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军事革命与核武器的威慑、克制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IPP评论（ID：IPP-REVIEW），作者：高文博（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研究助理、政策分析师），头图来源：视觉中国

导读

俄乌冲突和美国拜登政府推出新版《核态势评估报告》，放弃将“不首先使用核武器”原则加入公开报告，重新激起了有关核武器在国际政治中作用和危险性的讨论。核革命产生了什么影响？它使世界变得更安全了还是更危险了呢？有人认为，核革命有利于和平；有人认为，核革命将最终导致人类的毁灭。^[1]

历史上没有一场军事革命比核革命更深刻。1945年8月，美国在日本的广岛和长崎投下了两颗原子弹，加快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突然间，原子弹以巨大的威慑力进入国际政治舞台，对大国的军事战略和国际关系演变产生了深远影响。

作为“绝对武器”和“威慑工具”，核武器不但改变了战争的性质和行为，核战略也成为核国家安全战略和军事战略重要组成部分。核武器从根本上改变了战略家处理战争或紧张局势升级的方式；如果战争是相互自杀性的核交火（nuclear exchange），核升级就应当被视为必须努力克制的事情。核大国之间的危机应该通过外交手段解决，军事力量在这个过程中应该得到有效的管控。

放弃“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美国新核战略瞄准中国和大国竞争

2022年10月美国出台新版《核态势评估报告》，将核战略目标紧盯中俄两国，作为其大国竞争战略的重要指南。纵观2022年美国《核态势评估报告》，尤其是最近十多年来美国核战略报告的变化，可以发现：核战争的威胁不降反升，核风险因地区危机加剧而日益逼近，各大国正在更严肃地评估使用战术核武器和脏弹的可能性。美国拜登政府放弃将竞选期间承诺的“不首先使用核武器”原则写入新核态势战略报告，可以被视作世界范围内核风险重新提升的一个标志性事件。

在大国竞争成为焦点议题的国际大环境下，美国更新了自身的核战略信条，将与中国和俄罗斯的竞争放置在其新核战略的突出位置。2022年10月27日，拜登政府发表《国防战略》和《核态势评估报告》，把中国明确定义为“最重要的战略竞争对手”，认为中国对美国构成了长期性、系统性挑战，这种挑战 “步步紧逼”（pacing challenge）。2022年美国《核态势评估报告》认为，美国将第一次面临两个主要核大国（中国和俄罗斯）作为其核战略竞争者和潜在对手，这在美国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2]

2022年美国《核态势评估报告》未提及拜登总统之前所做的关于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承诺，降低了核武器的使用门槛，加剧了核冲突风险。2020年竞选美国总统期间，拜登曾希望延续奥巴马政府时期的防核扩散战略思路，承诺降低核风险，承诺美国核武器的“唯一目的”将会是威慑或应对核战略打击，这意味着美国将与中国一样接纳“不首先使用核武器”原则。然而，由于俄乌冲突带来国际局势变化、美国内部政治限制和盟友施加压力，拜登政府放弃将这一承诺变成正式的官方战略原则，因为这会带来“不可接受的风险”（unacceptable level of risk）。^[3]

2022年美国《核态势评估报告》报告称，美国将不会对遵守《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无核国家使用核武器，考虑到美国的评判标准，中国、俄罗斯、伊朗和朝鲜都不享有此豁免。美国将采取一系列举措加强其核实战能力，继续为部署LGM-35A“哨兵”洲际弹道导弹投资，保留W76-2潜射导弹弹头用作战术核武器，发展新武器替代即将退役的B-83重力核炸弹打击坚固且深埋于地下的目标，以及恢复生产钚坑的能力。 ^[4]

根据《原子科学家公告》2021年初公布的数据，美核武库中共有核弹头5550枚。其中，美国防部负责维护使用现役的3800枚核弹头。在美军方负责的这3800枚核弹头中，1400枚已被部署在洲际弹道导弹上（包括“民兵-3”洲际弹道导弹和“三叉戟”潜射洲际弹道导弹），300枚部署在战略轰炸机投送的巡航导弹和核航弹上，100枚战术核航弹部署在欧洲，2000枚处于预备状态。^[5]美在对核弹头进行升级的同时，正着力发展低当量核打击武器和核探测与指挥控制系统。核弹投送工具的改进和部署也得到了大力加强，洲际导弹、战略核潜艇和远程轰炸机是美对外构成战略威慑的“三驾马车”。^[6]

从2022年美国《核态势评估报告》来看，拜登政府的核战略正瞄准中国，将美国核战略与拜登政府主推的一体化威慑（integrated deterrence）战略融为一体，认为无论是常规武器、还是核武器，均可以服务于美军的战略威慑使命，并重提战术核武器的实战性使用，称可以凭借核武器的优势，“抵消”对手的常规军力优势，甚至通过展示战术核武器来加强威慑的可信度，达到遏制对手的效果。^[7]

美国2022年《核态势评估报告》渲染大国竞争和阵营对抗，反映出美国谋求依靠军事优势护持霸权。实际上，考虑到核武器的巨大威力导致核战争无利可图和次生灾害对平民的影响，任何大国推动核军备竞赛或者考虑使用战术核武器，都会与防止核战争、避免核军备竞赛的国际期待背道而驰。

“绝对武器”：核发展是一场重大的军事革命

军事革命（Revolution in Military Affairs）意味着新技术创新应用带来了战争性质的重大变化，进而引发军事理论、作战和组织概念的巨大变化。军事技术、作战和组织概念的变化推动国际体系的结构的重组和旧有国际秩序瓦解。^[8][9]

核武器自问世以来，就成为大国国际政治和外交斗争中的重要政治武器，美国核战略研究专家伯纳德·布罗迪因为核武器的巨大威力而将其称之为“绝对武器”。 ^[10]

核能被运用于军事领域之所以是一次重大的军事革命，其原因在于：第一，随着原子弹、氢弹的发展，武器技术发生了质的变化，包括武器的破坏力和射程。如果人类要生存下去，就必须防止核战争对人类文明造成毁灭性打击。虽然弹道导弹防御系统（BMD）能影响实际到达目标的核导弹数量，但不会改变基本事实：核大国拥有比二战武器威力大一百万倍的热核武器，而且都可以在约30分钟内用洲际导弹发射这些武器。这些武器能摧毁交战双方拥有百万人口的大型城市，但却难以阻止另一方利用隐蔽和幸存下来的发射平台进行二次核打击报复。^[11]

第二，核威胁在国际政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在原子弹时代，核大国拥有庞大的核武库，并配有进行打击的运载工具。由于核武器的破坏力难以忽视，其他国家和政治组织不得不严肃考虑核大国提出的任何要求。托马斯·谢林根据核武器的特性发展了他关于“威慑”的核战略理论，核武器更多被用来慑止敌方发动战争，而不是直接使用。^[12]

第三，不能忽视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带来的管理风险。即使对核大国而言，控制和管理一个庞大的核系统也是一个花费巨大的难题。一个国家核武力量的展示和使用需要受到严格控制，避免事故导致的核泄漏和核冲突。

第四，从冷战时期开始，核战略决定和塑造了大国竞争的形式，其影响力超出纯军事的范围，牵动整个国际政治秩序结构的演变。核武和与之配套的核战略构成了现代大国威慑战略的基石。对于大国来说，其他军事、政治和经济层面的战略，需要核力量的支撑，或者需与本国的核战略之间形成有效配合的关系。

“威慑工具”：核革命促使国际关系发生重大变化

“核革命”推动了大国政治中许多重大而深刻的变化。核武器被美国和苏联置于战略高度，不断形成的各种新形式核战略被嵌入各大国的政治、军事和外交实践，并为核大国实施威慑外交提供了强有力“大棒”工具。

以拥有核武器数量最多的美国和俄罗斯为例：作为世界上第一个核国家，美国根据国际力量对比的变化制定了一系列核战略政策，从“大规模报复”“互相确保摧毁”“灵活反应”“抵消战略”到“星球大战”^[13]，美国的核政策限制了与其进行军事竞争的其他大国所能使用的政策工具选择，从而为美国影响其他大国的国内政治和特定地区的政治局势提供了安全支撑；另一个核大国俄罗斯则继承了苏联的遗产，运用核武的威慑力保证俄罗斯的大国地位，慑止北约干预俄罗斯的地区军事行动。

美苏冷战期间，各大国的领导人都将视线聚焦于核武器的使用将以何种形式毁灭人类。从现实主义理论角度来看，核风险是国际体系趋于稳定的一个重要原因。核武器压倒性的破坏力促使超级大国领导人避免采取过激的危险举动。一方面，核大国（例如美国和苏联）之间不断演变的核僵局增强了两国接受现状作为双边关系基础的意愿；另一方面，核武器向超级大国盟友的扩散加剧了权力结构的多极化，助长了军事集团和地区内部发生新的争端，案例包括冷战时代的中国、印度和巴基斯坦发展核武器与朝鲜和伊朗核问题搅动地区局势。

1958年至1962年间，柏林危机和古巴导弹危机带来的核战争风险平抑了美国和原苏联进行军事介入的冲动，政策制定者只能另寻方法以避免大规模冲突。^[14]与此同时，柏林危机和古巴导弹危机也让人们看到了核武器的不确定作用和其巨大破坏力释放的可能性。核革命除了具有稳定国际关系格局的作用外，还产生了与权力扩散和可信度相关的新的不确定性。

为了控制这种不确定性，20世纪60年代初，核革命使美苏之间的缓和成为可能。核革命、核争议和核缓和之间的相互作用改变了冷战期间的大国斗争格局，也在一定程度上促使冷战提前结束。肯尼思·沃尔兹和罗伯特·阿特这样描述核革命给大国关系带来的深刻影响：“美俄之间或北约与华约之间发生战争的可能性几乎为零，正是因为双方的军事计划和部署，加上对全面核战争的恐惧。” ^[15]

管控“升级”：降低核风险的必要性

克劳塞维茨是第一位以系统的方式对待战争升级现象的军事作家，他认为在任何特定的战争中，军事目标的选择都是由政治因素决定的。克劳塞维茨确定了对升级进程的两个不同的制约因素：在现实世界中进行军事行动相关的非自愿限制，以及战争开始后所处的政治环境而产生的自愿限制。 ^[16]

2022年2月爆发的俄乌冲突，一度引发俄罗斯会否使用战术核武器的担忧，虽然俄罗斯多次表态不会使用核武器，但各国仍对此心存疑虑。

核武器到底能不能在实际战争中发挥作用呢？对于一个其他国家无法为其提供核保护伞的全球性大国来说，拥有大量核武器是必要的军事竞争手段，以使另一个核大国无法获得单方面的军事和政治优势。这是战略威慑理论的核心，但同时又不属于实际战争的范畴。

然而，战术核武器，以及某种程度上的战略核武器，会被认为可以在战争中发挥一定作用。由于核当量低，并且不需要被大量使用，一些军事观察家认为，俄乌冲突中的交战双方可能使用战术核武器或者脏弹，只要他们相信能够避免地区冲突最终被升级为全面战略核攻击。

但是，这种模棱两可的战略所涉及的危险是显而易见的，冷战期间进行的战争演习表明，一旦越过核战争门槛，相信报复战略的核大国领导人可能将局势升级为核大国之间的全面战略冲突。在赫尔曼·卡恩1965年撰写的《论升级》一书中，他详细描写了核战争升级的44个可能步骤。 ^[17] 相比楼梯，44个阶梯之间的关系更像是高楼大厦之间可用电梯通行的楼层，由于核打击的突然性和杀伤力，一方可能在预判对方将使用核武器之后，自主决定将核冲突升级至更高的层次，以实现先手优势。在双方第二次核打击力量不均衡的条件下，这种力量对比的不均衡最有可能造成危险的意外或者误判。

从两次世界大战中吸取的教训是相似的：旨在通过强行摧毁敌人来控制战争成本的战略充满了风险。发动战争的国家不仅不太可能在不付出巨大伤亡的情况下，迅速击溃有能力的反对者取得成功；而且在战争趋向失败时，这些国家领导人的激进决策会加剧他们原来想要预防的各种问题。

1945年后，核武器的迅速发展使大国战争所固有的危险得到了最大程度的缓解，在增加对领导人的政治支持方面，主动发动一场大国之间的核战争在大多数环境下不再被认为是一种可行的最终手段，双方都无法确保在涉及对方核心利益时，战争不会升级为全面核冲突。

核国家之间的和平：核威慑与难以避免的第二次核打击报复

冷战期间，主要核大国（美国和苏联）虽然进行了各种代价高昂的军事冒险行动，但都竭力避免与多方发生核冲突，同时通过外交途径解决问题，这对冷战后各国如何运用其他方式去追求国家利益有重要启示意义。

一个国家如何阻止另一个国家进攻？如果和平被定义为世界主要国家之间没有发生全面战争，那么自1945年以来，大国之间享有的和平年数比现代历史上所知的还要多。核大国互相之间进行军事竞争的特点，不是像1914年至1945年之间发生的全面战争，而是危机管控、有限的冲突或者代理人战争，战争在寻求的目标、使用的手段和受影响的地理区域方面都受到限制。

核武器很可能增强了这种限制和稳定。以美苏冷战为例，冷战期间的冲突特点是核超级大国在战争类型上表现得相当克制。美国和苏联基本上对他们在冷战期间避免了核战争的命运感到满意。由于担心冲突升级为一场代价高昂且互相毁灭的战争，这两个国家的领导人都非常愿意限制两国和其同盟直接竞争的领域和范围，并对同盟内部的其他成员进行一定约束。 ^[18]

自1945年以来，主要的核大国之间一直没有发生战争。有趣的是，在发达国家之间，各种战争似乎都失去了吸引力。即使是在冷战的高峰期，从1945年到1988年，除了1982年的马岛战争和苏联干涉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这样的少数例外，48个最富有的国家，包括其中从属于东西方阵营的国家，在这段时间里没有直接发生过战争。以前从未有这么多装备精良的国家在这么长时间内不使用武器来对抗对方。 ^[19] 印度和巴基斯坦在冷战期间曾三度交战，但自从1974年和1983年印度和巴基斯坦分别进行核爆试验和亚临界测试（冷核试）之后，两国之间再也没有发生过战争。

为什么有核国家和它们被核武器瞄准的同盟国家会限制自身的行动？核武器和核战略以某种方式改变国家的状况，既可以使它们增加风险，也可以使它们增加安全。核威慑不是通过防御能力实现的，而是通过惩罚能力实现的——威慑通过可毁灭对方的第二次打击核力量实现。互相对立的核大国都认识到不惜一切代价避免全面战争的重要性——当武器装备使征服变得更加困难，先发制人和预防性战争无利可图时，发生战争的可能性降低。 ^[20]

第一，核时代的战争虽然可以在威慑环境下以常规战争的方式进行，但风险很高。一个国家展示核威胁和使用核武器之间的界限在对手的认知中越模糊，该国就越有可能招致报复，冒着自己毁灭的风险。一旦核国家之间的战争升级，战争双方都将是输家。 ^[21]

第二，如果战争成本较高，国家的行为就会更加谨慎。在1854年和1914年，英国、法国和德国政府都预计，如果他们发动开战，他们将快速获胜且收获颇丰。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核武器的存在使美苏极为谨慎，双方领导人都意识到核战争将使两个国家两败俱伤。 ^[22]

第三，核革命对大国政治产生了革命性的影响，各国领导人和民众希望避免发生重大战争，因为他们知道，即使是相对较小的核袭击对他们的城市造成的破坏，也将可能是他们所经历过的最具毁灭性的事件。冷战的结束也许已经导致全世界核恐惧的普遍减少，但核武库的潜在破坏性并没有改变。核科学和技术赋予了我们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和速度制造暴力的能力。 ^[23]

结论

美国2022年新版《核态势评估报告》没有加入“不首先使用核武器”原则，同时将目标对准中国。应对来自美国的核压力，中国一方面要加速自身的核力量现代化；另一方面，始终要有战略定力，承诺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是一种最优战略，核军事革命的发展将继续为避免发生全球性战争做出贡献。

作为“绝对武器”，核武器应该被更多地用于“威慑”，而不是实战。考虑到全面核冲突风险和核大国互相通过第二次核打击进行报复的可能性，战术核武器与其他“大炸弹”存在本质区别，核大国之间应该通过外交努力避免核问题导致的局势升级。

核大国在战略竞争中不仅要保持克制，最重要的是要避免可能导致核升级的全面军事冲突。与此同时，核大国还要限制他们各自的盟友和其他国家采取战争政策，以避免被卷入其他国家的冲突之中。

2022年1月3日，中法俄英美五个国家的领导人发表了《关于防止核战争与避免军备竞赛的联合声明》，重申核战争打不赢也打不得，核武器应该服务于防御目的，且必须防止核武器进一步扩散。 ^[24]

核战争没有赢家。1945年核武器引入国际体系并由此引发了核革命，它从根本上改变了国际政治竞争的性质。核武器提高了战争成本，减少了核国家之间发生直接军事对抗的概率，但核武器并没有消除各国之间的政治利益冲突和对安全威胁的担忧。在未来，各国为避免冲突升级到可能使用核武器的程度还是必须继续作出巨大努力。

参考文献：

[1]Lewis Mumford， Gentlemen: You are Mad! in Arms and foreign policy in the nuclear age， ed Milton L. Rakov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2.

[2]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2022， 2022 National Defense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Washington， D.C..

[3]Center for Arms Control and Non-Proliferation， 2022， 2022 Nuclear Posture Review， Center for Arms Control and Non-Proliferation， Washington， D.C. https://armscontrolcenter.org/wp-content/uploads/2022/11/NPR-Fact-sheet.pdf

[4]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2022， 2022 Nuclear Posture Review，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Washington， D.C..

[5]Hans M. Kristensen and Matt Korda， Nuclear Notebook: United States nuclear weapons 2021， Bulletin of the Atomic Scientists， January 12， 2021， https://thebulletin.org/premium/2021-01/nuclear-notebook-united-states-nuclear-weapons-2021/#post-heading

[6]张一帆、刘扬：拜登政府机密报告曝光新型核武器进展，美核武新动作释放三大危险信号， 环球时报，2022年4月8日，https://mil.huanqiu.com/article/47W1wfwmgcn

[7]胡高辰：美核态势评估新语汇：从“一码通吃”到“量身定做”，澎湃新闻，2022年2月8日，https://m.thepaper.cn/kuaibao_detail.jsp?contid=1988218&from=kuaibao

[8]Timothy D. Andrews， 1998， Revolution and Evolution， Understanding Dynamism in Military Affair， National War College， Washington D.C.

[9]Theodor W. Galdi， Revolution in Military Affairs? Competing Concepts， Organizational Responses， Outstanding Issues， Washington， D.C.: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1995.

[10]Bernard Brodie， The Absolute Weapon in Strategic Studies: A Reader， edited by Thomas Mahnkenand Joseph A. Maiolo， London: Routledge， 2008.

[11]Scott D. Sagan and Kenneth N. Waltz， The Spread of Nuclear Weapons: An Enduring Debate，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2013.

[12]Thomas C. Schelling， Arms and Influence，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20.

[13]潘锐：从“大规模报复”到“星球大战”—论冷战时期美国核战略的演变，载《太平洋学报》2002年第3期，第212-241页。

[14]Andreas Wenger and Jeremi Suri. At the Crossroads of Diplomatic and Social History: The Nuclear Revolution， Dissent and Détente， Cold War History， Vol.1， Iss.4 (Autumn， 2010)， pp. 1-42.

[15]Robert J. Art and Kenneth N. Waltz， The Use of Force: Military Power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s， Lanham， Md: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1983， p.28.

[16]Carl von Clausewitz， On War， Scotts Valley， South California : CreateSpace Independent Publishing Platform， 2012.

[17]Herman Kahn， On Escalation， New York: Routledge， 2009.

[18]Edward N. Luttwak， Of Bombs and Men， Commentary， August， 1983， https://www.commentary.org/articles/edward-luttwak-2/the-wizards-of-armageddon-strategists-of-the-nuclear-age-by-fred-kaplan/

[19]John Mueller， The Essential Irrelevance of Nuclear Weapons: Stability in the Postwar World，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3， No. 2 (Autumn， 1988)， pp.55-79.

[20]Carlo Alberto Cuoco， 2010， The Revolution in Military Affairs: Theoretical Utility and Historical Evidence， Research Institute for European and American Studies (RIEAS)， Athens. https://www.files.ethz.ch/isn/115259/rieas142b.pdf， p.46.

[21]Klaus Knorr， Controlling Nuclear Wa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9， No.4 (Spring， 1985)， pp. 79-98.

[22]Vipin Narang， What Does It Take to Deter? Regional Power Nuclear Postures and International Conflict， Conflict Resolution ， Vol. 57， No. 3 (June 2013)， pp. 478-508.

[23]Daniel H Deudney， Going critical: Toward a modified nuclear one worldism，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Theory， Vol.15， Iss.3 (Autumn， 2019)， pp. 367-385.

[24]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五个核武器国家领导人关于防止核战争与避免军备竞赛的联合声明，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2022年1月3日，http://www.gov.cn/xinwen/2022-01/03/content_566633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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