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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彭慧,头图来自:视觉中国
“白的,黑的,灰的,什么钱都有,疯狂涌入,拉高了豪宅房价,拉高了房租,拉高了酒店住宿……”公号作者“caoz的梦呓”一篇名为《新加坡最近怎么了》的文章,在出海圈传播甚广。2022年,没有哪个国家在出海圈的热度,堪与新加坡比肩。
已经拿到新加坡永居身份的华人孙一琳,对此也深有体会。今年三月,新加坡政府宣布将逐步放开社会防疫措施,恢复正常生活。自此,中国人源源不断地涌入新加坡,很多个周末,孙一琳不是帮朋友咨询签证问题、提前踩点看房租房,就是给已抵新的朋友接风洗尘。
热闹背后,是中国互联网公司前赴后继的出海浪潮。2020年5月,阿里巴巴以84亿元收购了新加坡安生保险大厦50%的股权,将其作为旗下电商Lazada的总部;字节跳动也在新加坡中央商业区莱佛士码头一号租下总面积达60000平方英尺的三层楼,作为其在亚洲地区(除中国)的总部,TikTok CEO周受资便常驻于此。
除此之外爱奇艺也将海外总部设在新加坡,而腾讯也设立了办公室,跨境电商服装品牌SHEIN也扩大了新加坡办事处。
新加坡本身是国际化大都市无疑,而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发展,东南亚也越来越成为全球瞩目的创业中心。除了中国互联网大厂,新加坡还林立着Facebook、谷歌等国际巨头的亚太地区总部。
与此同时,数年间东南亚独角兽数量不断增加,吸引全球明星VC的目光,比如软银愿景基金、硅谷蓝筹股巨头A16z以及老虎全球等。
十年之前,中国的移动互联网起飞时,东南亚只是互联网版图无足轻重的一角。新加坡也不是中国出海企业的首选,Copy from US是当时的主流。
但是,来自中国的企业家还是在东南亚互联网历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这某种意义上,还得归功于李光耀的远见卓识。“为了要更好的了解中国人,我决定吸收聪明的中国人才到新加坡工作和学习,以便他们了解新加坡人,并成为新加坡的一分子”。
新加坡教育部自1992年起开始就在中国推出了一系列的奖学金计划,主要分为三类,SM1,、SM2和SM3(SM是Senior Middle School 的缩写)。这三类计划所招收的学生分别是初三毕业生,高二在读生,及大一在读生。
而一批拿到新加坡政府奖学金的学生,尤其是毕业于新加坡国立大学计算机学院的大陆学生,日后崭露头角。而他们中的相当多数,都曾在新加坡国立大学附近一家名为Mozat的神秘企业工作。Shopee的两任技术负责人,都来自Mozat,而它的创始人,也是国大的毕业生。
一、新加坡“斯坦福”旁的Mozat
每家公司的名字,都饱含了创始人的希冀,Mozat也不例外。
套用音乐家莫扎特(Mozart)的名字,创始人殷信义希望能够像这位神童通过简单美妙的音乐给人愉悦一样,创造好玩有用的移动互联网应用,让人们的生活更加美好。Mozat虽然立足新加坡,在中国和沙特均设有分公司,主要面向中东市场,如社交产品Shabik、游戏产品Invader,均在中东取得不俗的成绩。
在2022年的当下,智象出海跟多位刚到新加坡的大陆人聊起Mozat时,大多数人均表示未曾听过。
然而站在当地的视角,新加坡互联网产业的变迁,甚至可以追溯到2003年。
淘宝网、腾讯网均诞生于这个年头。
而在彼时的南洋,上海青年殷信义正在攻读新加坡国立大学计算机科学博士学位,每天如痴如醉地钻研如何在小屏幕设备上调动互联网。当时,恰逢国大创业扶持计划,于是,在学校风险投资基金和新加坡经济发展局种子基金的支持下,殷信义与来自武汉的同学谭振强一起创立了Mozat,成为东南亚最早一批耕耘互联网行业的人。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国内掀起留学热,一大批学子往海外走,与此同时,新加坡经济产业从资本密集型升级为科技密集型,向来信奉“人才立国”的新加坡正在积极引入高素质外来人才。供给和需求匹配上了,1991年开始,中国和新加坡政府达成协议,成立中新奖学金项目(分为SM1、SM2、SM3三种类型,2011年,SM3项目20年期满,协议不再续期),将中国学生公费引进新加坡,但限报理工科专业。
此后的30年间,一波又一波中国学子申请该项目前往新加坡求学,攻读新加坡国立大学、南洋理工大学等高等学府的计算机、数学与经济等理工科专业。靠“我为自己代言”标语一炮而红的聚美优品创始人陈欧、Shopee现任CEO冯陟旻,均是通过这类奖学金项目抵达狮城。
2008年,陆文晟完成SM3项目学业,顺利拿到新加坡国大计算机博士学位,按照政府规定,他毕业后须留新工作6年方可“赎回自由身”。然而,当时市面上根本没有什么专业对口的岗位。“当时东南亚移动互联网没起来,我纯粹为了糊口,去了Mozat。”陆文晟坦言。
而新加坡国大之于新加坡,类似斯坦福之于硅谷。而Mozat则在新加坡的“斯坦福”里萌芽。
而此时的Mozat,虽然还是小型创业公司,但已经做出一些成绩。鉴于创始人殷信义中国留学生的缘故,Mozat吸纳了非常多中国留学生,受到师兄师姐传帮带影响,不少大陆学生顺理成章入职Mozat。
当时,计算机、通信工程等专业并不主流,几乎入不了本地学生的法眼,医学、银行和金融、法律等专业才是香饽饽。但正是这些冷门专业,在此后的十数年时间里吸引并培养了一大批来自中国、印度和越南等地的留学生,为东南亚互联网行业早早地储备了专业人才。
二、互联网荒漠里的种子
2008年,陆文晟入职Mozat,从事技术适配和游戏开发。当时,东南亚市面上基本是功能机。
Mozat的理念相当前卫,在2007年通过市场分析,他们得出“每个国家都要有自己的qq社区”,但只有少数国家才有幸拥有自己的平台产品。因此推出了一款叫做“Morange”产品,这是个跨平台的社区服务游戏平台。
他们通过这个基于社区的移动在线服务平台,追随移动互联网机遇,整合移动在线应用开发,将产品用于当时的功能机上。他们的用户数,从2008年的171万飙升到2009年的480万。2009 Morange V7 ,则体现了他们试图打造最强的应用的雄心,在一个APP中包含了20~30个功能。
“十年前电脑不普及,到今天每个人都离不开,本质区别不是硬件,而是上面运行的软件。”“今天的手机……作为通讯工具,功能没有被完全发挥。我们想做一个手机软件体系,通过它访问到所有你想访问的资源……可以做一切电脑能做的事情。”
殷信义此番言论,放在功能机还大行其道的2007年,不可谓不超前。要知道,第一代iPhone也就是在当年发布。
从大陆前往新加坡求学的技术人才发现,Mozat“技术非常有可取之处”、“有一定的领先性”、“idea比较超前”,与此同时,这家公司的中国人背景,对英文要求不高,于是Mozat成了好去处。
不过,先行者注定是孤独的。而且,厄运接踵而至。
2008年,全球经济正在遭受金融危机的重击。作为全球商业汪洋中的一叶扁舟,Mozat也在历劫:金融风暴使得Mozat旗下跨平台、跨国家、用户不集中的产品很难获得流动的现金流,到2009年,殷信义不得不四处找钱发工资求活。
即便在夹缝中求生,Mozat还是延揽到众多中华英才。
“那时候东南亚根本没有所谓互联网圈,大家都处在一种‘车库创业’阶段,Grab算真正意义上的第一家移动互联网公司,那也是2012年的事情了。”新加坡一家本土公司创始人向昌对智象出海介绍道。
当时的人才,几乎可以说是英雄无用武之地,向昌也指出:“最开始,市场上没有那么多工作机会,所以我几乎能把新加坡最优秀的人才都招进来。”
三、沙特王储的橄榄枝
Mozat的老板殷信义曾笑言,自己创业初衷有三,第一点就是在华东师大时看《读者文摘》,上有一文描述一个小老板,每日事务不多,天天喝喝咖啡,惬意生活。创始人的心性,对一家公司的发展会产生不可磨灭的影响。后来再回看,Mozat的基因似乎的确跟互联网有些背道而驰。
多位前员工透露,Mozat早期依赖校园资源,无意大规模开拓市场,2009年那几年濒临倒闭时,收到了沙特王子主动递来的橄榄枝,特意飞去一趟谈下来跟沙特电信的合作,接受“招安”,由互联网公司变成电信运营商的后台公司。
在这次艰难转身中,适逢各运营商做自己的社区和App Store,这让Mozat有了全球拓展的机会,不但起死回生还做到千万营收。
Mozat摆脱险境,而傍上沙特王储,则让它衣食无忧。
不过,互联网的革命性变革正在酝酿之中,2010年6月7日,乔布斯在WWDC中发布iPhone 4,移动互联网的浪潮先在美国发生,很快,蝴蝶翅膀的扇动,也在太平洋另一侧的中国引发创业风暴。
东南亚仍只是这场革命的边缘地带,只有极少数标新立异的人,才敢到这里拓荒。
腾讯和德国的Rocket Internet是最早吃螃蟹的。
腾讯早在2010年就首次入股Garena。2012年开始,素有“新兴市场互联网垦荒者”之称的Rocket Internet就相继在东南亚推出各种互联网产品,比如电商平台Lazada和Zalora,还误打误撞投资了OTA公司Traveloka。
不过,而东南亚本地呢?作为“全村的希望”,新加坡又是一番什么景象?王天昊对新加坡互联网的发展轨迹梳理了一番发现,新加坡后来所有大型互联网公司,几乎没有从新加坡发家的。比如Sea最开始就是做周边市场,新加坡也就500多万人口,本地也贡献不了用户;Grab就更别说了,最开始就是从马来西亚起家。
王天昊的结论是,新加坡各种规则很透明,刚起步的创业公司在温室里待久了,“再去印尼、泰国等国家,它想不到有那么多walk around的事情,相当于把家养金鱼一下子丢到了臭水沟”。
“新加坡早期互联网确实比较平淡,技术积累也不多。当时东南亚很多所谓的互联网公司,是以接外包和政府项目生存的。”陆文晟进一步指出。甚至,不少接受中新奖学金项目的人才由于“怀才不遇”,产生一种被欺骗的感受:如果当地市场不能消化就业,当初就不应该把人招进来。
而互联网恰恰要做产品和模式的验证,需要积累一定用户数和规模,这逼得创业者不得不频繁往周边跑动,而在王天昊看来,新加坡创业者天然不适合“打仗”,视野和格局也比较受限,“出去打的话,哪儿打得过周边国家那些人,基本上都是草草收场。新加坡本地比较少做出高水平产品的团队”。
此时,Mozat算得上新加坡的异类。它依然醉心于技术,而且已经盈利。
此时,苹果手机刚推出不久,手机操作系统仍在混战,Android和iOS系统塞班、黑莓、Palm OS、Web OS互不兼容。
Mozat看到其中的商机。那几年,陆文晟在Mozat围绕 Java ME,诺基亚塞班系统和黑莓系统等功能机系统研发产品,而当时很少有同时做多个系统适配的产品。“功能机时代系统比较分散,用户需求不好把握,移动互联网没有发展起来,所以用户量跟后来比要少很多,商业模式无法得到广泛验证的话,就无法成规模复制和推广。”
四、另一个Rocket Internet
不过,更深层次的危机则来自智能手机在东南亚的普及。
2012年左右, 移动互联网趋势越来越明朗,很多公司开始转型尝试做移动互联网业务。然而,“Mozat空有技术,找不到买家,限于硬件和软件的技术,当时也没有做得很深入。低端安卓和iOS前几代也刚出来,功能机转向智能机时代,(Mozat转型)也有很多阵痛。”
李晓雯也指出,Mozat内部尝试过各种各样产品模式,包括视频聊天工具、个性化新闻推荐等产品,“现在来看,这不就是后来字节做的事情嘛,但是公司没有明确的vision,产品的商业逻辑也很奇怪,最核心的是,跟后来的移动互联网产品技术栈完全不一样。”
在同多位前员工对谈中,智象出海得知,Mozat也启动过转型,但意志摇摆不定,什么都做,却也很快放弃,有些项目做得不错也有投资人愿意投钱,但老板看不上。
“我们后来更倾向于认为它是互联网人才的孵化器,培养出特别多的人才,自己却做不了太大,很像YC ,专门帮人去link投资。”李晓雯总结道。
而作为互联网出海老兵,王天昊仔细研究过Mozat的商业模式也有同样的结论:“从产品来看,它有点像Rocket Internet的雏形,看到中国、美国有啥东西火,就拿来‘借鉴’,所以UI 、产品团队蛮强,但运营确实不行,这可能也跟当地生态发展阶段有关。”
彼时,Rocket Internet也为东南亚培养了一批互联网人才,比如印尼GoJek(现与Tokopedia合并成为GoTo集团)创始人Nadiem Makarim;以及Shopee的CEO冯陟旻,也曾在Rocket Internet实习。
但是,很遗憾,即便是“拷贝”硅谷和中国模式相当有自己一套方法论的Rocket Internet,在东南亚也没能很理想地施展其才能。2015年,Rocket Internet开始收缩,最好的战绩也是把Lazada卖给了阿里,但这都是后话了。
而Mozat几乎扮演了另一个Rocket Internet的角色。当东南亚的移动互联网创业浪潮来袭时,Mozat再也留不住那些来自中国大陆的IT精英。
五、Mozat之后,东南亚互联网狂奔
2014年,Grab获淡马锡旗下祥峰投资,把公司总部搬到新加坡。然而,Grab当时并不被看好。“那时候在新加坡占主导的是Uber,所有人都觉得Grab没有机会,打不过Uber这个欧美巨头。当时大家对互联网的认知还是copy from US。”
王天昊也是那几年才突然发现,原来新加坡还有家叫Mozat的公司。“这家公司一直没怎么听过,后来招人总是一招一个准,基本都在他家做过。我们设计和产品团队好多都是从Mozat跳槽过来的。”
也是在Grab进入新加坡的2014年,Garena成为东南亚最大游戏发行商,并跻身为当地首家互联网独角兽,次年2月Shopee成立,开启了大杀四方的撒钱模式,面向市场招兵买马。一时间,Grab、Shopee掀起了互联网招聘的热潮。
据科技媒体e27上的作者Zach Tan统计,仅2014年,新加坡有62家移动、网络、软件领域的创业公司获得了来自73家投资机构共6034万美金的投资。
向昌也指出,Sea和Grab很快发现招人艰难,因为技术人才已经由供大于求转变成供不应求,于是开始从中国互联网大厂挖人,当时新加坡有家叫100offer的公司,主营业务就是从国内招工程师到新加坡,2015、2016年这两年其业务达到顶峰。
2016年左右,新加坡乃至东南亚地区互联网方兴未艾。此前,腾讯、阿里等大厂虽然都看准东南亚,但基本以投资为主,并未深度参与当地互联网行业,而2016年左右,越来越多大厂开始往海外走,不仅往新加坡投钱,还开始投人、投技术。
王天昊介绍,那时,东南亚融资环境比较好,融钱之后首先就是挖人,其中最核心的还是研发、产品和写代码的程序员。一家创业公司,找华人或中国背景的做CTO,再当地找产品负责人,基本一个公司的雏形就有了。
这也意味着,陆文晟和李晓雯这批蛰伏许久的人才,终于迎来职业生涯更大的发展空间。
2010年以来,从Mozat出走的人才中,如前CTO雷磊,成为Shopee第一个总技术负责人,而Mozat当年的广州总经理黄易成,经过雷磊的引荐,如今担任Shopee的CTO。
曾担任Mozat中东业务主管的张丙军,就是后来PP租车(后更名为START)的创始人,并将START卖给了瓜子二手车。2011年进入Mozat的梁科,2015年成为Grab旗下支付产品GrabPay技术主管;另一位曾同样任职Mozat软件工程师的翁伟,现为社交产品Ola Chat(伴伴)技术总监。
资料来源:LinkedIn
“(Mozat)就有点黄埔军校的意思。它的人‘物美价廉’又好用,口碑还都不错。”王天昊介绍。
在他看来,Mozat产品没有经过大规模市场验证,在没有爆品的情况下,员工普遍保持低薪标准,肯定是新一波互联网公司HR争相挖角的对象。
“Grab当时为了招人,招聘邮件已经发到我们公司(Mozat)邮箱了,打得非常火热。”李晓雯对当年的招聘大战记忆犹新。2021年12月,Grab在纳斯达克上市,这是东南亚互联网的高光时刻,收获全世界的关注。
如今时过境迁,“前浪”Mozat逐渐褪去光环,被新一代出海者淡忘,徒留一段东南亚互联网前史。
(注:文中提及的孙一琳、陆文晟、李晓雯、向昌、王天昊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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