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到底是创造工作，还是减少工作？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卫夕指北 （ID：weixiads），作者：卫夕，题图来自：视觉中国

在讨论“互联网到底是创造工作还是减少工作？”这个话题之前，我们先来看三个故事。

互联网的本质是“连接”。这三个故事代表了“弱连接时代”“中心化连接时代”和“去中心化连接时代”的价值创造是如何运转的——

一、从三个故事看互联网连接的价值

第一个是蒲松龄的故事。

1640年，蒲松龄出生在今天的山东淄川，他的科举之路走得异常艰辛，22岁中秀才后便屡试不中。

没能进入体制内的蒲松龄心灰意冷，开始进入了一个乡绅家做私人家庭教师，他在教书之余喜欢听当地人讲故事。

他白天听各色人物绘声绘色地讲各种奇怪的鬼神故事，晚上，这个落魄书生在昏暗的油灯下把自己听来的素材开始构思、加工、打磨......

《聊斋志异》就是这样写成的。

你可能会认为，能写出40余万字的巨著，这个作家必然会大红大紫吧。

然而并没有，在“交流基本靠吼”的“弱连接时代”，他的作品初期主要靠手抄本传播，但也仅局限于山东本地极小的范围。

一直到他去世的50年之后，他的书才变得畅销。

可以说，蒲松龄本人几乎没有享受到《聊斋志异》这部巨著的任何红利。

第二个是迈克尔杰克逊的故事。

迈克尔杰克逊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奇迹——

他是世界上拥有粉丝最多的人，80年代，他在全球大约拥有20亿粉丝，那时候地球上三个人当中就有一个是迈克尔杰克逊的粉丝。

他的最畅销专辑《Thriller》狂销1.51亿张，是目前流行音乐史上第一张，也是唯一一张销量破亿作品。

在他去世的时候，震惊了全球，总共有超过10亿观众通过电视和网络观看了他的追悼会。

这些空前绝后的记录几乎不可能在未来被打破。

为什么?

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迈克尔杰克逊和他同时代的众多巨星，其实都受益于中心化的媒体。

没有媒体的时代，一个人的影响力不可能放大到如此程度，而媒体如果像互联网时代变得去中心化，单独的个人也不能获得如此多的关注。

这种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记录，只可能在中心化媒体电视、广播最发达的年代可以做到。

第三个是许剑侠的故事。

有人说，“许剑侠是谁？我不认识他”。

没错，我也不认识他，不认识就对了，因为他太普通、太不起眼了。

然而，他的故事却是今天“去中心化连接”的一个典型代表。

河南信阳的90后农村青年许剑侠，原本是一名保安，但他却不愿意接受命运的安排。

2019年，一无所长的许剑侠通过互联网的线上培训，用接近一年的时间掌握了一门最普通的手艺——P图，成功从保安转型成为“P图师”。

随后，他签约了一家电商店铺，平时通过微信接单，并通过群聊来沟通和维护新老客户关系。

通常接单成功后，他会跟客户对接沟通诉求，完成设计后再提交给客户，有时候也会在朋友圈展示自己满意的P图作品。

现在，他平均每天要处理100张左右的图片，忙起来连年三十都在工作，月均净收入过万。

线上就能接单、在家就能工作、收入也比较可观，许剑侠很满意这份“P图师”的工作。

尽管今天的他已经接过无数单，但许剑侠至今记忆最深刻的，却是他做成的第一单∶一个简单的调色需求，成交价5元。

“这是我凭自己的技能，而不是靠出卖时间赚的第一笔钱。。

这是我在中国劳科院最近发布的《数字生态就业创业报告》中看到的一个最普通的案例，普通到我们每个人身边都能举出一两个这样的例子。

然而，它却反映了“去中心化连接时代”是如何提升社会效率的。

正是有了互联网的去中心化连接，信息的不对称可以最大程度上被抹平，一个河南信阳的普通青年，才可能接到远在郑州或深圳的大型影楼的P图单子。

这正是互联网连接的力量。

蒲松龄、迈克尔杰克逊和许剑侠的故事，分别代表了“弱连接时代”“中心化连接时代”“去中心化连接时代”的价值创造是如何运转的。

在蒲松龄所在的“弱连接时代”，财富并不属于有才华的人，由于严重的信息不对称，个人的才华和技能完全没办法传播和对接。

一个优秀说书人只能对着有限的一部分听众讲故事，一位有才华的口技表演者只能对着有限的一部分观众表演，个人的作品和技能没办法触达更多人。

而在迈克尔杰克逊“中心化连接时代”，是一个“巨星吃肉，普通人无汤可喝”的时代。

没错，这个时代造就了无数伟大的、空前绝后的巨星，而在这些巨星的背后，是无数落寞的普通创作者。

中心化的媒体塑造了“中心化的连接”，与此同时，也塑造了无法被超越的巨星。

一个国家的电视台、电台、报纸在数量上都是有限的，它们的档期极其有限、版面极其有限，这决定能登上这个舞台的人，都是这个领域经过层层筛选的最杰出、最有才华的人。

今天，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数字经济带来了“去中心化连接”。

在今天的时代里，很多平凡如许剑侠这样的年轻人也拥有了平等的参与机会——

如果你上不了春晚，你可以去拍短视频;

如果你没办法上院线，你可以去试镜网络大电影;

如果你没办法出书，你可以开始写微信公众号;

如果你出不了专辑，你可以打开摄像头、拿起吉他开始直播;

比起电视时代、报纸时代，普通人有了更多被看到的机会，人们有了选择的余地，每个人都可能找到属于自己的那1000个铁杆粉丝。

这就是“去中心化连接”的力量。

互联网的价值在于能从最细的维度连接最小颗粒度的人和内容。而这种“去中心化连接”对于经济和就业有着特别的意义。

二、互联网到底是创造工作，还是减少工作？

理解了“弱连接时代”“中心化连接时代”和“去中心化连接时代”的价值创造方式的差异，我们再来讨论今天的核心——互联网到底是创造工作还是减少工作？

很多人可能会很直观地回答——

“这不是显而易见的吗？互联网当然会减少工作啊！你看电商网站发展起来，中关村的卖场老板就失业了；资讯APP和公众号一来，纸媒的记者就失业了；打车软件一来，大量出租车司机就失业了；短视频应用一普及，不少电视台员工就失业了。”

然而，真的是这样吗？

这个答案其实忽视了硬币的另一面——

有了电商网站，更多的老板可以上电商卖东西，如今的3C从业者必然多过当时中关村卖场的售货员；

有了资讯APP和公众号，更多有才华的人可以写真正有人读的内容，如今以写作为生的创作者必然多过当时的纸媒记者；

有了打车软件，更多闲置车辆可以参与到市场中，不仅乘客更方便，现在的司机总量必然多过彼时的出租车司机；

有了短视频应用，观众可以看的更多了，如今的短视频创作者必然多过原来的电视台员工。

不要看这几个例子简单，它们的背后其实揭示了互联网对就业市场的深刻改变，具体是——

1.互联网存在替代效应，即它的确消灭掉了一些旧岗位；

2.互联网也存在创造效应，即它能有效地创造出新的岗位；

3.由于互联网“去中心化连接”在效率上的优势，通常它的创造效应要大于其替代效应。

以上三个逻辑概括了互联网对整体就业市场的影响，而不少人往往只看到了第一点。

互联网归根结底是一种新技术，而从大的历史逻辑上讲，“新技术导致失业”这一命题其实并不存在。根据英格兰银行长达250多年的统计数据，当前英国的平均就业率和失业率与18世纪并无太大不同，经济危机跟失业率的关系更加显著（例如大萧条时期失业率飙升）。

所以，从数据的角度，三次工业革命在长期范围内并没有大幅改变就业比例。

这背后的核心逻辑就在于以上三点。

没错，技术通常在短期内会对就业市场造成某种结构性影响，但从长期的角度，其因为效率提升带来的新工作岗位又会抵消这种结构性影响。

从18世纪的纺纱机，到20世纪50年代的装配流水线，再到如今的数字技术，过去250年来，技术进步无不改变着工作和职业的性质。

事实上，数字技术并非特例，工业革命是体力活动的自动化，是对人体力活动的替代和增强；

数字技术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部分类型脑力劳动的自动化，是对脑力劳动的替代和增强。

二者都在替代一些工作的同时，又创造出更多的岗位和机会，而正是这些岗位和机会在推动着社会向前发展。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发布的《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白皮书》显示——

2020年中国数字经济规模达39.2万亿元，占GDP比重达38.6%，数字经济已经逐渐发展为驱动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引擎。

中国劳科院最近发布的《数字生态就业创业报告》数据显示，微信生态2021年衍生的就业机会达到4618万个。其中小程序的开发、产品、运营等工作机会超过839万个，视频号视频拍摄、直播带货等方面带动了1341万个就业收入机会，而在公众号创作、私域运营等其他领域带动2438万个就业收入机会。

根据美团研究院《城市新青年:2020外卖骑手就业报告》：2020年，有471.7万骑手在美团平台获得收入，77%的骑手来自农村，骑手工作已成为农民工就业的重要渠道。

据拼多多的数据显示，截至2021年10月，平台的“新新农人”数量超过12.6万人，而根据其官方披露，每一位“新新农人”则可带动5-10位95后参与电商创业。

根据国海证券的测算，快手内容生态带动就业包括以下三类——获得长期稳定收入创作者与主播人数、团队就业人数、机构就业人数，再加上快手公司的员工数，总计2030万。

因此，我们看互联网为代表的数字经济对就业的影响，绝不能只看企业本身的就业人数，而是要看其生态带动的总体就业人数。

以大家最熟悉的微信为例，小程序、企业微信、微信支付背后有着一大批容易被大家忽视的服务商。

这些服务商深入到了商家和个体经营者的最末端，指导商家如何接入企业微信、微信支付，如何运营和维护好私域流量，如何通过小程序优化流程和提升效率。

仅这一部分，2021年就共带动超过600万就业收入机会。

从这个意义上，数字经济的最大价值在于通过“连接”提升了效率，带动了更多人参与到了整体的经济体系内。

三、“数字就业时代”的生存法则

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技术让连接无处不在，大幅提升了社会运行效率，同时增加了社会中变量的规模以及更新速度。

尽管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看到了互联网所代表的数字经济从长期而言，对整体就业市场的创造效应更明显，但并不意味着我们每个人在“数字就业时代”可以放任自我、高枕无忧。

事实上，互联网的创造效应和替代效应无时无刻不在提醒今天的职场人：一定要更新自己的技能。

18世纪，英国工业革命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最先应用的是纺织业，蒸汽机驱动的纺织机以压倒性优势完胜手工作坊。

1779年，莱斯特郡的一名织布工奈德·卢德摧毁了当地两台蒸汽织布机，以此为起点，英国各地相继爆发失业纺织工人捣毁蒸汽机的“卢德运动”。

这些人后来被社会学家称之为“卢德份子”，用来泛指用粗暴手段对抗新技术的人群。

很显然，“卢德份子”的反抗无济于事，而作为数字时代的职场人，我们需要警惕的是不要成为互联网时代的“卢德份子”。

为此，我总结了三条在数字经济的“乌卡时代”（VUCA）的三条生存法则——

1. 彻底放弃“追求稳定”的执念。

中国人对稳定的追求是根深蒂固的，然而，今天急剧变化的时代本身就让稳定这件事不复存在了。

“如果你对上个时代适应得越好，对这个时代的适应性就越差”，追求稳定的结果大概率就是不稳定。

还记得那个36岁的高速公路收费站大姐吗？

没错，一个真正有安全感的人是他对自己面对不确定性时的那份自信，而不是一份一成不变的工作。

2. 让自己变成一个“U盘”。

“U盘化生存”是罗振宇在一次节目中提出的一个当今年轻人的生存策略，总结起来，就是十六个字：“自带信息，不装系统，随时插拔，自由协作。”

它的内涵是一个人其实可以不完全依赖固定的组织，而倚重自己的技能可以灵活地参与多元化市场主体的生存方式。

具体到每一个人，我们需要问自己，假如自己离开了现在的公司和组织，没有了大厂的光环，我还能独立地体现自己可迁移的价值和技能吗？

这个“可迁移的价值和技能”就是“U盘化”生存的最大意义。

3. 制造稀缺性：选少有人走的路。

在工业时代，为了让流程和效率更高，每一个螺丝、每一个环节必须严丝合缝，因此彼时对人的要求是统一，即你不需要有个性、你只需要做一颗螺丝钉。

然而，今天的数字时代是后工业化时代，是一个服务的时代。

服务的时代就意味着我们面对的是一个个具体的人，而人的兴趣、偏好、感知是千差万别的，因此，差异化和稀缺性就变成了核心竞争力。

从开发一个应用到拍一个短视频，从策划一次活动到写一篇文章，独特性和稀缺性成为影响成败的关键因素。

只有选择少有人走的路，才可能在“去中心化连接时代”独树一帜。

写在最后

200年前，当英格兰土地上蒸汽机刚刚开始轰鸣的时候，担心自己的手工纺织机会被机器替代的作坊主们不会想到，200年后，尽管当年的作坊早已消失，但自己的子孙后代会坐在伦敦宽敞的现代办公室里，从事他们那个时代永远无法想象到的眼花缭乱的新工作。

历史不会重复，但总会押韵。

数字经济大潮创造的新连接、新范式、新工作，会让每一个愿意参与其中的平凡和不平凡的人，找到适合自己的位置，创造独一无二的价值。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卫夕指北 （ID：weixiads），作者：卫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