时能接触外国诗。摇滚圈这些各大文工团的，崔健他们，拍电影的，李少红、周晓文，包括陈凯歌、田壮壮，爸爸都是老干部，他们占有资源，说实在的这是不公平，你没看过电影他看过，他们就能拍得跟你不一样，你个傻冒，他们就不是。

作家大量的都是这路，包括当年张辛欣，我们院儿都出了好几个作家。我一直跟这帮人在一起，你工人农民接触不到这些。当然慢慢有了受教育机会，能接触到。我们这帮人当然互相支援，大家碰到一起也比较好聊，就互相帮忙。所以也迅速形成一个文化圈子。”

而王朔的成功，恰恰在于用嬉笑怒骂解构权威，乃至对滋养自己的特权阶层进行反叛。时值大众文化全面崛起，大众消费扑面而来，较早站上潮头的王朔成了“大众文化的娱乐英雄”。这种反叛相当纯粹，解构之后，不负责建构。

叶京分析过他的心理：“我们这代人，没有什么，就是觉得只要有谁，想特神圣不可侵犯地放自己在神坛上，就要卒瓦（北京话，指打碎、摔破）谁。谁也别把自己放神坛上。为什么王朔说我要卒瓦我自己？因为他自己要先坐到这个神坛上来，抢夺话语权，然后他就咣叽把自己给卒瓦了，谁也别想当偶像，中国现在没XX的偶像！”

反到极致时，王朔的确连自己都反，他曾用骂鲁迅、金庸、张艺谋等名家的笔调，写了篇一万字的《我看王朔》，把自己从里到外骂了个遍。文中王朔称自己“浪得虚名”的语言风格是全北京的售票员、小痞子、侃爷们集体创造，“因为没有书面语表达能力不得已用在自己的小说中”。

王朔还称自己“反文化精英的姿态是被迫的”，因为做不了知识分子索性就站到反面：“这就有话说了，不是咱不懂，而是瞧不上！”到知识分子真的批评他了，“他面儿上坦然，心里还是有点急了，抱怨人家没有看到他暗藏的那些优点。”如此骂完，对他持批评意见的各方反而无从下口。

在这个层面上，假使一个时代本来就没有不可侵犯的神坛，没有文化偶像，王朔的反叛没有标靶是必然的。

从新世纪起，王朔就沉寂多年，2000年左右也是他个人精神境遇的低谷，父、兄、好友梁左相继去世，他“把自己完全打碎了”、“哭都哭了好几年”。七年后，他对网络博客表现过浓厚兴趣，骂了骂当时出名的余秋雨、于丹，也开“地图炮”喷各地网友，奥运倒计时500天时北京发起“抵制国骂运动”，大批网友提出先封杀王朔。

出版《我的千岁寒》《和我们的女儿谈话》等几本书后，王朔就又销声匿迹，直到这次发新书《起初·纪年》，新世纪22年，王朔不沉默的时候最多两年。如今的“娱乐偶像”大概已经不在他的攻击范围之内，而在“人人可发声”的移动互联网时代，个体言论的能量反而变得微小，众声嘈杂中谁也不是权威，调侃与解构充斥在网络的每个角落，也不再需要王朔代替大众去反叛和表达什么。

以前王朔认为，“小说是什么？就是自己生活的写照，文字是什么？就是简化的过程……谁写长河似的小说谁就是傻子，你不如拍长电视剧，大家直观地看。”

现在王朔连“自己”也不写了，而是第一次拿出了一本纯虚构小说，四卷本140万字，也算是兜了一大圈后回归本业。这样的复出，也算沉默的一种。

从此，江湖再无“京圈朔爷”，只有作家王朔。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毒眸（ID：DomoreDumou），作者：廖艺舟，编辑：赵普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