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光明日报 （ID：gmrb1949），作者：常莹，编辑：常莹 孙岱 范天培，题图来自：视觉中国

最近，老人组团偷瓜上了热搜。90后女子回乡投资100多万在武汉承包农田种南瓜，视频哭诉附近老人组团偷瓜，短短几天损失近千斤南瓜。

当事人余女士先后发布了一系列视频，记录前来偷瓜的老人。在运输方式上，这些老人有徒手抱的、拿麻袋装的、用板车拖的，但都有一个共同点——在被她抓到后，会称自己有高血压或心脏病，或者以死相威胁。她对此束手无策：“设围栏根本不实际，我估计再投资100多万就只够设围栏，还不一定能够装下去。”而还在创业阶段的她，目前还欠着60多万的银行贷款。

投资百万遭老人组团偷瓜，这件事引发网友热议，都不禁对涉事承包商感到同情，并痛斥这些偷瓜的老人，竟将偷东西当成了理所当然。这件事在成为舆论焦点之前，也曾被当地处理过。但由于老人年龄较大，警方到来后也只是进行批评教育，可某些老人不以为意，转头再次加入偷瓜者行列。

老人的态度耐人寻味，表现出对偷南瓜理直气壮和对批评的不以为意。这样的态度，出自老人们法不责众的侥幸心理，导致一传十十传百的跟风从众。或许在涉事老人看来，这样的集体行为“名正言顺”，就算出了事也是集体“背锅”，并未意识到自己的偷盗行为已经违法，甚至盗窃数额过大要承担刑事责任。

法律中确实存在对高龄老人的保护条款，比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2012年修正本）中第二十一条，若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年龄达七十周岁以上，依照该法应当给予行政拘留处罚的，不执行行政拘留处罚。

但是，如果二年内盗窃三次以上的，应当认定为“多次盗窃”，多次盗窃不论总金额，根据《刑法》第二百六十四条的规定，一样可以构成盗窃罪，追究刑事责任。当然在判决时因为年龄原因，特别是75周岁以上的，根据《刑法》第十七条之一：“已满七十五周岁的人故意犯罪的，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过失犯罪的，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若当地继续采取浅尝辄止的处理方式，显然会纵容村民们的肆无忌惮。这件事的另一面，在于有些老人不知道其中的利害关系，以为只是“拿”了所谓“外人”的几个南瓜而已，并未想过这样的行为对本地形象带来多大的负面影响。

从这件事可以看出，农村公共治理还有很多空白地带。公共治理缺位或疲软，让这些偷瓜老人们对自身道德行为失范变得有恃无恐，也难以保障前来投资的创业者合法权益，进而造成经济损失。

除了老人对法律常识缺乏认知，当地对老人体恤的处理方式之外，此事还有个疑点值得关注——为何村民理直气壮地针对外来承包商。这类组团偷盗现象并非第一次发生，2019年武汉新洲也发生过类似事件，一种植户在当地承包土地种萝卜，被当地谣传“萝卜全部免费”，结果上千人，开三轮车、汽车，去地里拔萝卜，疯抢导致损失40万元。

网络上流传着一篇论文《农民行动的观念基础——以一个公司型农场的作物失窃事件为例》中，其中观点很有启发性：村民在面对外来者时，会先界定彼此之间的关系，然后产生一种对应的行动伦理，再根据关系背后的原则与之相处。同时，“当他们在眼前世界中无从判断外来者的位置时，会转而从个体经历或集体记忆中找寻。那么，我们就将深刻观察到宏观的农村社会变迁在农民身上留下的印记。”

更深层的角度去分析，为何承包户被村民“欺负”似乎在农村不是新鲜事。在很多案例中，农民不会偷本村的人，但会偷承包商的，他们分得清“自己人”和“外人”。这其中隐匿的复杂社会心理，耐人寻味。

社会学家费孝通曾在书中写到：在差序格局的社会里，“一切普遍的标准并不发生作用，一定要问清了对象是谁，和自己是什么关系之后，才能决定拿出什么标准来”。

村民们复杂、细致的社会心理，如果不加以意识层面的再造，也不利于当地经济的发展。如今，选择返乡创业的人不在少数，为创业者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也是体现基层治理能力的重要一环。尤其对于返乡创业的投资者来说，营商环境是其生存发展的土壤。

如若一个地区不能为创业者提供稳定、公平的法治化营商环境，也就相当于变相劝退投资创业者。因此这并非只是个有热度的社会新闻，背后其实也关联着农村发展的大问题。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光明日报 （ID：gmrb1949），作者：常莹，编辑：常莹 孙岱 范天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