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工业化的高科技人才，来自哪里？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宁南山 （ID：ningnanshan2017），作者：深圳宁南山，原文标题：《新中国工业化的高级科技人才来自哪里--从德国总理访华想到的》，题图来自：视觉中国

这两天德国总理访华，达成了一些成果，这也是三年来首次有欧盟国家领导人访问中国，随他而来的有一大堆德国企业的领导，包括德意志银行CEO，西门子CEO，大众汽车CEO，巴斯夫集团CEO，默克集团CEO等12家德企高管，下图来自俄罗斯卫星通讯社：

在美国在逐渐加大对中国的压制的时候，中国和欧洲的合作也显得重要。

我平时整理过新中国建国初的工业化人才来源，里面就有一些来自德国的，觉得和中国—欧洲合作的逻辑还是多少有些关联性，这里刚好借这个新闻聊一聊。

工业化的核心是人，德国和日本在二战时期都被炸烂了，但是并不妨碍二战后迅速复兴，并逐渐享有全球最高的生活水平之一。

而人里面最为关键的其实是高级科技工业人才，他们在工业和科技发展中起到了关键的作用。我觉得今天科技的发展，是自主与开放结合的方式。

一方面技术上必须自主化，另一方面又必须保持对外开放和学习，以我为主，兼收并蓄，这两点其实并不矛盾。

新中国成立之初，全国顶尖科技工业人才极为稀少，总体来说就是三拨人：

一是新中国成立后，受到国家的鼓舞，从欧美等国回国的科技人才。我之前查询过数据，从1949-1955年大约回来了几千人左右，这批人中出现了大批中国科技的领军人物。

像23位两弹一星元勋中的钱学森（1955年回国），郭永怀（1956年），邓稼先（1950年），朱光亚（1950年），吴自良（1950年），程开甲（1950年），彭桓武（1949年5月），任新民（1949年8月），杨嘉墀（1956年），王希季（1950年），姚桐斌（1957年），陈能宽（1955年）总共12人是1949-1957年回国的。

其他11人则在1949年之前就回国了，或者一直在国内，又或者建国后再送到苏联留学。

其他建国初期几年回国的高科技人才还有华罗庚（1950年），梁思礼（1949年），“强五之父”陆孝彭（1949年）。

黄昆（1951年回国），中国固体和半导体物理学奠基人之一，荣获2001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徐光宪（1951年回国），世界级稀土专家，2008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得主。

师昌绪（1953年），2010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吴良镛（1950年），2011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得主。

吴文俊（1951年），2000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得主。

以上只是一部分，因为几千人里面还有很多杰出人才，另外还有当时没回来的顶级人才，比如得了诺贝尔奖的杨振宁和李政道。

二是建国前经过民族工业和科研机构的训练，以及到欧美留学并在1949年10月建国之前就已经回国的人才。

里面的杰出代表有李四光，虽然很多文章会把李四光算成是新中国回国人员，但其实他是1947年去英国开会，但因为内战，当时英国回远东的船票要提前一年预定，所以滞留到1949年才回国。

还有竺可桢，1918年就回国了，先后担任中国气象学会会长，创建了中国地理学会，担任浙江大学校长等等。

沙眼衣原体发现人之一的汤飞凡，1929年就回国当副教授和教授了。

两弹一星元勋中也有不少人在建国前就已经回国，像王淦昌在1934年就回国了，先后在山东大学、浙江大学物理系任教授，培养出一批优秀的青年物理学家，其中包括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李政道。

还有赵九章，1938年回国在西南联大当教授，后来在清华大学和国民政府的中央研究院做研究工作。

值得一提的是，王淦昌和赵九章都是三十年代从柏林大学的博士毕业后回国的，王淦昌毕业要早几年。尤其是王淦昌，由于缺乏实验的条件，他提出的理论后来被别人实验验证后获得了诺贝尔奖，而他也因此不止一次和诺贝尔奖擦肩而过，甚是可惜。

航空专家方面，徐舜寿（中国首个飞机设计室主任，西飞首任总设计师），黄志千（沈飞总设计师，歼8首任总设计师）两个航空专家，他们是四十年代国民政府送到美国和英国接受先进战机设计训练，黄志千先后在美国和英国的飞机公司接受飞机设计训练，徐舜寿在美国麦克唐纳飞机公司接受训练，然后在1949年建国前就已经回国，徐舜寿回国后参加了当时的中运系列运输机的总体设计。

“强五之父”陆孝彭也是这个路径，当时国民政府委托英国格洛斯特飞机公司设计一款喷气式战斗机，并在此项目中培训中国飞机设计师，一开始英方打算由英国专家设计，中国工程师打下手。而由于项目中的中国工程师坚持，决定中方也可以提交方案，谁的方案好用谁的，最终陆孝彭设计的喷气式战机方案被选中，该项目被命名为CXP-1001，不过该战机由于内战未能量产。

陆孝彭1949年回国，后来在南昌飞机制造厂搞出了“强五”，成为“强五之父”。

汽车工业方面，我国一汽的第一任总工程师孟少农，1935年考入清华大学机械系，1941年取得清华大学留美公费生资格，1943年在麻省理工学院获硕士学位。先后在美国福特汽车、斯蒂贝克汽车厂实习，担任工程师。1946年回国，在清华大学担任教授。

1952年至1956年，担任一汽副厂长、总工程师。

抗战时期以重庆为中心的民族军工工业也培养出了一大批的军工技术专家，其中重庆兵工署第50工厂成都分厂，是解放前国内唯一自研火箭炮（注意不是火箭筒）的单位。1946年时任厂长钟林（美国麻省理工学习归来）根据美国的4.5英寸火箭弹开始仿制国产火箭弹，并取得了初步成果。随后在1947年，他带着研究成果投奔解放区在华北继续研制工作。1948年10月，由钟林主持在河北井陉县成立“火箭技术室”，钟林可以说是我国火箭炮技术研究的元勋。

后在1949年根据安排，火箭炮的研制转移到沈阳五二工厂（即后来的724厂），该厂由吕去病担任研制小组组长，组员有徐兰如，李乃暨，谢光选，房子华，李彬等，继续火箭炮研制工作。

在1950年，该小组研发出我国首款国产火箭炮A3 102mm火箭炮，数量不多总计制造了五十多门。1950年志愿军入朝第一战“云山之战”，39军使用的火箭炮就是国产的，而从苏联进口喀秋莎火箭炮则是后来的事情了，这个是多少让人觉得有些意外的。

沈阳五二厂这个研发小组可以说是“重庆兵工学校校友小组”，组长吕去病是1938年毕业于重庆兵工学校，1945年留学美国归来，在兵工署第50工厂成都分厂当过技术员和工程师。

而组员谢光选，李乃暨，徐兰如分别在1946年、1938年和1941年毕业于重庆兵工学校大学部。该校本来是汉阳兵工厂的学校，后来改为归国民政府军政部管辖，抗战全面爆发后先搬迁到湖南株洲，再在1938年搬迁到重庆，负责为抗战时期的民族兵工厂培养高级人才。两弹一星元勋任新民也是1940年毕业于这个学校，该校后来被并入北京理工大学。

这里面，谢光选后来成长为我国长征三号运载火箭总设计师，中科院院士。

设计小组另一个组员徐兰如，1941年毕业后先后在陕西的兵工署第31工厂和重庆的第21兵工厂负责技术工作，后来成为东风一号导弹的核心技术人员，负责在导弹出厂证书上签字。而李乃暨1938年从重庆兵工学校毕业后，毕业后先后在国民政府兵工署等各个部门工作，后来成为我国著名的运载火箭推进剂专家。

抗战时期的重庆兵工学校大学部培养出的高级人才还很多。比如1946年毕业的赵瑞之，先是在重庆兵工署第50工厂当技术员，然后到东北沈阳51厂工作。抗美援朝时期我国搞南厂北迁，该厂的枪厂搬迁到黑龙江北安，名为庆华厂，该厂仿制苏联波波莎冲锋枪的50式冲锋枪，抗美援朝期间先后生产了三十多万支交付志愿军，极大地加强了志愿军的火力。后来雷锋的标准像上面就是手持50式冲锋枪，而50式冲锋枪的仿制技术工作就是赵瑞之负责。

赵瑞之还是黑龙江庆华厂后来仿制苏联AK47的56式冲锋枪（其实就是突击步枪）的仿制小组组长，以及我国仿制苏联而成的经典54式手枪的技术负责人，这两款枪型都是我国的一代名枪。

另外国民政府在1936年开启的重工业计划，从欧美各国引进技术建立本土工业，虽然因为抗战全面爆发的原因没有如期完成，但也培养了一批人才。下图在中国钢铁发展史上比较有名，这张图上有六个钢铁技术专家上世纪三十年代在德国学习时的合影。前排左一为李松堂，左四为邵象华，二排左四为王之玺，右一为靳树梁，后排左二为杨树棠，后排右二戴眼镜者为毛鹤年。

六人中三人毕业于天津的北洋大学，其他三人毕业于浙江大学，北平大学和同济大学。1936年国民政府为筹建中央钢铁厂，把他们先后送到德国克虏伯公司下属的各个钢铁厂实习，其中靳树梁到克虏伯旗下的莱茵村钢铁厂学习，该厂是世界级的铁厂，当时单日产量高达7000吨，产量占到德国铁产量的十分之一，靳树梁在期间写出了详细的考察报告。

随着抗战爆发，中央钢铁厂计划搁浅，六人回国后在抗战期间被赋予不同的任务，

在抗战大后方的民族工业中经受了锻炼，其中靳树梁先是在国民政府的钢铁厂迁建委员会，负责拆迁汉阳钢铁厂和六河沟钢铁厂至重庆大渡口，后来担任威远铁厂厂长。王之玺到昆明参与筹建云南钢铁厂；毛鹤年到重庆大学教书；邵象华先是到武汉大学任教，创建了冶金系。之后在重庆綦江创办一个小型以现代科学理论为基础的现代化钢铁厂，设计出中国第一台新型平炉，并为中国培养出一批钢铁实干队伍……像张春铭、张兴钤、章守华等这些人后来都是钢铁企业的骨干，是国内比较有名望的专家。

杨树棠回国后，来到生产军用钢的兵工署第二十四工厂，成功地炼出中国第一炉75毫米炮筒钢，随后，杨树棠又到资渝钢铁厂，带人研制出一种新型炼钢法——“资渝炼钢法”。同样来到资渝钢铁厂的李松堂，负责设计、制造、安装了一套新型钢轧机。1945年抗战胜利后，六人被派到东北负责接收鞍钢，担任协理（副总经理，负责技术工作），其中靳树梁为第一协理。

1948年12月鞍钢解放后，六人被解放军保护起来，鞍山市市长和公安局副局长亲自招待吃饭，六人决定留下开始鞍钢恢复工作。此时鞍钢留用了一百多名日本技术人员，不仅日本工程师不相信中国工程师的技术水平，工人们也对中国工程师的技术能力有所疑虑，幸而鞍钢决心技术实现自主化，在恢复生产过程中两国工程师发生了各种争执，都倾向于采用中方方案，而中国工程师也以实际结果证明了自己的能力。

杨树棠的回忆中说：“工人们看到中国工程师在技术上有见识，敢于坚持自己的意见，都感到无比喜悦，越发和我亲热……”由于中方工程师可以独立运营鞍钢，失去作用的日方技术人员则逐渐回国，到1952年底日本技术人员基本回国完毕。由于我国决定采用苏联技术发展鞍钢，因此大批苏联专家和设备来到了鞍钢，使得技术路线彻底转向苏联技术路线，一五计划中鞍钢成为重点工程。这六个钢铁技术专家，有三人（靳树梁、王之玺、邵象华）入选了1955年的中国第一批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后改称院士），后来毛鹤年也在1980年入选，总共出了四个中国科学院院士。

和中央钢铁厂类似的，还有1936年成立的中央电工器材厂。

1936年，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筹建中央电工器材厂，该厂用于研发和制造发电设备，力图实现中国发电设备的自主化，厂址位于湖南湘潭，由于抗战该厂不得不进行搬迁。

1945年，中央电工器材厂与美国西屋电气公司、摩根史密斯公司签订技术引进、工厂设计及人员训练的合同，开创了中国电工发展史上大规模出国培训的先河，从国内选拔优秀人员到美国培训。

在赴美学习培训的96人中，有的是从国内派遣的，有的是在美国就地招聘的我国留学人员。他们分别在西屋公司所属的发电机厂、电动机厂、变压器厂、开关厂和摩根·史密斯公司等处，接受了一年左右的现场培训。这些人员回国后，先是由资源委员会分配到有关电工企业工作，其中重点分配到湘潭电机厂共计78人。

这批人员在国外实习期间总体表现优秀，如褚应璜在美实习期间曾参与中央电工器材厂与美国西屋电气公司技术援助的谈判并获得成功，因此实习期满后即被任命为资源委员会驻西屋电气公司的技术代表。

在培训过程中，实习人员抱着大力学习引进先进技术的想法，通过各种方法，收集了产品设计图纸、制造工艺技术资料、技术标准文件、科研报告和企业管理以及许多有关工厂设计方面的大量资料，为新中国电工行业的起步和发展起到了骨干作用。

新中国成立后，这批技术人才受到国家的高度重视，一大批人才从湘潭电机厂出发奔赴祖国各地电机工业重要岗位任职，包括第一机械工业部、电器工业管理局、东北电工局和上海电机厂、上海汽轮机厂、哈尔滨电机厂、哈尔滨汽轮机厂、西安开关整流器厂、西安电力电容器厂等重要骨干企业，成为新中国电机工业的技术骨干和重要管理人员。

2011年出版的《中国电机工业发展史》一书中，肯定了他们是中国电机工业战线的技术骨干，其中提到恽震、褚应璜、丁舜年、姚诵尧、沈从龙、冯勤为、蓝毓钟、刘隆士都是在湘潭厂工作过的。序中说，“我与他们都有交往，有的还一起工作过，相互比较熟悉。这些同志已先后作古，但他们的工作业绩和音容笑貌，仍历历在目。”

这里面提到名字的都是中国电力工业的开山元老，像丁舜年后来任上海电机厂总工程师（今天属于上海电气集团），褚应璜是中国第一批中科院院士之一，主持了哈尔滨电机厂一期工程的设计建造，同时1951年在东北电工局主持研制了中国第一套800千瓦混流式水轮发电机组。

而湘潭电机厂在大力支持全国人才的情况下，在1958年12月，制造出了中国第一台干线电力机车在湘潭电机厂出厂，命名为韶山号，也就是后来知名的韶山型电力机车。

西屋电气可以说在中国电力工业上占有重要地位。

三是抗战根据地和解放区培养的高科技人才。

这个我要单独列出来，是因为这个可能出乎很多人的意料。

军工技术专家吴运铎是其中比较有名，但实际上并不只有吴运铎。吴云铎出生于1917年，后来在湖北一个煤矿当工人，1939年入党，抗战期间在新四军的军工厂为部队生产子弹，成长为军工技术专家，制造出新四军第一支步枪，并且在1943年研发出枪榴弹。

他先后担任淮南抗日根据地子弹厂厂长、军工部副部长，华中军工处炮弹厂厂长，大连建新公司引信厂厂长，株洲兵工厂厂长。

还是就是军工专家刘鼎。刘鼎是从德国和苏联留学回来的，先后在德国哥廷根大学和柏林大学，以及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和空军机械学校学习。刘鼎在1940年担任八路军军工部部长，下辖多个兵工厂，其中，由八路军总部修械所扩建而成的军工部一所，设在山西省黎城县黄崖洞，也就是著名的黄崖洞兵工厂，是抗战时期太行山区创建最早、规模最大的一座兵工厂。这个厂最多时有职工1500多人。

此外军工部并且制造了各种子弹，手榴弹，值得一提的是八路军军工部的工厂还通过仿制日本掷弹筒，自行制造出了掷弹筒，并且制造掷弹筒配套的炮弹，八一式步枪和掷弹筒，可以说是八路军军工制造的高光产品了，刘鼎还在1941年担任太行工业学校（今天中北大学）的第一任校长。

另外抗战期间八路军军工部下辖的一所（前八路军总部修械所，后来搬到黄崖洞，也叫黄崖洞兵工厂）副所长刘贵福领导设计制造了八一式步枪，刘贵福原本是阎锡山的太原兵工厂的技术工人，后来带领一些工友投奔根据地。建国后刘贵福担任山西342厂厂长，也就是现在的淮海工业集团。

当然，要生产以上的军工产品，军工部要攻克三项关键技术：硫酸，炼铜锌和白生铁韧化。军工部的工作最初是复装子弹，后来开始自主研发子弹。

要造子弹，首先要生产发射火药，也就是填装子弹使用的无烟药。制造无烟药又必须从研制“化学之王”硫酸开始。

一群来自北平和天津的大学生知识分子创造了缸塔法，用农村常见的水缸缸体在河北大岸沟化学厂制造硫酸。而“坩埚炼铜锌”解决了子弹弹壳强度的问题。

1942年，因为单纯依靠旧弹壳翻修子弹，难以满足作战需要。为提高制作枪弹弹壳铜材的强度，晋察冀军区工业部技术研究室的技术工人，提出了用纯铜和锌合成的锌铜方案。为制作锌原料，他们到乡间收集含锌量较高的旧制钱，给熔玻璃的坩埚加上一个带弯脖子的盖子进行改造后，把制钱放入坩埚加热，制成了纯锌，这就是“坩埚炼铜锌”。

1944年春，陕甘宁边区第一兵工厂几乎用相同的方法练出锌黄铜，这样子弹材料强度问题解决了。

全新枪弹的研制成功，大大提高了根据地兵器工业枪弹生产的数量和质量，有力支援了抗战。

而白生铁韧化技术，由柏林工业大学留学归来的陆达在根据地攻克。

1940年百团大战的关家垴战斗中，八路军缴获了一批日军的掷弹筒。八路军彭德怀等人看到日军使用的掷弹筒武器颇具威力，要求“敌人有掷弹筒，我们也必须有”，随即命令八路军兵工厂研制掷弹筒。

制造掷弹筒和弹必须解决两大难题，一是筒身与弹体原料，二是加工方法。

没有造掷弹筒的钢，就组织八路军和民兵拆日军的铁道钢轨，然后将其在高温下锻打成400毫米长的圆柱体，再加工成炮筒。

而弹体需要量大，铁道钢轨数量不够，只能考虑用太行产的白口生铁为原料制造炮弹弹体。其中冶金工程师陆达和技术工人孙兆熙发挥了主要作用。

不只是掷弹筒（其实就是轻型迫击炮）的炮弹，八路军制造迫击炮炮弹的弹壳体也必须用灰口生铁铸造，经车削加工后才能制成炮弹。但当时根据地没有灰口生铁，唯一的途径是设法利用当地用方炉坩埚冶炼的白口生铁。

但白口生铁脆且硬，不能车削加工做炮弹壳体，陆达考虑到敌后根据地敌人“扫荡”频繁，不能建造高炉的情况，为了尽快生产出炮弹，提出将白口生铁进行韧化处理，即在950℃左右高温下长时间保温，使其组织中的碳化铁分解，转化为可锻性铸铁的组织，将原先硬脆的白口生铁炮弹壳进行韧性处理，解决了车削加工和制造炮弹的难题，这使得我军掌握了炮弹的制造。

1941年4月，太行兵工的第一批掷弹筒与弹试制成功，射程最远达到700米。

1943年春，技术人员对掷弹筒又进行了改进，使其结构更加合理。

至1945年8月，晋冀豫根据地兵工厂共生产了2500门50毫米掷弹筒及大量炮弹，运抵前线装备了近30个团，主力部队一个战斗班配备1门，大大增强了八路军在战场上的战斗力。

而在炮弹方面，从1941年末到1943年末，山西长治柳沟铁厂和山西晋中市的青城铁厂为前方提供了50毫米和80毫米口径的掷弹筒和迫击炮弹达11万多发。之后，又进行工艺改进，把炮弹毛坯韧化处理的合格率由30%提高到95%，而且大大提高了机床生产炮弹壳的效率，柳沟铁厂的月产量由4000发提高到30000发。

白口生铁韧化处理工艺在抗日根据地取得成功，为革命战争作出了重大贡献，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同时在陆达的带领下，在太行解放区创建了我军第一座近代高炉炼铁厂——故县铁厂，大量生产灰口生铁，用以制造炮弹，为支援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作出了重大贡献。晋冀鲁豫军区和军工部首长特发电祝贺，并给全厂职工集体记一大功。

新中国建立后，陆达主持和指导了太原钢厂、大冶钢厂的扩建和改造以及武钢转炉炼钢的技术攻关，还担任冶金部副部长。

中国航天科工2022年发布了中国12位导弹设计总师：

其中我国第一代地空导弹总设计师钱文极（1916.6.10-2006.6.15），1960年5月任“543”总设计师，1962年2月任红旗一号总设计师，1964年4月任红旗二号总设计师。他长期从事通信机研制技术领导工作和地空导弹武器系统研制的领导工作 ，对我国通信技术、电子技术、导弹技术、计算机应用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钱文极出生于1916年6月，他同济大学毕业后，1938年初投奔陕甘宁边区，从事军用通信机的生产制造工作，设计了一批小型收发报机，并投入小批量生产，装备了我军领导指挥机关。他主持设计了我军第一批100瓦主振强放式发报机，随后又设计了新华通讯社最早使用的500瓦发报机，是该套设备的设计与装配者之一。

在抗战时沿海沿江工厂内迁中，不能不提从上海前往延安的利用五金厂老板沈鸿先生，由于他对陕甘宁边区工业发展所做的贡献，三次被评为边区特等劳动模范，后来沈鸿被称为“陕甘宁边区工业之父”。

1931年冬，沈鸿在上海从布店同事和亲友中集资5000元开办了“利用五金厂”，制造弹子锁。当时，这种"洋锁"是少数洋行，尤其是美国耶勒公司垄断的产品。耶勒公司曾想花钱收买该锁厂，遭到沈鸿的拒绝。

1936年他设计制造了一套制造气门的机器，得到成功。不久抗日战争爆发，1937年8月13日日军进攻上海，沈鸿不愿沦为亡国奴，在9月带领利用锁厂的7名技工、10部机床，分乘两条小木船，随以胡厥文为首的爱国工商界内迁委员会向大后方迁移。在历经万苦抵达武汉之后，沈鸿闻知八路军平型关抗日大捷，他毅然决定带全部工人和机器，经西安奔赴延安。

当时延安只有一个小兵工厂，它和沈鸿带去的工人和设备合并起来，在延安城南柳树店建起了“陕甘宁边区机器厂”，设计生产了延安第一台造币机。

沈鸿把满腔的热情投入到工作之中，工厂规模扩大了，又考虑到柳树店离延安只有15里，可能受到日寇的轰炸，就转移到了安塞县名叫“茶坊”的山沟里，这就是后来远近驰名的“茶坊兵工厂”。

沈鸿被委任为陕甘宁边区机械厂(兵工厂)总工程师。在这抗战八年里，沈鸿和他的工友接受和解决了一项接一项的技术与生产难题。据统计，在这八年中，沈鸿与延安兵工厂的技术人员和工人共设计制造了供子弹厂、迫击炮厂、枪厂、火药厂和前方游动修械厂用的成套机器设备134种型号、数百台套。还为民用工业，包括制药、医疗器械、造纸、印刷、造币、化工、炼铁、炼焦、玻璃、石油等工厂设计制造了成套机器设备、单机和重要部件400多台件。

1942年，沈鸿被选为陕甘宁边区军工局特等劳模。领导人亲笔为他题写了“无限忠诚”奖状，并称他为边区“工业之父”。新中国成立后，沈鸿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是我国第一台12000吨水压机的总设计师，还组织编写了中国第一部《机械工程手册》《电机工程手册》大型工具书，为我国机械工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今天回顾我国工业化的高级科技人才的来源，其实是想说几点：

第一是工业化其实就是科技在人群中的扩散，西方国家客观上先完成了工业化。

所以其实观察近代以来非西方国家的工业化，其实都无一例外获得了来自西方的技术转移。这一点也同样适用于西方国家内部，不管是德国还是美国，也同样从更先发展起来的英法等国获得了科技的扩散，而反过来德国美国发展起来之后，英法也同样从德美引进技术和人才。

对我国来说，保持对外开放是非常有必要的，这样可以更快获取科技和工业化的流动。今天美国在逐渐倾向于和我国脱钩的情况下，我们继续保持对全世界的开放非常重要，像本文提到的建国初的人才，钢铁工业的冶金专家，根据地的军工专家，两弹一星元勋，就有不少是从德国学习工作回来的。

第二是有自己的平台非常重要。

从今天的文章可以看出来，我国高级科技人才的培养，其实就是来自三个平台：

• 国外的高校和企业；

• 国统区的高校，科研机构和企业；
  

• 以及根据地的工业和高校。
  

最终国外的人才也必须回到国内的平台才能更好为本国工业化发挥作用。

如果我们在抗战中战败了，那么本土高级科技人才的培养和发展平台就没有了，难以想象在日本统治下，会让中国人主持设计水电站，钢铁厂，火箭炮和喷气式战斗机，更不要说两弹一星这种高科技了，在沦陷状态下这些高级岗位理所当然会是日本人占据，甚至连工人里面高级技工的工作也被日本本土调来的工人占有。

本文提到的这些建国初的顶尖科技人才，几乎没有在沦陷区成长起来的，因为那里没有属于中国人的中高级科技岗位，最好的归宿也只能在伪政府里当汉奸维持秩序。

自己的平台是如此的重要，甚至于连华北和西北红色根据地如此艰苦的条件下，都能锻炼出日后担任了地空导弹总设计师，万吨水压机总设计师，冶金部副部长这样的高级科技人才。

今天我们发展本土企业，其实也是要有自己的平台，这样本土的高级科技人才才有机会成长。

第三是国家工程对高级科技人才的培养至关重要。

像1936年国民政府的重工业计划中，中央钢铁厂，中央电工器材厂这些大型国家计划中的工厂，虽然因为日本全面入侵与自身能力有限未能发展起规模，但却客观上培养了一大批种子科技人才。

类似的还有四十年代国民政府选拔一批航空人才到英美培训，这批人里面出了新中国首个飞机设计室主任，歼八首任总设计师，强五之父等一批航空设计种子人才。

而建国后的一系列五年计划，从苏联引进的156个大项目，以及两弹一星工程，都让一大批人才得到了锻炼，顶尖科技知识得以通过这些工程的实施从少数人向更多人扩散，形成了人才深度。

总体来说，今天的世界和以往并不一样，美国拥有的科技总量并不能占到世界的大部分，我们并不会想和美国脱钩，但即使美国在逐步压制我国的科技流动，只要我国继续加强本土平台（高校，科研机构，国企，民企）的科技研发，同时保持对外开放和合作，一方面可以让我国的科技研发通过实际产品销售从全球市场中回收资金和获取利润，另一方面也可以通过技术交流促进我国科技的发展。

毕竟从长期看，经济的发展还是取决于科技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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