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言堂”VS“众言堂”

2012-11-27 14:16   南方传媒研究

一

新华社原总编辑南振中曾提出“两个舆论场”的说法。他认为，社会上存在两个舆论场，一个是传统媒体的官方舆论场，一个是网络舆论场。

在官方舆论场中，话语权主要掌握在媒介资源的控制者手中。而在网络传播中，“把关”相对较弱，网络的匿名性使言论的发表者获得了更高的安全感，因此社会生活的多样性、思想文化的多元化，在网络舆论场上表现得更加明显，相比传统媒体，受众则更倾向于网络媒体。

受众的这种倾向性，在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祁述裕那里，有一个更为鲜明的表述：他在人民网就网络问政与网友进行在线交流时表示，《人民日报》是党的喉舌，表达党和政府的声音；网络表达群众的声音，是群众的喉舌。“我们不能把网络变成党的喉舌，那就完全失去网络存在的意义了。”

二

从观察可知，两个舆论场所讨论的内容、使用的话语乃至讨论的方式都大异其趣。传统媒体的官方舆论场也常被称作“主流媒体舆论场”，而所谓的“主流媒体”，按照人民日报社新闻研究中心主任张首映的界定， “主流媒体和主流报章在国家民族或政党价值观上主要是弘扬主流价值的报章”。他认为，当代中国的主流价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因而，主流媒体主要用于宣传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流媒体肩负新闻传播和舆论引导的双重任务，但无论是新闻传播，还是舆论引导，它们更多都表现为一种单向的输出。

网络舆论场则不然，如果说前一个舆论场具有浓厚的官方色彩，网络舆论场则更富民间气质。官方舆论场着力描绘的是政府如何创造一个和谐的社会，而不是公共文化如何发展。而网络舆论场探求的是公民怎样发挥主动性和创造性，以影响现行权力制度。由于较少受到社会习俗和制度化的政治权威的限制，互联网使得中国原本隐身的民意变得高度可见。如果说，在现实世界里，很多中国人是“沉默的大多数”的一部分，那么，在互联网上，他们获得了发言的机会，并且，采取着自己认为应该采取的行为。近年来，网民言论之活跃已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不论是国内重大事件，还是国际重大事件，均能马上形成网上舆论，甚至达到各级部门、机构以至公众人物无法忽视的地步，这种状况是前几年根本无法想象的。

从话语使用方式上看，网络作为新时代的交流工具，自然而人性的交谈是其常态。所有的网民都需要用“人”的声音发出诚实的谈话，而这种声音可以穿越那种被过滤的、经包装的组织腔调。网友们久经历练，对于官腔官调一听便会拒之千里之外，而对人的声音则会趋之若鹜。中国是个官话大国，因为长期说假话，真话说出来也像假话；常常看起来是自己在讲话，其实说的却不是自己的话，凡此等等，造成官与民话语系统的隔离，连彼此交流都无法进行。

网络对于打惯了官腔的官员和官方媒体来说，是个巨大的考验。然而，在犯下错误、公众与自己意见不一致的时候，政府及其喉舌若还能够保持大胆、坦率和诚实的交谈，是个更大的考验。当官方人士口操冷淡、枯燥而又傲慢的官话甚至是谎言时，实际上是在政府和网民之间高筑厚墙，将网民拦在墙外。如果政府无视网上交流方式，不懂网络语言，将会丧失改善官民关系的重大机遇。

在讨论问题的方式上，两个舆论场的差别也是天上地下。网络从来都是“众言堂”而不是一言堂。官方舆论场习惯于“万众一心”、“一锤定音”，民间舆论场的常态则是五音杂陈、众声喧哗。中国外长杨洁篪在 2012年3月 6日的记者会上，阐述有关中国的外交政策时提出，“这个世界是一个很不平衡的世界，有人拿着大喇叭，有人只有小喇叭，有人没有喇叭”。把这段话用来形容有了互联网以后的中国，也不无贴切：当一些人还在“煞有介事”地拿“大喇叭”喊话的时候，我们每个人都获得了拥有一支“小喇叭”的可能性（当然，弱势群体也伴随着技术和表达能力的障碍。大多数穷困者和为数不少的少数族裔人群并不能有效地使用互联网，很多人甚至难以接触到数字媒体）。一瞬间，前所未有的兴奋激荡全身，人们举起形色各异，长短不一的“小喇叭”，谈论家长里短，传播声色犬马，非议朝政，臧否人物，千军万马，千言万语，但就是再也汇不成一句话。

三

两个舆论场的存在，既意味着传统的单中心话语格局的被颠覆，也意味着中国多元社会的初步形成。两个舆论场的背后，不仅是不同意见的表达主体，也是不同利益的诉求群体。观察当代中国的舆论传播，无法回避两个舆论场之间的冲突碰撞对于观念分野的深刻影响，也不可低估其各自的封闭状态对构建良性的社会共识所造成的巨大负面效用。

近年来，“打通两个舆论场”的说法更多地出现在了新华社、人民日报等中央媒体高层的表述当中，更被确定为中央媒体整体转型的战略目标。人民日报、新华社官微在最近一段时间的主动出击，便是这种转型的具体体现。

通过互联网而表达的公众舆论在中国的公共空间中占有独特和显著的地位。这主要是出于两个原因：一是，中国在现实中缺乏一套能充分容纳民意表达、并将民意反映到公共政策和与公民切身利益相关的决策和裁判中去的机制。例如，一些法官经常和某些官员共谋，普通人面对权势和腐败，只好诉诸“网络法庭”以图获取司法公正。在很多驰名网络的案件中，民意的汹涌显示了人们对权力、金钱和关系凌驾于法律之上的不满。

与此同时，中国缺乏“新闻自由”传统，人们更习惯的是“舆论监督”一词，它基本上是现有政府权力的一种延伸和补充，即便如此，传统媒体的舆论监督环境也在不断恶化。不少地方官员以及与他们结成利益同盟的企业主，不仅敢于动用权力牢牢箝制所辖地盘上的传媒，残酷打击胆敢揭丑的群众，而且已经敢于“抗上”，动用警力或打手，狙击中央媒体的采访人员。同时，民意表达的另外一些渠道也不通畅，“上访”经常遭受打压，游行示威、集会请愿等，更是禁忌重重，“门虽设而常关”。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公民普遍害怕冒犯权势，因为权势阶层拥有破坏他们的生活的力量。而在互联网上，人民最终发现了一个相对可以免于恐惧和限制的公共空间，情绪的亢奋和批评的激烈便犹如洪水出闸。这可以解释，为什么中国的新媒体比起其他媒体来，更加缺乏平和与理性，也表明，在中国特殊的环境下，网络活动较之其他国家更具政治意义。

过去四五年中，互联网作为一种新闻生产、收集和议程设置的媒体的作用，已经发挥出来。同时，互联网打破地理界限的能力，使得一地的新闻可以直接达致全国网民，由该新闻引发的公共论题也会成为全国性的话题。当门户网站用可观的篇幅报道网络声音，当知名论坛对某一新闻的评论盖起了宏伟的“高楼”，当源于网络的谣言登上“旧媒体”的大雅之堂，当微博第一时间传递公民新闻和掀起公共讨论，当某个政界或商界要人被迫花费时间和精力修复被损害的形象和人格，当丑闻把一些人从高高的位置上掀翻下马，我们可以清楚地认识到，网络舆论场在中国的存在具有多么重大的应然价值与实然意义。

四

在网络时代，是人人可以用手机拍下新闻的时代，官方舆论场承受的挑战是空前的。且不说网络社区的信息流传快且广对政府旧式新闻发布的挑战，往深里看，传统行政组织体系也将由于信息架构的变化而达至不得不调整的程度。此前的行政组织讲究出事以后，层层请示汇报，解决问题的最佳时机就这样在无所作为的等待中过去了。过去的考评体系规定这样才叫负责，其实，贻误时机乃是最大的不负责。

部分地方官员的惯性思维，使他们不懂得、或者现有的制度设计限定了他们去懂得一个基本的传播学常识：当正常的社会传播系统功能被削弱，非常态的传播机制就会活跃起来。政府对民意的反应要提速，这是新媒体时代的一个基本要求。提速，不仅意味着改革过去的新闻发布，还意味着要把某些问题产生的制度性原因找到，千方百计加以解决。在具体的操作层面上，政府官员应当学会应用新的互动工具，主动将信息经由网络传递到最大范围。对于建立一个稳定而有效的公共治理体系而言，这样的努力必不可少。

从官方媒体的角度讲，首先是官方媒体介入事件的时机不容滞后，在非典时期媒体报道与网络传言之间的“时间差”已不可重演；其次，官方媒体介入的姿态也无法一味保持高压、扭曲、遮蔽等方式，而是应该抛弃由官方独家掌控信息的意识和行为，学会让多双眼睛观察，让多种声音说话，让民众在多种信息中进行分析判断，得出自己的结论。

不可否认，今天的中国互联网上，非理性的表达很多，对此忧心忡忡的智者不少，比较悲观者如茅于轼，甚至说：“中国占人口一半多的人，还处于文革状态，或皇权统治状态。基本上不懂得现代社会的处事原则。要么是一些缺乏理性的文革战士，要么是逆来顺从的奴隶状态。这从网上很多的发言可以看出来。”其实，学会说话的唯一方式，是在一个可以说话的空间里不断练习。而更为核心的前提，则是要成“人”。只有“人”， 才会说真话，“非人”不会说真话。有了“人”的独立，才会有社会的独立；有了“人”的主体性，才会有国家的正当性。最终，对“说真话”的呼唤，指向的是如何建构起自我认知，具备自己的主体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