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骂、摇滚和夜生活：从老工体到新工体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界面文化 （ID：BooksAndFun），采写：潘文捷，编辑：黄月，头图来自：视觉中国

北京卫视2023跨年之夜的会场设立在北京工人体育场，这也是“新工体”自改造复建以来首次全方位亮相。历时两年多，北京工人体育场改造复建项目足球场主体工程建设任务完成。待周边环境整治和商业设施建设收尾后，北京国安队也将在2023赛季重回工体。

1959年，在一片芦苇坑上，老工体正式竣工。这座建筑成为了当时北京的“十大建筑”之一，也被誉为“芦苇坑上的奇迹”。为满足举办重大活动的需求，工体建成后先后经历了4次改造，而最近这次改造是工体历史上最为重要的一次，它成为了“全国首批、北京首座”国际标准专业足球场。除了足球场以外，其他区域将建设为城市体育公园和湖区，并将连接北京地铁3号线、17号线，建设成工体商业配套设施。

一甲子以来，老工体承载着无数球迷、歌迷以及普通居民的生活记忆。这里诞生了中国最早的球迷，是北京国安的主场；这里见证了不少歌手的引吭高歌和粉丝的激动落泪；这里还催生了不少酒吧与俱乐部，成为北京的娱乐中心……

足球与“京骂”

1985年5月19日，在一场比赛打平就能出线的情况下，国足在北京工体1：2输给香港队，无缘世界杯。比赛结束瞬间，工体陷入死寂，紧接着响起了愤怒的呐喊，人们高呼“中国队解散”、“曾雪麟（中国队教练）滚蛋”等口号，抄起面包、汽水瓶、被拆坏的木头凳子，朝着开始退场的中国队球员扔过去。在球场外，球迷把工体团团围住，要求中国队“滚出来”。

这一事件引发了国际媒体的广泛关注。法新社以“中国人终于开始与世界接轨了”为题谈到，印象中只讲阶级感情的中国人，也会为足球痴迷！他们认为，“5·19”标志着“中国第一次有了真正意义上的球迷”。

工体不仅见证了中国球迷的诞生，也承担着北京国安主场的责任。自1992年北京国安俱乐部成立以来，除了1994、1995年以先农坛体育场为主场、2006年至2008年以丰台体育中心为主场之外，其余时间都以工体为主场。2013年，微博上流行的“中超四大惹不起”之一就包括“主场的国安”。在比赛日，球迷们通常会身着绿色助威服，身披绿色围巾，涌向工体。球迷占据整条工体北路，人潮绵延三四站地，往一个方向涌动，歌声此起彼伏，直到消失在建筑物里。国安上座率极高，所以在主队球员入场时，全场球迷会起立举起绿色围巾，远看仿佛遮挡住看台的一堵墙。

曾有不少助威口号和歌曲响彻工体。在《瓷们，工体去！——北京国安青年球迷亚文化研究》一文作者刘佳的心目中，工体可谓是“京味儿”“京腔儿”最浓的几个场所之一，“这是哪儿？北京！”“你来！我们！主场！bb！干什么！”虽然有人认为这些口号是在宣扬北京的优越感，但刘佳认为，喊出这些口号的球迷并非无端挑衅，而是捍卫着作为“家乡”的北京，是某种对集体记忆的追忆和缅怀。

不论是裁判出现争议判罚、对方球员有危险动作、双方球员起了冲突，国安球迷会齐刷刷地开骂。面对黑哨、放水等现象，球迷们报之以分贝数极高的京骂。如果对方拖延比赛时间，球迷们就会大喊“不踢滚蛋！”“某某SB”等。有时候这是对比赛公平公正的向往，有时候则与足球无关。2019年一篇走红网络的文章《北京工体嗷嗷叫的人类》认为，“骂人是因为生活压力太大。”刘佳也认为，国安球迷“在整齐的口号声中表达着自己的不满，也是对场外各自面对的不同程度的生存困境下的不满最直白的宣泄”。

2020年6月1日，《北京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正式施行，该条例规定“以谩骂、起哄等不文明方式扰乱文化、体育等大型群众性活动秩序的，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处警告或者200元以下罚款”，这意味着“京骂”会受到法律法规的制约。不过，从那时起，工体一直处于修缮状态，令人好奇的是，在“文明观球”和“地域文化”之间，新工体会再现排山倒海的“京骂”吗？

图片来源：工体官网

摇滚与巨星

“每次赛球的时候，工体周围会有很多警察，外面很远的地方都能听到里面的球迷在骂人。”中国第一代电台DJ和俱乐部DJ张有待告诉界面文化，在他眼中，北京工人体育场最重要的事件是国安在这儿踢足球，但他还说，“每次要是有大型音乐会，工体附近也是挺热闹的。”

从历史上看，工体见证了一代代巨星的升起。张有待回忆道，1985年西方乐队第一次来华演出的威猛乐队演唱会、1986年5月为“世界和平年”举行的《让世界充满爱》演唱会，这些举办场所虽然被称为“工体”，但实际上是工体隔壁的工人体育馆。“靠西边的是工人体育馆，东边的才是工人体育场。体育馆在场地内，体育场是露天的演出，气氛是不一样的。”

“世界和平年”首届百名歌星演唱会上的崔健

工人体育馆只能容纳几千人，在鸟巢之前，可以达到数万观众规模的场所只有工人体育场。如果一个歌手能在工人体育场举办演唱会，就说明他们受观众欢迎的程度很高。张有待说：“那时候没有‘流量’这个词儿，现在可以说只要你能在工体办演出，就说明你够‘流量’了。”

在北京卫视2023跨年之夜晚会上，不少嘉宾都在某种程度上有一种工体情结。歌手杨坤表示；“在工体歌唱，其实是我们每一个歌手的终极梦想。在工体演出，拥有无与伦比的仪式感。”

参加当晚演出的还有摇滚歌手崔健。2016年，《新京报》曾以“从工体馆唱到工体场，崔健用了30年”为题报道了崔健的“滚动三十”演唱会。文章称，1986年，崔健在北京工人体育馆舞台上以嘶吼的《一无所有》，开启了中国摇滚乐的一个时代。而到观众容纳量要多得多的工人体育场演出，是崔健对“过往三十年摇滚之路的总结，也标志着一个全新征程的正式起航”。

在张有待心目中，工体标志性的事件有两件。一是2002年作为“中日邦交正常化30周年”时日本摇滚乐团GLAY的演出。“他们来的时候规格非常高，所有的灯光、音响，装了好几个集装箱，全部都是从日本运来的。而且整个现场演出的效果是和在日本的时候是一样的。最后舞台还升了起来，只有在工人体育场这样的场地才能达到这样的效果。”据他回忆，原本GLAY的演出在北京可能卖不出那么多票，“但那次可能是因为中日邦交正常化，有相关的机构赠票，人来得真的是挺多的。”

张有待记忆中另一件标志性的事件，就是2016年崔健“滚动三十”北京演唱会，当时演唱会舞台设计是由建筑师马岩松操办的。但崔健的经纪人在接受采访时称，崔健追求完美，“连乐器的品牌、型号都要再三确认，歌单也是改了又改，只为给大家呈现一场30年以来自己最满意的演唱会。”由此也可见他对工体演出的重视程度。

那一次，张有待也在现场，他记得崔健邀请到了英国乐队警察乐队（The Police）的鼓手Stewart Copeland当嘉宾。“那一次做得规模比较大。因为在之前，国内的灯光、音响设备达不到在体育场办演出的能力。现在都可以做到了。”

“我觉得工体只适合摇滚乐演出，在这里演出流行音乐显得没有太大的活力和激情。”张有待补充说，“场地那么大，要调动起上万观众的热情，只有摇滚乐才有这样的冲击力。”

日常与娱乐

1959年，工体迎来了它的第一场大型赛事——第一届全国运动会。之后，不仅第一届、第二届、第三届、第四届、第七届全运会均在此举办，到了1990年，全国瞩目的亚运会也是在这里开幕的。如今，工体得到了建成之后最大规模的保护性改造，也是为了迎接2023年亚洲杯足球赛的举办。这些都是具有标志性意义的重大事件，但在北京交通大学建筑与艺术学院教授、建筑系主任盛强认为，我们不能太依赖“标志性”，因为“标志性”常常意味着象征性或临时性，在他看来，我们也要思考“日常性”。

盛强回忆起小学初中时，自己会和同学约在工体外面露天的三角地踢球。“那时候，在北京本身就挺难找到比较开阔的地方。你可以看到北展广场有跳广场舞、放风筝的，天安门广场没有装栅栏的时候也是这样。”在盛强眼中，工体是城市中的一个场所，它的场所记忆是多方面、多维度的。

“高中时我在工体看过球，那是1997年甲A联赛，北京国安主场9比1大胜上海申花，北京人简直赢疯了。”他回忆说，“这么多人看完了球，都需要发泄和消费，会在周围晃很长时间，可能就在工体周围或者三里屯的小饭馆嗨起来了。”

1959年的北京工人体育场（图片来源：Wikipedia）

张有待提到，工体对北京的夜生活非常重要。2000年之前北京没有酒吧，大家也不知道还有这种玩法。那时候，“工体有球赛、有演出的时候才会有很多人，平时比较冷清，灯也没有。但是工体有很大的停车场，周围有很多空房建筑，都是闲置的。”2004年以后，很多俱乐部开张了，有电子的，有地下的，这周边逐渐成为夜生活中心地，变成了三里屯娱乐的延伸。张有待说，“比如，工体最有名的俱乐部Mix大概是在非典时开的，非典之后就火起来了。它做的是hip-hop音乐，之后这种音乐类型慢慢在国内被一些年轻人接受和追捧。喜欢hip-hop的孩子晚上就会去工体跳舞喝酒。”渐渐地，工体附近“成了娱乐中心，成了时尚和潮流人士的聚集地”。

“一个标志性的场所，最好有日常性的价值，这样才是有意义的。”盛强说，国外很多体育场馆建设依托奥运等大型赛事，单在规划设计之初，就会考虑到赛事之后了。比如北京办亚运会而建了亚运村，办奥运会又建了奥运村。很多附属的设施如奥林匹克公园、鸟巢等，已经变成了游客的打卡地和居民休闲娱乐的场所。”

标志性的建筑也给日常的占据提供了某种机会。“城市是既靠规划又靠自组织的，很多日常性的东西会自发形成，比如说美术馆周围就有很多卖美术用品的小店。”早先工体是一个赛事、活动的场所，周边居民也会对空间进行自发使用，“现在我们则在采取一种更主动的方式，在复原工体、增加客容量的同时，也会让地下空间得到充分利用，作为城市商业空间的拓展。”

盛强介绍说，新工体的方案要求完全恢复原貌，也就是说，从场地到建筑，从外面看要和原来的工体一样，所以，不能在三角地上盖房子遮挡工体的建筑，因此新的商业部分会放到地下。盛强的单位参与过新工体的TOD商业部分，就是地下与地铁相通的部分要做一些商业功能，也是考虑到与三里屯商圈的关系。

在他看来，各个城市争着办大的赛事，也是为了利用赛事去促进基础建设；但这些场馆一旦存在，就会有常态化的需求——工体是国安的主场，每个赛季都有多少场比赛；作为建筑，工体也要生存和运营，要均摊成本，也会组织演唱会等活动。但这些活动也不是天天都有，城市有其自身的日常需求，比如买菜、跳广场舞、购物等。“实际上，一个成功的场所拥有不同时空需求带来的功能，才是稳定的。”

参考资料：

《今天的他们与昨日的自己对歌，再一次想对工体说……》

http://ent.china.com.cn/xwtt/detail2_2023_01/01/3773241.html

《从工体馆唱到工体场，崔健用了30年》

https://culture.china.com/art/music/11170653/20160818/23316247.html

《1986年·思想解放，始于工体》

http://news.163.com/special/00014DRO/worldcup86.html

刘佳：《瓷们，工体去！——北京国安青年球迷亚文化研究》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界面文化 （ID：BooksAndFun），采写：潘文捷，编辑：黄月