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看天下实验室 （ID：vistaedulab），作者：王琳，题图来自：视觉中国

2021年的6月，也就是新冠疫情暴发1年半后，新加坡这个以严格防疫得到世界卫生组织称赞的“抗疫模范”，突然主动放弃“清零”，选择“共存”。

政府转变的标志，是新加坡财政部长、贸工部长和卫生部长联名发布的一篇文章，题为《与新冠共处、如常生活》。这篇文章开头就用与民众共情的语气写道：“人们都已对抗疫感到心力交瘁。大家都在问：疫情几时会结束？会怎样结束？”

文章还给出了新加坡政府的判断，即随着传染性增强和病株毒性的减弱，新冠会更接近一种地方性流行病。而在疫苗普及之后，大多数人会作为轻症患者自愈，而重病率会下降到新加坡的医疗系统可以负担的程度。因此，新加坡政府准备迅速普及疫苗，添置医疗设备，然后用3到6个月的时间逐步放开，最终实现“有韧性的共存”。

在2021年10月李显龙总理对全国的电视讲话中，他还说到了经济上的考量：“新加坡无法长期封锁。封锁不会成功，而且代价很高。我们将无法恢复正常生活，无法社交，无法重开边境，无法重启经济。”

“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显然，当时的新加坡政府已经认定，“清零”作为一项政策，不仅代价高昂，而且已经不再现实了。

“新加坡已经躺平了？”

为了让民众尽快适应政策的不断变化，新加坡卫生部长王乙康提前给大家打了预防针。他在2021年8月介绍说，过渡期将持续1个月至9个月不等，会分阶段放松对社会经济活动的限制。

然而政策转向的那一刻，往往就是最危险的时候。

在“清零”政策的保护下，新加坡已经有一年的时间没有出现过大规模的社区感染。在转向“共存”之前，该国的累计感染人数仅有6万多，这意味着全国550万人口中的99%身体内可能都缺乏相应的抗体，对病毒的抵抗力很低。

雪上加霜的是，开始放松管控的新加坡，迎面撞上了德尔塔毒株。这一病毒在2021年上半年横扫整个南亚次大陆，在印度造成至少40万人死亡。新加坡也无法幸免，该国卫生部网站上关于新冠病例的统计数据，在“躺平”了1年后，又开始令人不安地向上攀升，死亡的阴影再一次笼罩在星洲上空。

不安和焦虑的情绪随着疫情一起扩散。尽管政府呼吁轻症患者居家隔离，并且提前为每户家庭提供了核酸自检盒和血氧仪，一些出现了头晕、咳嗽、发烧的症状，并在自检后看到了两道红杠的感染者们，仍然出现了困惑和恐慌的情绪——我的症状属于轻症吗？我可以自愈吗？我需要到医院接受监护和治疗吗？

这种心态完全能够理解，毕竟此前只有1%的新加坡人经历过新冠疫情，绝大多数人的知识要么来自政府和媒体的科普，要么来自他人转述的二手故事，而亲身经历永远更真实，也更沉重。

混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卫生部的咨询热线爆满，出现了人手不够的情况。一位新加坡YouTube博主通过Vlog记录自己与新冠共存的经过，他在上报自己的病情后，在凌晨才收到了卫生部的处理意见，而有一些人等待了三四天。

在咨询无果的情况下，感染者开始离家到诊所和医院求助，医疗系统的负荷陡增。政府不得不采取措施，要求民众必须先前往社区诊所进行初诊，被诊断为重症才能到大医院接受救治。

居家隔离是另一个在执行中经常引发矛盾的措施。尽管新加坡以“居者有其屋”闻名，一些市民仍不具备“单人单间”的隔离条件。另一些市民因为担心传染给家中的儿童和老人，宁愿被集中隔离。2021年10月，新加坡政府宣布一些社区护理设施和政府隔离设施将逐步转为社区隔离设施，让无法在家中隔离或康复的民众，在设施内进行隔离。

与此同时，在那些未被感染的民众中，逐渐出现了对政府不满的声音。在Nestia、狮城新闻和新加坡眼等较为贴近社区的新闻平台上，一些用户开始在疫情相关的新闻下质疑和批评政府的“共存”政策。“为了经济不管人民健康”是一种常见的观点，华人移民和在新加坡的中国人构成了批评的主力，一些人绝望地表示：新加坡已经“躺平”了。

在“小印度”社区的竹脚中心，一位摊主也表达过类似的观点，他和妻子是社区居民，一起在食阁里开了一家早餐三明治店。“以前（封控时）是没有生意”，他说，“现在是既没有钱，也不安全。”他说这番话的时候，正是德尔塔疫情传播的高峰，附近印度裔聚居的社区出现了集中病情，他所在的竹脚中心第二天就要歇业。

《海峡时报》提供的一份民调，反映了转向“共存”之后，民众对政府政策支持度的变化。在日增3千例以上的2021年秋季，受访者对政策的满意度从共存初期的80%下降到了60%。而在另一个问题上，63%的受访者希望政府放开的步伐缓一些，只有11%的人认为应该加速开放。

同一份民调还揭示了不同群体对现行政策的分歧。对于政府将新冠当作地方流行病来应对的决定，40岁以下的受访者中有30%反对，而40岁以上反对的比例有40%。

德尔塔疫情是新加坡决定转向共存后，出现的第一波疫情高峰。即便政府已经在病毒大规模传染前，将公民的疫苗接种率提高到85%以上，这一波仍然造成了极大的破坏。在最艰难的时刻，新加坡的ICU使用率超过八成，医院需要在一楼架起帐篷来收容重症病 患。

2021年12月中旬，当德尔塔疫情逐渐平息时，这个国家的感染人次在三个半月内，从共存前的6万上升到27万，死亡人数从50增加到800。

“仰卧起坐”和“对自己负责”

群情汹汹，李显龙总理不得不站出来表态。他在面向全国民众的电视讲话中，解释了为何在初期选择“清零”，又必须在当下过渡到“共存”。他还拿出数据安慰民众，表示在完全接种过疫苗的情况下，98%的人只会有很轻的症状，2%的人可能有重症，而死亡率大概是0.2%。

但彭博社的一篇社论略显严厉地批评道：“掌握数据只是做了一半的事”，“忽视民众的恐惧是医院超负运转的主要原因”。

这位作者的评价未必客观，但却捕捉到新加坡政府施政的一个特点：这些颇具才华的政治精英固然会通过在报刊上发文，电视上讲话的方式解释政策，乃至对民众推心置腹，动之以情，但在“清零”还是“共存”的决策上，政府决策往往高度自主，很少因为民意而动摇。

但另一方面，对于一个实质上的“城邦国家”而言，新加坡总理公署和抗疫跨部门工作小组的意志能够高效地传递到基层，以至于一个国家的卫生部可以把防疫规定细致到在餐厅最多允许几人聚餐，或者住户每日允许接待几位访客。不同类型的公共场所分别允许容纳多少人，哪些地方强制戴口罩而哪里可以不用，也都能根据疫情的发展进行微调。

在德尔塔病情肆虐的秋季，新加坡政府一直盯着感染曲线，进行时而收紧，时而放松的各种“仰卧起坐”式的“微操”。而那段时间的行人，也能在路过食阁和露天咖啡厅时，通过观察员工是在桌椅上贴上还是撕掉隔离告示，是把阳伞收起，还是把堆叠在一起的桌凳重新摆放好，来研读政府最新的管控政策。“先放开一点点，等稳定，再放开一点点”，“一步一步推进，偶尔踩一下刹车”，李显龙总理在演讲中这样描述政府的做法。

除了随时微调政策以外，新加坡政府倒也不打算为人民包办一切。这便成为新加坡过渡期的第二个特点：民众需对自己负责。卫生部长王乙康就表示，希望民众能够“运用常识”来自我保护，也就是自行判断自己处于什么环境，需要什么防护。

因此，新加坡政府也及时地将“应收尽收”改为轻症在家隔离、重症住院监护，从而保证医疗资源能“用在刀刃上”。与之相配套的，是核酸检测的“权力”也被“下放”到个人手中。每户家庭都可以从政府领取，或者在市场上买到快速检测盒，而不必到医院和诊所进行常规检测。

在这一政策下，大量的轻症患者是在出现症状后，通过自检确认感染，随后报告到卫生部，联系工作单位和社区进行居家隔离或者社区隔离，如果症状转重再到医院就医。

当然，这一政策的实施也远非一帆风顺。“共存”相对于“清零”，必然伴随着政府力量的收缩，那些空出来的阵地，就需要民众站出来自助、互助。

比如新加坡的外国劳工宿舍一直是面对疫情最脆弱的地方，在德尔塔病毒传播的高峰，一些中国劳工居住的宿舍再次出现了物资供应不足、卫生状况糟糕的问题。感染的阳性病人为了不连累室友，不得不带着个人物品，在宿舍楼外的水泥地上打地铺，忍受炎热的天气和蚊虫的叮咬。

由于向公司求助得不到回应，这些客工不得不联系当地的华文媒体和华人社区。《新加坡眼》办了一场视频直播，客工们涌进直播间，通过弹幕反映他们遇到的困难。当地华人随即建起一个志愿者群，向中国客工捐赠了大量的医药用品和食物，其中仅消毒水就有1000桶。社会力量的介入，让这一次危机没有酿成人道主义悲剧。

但是最关键的因素，还是德尔塔毒株相对于原始病株更低的重症率和致死率。这个趋势在继续。从2022年1月中旬到4月中旬，新加坡经历了共存后的第二波疫情高峰，在最严峻的时候，日增感染达到4万。但这一次的奥密克戎毒性较德尔塔还要更弱，在85万感染人次中，因病去世的人数是500。

在今年的7月和10月，新加坡又经历了第三波和第四波疫情，共有超过100万人次感染，而死亡人数合计约400。站在2022年的年底回顾，新加坡疫情最凶险的时候，应该还是刚开放的三四个月直面德尔塔变种的时候。

刀枪入库，马放南山？

伴随着奥密克戎病毒对国家影响的减小，新加坡民众的心态也发生了变化。疫情相关的新闻评论区中的赞扬逐渐取代了质疑和抱怨。这种画风的变化，就像世界杯的日本主帅森保一因为球队的战败或者获胜，而一会儿被日本网民斥为“无能”“解任”，一会儿又被赞为“有能”“名将”一样。

这种心态的放松甚至带来了某种“刀枪入库，马放南山”式的懈怠。一些新加坡人在检测出自身阳性后，也没有上报给卫生部，而是直接和公司、学校沟通后就居家隔离，而新加坡政府对这一数据的失真也不以为意。

在过渡期一直轻踩油门的新加坡政府，现在更多地扮演起了踩刹车的角色。“没有自由日”，李显龙在今年的讲话中明确表示。“自由日”是英国政府在2021年采取的一种激进的解封策略，造成了短期内感染人数的激增。

而新加坡的过渡期因为德尔塔和奥密克戎变种的侵袭而整整持续了9个月，直到2022年3月，才进一步大幅度放宽了管控措施。边境开放，公共场所恢复营业，保留的政策主要集中在佩戴口罩、安全距离等卫生领域。

然而，新的问题也开始浮现。据新加坡亚洲新闻台报道，一些从事与疫情相关行业的人，正面临失业。一位原本做医院搬运工的60岁老人经过政府的培训，成为了商场的访客登记员，每天的工作是扫描出入人员的“SafeEntry”安全码。在政府宣布停止使用这一应用后，他即将失去工作。

另一位在疫情期间担任安全距离大使的中年人，也因为政府减少工作时间，从全职变成了兼职，收入锐减。很多政府的短期雇工，早先都是因为疫情而失业。而这一次给他们的生活造成困难的，是政策的变 化。

收入差异也是人们对不同防疫政策表态不一的重要因素。收入越低的群体，越对管控放松后的堂食、大型聚会活动感到担忧。这是意料之中的结果，对于弱势群体而言，无论哪一种抗疫路线，他们都是抗风险能力更低，需要承受更多代价的一方。

这样的事令人联想起丘吉尔在二战时的名言。也许“共存”并不是结束，甚至不是“结束的开始”，而只是一段漫长结束的开始。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看天下实验室 （ID：vistaedulab），作者：王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