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他们离我们而去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界面文化 （ID：BooksAndFun），作者：潘文捷，编辑：黄月，头图来源：视觉中国

12月的最后几天，噩耗在接连到来——我们接连失去了翻译家柳鸣九、作家西西、历史学者刘统、人艺艺术家郑榕、艺术家尚涛、“高等教育学”学科奠基人潘懋元、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吴冠英、心理学家张厚粲、“美猴王之父”严定宪、儿童文学作家葛翠琳……让这个寒冬寒意更甚。

今年的逝者中，有人缔造历史：英国的伊丽莎白二世亲历大英帝国在非洲和亚洲大部分地区的去殖民化，迎接了冷战的终结，也目睹了英国加入与退出欧盟；苏联末任领导人戈尔巴乔夫“给了所有人自由——但我们不知道该拿它怎么办”。

有人曾开辟新的学科：段义孚在以科学主义为主流的地理学界，强调不能只以客观数据理解地理环境，成为人文主义地理学的奠基性学者；布鲁诺·拉图尔则是科学技术与社会（STS）巴黎学派的开创者和代表人物。

有人则留下了脍炙人口的佳作：倪匡的“卫斯理系列”、让·雅克·桑贝为《纽约客》绘制的插图、三宅一生的服装设计……

在我们这篇十分有限的盘点文章中，2022年文化领域逝者的出生日期集中在上个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其中最年迈的逝者是《没头脑和不高兴》的作者任溶溶，他百岁去世，年轻时曾因为背着家人偷偷参加新四军而改名。最年轻的逝者是1951年出生的刘统，他是“老三届”学生，在工厂当工人时，他想得最多的就是如何改变命运，苦学钢琴，却没有进成文工团；两度高考都因政审而受到折磨。不同时期出生的人们面临着各自的难题，也以热情与意志谱写自己的人生。

《经济学人》的讣告作者安·沃（Ann Wroe）担心，最近几年，逝者众多，讣告的数量会令人无法承受。“逝去的名人并不多，但普通人的死亡太多太多，令我无从选择。”这一年，在人间，数千万的生命熄灭了，或许其中就有你我深爱之人。逝者中有一些在公众心目中得到反复的纪念与哀悼，另一些逝者让亲朋挚友长久追思怀念，也有人或许已被遗忘。即便如此，没有一个生命曾经白活，或多或少，世界已经因他们而改变。

在2022年年末，界面文化和大家一起回望这一年远去的文化界人士。

华人篇

张洁

作家

1937年4月27日~2022年1月21日

2022年初，曾两度获得茅盾文学奖的作家张洁离开了我们。《爱，是不能忘记的》深入当代知识女性的内心，这是“文革”之后第一篇触及婚外情题材的作品，在当时引发了热烈讨论，也开启了新时期的“爱的话语”，带动了一种以爱情婚姻生活为主要内容的个人化写作潮流。 

1985年，张洁以反映工业经济改革的《沉重的翅膀》获得第二届茅盾文学奖；2005年，她又凭借《无字》获得第六届茅盾文学奖，作品讲述了女作家吴为及其家族几代女性的婚姻故事，以及中国近百年间的风云际会。1992年，张洁被选为美国文学艺术院荣誉院士。作家王安忆曾经谈到，张洁的写作“真正地有一种自觉的女性觉醒意识”，她认为最早有这种意识的是丁玲，“但新时期文学里，张洁一定是第一人。”

易丽君

波兰文学翻译家

1934年12月4日~2022年2月7日

2月，波兰文学翻译家易丽君离开了我们。她为改革开放后，中国读者了解波兰文学做出了贡献。在上个世纪90年代末，她就与丈夫一起翻译了奥尔加·托卡尔丘克的作品《太古和其他的时间》和《白天的房子，夜晚的房子》，直到作家获得2018年诺奖，易丽君及其译作才为公众所知。《世界文学》主编高兴谈到，翻译托卡尔丘克的作品具备很高的艺术修养及很深的语言功底，方能与作者的综合素质相匹配。除此以外，易丽君还曾经翻译过米沃什、密茨凯维奇、贡布罗维奇等重要的波兰作家。

其实，翻译只是易丽君生活的一部分。她常年在北京外国语大学东欧语系从事波兰语教学工作，还曾经因为人才培养和学术研究上的贡献，而获得波兰文化功勋奖章、波兰总统勋章、“波兰语言文化大使”称号。2018年，她更是获得了中国翻译家协会颁发的翻译界最高奖——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易丽君离世后，历届学生共上百人去参加了她的葬礼。

罗新璋

法语翻译家

1936年~2022年2月22日

上大学二年级时，罗新璋因为傅雷的《约翰·克利斯朵夫》开始对翻译产生兴趣。毕业后，罗新璋服从分配参加工作，每天和订单发票打交道，这种状态让他有一种走投无路之感。在这种环境下，他决定专门研究傅雷译本。开始的时候，他下班有空就把傅雷译得好的句子记在法语书上，不知不觉，这种逐句抄写竟然抄了两百多万字。后来他形容自己的这种学习方法是“笨人用笨办法”。

罗新璋曾经在外文出版社《中国文学》编辑部将中文作品翻译成法语的工作，成为翻译家杨宪益、戴乃迭的同事。1973年，罗新璋赴法从事文物展的翻译工作，在巴黎国立图书馆，他看到了善本室珍藏的巴黎公社公告原件，接连四十余天，每天四五个小时，把公告原件抄录下来，再逐字校对，回国后把这389份公告译成中文出版。之后，罗新璋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在钱钟书的建议下，开始翻译自己想要翻译的作品。

他先后翻译了《红与黑》《列那狐的故事》等著作。后来翻译家柳鸣九说：“我生平有一志，只想译出《红与黑》来，但得知他（罗新璋）在翻译《红与黑》后，我心服口服，从此断了这个念想。”翻译家罗国林也表示，有出版社约他重译《红与黑》，但因为“有罗新璋的译本在先”，自己就没有接受。

生前，罗新璋认为时下翻译的速度太快了。他听说现在的大学老师如果不上课，一天可以译三千字，但是他自己翻译《红与黑》时每天只能译500字。而且以前的翻译总是要改三四遍，但现在有些译者一遍就发给编辑了。他认为，文字要推敲才有质量。

周广仁

钢琴演奏家、教育家

1928年12月17日~2022年3月7日

小时候，周广仁每个月的学琴费用要靠自己赚取——她的老师是意大利钢琴家梅百器，每个月的学费要20美元，于是她每个月给20个学生上课来凑学费。在德国战败将要离开中国时，她凭借给一位德国太太演奏了莫扎特《d小调钢琴协奏曲》和肖邦《第一协奏曲》，获得了一架钢琴。

作为文革后第一位走出国门的音乐家，周广仁到美国进行学术交流，并举办了数场钢琴音乐会。并在1981年担任了美国第六届范·克莱本国际钢琴比赛评委。1982年的5月，刚刚归国的周广仁却遭遇了意外：在搬琴的过程中，她的右手意外受伤，三个手指最终保留了两个。在断指一年零两天后，周广仁重返舞台的音乐会在北京大学礼堂举行。即使在意外过去几十年以后，直到90岁高龄，虽然依旧能够感受到疼痛，周广仁还是天天练琴。

周广仁生前被誉为“中国钢琴教育的灵魂”。自1949年在中央音乐学院华东分院任教开始，她教学近70年，培养出一大批钢琴演奏家和钢琴教育家。她的学生之一但昭义，是李云迪、陈萨、张昊辰等钢琴家的老师。她在范·克莱本国际钢琴比赛、利兹国际钢琴比赛、滨松国际钢琴比赛等重要赛事中担任评委。1994年，周广仁还参与创办了“中国国际钢琴比赛”，并被推举为评委会主席。晚年时，她也依然经常出席国内的钢琴比赛、钢琴教学的研讨会，以及一些教师和学生的音乐会，走路需要人搀扶或者坐轮椅，但是只要有人邀请，即使是小小的音乐会她也愿意出席捧场。

吴祖强

作曲家

1927年7月24日~2022年3月14日

“你们是中国人，回去是要发展你们自己的文化的。”1953年，吴祖强在苏联莫斯科国立柴科夫斯基音乐学院理论作曲系深造时，一位老师这样告诉他。吴祖强思考如何把中国民族音乐传统和西方交响乐进行融合。1957年，他完成了《C大调弦乐四重奏》，在其中把中国民歌的情调与欧洲传统和声复调结合在一起。这首曲子后来在苏联国家广播电台录音播放，还由苏联国家音乐出版社出版了总谱。

毕业归国后，吴祖强在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任教，历任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副院长、院长。吴祖强曾与杜鸣心等合作创作了《鱼美人》、《红色娘子军》等芭蕾舞剧音乐，他也尝试将中国传统的民族乐器琵琶作为主奏乐器与西洋管弦乐队结合，与刘德海合作的琵琶协奏曲《草原小姐妹》正是在这种尝试中得到的结果。他还改编过阿炳的二胡独奏曲《二泉映月》和《听松》，创作了一些独奏、独唱曲和电影、话剧音乐。 

吴祖强在94岁高龄去世。生前接受采访，在谈到生命的流逝时，他曾说：“只要自己尽力而为，不糟蹋时间，多做些事就好！”

蓝天野

北京人民艺术剧院表演、导演艺术家

1927年5月4日~2022年6月8日

蓝天野原本学习的是油画，后来受到姐姐的影响，投身革命工作，并且参加了北平进步戏剧运动，并以中共地下党人的身份走上话剧舞台。1952年，北京人艺成立，他成为了第一批主要演员。他曾在经典话剧《北京人》《茶馆》《蔡文姬》中饰演重要角色，塑造了众多鲜明的人物形象。离休后还出演了《封神榜》中的姜子牙、《渴望》中王沪生的父亲等角色，曾获得中国话剧金狮奖荣誉奖、中国戏剧奖终身成就奖、七一勋章等荣誉。1962年起，他师从国画大师李苦禅、许麟庐，主攻写意花鸟，兼作人物画，并曾多次举办画展。

在回忆录《烟雨平生蓝天野》里，蓝天野说自己“一直有个观念——我干什么，就干干脆脆、全心全意地干。表、导演专业都属于艺术创造，不是一种职务，怎么都是干，我在职不一定有事干，不在职我也闲不住。”这种实干的精神使得他不仅在工作时兢兢业业，在六十岁退休以后，还持续在舞台上、在幕后、在国画领域发光发热。

倪匡

小说家、编剧

1935年5月30日~2022年7月3日

倪匡与金庸、黄霑和蔡澜一起被并称为“香港四大才子”，他也是亦舒的哥哥。倪匡从华东人民革命大学肄业，自1957年由中国内地移居中国香港地区，1992年移民美国旧金山，并在2007年返回香港。1957年到香港之后，倪匡为生计开始写作，并于1962年在金庸的鼓励下开始用笔名“卫斯理”写作科幻小说，代表作品有《蓝血人》、“卫斯理系列”、“原振侠系列”、《精武门》等。倪匡的科幻小说深受几代人的喜爱，甚至吸引到了诸多作家模仿其写作风格，他的小说创作理念——“文字要浅白，情节要动人，寓意要深刻”——也影响了后来的不少科幻作者。

倪匡与香港许多文化界人士交往颇深，一生看重朋友情谊，他曾自述平生得意事有二：“屡替张彻编剧本，曾代金庸写小说。”金庸曾经盛赞倪匡的才华：“无穷的宇宙，无尽的时空，无限的可能，与无常的人生之间的永恒矛盾，从这颗脑袋中编织出来。”一次金庸在出国期间找倪匡做“枪手”，代写《天龙八部》连载。倪匡率性爽朗，两人之间彼此欣赏，相爱相杀，留下一段嬉笑江湖的佳话。

张北海

作家

1936年~2022年8月17日

张北海出生于国民党官员家庭，新中国成立后，13岁的他随家人从北京迁往中国台湾地区，师从叶嘉莹学习中文。1962年前往洛杉矶南加州大学攻读文学硕士，在这期间他深受60年代民权运动影响，放弃博士学习，过着吉普赛式的漂泊生活。他在花店、加油站打零工，做各种各样的工作。

纽约与北京，作家张北海重要的书写地点。1972年，他定居纽约，在联合国担任了20多年的翻译与审校工作。60岁以前，张北海的写作以散文为主，以幽默的笔调持续二十余年书写自己的纽约观察，谈牛仔裤、摇滚乐、迪士尼乐园、《纽约时报》的讣闻，也借美国掌故说台北往事，这一系列文章收录于2015年在中国大陆出版的《一瓢纽约》中。

从联合国退休后，他的写作对象从当代纽约转向1936年的老北平。他曾提到，《侠隐》故事发生的30年代末期，是北平最美好的“金粉十年”，是“有钱人的天堂，老百姓的清平世界”，而本书的主题除了老北京的消逝外，还有“侠的终结”。2018年姜文将该作品改编为电影《邪不压正》。

任溶溶

儿童文学作家、翻译家

1923年5月19日~2022年9月22日

任溶溶原名任根鎏，出生于上海。他的英文译著有瑞典作家阿斯特里德·林格伦的《长袜子皮皮》、英国作家詹姆斯·巴里的《小飞侠彼得·潘》、美国作家E.B.怀特的《夏洛的网》等。学习俄语后，任溶溶又翻译了《古丽雅的道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卓娅和舒拉的故事》《海鸥》等苏联文学作品。他通过课本和意语版的《毛主席语录》学会了意大利语，学习的主要目的是翻译他从小喜爱的意大利童话《木偶奇遇记》，后来果然译成了。

由于在文学翻译上的贡献，2012年，任溶溶被中国翻译协会授予“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除了翻译，任溶溶还进行了儿童文学创作。他最受孩子们欢迎的作品之一《没头脑和不高兴》是在上海咖啡馆里花了半小时写成的，主人公是一对活宝：一个做什么都丢三落四，另一个总是别别扭扭不高兴，故事讲述了他们两人遭到奇遇后决心改正缺点的故事。后来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将其拍成了动画片。任溶溶曾经回忆，他有一次坐公交，遇到一个小女孩给自己爷爷复述《没头脑和不高兴》的故事，任溶溶很高兴：没有什么比小朋友的喜欢更令人开心的了！

林毓生

思想史家

1934年8月~2022年11月22日

中学时，林毓生阅读“五四”时期人物的作品，思考同胞的苦难和中国的缺陷。上大学时，他选择了历史系，想要从历史中找出中国的病根。但台湾大学历史系就读时，林毓生却发现，自己当初的志愿与实际历史研究活动两者之间距离很远，“几达毫无关系的程度”，因为“白色恐怖”之下人们对政治非常冷漠。彼时，刚从哈佛大学访学归来的殷海光给了他很大的启发和指导，他“深感兴趣的学术探索与内心深处的救国情怀变得可以合情合理地汇通了”，于是开始关注自由主义在近现代中国的前途。

在大学期间，林毓生读到了经济学家、政治哲学家哈耶克的著作《通往奴役之路》，他形容这是自己“这一生最重要的分水岭，也是我一生中最大的运气之一”。1960年，林毓生赴美国芝加哥大学深造，师从哈耶克，研究中国自由主义的失败。也是从那时起，他开始向中文世界介绍哈耶克的学说。林毓生从七十年代开始在美国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校区教学。

八十年代，他的作品开始在中国大陆流行。在《中国意识的危机》《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等著作中，他认为按照哈耶克的政治方案，自由主义不能简单否定传统，否则就会使由传统的演进而“自发”形成的权威遭到破坏，容易让以“借思想文化解决问题”的形式出现的、理性主义的整体观来填补空白。

柳鸣九

法语翻译家

1934年~2022年12月15日

虽然以翻译家的身份为公众熟知，但柳鸣九其实把自己涉足的领域进行过划分，法国文学史研究和文艺理论批评是主业；编书、写散文、翻译是副业。

柳鸣九在学界重要的贡献，体现在若干次“重新评价”之中。1934年全苏作家代表大会上，日丹诺夫给20世纪资产阶级文学进行过论断：“现在，无论题材和才能，无论作者和主人公，都在普遍堕落……沉湎于神秘主义和僧侣主义，迷醉于色情文学和春宫画片，这就是资产阶级文化衰颓与腐朽的特征。”在1978年5月进行的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之后，柳鸣九获得了机会，在当年11月的全国第一次外国文学工作会议上，就重新评价西方现当代文学做报告，并且得出了和“日丹诺夫论断”完全不同的结论，这份报告使得柳鸣九名声大噪。

这之后，柳鸣九又“重新评价”了萨特。在1980年萨特去世后，柳鸣九写了一篇悼念文章《给萨特以历史地位》，文中称：“萨特是属于世界进步人类的”“我们不能拒绝萨特所留下来的这份精神遗产，这一份遗产应该为无产阶级所继承，也只能由无产阶级来继承。”之后，他还编选组译了《萨特研究》，该书一时洛阳纸贵。

重新评价“信达雅”则是柳鸣九在翻译理论领域的一项努力。“信达雅”是《天演论》译者严复于1898年提出的，这成为了一直以来人们心目中的翻译标准。但柳鸣九看到，对“信”的绝对盲从，一定会损伤“雅”和“达”。因此，柳鸣九不建议用这三个标准，而是用钱锺书的“化境”说来衡量翻译的优劣。

虽然认为翻译是副业，柳鸣九的译作总字数也超过了百万，其中就有《莫泊桑短篇小说选》《局外人》《小王子》等名著。生前他曾经告诉媒体：“秘诀就是要舍得下笨功夫，舍得投入时间。”

西西

作家

1938年~2022年12月18日

西西原名张彦，生于上海，一九五零年随父母定居香港。初中时，她就开始投稿香港的报刊、杂志，后来又涉足诗、小说、散文、童话、翻译、影评、剧本等多种写作。学校毕业之后，西西成为一名小学教师。在70年代，她创作了一个关于“我”的香港故事在报刊上连载，后结集成同名小说《我城》，以中学毕业生阿果的童稚眼光看香港草根百姓的生活百态，书出版后恰逢香港教师过多，西西获得批准得以提早退休以便专心读书写作，后来又因80年代教师短缺又重新开始代课或者上短课。

52岁时，西西因乳癌入院，并把自己治病的过程写成了《哀悼乳房》一书，手术后她的右手失灵，从此改用左手写作。1996年，长篇小说《飞毡》出版，西西以轻盈的方式写下巨龙国的南方“肥土镇”——香港——一百多年间的种种变迁，从《我城》到《飞毡》，她的“肥土镇”书写开创了香港本土城市文本先河，王安忆曾评价她西西是“香港的说梦人” 。

除了重视香港本土经验，西西对西方文学思潮保持着关注，她从上世纪六十年代开始就已经迷上现代派文学，阅读卡夫卡、卡尔维诺和博尔赫斯，她也比较早就关注了内地文学中的先锋派。除此之外，西西还在世界各国旅行与观察，这些都在她的文字中留下了痕迹。

西西创作的两部长篇小说关于18世纪历史的重新想象：《哨鹿》写作的是康乾盛世，《我的乔治亚》则关注英国乔治亚时期，两本书写法不同，但又有相通之处。西西曾对媒体说：“乾隆时代是清朝最兴盛的时期，但也种下许多问题，盛极转衰。英国的乔治亚也是这样。”

生前，在2021年，西西还出版了自己的最新创作的小说《钦天监》。今年出版的《白发阿娥及其他》收录了西西横跨20年写作的有关衰老的八个短篇故事。

刘统

上海交通大学历史系教授

中共党史和军事史专家

1951年9月1日~2022年12月21日

刘统是山东大学历史系中国古代史专业1978级研究生。作为一名“老三届”学生，在山东大学，刘统师从王仲荦，学习魏晋南北朝隋唐史。1985年，刘统考入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跟随谭其骧从事中国古代历史地理研究。毕业后，刘统进入了中国军事科学院，他在图书馆看到了丰富的战争档案，于是开始转向中国近代史研究，在军科院15年时间，他白天处理工作，晚上进行业余研究，在不少师兄朋友都已经成名时，他还坐着冷板凳。他曾这样谈及自己的转向：“中国现代史真是一片处女地，有那么多问题值得研究。而我又具备了别人不具备的研究条件。”

1992年，刘统开始创作《北上——党中央与张国焘斗争纪实》一书，此书后来在2004年出版，经过这段时间的厚积薄发，这部著作在党史、军史界以及普通读者之中都颇具反响。随后刘统来到上海，担任上海交通大学历史系教授。他随后相继又写作了《中国的1948年——两种命运的决战》《战上海》《大审判——国民政府处置日本战犯实录》《火种：寻找中国复兴之路》等作品。生前，他的心愿就是“把建国前的历史全部穿起来”。

刘统研究现代史时，擅长用研究古代史的方法，注重细节和考证，因此显得客观中立。进行创作时，刘统还效仿《史记》，把研究成果融汇到讲故事、刻画人物之中。他的“通俗化”“大众化”道路成就较高，据媒体报道，作为一本学术专著，《火种》出版3个月就发行了10万册。在学校，学生们认为刘统讲课深入浅出、生动有趣，因此，在2009年他获得了上海交通大学“最受学生欢迎教师”奖。

郑榕

表演艺术家

1924年6月5日~2022年12月24日

郑榕属于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第一批主要演员，凭借在北京人艺保留剧目《茶馆》中饰演常四爷和《雷雨》中的周朴园形象深入人心。从1958年到1992年间，在34年时间里，《茶馆》演出了374场，郑榕也扮演了374次常四爷。他扮演的这一形象和于是之扮演的王掌柜、蓝天野扮演的秦二爷，共同成为中国话剧史上最经典的“仨老头儿”形象，郑榕也是三者之中最后一位逝世的。

除此之外，他也是电视剧《西游记》中的太上老君、《三国演义》中的孔融、《唐明皇》中的姚崇。93岁时，郑榕创作了题为《我对中国话剧的自信从哪里来？》的文章，在其中借英国皇家剧院导演的彼得·布鲁克之口，高度赞扬了民族形式与现代剧相结合的现实主义表演方法。他曾谈到：“中国话剧的立足点是中国大地，根基是中华民族的精神，离开了这两点，还看什么呢？”

国际篇

乔治·克拉姆

美国作曲家

1929年10月~2022年2月6日

克拉姆以其打破传统的乐谱挑战了音乐家和听众——他在音乐中加入了很多奇特的东西，体现出先锋派的原创精神。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是克拉姆最为活跃的时期，那时候，人们一度把他和约翰·凯奇并列。1968年，克拉姆的管弦乐套曲《时光和河流的回声》获得了普利策音乐奖，这个作品的乐谱上写明，每个乐章都要有一部分音乐家按照规定的模式和方向在舞台上移动。

在1970年，他以西班牙诗人费德里科·加西亚·洛尔卡为灵感创作了歌曲《儿童的古老声音》（Ancient Voices of Children）。音乐里面有很多令人不安的人声效果，还有双簧管、日本寺庙的钟声、西藏的嘛呢石、曼陀林、竖琴和玩具钢琴等。被大卫·鲍伊列为最喜欢专辑之一的《黑色天使》（1970年）也是克拉姆的名作，这是一部反映越南战争的作品。1971年，一位海洋科学家录制的鲸鱼叫声激发了《鲸之声》（Vox Balaenae）的创作，他在这部作品里融合了鲸鱼的叫声，克拉姆还指定作品要在蓝色灯光下进行表演，表演者要戴黑色的面罩，以象征“大自然无情的力量”。

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克拉姆一度遭遇创作瓶颈。在2000年后又找到了新的能量。在这一时期，他创作了一系列美国歌曲集。2001年，他因《Star-Child》（1977年作、1979年修改）获得了格莱美最佳当代古典作曲奖。《纽约时报》讣告称，克拉姆拒绝西方现代音乐的12音技法，创作了简洁而色彩丰富的作品，展示出从平静到梦魇的丰富情绪。《华盛顿邮报》讣闻则称他的乐谱里“有作曲家的头脑和诗人的手”。生前，克拉姆告诉听众：“音乐里有苦恼和爱，甚至有痛苦；它是我们世界上所有东西的混合体。”

三宅一生

日本设计师

1938年4月22日~2022年8月5日

1945年的原子弹爆炸事件令三宅一生开始思考生命之本质，这也成为了他时装设计事业的起点。

1968年，在为巴黎的纪梵希工作时，三宅一生又目睹了市民们在五月革命期间公开发表意见，他意识到自己想为更多人制作舒适的衣服，让身材普普通通的人也能拥有穿衣的乐趣，于是创造出了“一块布”的概念，指的是用一块布料来制作合身的衣服。

三宅一生著名的褶皱状衣服没有高级成衣一向平整光洁的样子，而是用日本宣纸、白棉布等材质创造出各种肌理效果。日本哲学家鹫田清认为，这样的设计把年龄、地位或国籍等属性都剔除得一干二净，直接指向了“人要如何自立于世界”这个根本命题。由此，三宅一生通过服装体现出了二战后冷漠的政治氛围中寻求人与人之间互相理解的愿景。

让·雅克·桑贝

法国插画家

1932年8月17日~2022年8月11日

“当我开始画画的时候，我想画幸福的人们。画一些关于幸福的人们的幽默的漫画。”桑贝说。桑贝本人的童年并不幸福，“我的童年并不快乐，甚至可以说是凄惨和悲剧性的”，儿时的他生活拮据，像逃跑一样不停搬家，继父时常醉醺醺回家引发家庭战争，面对种种无奈，他曾用“大笑不止”来面对，甚至后来拿来开玩笑。他说，妈妈给了一个巴掌，扇得那么用劲，自己头撞到墙上，就像一共吃了两记耳光。

在这种生活环境中，桑贝把家里的无线电台当做救命稻草，从音乐中寻求拯救。他一直梦想着成为爵士乐队成员，可是家里没有钱让他学习乐器。相比之下，画画就简单得多了，只需要纸和笔。十二岁时他开始画画，卖出的第一幅画作是无家可归的小狗在大雨滂沱中拖着一口锅。

其后，桑贝为《纽约客》杂志画了100多个封面插图，画风清新自然，天真可爱。他和勒内·戈西尼共同创作的《小淘气尼古拉》系列讲述了法国小顽童的故事，充满了童真的奇思异想，在成人与孩童之间，孩子的率真和直言永远胜利。该系列作品在全球卖出了1500万册。

桑贝一生创作与合作编写了30多本书，被译为37种语言，为全世界许多地方的读者带去快乐。他曾经谈到，成为一名优秀艺术家的秘诀，就在于必须看到所画之人的内心。

段义孚

美籍华裔人文地理学家

1930年~2022年8月10日

西方学界流传着这样一个说法，“黑人研究黑人问题，妇女研究妇女问题，中国人研究中国问题，只有白（男）人研究everything（所有的问题）。”段义孚打破了这样的陈见，投身学科贯通性问题，到20世纪的后20年里，Yi－Fu Tuan的名字已经蜚声于人文地理学界。

段义孚是人文主义地理学的奠基性学者，在以科学主义为主流的地理学界，他强调不能只以客观数据理解地理环境，更需引入人类感官与情感来探索空间的意义，并先后提出了“恋地情结”、“空间与地方”等重要术语，影响了代代学人。除了对人文主义的强调，段义孚也推崇“浪漫的地理学”概念。在大多数人看来，“浪漫”与“地理学”似乎两相矛盾，地理学更像脚踏实地、为人类生存而创的学科，不过他认为，注重细节的地理学需要与浪漫且先验性的洞察力为伴——“无论是像威廉·华兹华斯所说的‘仿若那寄寓于落日灿烂余晖之中的、渗入万物魂灵的虚无缥缈’，还是如爱因斯坦说的‘宇宙的音乐’。”

2012年，段义孚获得了瓦特林·路德国际地理学奖（Prix Vautrin Lud，此奖被认为是地理学界的诺贝尔奖），评委将他比作地理学界中圣·埃克苏佩里的“小王子”。这同他学术研究中丰沛的想象、娓娓道来的写作风格有关，也揭示出他在学界出名的温柔谦逊以及如孩童般的天真人格。

布鲁诺·拉图尔

人类学家、哲学家、知识分子

1947年6月22日~2022年10月9日

拉图尔是科学技术与社会（STS）巴黎学派的开创者和代表人物，研究领域横跨哲学、人类学、宗教、科学等多个学科。他认为，当前关于现代性、反现代性、后现代性的争论，都深陷于现代性所奠基的二元对立（主体与客体、自然与文化、人类与非人类）的错误之中，事实上，现代人在实践中从来没有停止过制造杂合体——那些既属于自然又属于文化之物。基于此，拉图尔以“科学论”的工作为基础，建构出了一种不同于后现代主义的“非现代”立场，他力图在实践中将人类与非人类这对范畴联结起来，打破自然与历史之间的割裂和前现代、现代与后现代之间的分裂。

在生前出版的最后一部著作《大封锁之后：一部变形记》中，拉图尔对新冠疫情进行了反思。他认为，我们无法完全消除引起疫情危机的元凶——病毒，总是会暴露在某种程度的感染可能之中，这显示出了人们把自然外部化的失败。疫情提供了一次机会，让我们看到为什么诸如进步、扩张、划定疆域的现代情感并不一定正常，而人类、白蚁、岩石和河流之间的共享关联和关切应该被提上日程。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界面文化 （ID：BooksAndFun），作者：潘文捷，编辑：黄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