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时代，为什么人口依然涌向大城市？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边码故事（ID：tech-kk），作者：陆铭，编辑：松松，原文标题：《陆铭|数字时代，人口密度会不重要吗？》，题图来自：视觉中国

有一些现实，可能在我们的想象之外——比如，不用为骑手和家政服务员的未来担心，比起他们，医生和律师的一部分工作可能更容易被替代。再比如，各地区之间的发展差距看似越来越大，实际上人均GDP的差距不是在拉大，而是在缩小……

这都是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陆铭最近的研究。陆铭，经济学家，曾著有《大国大城》。

在去年，陆铭和他的团队，对穿梭在大街小巷的骑手做了个调查，最后完成了一份《骑手职业与城市发展》研究报告。他们发现，很多“都市骑士”，都把这份职业看成是职业生涯的“起步器”“缓冲区”“加油站”。而且，这些骑手身上，其实隐藏着“学习效应”。

近日，边码故事专访了陆铭，和他聊了聊去年的研究成果，还谈了谈城市发展、区域协调、人际社交，还有电商直播过程中存在的“数字逻辑”。

陆铭认为，技术的进步本身就是一股向前发展的潮流，利用得好，不同地区间的鸿沟是可以弥补的，但如果利用不好，这种鸿沟也有可能被拉大，“但我们不能因为技术有可能会导致一些问题，就不让技术发展。我们应该通过人为的努力去放大技术的好处，减少技术的坏处。”

以下是陆铭的口述：

受访者：陆铭

重新认识外卖骑手、家政服务员

我们团队去年做了美团城市外卖骑手的研究，主要是因为，这个职业蓬勃发展，给我们每个人的生活都带来了便利，但我们也在担忧这个群体的就业状态，比如工作太辛苦，工作中存在着安全风险。另外就是，这样的职业在城市里存在，是不是因为现在就业非常困难？我们也好奇，在制造业里看到很多机器和资本代替劳动力的现象，骑手这个职业未来会怎么样。

我们这次研究最重要的发现有两个。

第一就是，我们问骑手，这个工作比起之前的工作，感觉怎么样？他们普遍会说，这个工作最大的好处是灵活，可以自由安排时间，很多人其实是兼职，在工作之余，他可以学习，可以照顾家庭，有的人也可能在为下一份职业做准备。

第二，骑手群体对这个职业的普遍感受就是：他可以多劳多得——只要你愿意干更多的时间，那么你的收入就会增长，这不像其他有些工作岗位。

送外卖可以让骑手发生“学习效应”。什么是学习效应？

我们团队在研究“城市密码”的时候曾经说过，在现代城市化的发展进程中，服务业里的“学习效应”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不像制造业，如果一个人中学毕业去了工厂，企业对你培训几天或者一个月，你就可以上岗了。而在日常工作中，你也不需要跟人过多打交道，因为你更多是在操作机器。

但服务业不一样。服务业有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就是需要跟人打交道，而且在服务业的工作里面，有很多“隐含知识”，它不是学校教你的，而是在服务业的实际工作中，通过跟你的服务对象交流，来逐渐积累的一些跟人打交道的经验。

很多骑手有时候会跟自己的同行交流，有时候是会跟客户、商家交流。我们研究发现：越是平常注重跟别人交流的这些骑手，他的收入就越高，这就体现出了骑手这个职业在现代城市发展进程中的“学习效应”。

有些骑手在问卷调查中这样表述：他们其实也并不想把骑手当成终身职业，但在当下复杂的劳动力市场的大背景下，骑手这个职业，成了他们人生中的一个“缓冲器”。

有一些骑手认为，他们可以在做这份工作的时候，为未来的职业做更多的准备，比如有的骑手已经在为未来开小店做打算了，而骑手的经历，无论从增强与人沟通的能力，还是从激发出“学习效应”的角度来看，都为他们未来的职业规划提供了更多可能。

很多人可能都会觉得，技术的进步会让数字化和智能化替代就业，但其实，我觉得像骑手这种工作，是一份不太容易被替代的工作。

一份工作是否容易被替代，要看它的性质。英文里有个词叫routine job，翻成中文叫做“常规性工作”，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流水线式、程式化的工作。制造业生产线上的员工，每天的工作高度同质化且重复，是比较容易被技术或者数字经济替代的。

甚至有一些受教育程度比较高的人从事的行业和岗位，实际上在被逐渐替代。举几个例子，医生要看患者的片子，以前都靠人工，有了大数据以后，它可能24小时不间断地看，在全球海量大数据里面看，这个病有什么病灶，所以医生看片子的这个工作，实际上就被替代掉了。

再比如说律师，尤其是那些从事基础工作的法律工作者，他的职业起步可能就是看大量的文书，来写一些上诉书，或者为判定一个罪行来提供文本依据，现在有了大数据，可以在海量判例里去找相关案例，这种工作也就被大量替代掉了。

真正不容易被替代的工作，是和技术互补的。比如骑手，家政，这些岗位是需要跟人见面才能完成服务的。尤其家政服务员，这是一个适应个性化需求的工作。有的家里需要照顾老人，有的家里需要照顾孩子，有的家里可能只需要做饭，有的家里可能需要打扫卫生，那么机器对这个职业的可替代性就非常低。你能想象用机器人给孩子喂奶吗？特别是家里老人行动不便了，你能想象机器人照顾老人吗？

在这些行业里，数字技术起到的更多是跟劳动者之间的互补关系，所以你看我们现在的就业结构，为什么越来越多人倾向于去服务业就业——是因为制造业里大量的工作岗位具有被数字技术替代的性质，所以它创造的就业机会就少了。而同时，数据技术却在服务业里催生了很多新的就业岗位。

电商直播都在大城市，合理性在哪里？

另外还有一个现象，大家也可以观察一下：全国各地直播带货的知名主播，他们是在什么地方工作的？

往往是在大城市，比如杭州、上海、广州、武汉这些大城市，我不是说中小城市没有，但那些知名度较高的电商或者直播平台，主播都是在大城市工作和生活的。

我想以此为例，解释一下数字经济跟一些线下产业之间的互补性。

大家都知道，武汉有一条著名的商业街叫汉正街，汉正街原来就是一个批发市场，现在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能，就是做电商。那汉正街上卖的货都来自什么地方？来自距离武汉大约100公里半径的一个都市圈范围内。

看到这里，大家可能会问一个问题：在如今的电商时代，为什么我们不可以把制造业放到更远的地方？这里就要提到电商销售里的一个名词：快反（快速反应）。

我举个例子。比如现在有10条某款牛仔裤的生产需求，但这个需求是没有厂商愿意去满足的，因为它的生产规模太小了，除非是给明星穿戴用的奢侈品，否则没人会愿意只生产普普通通的10条牛仔裤。但在电商直播的大背景下，哪怕市场上只有10条牛仔裤的需求，也可能有人愿意为你生产。为什么呢？

大家都知道，需求和需求之间肯定有一些东西是可以互补的，比如有些设计款式，或者有些原材料，如果生产者分散在全国各地，那么这些需求是没办法生产的，但如果我把A款式的10条、B款式的10条和c款式的10条放在一起，那可能就形成了100个、200个的定制化需求了，它就形成了规模经济。

对某一个具体商家而言，它可以在A款式的基础上稍微修改一下，做成B款式，再在B款式的基础上稍微修改一下，做成C款式。它可以在武汉周边的牛仔裤生产企业里找到这样的生产厂家，但这必须建立在借助于汉正街这种因电商所产生的需求加总的基础之上。

于是，中心城市的商家和服务业，与外围的制造业之间，就形成了这样一种对消费市场多样性、个性化需求的快速反应机制。

我们再来看看中心城市的这些直播带货，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产业？

很多朋友都觉得，我在哪都可以直播带货。因为从我们买东西的角度来看，我就看到最近东方甄选很火，我不用知道它在哪儿，但我也不关心它在哪儿。但如果从直播带货的角度看，直播带货需要商务谈判，需要选品，需要专人布置直播间，有些女性主播需要化妆，实际上这是一个产业链，产业链是需要人才集聚的，它需要在大城市借助人才集聚才能完成。

大家可以去观察一下，现在很多主播的直播间，其实都位于大城市的中心地带，而不是在郊区，它只有更接近大城市中心地带的商圈，才会有更丰富的商品品类，保证直播带货平台能够有足够的品类，每天卖不同的商品。

从生产端来讲，位于偏远地区的一些商家或农户，也可以借助线上经济的方式进行销货。从消费端来讲，我们可以通过电商买到全国甚至全世界的商品。我最近有一个体会非常深的例子：一个月之前，我有大连的朋友，他们在大连的农村地区有亲戚帮我快递了两箱大连的车厘子，头一天在大连下单，第二天上午就已经送到我家了，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

当然，这些年也涌现出了一些和直播带货相关的网红小城市，比如山东曹县，温州的一些家庭小作坊，还有闽商聚集的福建龙岩，这些小地方都利用数字经济实现快速转型。

但是在小城市、农村和在中心城市，数字技术应用于商业领域的逻辑是完全不同的。还是那个例子：大连农村把车厘子卖到北京、上海，因为车厘子是极具当地特色的，那么它可以利用直播和电商，快速地把自己的销售网络卖向全国甚至全世界。

但如果有一些行业，它对于生产地的选择，并不那么依赖于当地的资源，比如我上面讲到的牛仔裤，你是把牛仔裤的企业开在距离武汉100公里范围之内，还是100公里范围之外，这里就面临选择的难题了——第一个选择，你更多考虑成本，越远离大城市，你的生产要素成本越低，因为房租、劳动力等因素都会更便宜，但它的缺点是：越远离核心的大城市和交通枢纽，你的反应速度就越慢，运输成本也更高。

越来越集聚，差距会越来越大吗？

我之前在论述空间和城市区域发展时，提过一个观点，叫“在集聚中走向平衡”。

这句话涉及两个词，一个是“集聚”，集聚是指经济和人口在空间分布上集中在少数地区的一种现象，在全世界范围内，经济的集聚会朝向两个方向，一是从内陆往沿海，二是从农村向城市，从小城市向大城市。

这种集聚的过程会让很多人担心：这会不会带来城乡间、地区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

我之前的研究表明，我们所追求的现代经济的平衡，不是指经济和人口在空间上的均匀分布，而是说经济是集聚的，甚至是越来越集聚，但如果我们去看人均GDP、生活质量，这些差距是可以逐渐缩小的。

从数据上来看，不管是世界上的其他国家，还是我们国家，集聚的程度在提高，但人均差距在缩小，只是这个过程可能非常缓慢。事实上，人均差距依然很大，但是它处在一个逐渐缩小的过程中。

数字技术会不会让集聚的趋势发生变化呢？会不会让人均差距缩小的趋势发生变化？并没有。

数字技术不断发展，从而不断取代线下的生产活动，这让空间集聚、人口密度、人口规模变得不那么重要了？其实不是这样的。数字技术和线下活动其实是互补的，虽然它们也有互替的一面。

那么问题来了：两者的关系，是互补的力量强，还是互替的力量强？如果互替的力量强，我们可能会看到一个现象，那就是人口不需要向少数地区集中；如果是互补的力量更强，那么我们前面讲到的集聚的趋势就不会逆转，甚至有可能会加速。

作为普通的消费者，根据日常的生活体验，我们可能更加能感受到互替的一面，对互补的一面是欠缺一些思考的。

比如大家都知道制造业里的机器换人，大家会担心技术来了，会不会导致人的失业，每天你都在各种各样的媒体里看到这些资讯。再比如疫情期间的远程办公、线上网课等等。

但是大家平常不太会去深入思考的是互补性。如果互补的力量更强，那么数字技术可能就会加剧经济和人口在大城市的集聚。我们的确在生活中看到大量线上经济与线下空间互补的现象。

到目前为止，逆转人口和经济集聚的趋势并没有出现。预测未来其实是非常困难的，我只能说谨慎地告诉大家：线上技术，恐怕并不会逆转我们前面所讲的趋势。

我在前面提到的武汉汉正街，它和外围100公里范围之内的故事，还有线上平台经济在大城市催生了大量新的职业，其实就体现了经济和人口是加速集中的。

还有一个例子，我们最近和昆山的周薪薪合作，这家企业是一个灵活就业平台，主要服务制造业，比如A企业今天有订单，B企业没有，但是到了下个礼拜反过来了，B企业有订单了，A企业没了，那传统的就业模式之下，A和B两个企业，都会出现用工不足的情况。但有了周薪薪这个平台，每个企业都可以在上面发单，做不同企业之间劳动需求的调解，这本身就是一个数字经济的应用。

对劳动者来说，如果他在这样的地方就业，就可以今天在A企业工作，明天到B企业工作，自己的收入也提高了。如果在一个偏远地区工作，就很有可能今天有活干，明天没活干，所以这是一个双方利用集聚经济来改善自身效率、收入的过程。

我们最近在做一件事，就是用这个平台的大数据，去看劳动力市场上的情况，可以看到企业发单的数量，招工的价格，通过这些信息，我们可以构建一个劳动力市场的先行指数，预测未来经济发展的波动。

这样一来，也可以提示各级政府，是不是可以去一些应对策略，当出现像疫情冲击，对经济产生重大影响的时候，我们的政策可以更积极和有前瞻性一点。

接下来我们聊聊城市中心和外围的关系。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到一个现象：一些大数据技术应用场景其实更多地应用在城市的中心城区，比如说外卖，你会发现上海外环线以外，很多外卖企业是不配送的，再比如说共享单车，如果你到了一个人口密度非常低的地方，很可能就找不到共享单车了。这是什么逻辑呢？从企业角度看，如果它布局在人口密度非常低的地方，提供调配、管理、运送单车，成本非常高。

中心城区的生活质量，在这些技术的应用之下不断提升、改善，中心城区相比于外围而言，吸引力肯定会增加不少，所以在这个维度下，是可以衍生出线上技术与线下集聚、人口密度的互补作用，它实际上是加强了密度和集聚的重要性的。

数字化能为乡村振兴做什么？

谈乡村振兴，我们要先预设一个前提：城市化是不可阻挡的。

很多朋友把乡村振兴理解为农民回到农村，我觉得这是一种良好的愿望，因为农村地区的产业主要以农业、旅游、自然资源等作为主导产业，这样的农村地区，人口是不能太多的，人口一多，它的人均资源占有量就小了，收入水平就很难提高。

所以其实乡村振兴是在人口城市化的过程中，留在农村的人相对来说越来越少，人均资源占有量逐步提高，这样的话，它就能实现人均收入的提高。

数字技术能为乡村振兴做什么？

它可以做很多事，我们先来讲商业。首先就是直播带货，把农产品往外卖，就是乡村振兴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手段，很典型的案例就是淘宝村。

我在农村调研的时候就发现，其实农村里的老人也没有那么老，就五十多岁，还有很多女性，她们可以做一些编织业，一些手工艺品，我甚至看到过，在疫情之前，各国交往还比较常态化的时候，这些手工艺品甚至销往全国各地甚至国外。

还有一种方式就是提供公共服务，现在线上技术的发展，信息的互联，哪怕你在非常偏远的山区，只要有手机，有信号，你在信息获取上跟中国任何一个地方都没区别，对现代生活方式的吸收也是一样的。这也可以大大缩小城乡、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的差距。

第三点就是，现在农村还会有政策的宣讲、信息的提供、服务，这都已经深入到农村的基层治理了，乡村面貌也有很大的变化。

不过也会有挑战存在。我举个例子，有一年我去贵州一个山区调研，有村寨在做乡村旅游，就有一个宣传推广的问题，我当时想，他们可不可以开个微信公众号。但是呢，微信公众号的运营并不简单。所以我们是不是可以利用数字化技术，去搭建一些平台，让偏远地区的民宿都可以把好素材、好内容发到这个平台上来？这样就不用零零星星地做一些线上平台或者微信公众号，而是集中起来，发挥规模效应。

我们有时候观察一下那些网红打卡点，会发现也挺有意思，一些景点最开始没什么流量，突然就在小红书、抖音这些平台上火了，其实很多情况都不是因为商家自己做的推广，而是由于我们一些年轻朋友就到了那个地方，就拍个短视频，就拍了张照，在网络空间就火起来了。

再比如一些偏远地区的文化体验。我举个例子，有次我去了一个不算太大的城市考察，当地文旅部门带我去看具有当地文化特色的展示馆，看完以后我说，你们这个展示馆花了很多钱，做得也不错，但是坦率讲有点落伍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展示馆里能看到的全是图片墙，都是照片加文字，连让参观者拍照的地方都没有。

结合我前面讲到的网红打卡地的逻辑，如今的90后、00后出门旅游，他们非常在意在一个地方的打卡体验，一张图、一个视频就在微信朋友圈发出去了，这其实是免费的广告，所以我们一些偏远地区，需要去适应当下的需求，配合今天的流量经济、数字经济，提供更好、更有体验感的服务。

在《向心城市》这本书里，我总结过目前中国人口流动的三个趋势（从农村向城市流动；从小城市向大城市及其周边都市圈流动；从内陆地区和东北，向相对发达的沿海、沿江地带集中）。如果要问我在当下，这个人口流动的方式会不会因为数字经济的发展而改变，我只能告诉大家——从人口普查的趋势来看，我们并没有看到因为蓬勃发展的数字技术，导致人口流动方向发生变化，恰恰相反，过去10年时间里，人口从农村向城市，从小城市向大城市，从内陆地区向沿海地区，这个趋势并没有发生变化，甚至是加速的。

先给大家讲一个小知识。数据显示，胡焕庸线（胡焕庸线原称瑷珲—腾冲线，是一条贯穿中国版图的假想直线段。该线大致划分出了中国人口在区域上的分布，体现了中国人口东南和西北的分布区域的悬殊差异）西北这个方向，人口占全中国的6%，GDP是占全国百分之四点多，胡焕庸线东南这一侧，人口占全国的94%，GDP占比不到96%。

大家有没有发现，如果我们算人均，其实胡焕庸线的左边和右边是差不多的，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把中国分成两半，人口和经济高度集中在右半边，但是左右两边的人均是差不太多的。

胡焕庸线长期以来这么稳定，不是任何一个技术就能扭转的，主要原因还是因为中国地处欧亚大陆。我们国家幅员辽阔，单面临海，在全球化的大趋势下，我们要是主动加入到国际贸易体系里，那么东部沿海地区，尤其是东南沿海地区，就有加入国际贸易体系的便利性。而中西部，尤其是西部偏远地区，距离沿海港口、国际市场太远，很难深度介入依赖于海运的全球制造业体系。

有的朋友可能会问：为什么沿海地区这么重要？这其实是一个技术问题。在唐代之前，整个世界贸易体系实际上是一个大陆贸易体系，当时主要的国际贸易技术是动物完成的运输，比如骆驼，骆驼驮着各种各样的货物在沙漠里行走，所以当时最重要的国际贸易线路就是丝绸之路。

随着人类技术的变化演进，开始造船，船是越造越大，出现了内河航运。大家看一下中国在那时的经济和地理版图，最开始以西安为中心，后来转向洛阳、开封，然后就往江南转移了。

新中国成立之后到改革开放之前，因为特殊的历史时期，也就是中国的计划经济时期，东南沿海的占据中国经济中心的重要性是有所下降的，但只持续了比较短的时间。

改革开放以来，在全球贸易体系驱动的全球化进程中，东南沿海的重要性再一次显现。展望未来，我觉得全球范围之内，以水运或者以海运来驱动的贸易体系，不会发生重大变化的。这样的话，整个中国经济地理的重心也不会出现实质性的大变化。

《向心城市》是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学院陆铭教授面向普通读者的学术普及读物，也是陆铭老师前作《大国大城》的姊妹篇。在本书中，通过展开关于向心城市体系的论述，作者试图扭转社会公众对“城市”概念的认知误区和在城市治理方面的成见。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边码故事（ID：tech-kk），作者：陆铭，编辑：松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